1.2　研究综述

1.2.1　农村金融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

按照经济学的理解，金融活动如果有效发挥其功能，将有助于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促进经济均衡发展，进而提升社会公平和民生福祉，因此，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金融就成为发展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学者们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平行的关系（Goldsmith，1969；King and Levine，1993；Levine and Zervos，1998）［23-25］，甚至是促进的关系（Levine，Loayza and Beck，2000）［26］，并为此得出了金融抑制不利于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需要有金融自由化的结论（Goldsmith，1969）［23］。

有学者对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原因进行了探究。如Yaron（1994）研究了农村人口不能满足农村金融服务的原因，并提出了农村金融机构获得成功的要素，他们认为农村金融机构获得成功的要素是储蓄、利率、贷款偿还和抵押品［27］。Menakadevi等（2016）研究了农村金融资源的分配对农业均衡发展的影响，并发现人们对农村的贫困性质和程度缺乏更加清晰的认知，指出金融体系中复杂的程序，既受到大量资金流入的影响，也阻碍了农村金融和农业的发展，可将尤其容易受到影响的小农户作为突破口，农村金融的发展不能仅靠信贷还需考虑金融中介的阻碍、政府政策、机构能力、法律、金融市场的有效性等因素，政府应该从金融中介、减贫、消除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政策偏见、直接干预、促进有效金融市场、制度能力等方面解决农村金融发展困难［28］。

有学者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析。Zeller（2006）通过农村金融数据对几种不同类型的微型农村金融机构展开了比较研究，分析了各种类型机构的优劣势以及今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认为市场竞争有助于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效率［29］。Jiao Fang yi和Ren Jiasong（2010）以金融生态系统为基础，研究了农村金融企业动态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灰色数据挖掘模型，确定了农村金融企业三种动态能力的具体构成，农村金融企业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协调、创新能力和持续竞争能力，才能适应农村金融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30］。Eric Osei-Assibey等（2012）从微观角度研究农村金融市场的中小企业融资偏好，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农村金融市场背景下中小企业融资偏好的决定因素。新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低成本、低风险或非正式的融资方式，如内部融资或自助融资。然而，随着企业逐渐成熟，其寻求正式融资的能力增加，从而更有可能偏好或处于更高类别的正式融资中［31］。Abate等（2016）指出从金融机构获取融资可以较好地推动农业技术的采用和使用，但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时往往会根据农场规模和投入类型的不同采取差异化服务，从而使得贷款风险最小，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小农发展权利［32］。Gaisina和Kaidarova（2017）以哈萨克斯坦巴甫洛达尔地区的居民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了金融素养对农村人口储蓄率的影响，他们得出的结论为金融素养水平越高，储蓄率越高［33］。Tania Lopez和AdalbertWinkler（2018）认为在较贫困的农村地区，金融包容性进展缓慢。这通常归因于更高的交易成本，更高的风险和更不利的承包环境，农村金融包容性比城市地区更难实现［34］。Diana Fletschner和Lisa Kenney（2014）回顾了农村妇女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这是农村发展战略关键因素。为妇女设计适当的金融产品以便能够储蓄、借贷和保险，对于加强妇女作为生产者的作用并扩大她们可获得的经济机会至关重要。所以应为解决女性面临的一些限制而引入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包括改善现有的金融服务可及性的技术创新［35］。Coque（2016）建议将金融服务合作社定位为一个有效和可替代的金融服务提供者，从而缓解农村金融市场的失灵问题［36］。Gupte（2017）以印度当前的农村金融市场为例，认为当前社会较贫穷阶层未能从有组织的金融部门充分获得金融服务，当前应当建立一个数字化和无现金经济，通过新技术向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加强农村地区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规范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37］。

