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20世纪以后的西方行政制度

没有约束的自由竞争导致庞大的垄断性公司的形成，给经济的健康运行带来不利影响。于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一些国家的政府开始了干预经济的试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各国又对经济进行了成功的战时控制，并使企业界初步改变了对政府干预的敌意和成见。而1929年至1933年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主张的彻底破产，干预主义从此盛行。为了解决纯粹市场调节带来的问题，主张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逐渐为人们所接受。西方各国政府开始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全面介入市场经济活动，干预和调节市场的运作，纠正市场失灵。二战以后，许多国家推行国有化、经济计划化，政府干预经济的措施层出不穷。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战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结束，出现了经济停滞、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表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纠正市场失灵的能力有限，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广泛复兴，并逐渐取代凯恩斯主义而成为西方政府经济管理的主导思想。西方各国政府经济职能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变化，范围收缩，市场机制大大增强。不过，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并没有因这些转变而彻底摆脱“滞胀”困境。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开始受到冷落，各国重新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

从19世纪末开始，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社会管理职能。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欧洲工业革命，给西方国家带来了发展的机会，但也带来了新的冲击。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导致人口激增，环境和卫生问题日益严重，贫富差距拉大，经济上的弱者多陷入失业和贫困，甚至生存濒临绝境。为了社会的稳定，西方国家不得不扩大社会管理职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并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俾斯麦在德国首先推行福利国家政策。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罗斯福“新政”时期开始建立社会福利制度。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国家和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起来。西方各国还在二战后普遍加强了教育科学文化管理方面的职能。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环境问题日益严峻，政府又加强了环境保护力度。随着当代经济与社会生活复杂性的进一步增强，西方各国政府在社会公共事务方面的作用普遍增长，职能范围扩大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张，西方政府机构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部门大量出现，同时，政府机构也急遽膨胀，人员数量大量增加。例如，美国在1933年罗斯福新政期间增设了国家劳工关系理事会、国家调解理事会、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债券与交易管理委员会、铁路退休全体董事会等十个独立行政机构。二战之后，西方各国政府承担越来越多的经济社会管理职能，行政机构的数量与规模进一步增加。而且，新设立的部门又大多是承担经济社会管理职能的。例如，英国政府机构几经改组合并后，管理经济、教科文和社会事务部占了一半以上。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新的管理理念的指导下，为克服传统体制弊端，适应信息社会、组织内外环境变迁和政府改革的潮流，公共人事管理发生了从传统的人事管理到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变迁。人事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在对人的假定的基本理念上有着根本的区别。在人力资源管理的视角下，人不再被看作组织机器上可供更换的零件，而成为组织应当重视的、可进行有效管理和开发的重要资源。理念上的变化引起管理体制和方式的全方位变迁：奉行以人为中心的管理，管理方式人性化，强调尊重人、依靠人、发展人、爱护人和服务于人，注重塑造组织人才成长的环境；管理机制灵活化，员工的办公时间和办公地点更富有弹性，职位分类更加灵活；更关注产品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并大量采用合同管理、目标管理、全面质量管理、付酬的灵活性和业绩奖励等措施来提高管理绩效；加强员工的专业化和团队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