国外学者针对农村金融的发展效应展开了系列研究。就农村金融对减少贫困的作用角度而言，Madhu Sehrawat和Giri（2016）针对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国家的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通过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模型，得出金融发展增加了城乡不平等，而贸易开放降低了城乡不平等。短期因果关系证实了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导致城乡INQ［38］。Aviral Kumar Tiwari等（2010）利用1965—2008年的印度年度数据，使用单位根检验和实施ARDL边界测试方法协整检验，得出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消费价格从长远来看加剧了城乡收入不平等［39］。Nicholas（2009）试图用三元因果关系模型研究南非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减贫之间的动态关系。通过因果关系测试，研究发现无论是在短期内还是长期进行，经济增长都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导致南非的减贫进程缓慢［40］。Nadia Yusuf（2014）以印度北部为例研究了农村金融在农业扶贫中的作用，重点研究印度北部农村融资在农业扶贫中的应用，讨论了在印度使用不同的农村融资模式对农村贫困地区的影响，说明了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自助团体在农村信贷中的重要作用［41］。Wagan等（2016）探讨了农业金融对巴基斯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重要意义，研究发现使用农业金融并按时提供投入的农民正在获得更好的生产［42］。Ocasio（2016）利用孟加拉国农村1700多个家庭的调查数据研究性别与社会不平等对农村金融的影响效应，使用面板数据模型来探讨获得信贷、借款人性别和村庄收入之间的经验关联。结果表明妇女虽然能够从小额信贷中受益，但却微乎其微，而较富有的男性借款人从接受小额贷款中受益更多［43］。Quan Yuan（2018）探讨了传统的农村金融在影响效应上存在较大的误差，难以满足农村金融影响效应的需求，提出了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农村金融需求影响效应模型，利用多变量探索因子技术分析财务数据，建立效应模型，该模型能够准确反映需求的影响［44］。

还有学者对农村金融发展的重心与路径进行了研究。Gashaw Tadesse Abate等（2016）以埃塞俄比亚为例，认为持续农业增长是迅速减贫和经济发展的核心，农村金融发展应将重点放在农业技术开发上［45］。Qian和Huang（2016）认为加强农村扶贫金融微观经济组织、金融效率、可持续理论和实证等领域的研究可以为农村金融的可持续、健康、绿色发展提供经验支持、理论参考和决策“风暴”［46］。Gaisina和Kaidarova（2017）建议当局应该为农村人口提供国家资助的金融教育项目，以帮助农村人口提高金融素养［47］。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问题也受到了不少国外学者的高度关注。早期国外学者对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于识别农村金融机构的制度缺陷（如Tam，1988）［48］。近些年研究集中于微型金融的兴起及其相关问题（Tsai，2004）［49］，以及农村的非正规借贷（Li and Takeuchi，2010）［50］。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大多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农村信贷短缺的原因，然后给出政策建议（例如何广文，1999；谢平，2001；高帆，2002；马晓河、蓝海涛，2003；陆磊，2003；张杰，2003）［51-56］。Kennedy（2013）研究了中国农村金融的相关问题，他指出，中国农村金融的发展要结合考虑村、乡、县多方面的特殊情况，由此来制定相应的财政和税收政策［57］。Thorsten Beck、Liping Lu和Rudai Yang（2015）利用中国农村的调查数据，发现获得外部融资与成为企业家的决定和微型企业的初始投资是正相关的，文章还强调了在缺乏有效的正规金融机构的情况下非正式融资的作用［58］。

不少国内专家学者发现农村金融发展中存在各种问题。第一，资金问题。中国农村金融存在较为严重的供需矛盾（杨沅鑫，2018；李宏伟，2018；祝国平等，2018）［59-61］。中国人民银行永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研究组（2017）认为农村金融供求不匹配，农民日益增强的金融意识与现下落后的农村金融设备并未同步，农村本身的金融背景和条件使其除“存”“贷”“兑”以外的业务风险较大，不少金融机构不愿意提供服务，导致农村金融产品单一［62］。覃志立、严红（2018）在研究中发现不仅仅是四川地区，全国有许多地区都存在农村金融结构失衡现象，即大部分贷款都在农村信用社，由于农业银行、农村发展银行、邮储银行对于正规资质的担保公司要求太高，农民从这些银行中获取贷款难度很大［63］。另外农村地区的贷款欠账较多，许多银行撤出，导致农村金融发展大大受阻。刘璐（2018）指出农村金融发展存在信贷投入资金不足，供求失衡，尤其是农村信贷资金供给不足，农民融资困难等现象；体系有待完善，市场风险大；市场不活跃，金融产品和服务缺乏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单一，支农功能不强［64］。第二，农村信用担保机制建设缓慢，农业保险发展滞后（乔东升等，2018；胡静等，2017；刘中升等，2018）［65-67］。王江、梁爽（2017）根据1998年至2015年的湖南农村第一产业GDP数据，通过协整检验、ADF、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农村金融相关率与农村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的关系，金融效率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提出要重视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即鼓励贷款［68］。可是现实却是：即使鼓励贷款，项海苹（2018）认为当下农村的实际情况却是农民拥有土地经营权、林权、住宅使用权，但这些资产受地域、生态环境、使用寿命等因素影响，不能作为贷款抵押物，从而使农民贷款难、资金融通难［69］。第三，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较差，法律体系建设明显滞后，农村信用环境比较恶劣（郭连强、祝国平，2017；陈放，2018；杜文博，2018）［70-72］。人文素质环境落后问题普遍存在。中国人民银行湘西州中心支行课题组（2017）以湖南湘西自治州为例，通过Logit模型，运用SPSS工具软件分析后发现，文化素质越高、与村干部关系越好的农户金融活动越频繁，金融活动频繁意味着农村金融高速发展［73］。陈学军等（2016）在调查中发现农村现下金融生态环境欠佳，具体表现为农民生活幸福指数低、缺乏支撑金融发展的各种要素以及农民信用意识薄弱［74］。而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对于农村金融的发展至关重要。刘敏楼（2016）构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基础、宏观政策、法律、社会资本与文化的OLS模型，发现农村金融发展依赖于金融环境要素，但并没有发现受教育程度对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论与中国人民银行湘西州中心支行课题组的研究成果有些出入［75］。第四，政府支持力度不足，政策制度不够完善，农村金融监管效率低（姚凤阁等，2018）［76］。丁志国等（2016）认为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迫切需要政府的政策和引导［77］。张红波（2018）［78］和洪晓成（2016）［79］都指出了农村风险补偿机制缺失问题。由于农民产业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其价值总是有起伏，金融信贷风险也随之而来，政府没有给予金融机构合理、有效、明确的保护措施，使得农村地区贷款难。且后者认为扶贫的参与主体即政府、国有商业银行、被扶贫群众三者之间协调困难，负责引导和调配的政府、负责融资的国有商业银行之间沟通不畅、分工不明等问题使得扶贫效率低、精准度低。被帮扶群众大多是农民，由于毫无产权、信贷知识储备和投资融资理念，总是长期保持保守态度，导致商业银行与农民的合作无法如计划一般开展。第五，农村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农村金融机构功能配置不合理（陈放，2018；杜文博，2018）［71-72］。第六，金融创新不足，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种类少（程百川等，2017）［80］。王燕红（2018）指出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农村金融制度环境受到严重约束，农村金融创新不足、监管落后，以及农村金融组织制度畸形发展等问题，建议改善农村金融发展环境，完善农村金融市场，政府加大监管，加大支农资金投入［81］。

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供求关系失衡，研究影响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因素成为国内外学者析源所系，从需求侧出发，国内外学者发现社会家庭因素，金融素养因素，风险偏好，家庭经济情况，以及传统观念因素等共同构成了影响农村金融需求的关键词。赵洪丹（2016）认为影响农村金融发展的首要因素是政府和市场，政府支出与农村人均金融资产、农村人均贷款和农村金融风险之间存在“U”型关系，农村人均纯收入对提高农村人均金融资产和农村人均贷款水平以及抑制农村金融流出具有十分显著的作用［82］。李小勍（2018）研究了我国当前出台的财政税收政策是否对农村金融发展起积极作用，得到结论如下：财政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促进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同时税收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金融机构小额涉农放贷的积极性［83］。胡枫、陈玉宇（2012）利用2010年家庭动态跟踪调查的数据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农户借贷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对正规金融机构借贷行为影响更大。户主的年龄与借贷概率和借贷金额的关系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关系。家庭经济情况，家庭人口，家庭耕地面积等因素与借贷概率和借贷金额呈现显著的正相关［84］。彭魏倬加、李中（2016）认为农村土地权利认定能够促进农村金融的内生发展，而且有利于农村金融现代化，后根据实证分析表明，农村土地权益的裁定不仅有利于削弱农村金融对人脉社会的过度依赖，而且能够有效提高农民参与的机会，从而从金融宽度、广度、深度、交易环境四个维度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85］。谭艳芝、李维扬（2018）认为地区差异、子女性别偏好对农村家庭金融行为可能有较大影响，他们采用Probit模型对8596名农户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并采用IV-probit模型规避了内生变量问题。通过分析，他们认为：农村家庭金融行为存在性别差异，有男孩的家庭金融行为活跃度明显更强。但是，拥有男孩的家庭在不同区域间是否发生金融活动的差异不显著，但金融活动的强度存在显著性差异［86］。Weili Ding和Yuan Zhang（2014）提出了“通过儿子投资”假设，并研究了中国300户家庭的数据，利用计量模型进行分析，得出了农村家庭出生一个儿子会增加家庭对农业产业和家庭企业的投资，且会提高家庭借贷给亲戚朋友的数额［87］。姜松、周虹（2018）基于Logit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农业价值链金融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认为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农业价值链金融服务的需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风险偏好恰恰相反［88］。

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重点内容设定与发展路径是国内学者研究的重要落脚点。邓先骐等（2014）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数量在迅猛发展，尤其是村镇银行，盈利空间较大；在区域差异上看来，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一定程度上要比东部地区更快［89］。Chenggang Li等（2017）指出当前中国正在进行农业转型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国家战略能否取得显著成效有着密切关系［90］。万宣辰（2017）重点研究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通过建立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以及加强信息化模式管理等为我国未来农村金融的创新打开新视野［91］。柯畅、柯霖（2018）认为应当将农村金融改革的重点内容设定为金融扶贫与普惠金融体系建设［92］。陈莉（2018）立足于我国农村发展和金融资源利用现状，认为促进农村金融效率最大化是今后的发展方向［93］。姜佳（2018）认为当前如火如荼的互联网金融为农村金融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血液，带来了新的内涵，农村金融机构与互联网金融的深度融合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94］。杨沅鑫（2018）认为农村金融机构必须明确市场定位、深化金融创新、利用保险降低金融风险、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59］。周天芸（2018）认为中国农村普遍存在存款外流现象，政府应该增强金融支农力度，引导农村存款的流向［95］。刘松涛等（2018）认为中国未来可在培育农村金融合作组织、深化农村政策性金融改革、完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发展农业保险、完善农村金融监管等层面合理借鉴日本经验［96］。

近年来异军突起的农村互联网金融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王姣（2018）认为互联网金融具有门槛低、效率高等多重优势，在中国农村发展具有基础优势：一是农村需要互联网金融填补巨大的金融需求缺口，农民有旺盛的融资信贷需求；二是农村互联网金融基础设施加速建设［97］。但是农村互联网金融服务供给依然不足，且农民对互联网金融的认知和使用能力依然较差。张莹、许婷（2018）重点探讨了在“十三五”规划中“互联网+”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迅速，农业生产资金融资日益简化，农产品网络销售比重持续增大，在此背景下如何实现农村金融的良好创新和风险管控，使得发展红利惠及农民［98］。肖冰等（2018）介绍了农村互联网金融的运行模式，分析了当前模式下发展会遇到的问题：如信息体制不健全、对于金融突发风险监管不足和金融安全问题等，提出必须对农村互联网的相关运行机制进行改革的结论，并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99］。童琳（2018）指出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部分互联网金融机构明确将服务对象定位为农村居民，极大地降低了农村金融的进入门槛，并在短时间实现了与传统农村金融的有效融合，可以帮助解决当前农村地区惠普金融面临的困难［100］。Weilian Zeng等（2017）指出移动金融在解决农村金融问题中起着重要作用，比如固定网点不足和过高的交易成本［101］。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可以发现，国外农村金融的发展与中国的国情不相符，许多发达国家的农村金融发展方式是建立在农民人口素质水平较高，地区发展较平衡的情况下的，而我国农民人口素质普遍偏低，农村与城市发展差异较大，且部分落后地区还停留在小农经济时期，因此发达国家的经验对于我国的农村金融发展缺乏借鉴意义。在资金问题上，在贫困地区，资金无论其使用方式受到怎样的限制，都有渠道使用。商业银行具有金融服务的职能，地方政府也是市场金融的使用者，应多与银行搭桥沟通，将有限的资源用在正确的、好用的方向上。在人文落后的问题上，现阶段国内金融扶贫过程中，尤其是不发达地区，由于对贫困人口贫困识别方式单一、贫困地域广阔，扶贫攻坚工作进展十分缓慢。各地市场的融资条件错综复杂，各地区贫困人口状态存在较大差异。在湘西自治州扶贫考察过程中发现，并不是每一贫困户都愿意脱贫，部分地区瞒报、伪述贫困情况、拒绝脱贫等现象频发，以往的救济式扶贫弊端之一就是“拿走了一直以不劳而获的方式得到的利益后却对曾经的供给者表达不满”。这就要求普惠金融在帮助扶贫的过程中对贫困人口做出再区分，从“短期内可实现脱贫的潜力人群”中开展工作，再让这群人分别带动“短期内难以脱贫的人群”和“拒绝脱贫的人群”，以少数带动多数，最后达到共同富裕。银行的大数据管理模式有希望实现这一区分，尤其是地方性金融机构，能够更方便地利用资源着手执行更接地气的普惠金融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