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亡命之徒的逻辑
Part 1　outlaw logic

一九七四年，一个星期三的夜晚

父亲刚刚下班回家。左胸牌织着“吉姆”字样的满是油渍的蓝色工装衬衫已被扔进洗衣机，他穿着无袖汗衫，在桌子的上首处坐下，已是饥肠辘辘。两个哥哥和我都已经吃过晚饭，母亲把重新加热过的菜从烤箱里取出来，重重地甩在他面前。

“加点土豆，亲爱的。”他边大快朵颐边说。

父亲是个大块头。一米九三的个子，一百二十公斤的体重，他说，这是他的“理想体重”，“再轻一点儿我就得感冒着凉”。在这个星期三的晚餐时分，这一百二十公斤肥膘在他四十四岁的身体上垂坠的样子，在母亲看来是如此扎眼。

“确定你还要添土豆吗，胖子？”她厉声问道。

我蜷缩在客厅的沙发后面，开始不安起来。

父亲却仍低着头，一言不发地继续吃着。

“瞧瞧你，瞧瞧你那肥肚子哟。好啊，使劲儿吃吧，胖子。”她一边喋喋不休，一边把大堆大堆的土豆泥舀到他的盘中。

这下可好。“砰”的一声，父亲把餐桌往天花板上一掀，猛地起身，怒气冲冲地逼视母亲。“真该死，凯蒂，我撅着屁股干了一整天的活儿，回到家里，就只想安安静静吃顿热饭。”

一场大战一触即发。后果如何，哥哥们和我都心知肚明。母亲也明白，她冲到厨房另一头的壁挂式电话机旁，想要打电话报警。

“你就是不能消停点儿是吧，凯蒂？”父亲咬牙切齿地指着母亲，从厨房另一头向她步步逼近。

就在他走到近前的时候，母亲从壁挂支架上一把摘下电话听筒，朝着他的额头挥过去。

父亲的鼻子开了花，顿时血流如注。

母亲跑到橱柜前，拿出一把三十厘米的主厨刀，冲着父亲摆好架势。“来呀，胖子！看我不一刀从你的蛋划到你的双下巴！”

两人在厨房中央绕圈对峙，母亲挥舞着三十厘米的利刃，父亲龇牙咧嘴，鼻子血流不止。他从厨案上抓起一个半满的四百毫升亨氏番茄酱瓶，拧开瓶盖，模仿母亲挥舞厨刀的样子挥动起来。

“来呀，胖子！”母亲又一次挑衅道，“看我不把你开膛破肚！”

父亲像一位不可一世的斗牛士一样摆开阵势，用打开的瓶子往母亲的脸上和身上甩番茄酱。“击中得分。”他一边左右腾跃一边说。

他一边把番茄酱甩到母亲身上，一边躲避着呼呼生风的厨刀，而母亲则越发泄气了。

“又击中了！”父亲戏弄道，一边躲开又一次袭击，一边让一抹番茄酱飞溅在母亲身上。

两个人绕了一圈又一圈，最后，母亲由沮丧变成疲惫。浑身是番茄酱的她，把刀扔在地板上，站直身体，一边擦眼泪，一边大口喘气。

父亲把那瓶亨氏番茄酱扔到一边，撤下了他的斗牛士姿势，抬起胳膊擦了擦从鼻子里滴下来的血。

放下了武器的两人仍对峙着，面面相觑了一会儿，母亲用拇指将番茄酱从饱含泪水的双眼上擦去，父亲呆立在那里，任鲜血从鼻子滴到胸口。几秒钟后，他们走向对方，动物般地抱在一起。两人双双跪下，躺倒在混合着血迹和番茄酱的厨房的油毡地板上……做起了爱。一盏红灯，就这样变成了绿灯。

这就是我父母的交流方式。

这就是为什么母亲会递给父亲一张参加两人婚礼的请柬，对他说：“你有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决定来不来，告诉我结果。”

这就是为何父母结过三次婚、离过两次婚——每次的对象都是彼此。

这就是为何我的父亲在试图掰开母亲掐住他脸的手指时四次掰断了她的中指。

这就是我的父母相爱的方式。

麦康纳家族从爱尔兰迁移到英格兰的利物浦，再到西弗吉尼亚州的小石城，又到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我们的先辈之中没有皇亲国戚，而是有很多偷牛贼、游船赌徒(1)，还有一位阿尔·卡彭（Al Capone）(2)的保镖。

父亲出生于密西西比州的帕特森，但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摩根城长大，那里最让他有家的感觉。

母亲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阿尔图纳，但总是说她来自新泽西州的特伦顿，原因是“谁会想出生在一个名字这么土气的地方呢”。

我有两个哥哥。大哥迈克（Michael）被人称为“公鸡”已有四十年，因为他即便凌晨四点睡觉，也总能在日出时醒来。十岁时，他想要一个弟弟作为生日礼物，因此在一九六三年，父母从达拉斯卫理公会的福利院收养了我的二哥帕特（Pat）。父母每年都提出要带着帕特去见他的亲生父母。直到十九岁时，他才接受了两人的提议。

父母安排好了会面，然后三个人便开车来到住在达拉斯的帕特亲生父母家。父母把车停在人行道旁，帕特按响门铃，走进屋里。两分钟后，帕特便从屋里走出来，跳上车后座。

“出什么事了？”两个人问帕特。

“我只是想看看我爸是不是个秃顶，因为我的头发越来越少了。”

而我则是个“意外”。几年来，父母一直想要个孩子，但都没成功，因此直到怀孕的第五个月，母亲都以为我是块肿瘤。我出生那天，父亲没有去医院，而是去了酒吧，因为他怀疑我不是他的亲生骨肉。

但我确实是。

第一次被打屁股，是因为有人在幼儿园操场上叫我“马特”，我答应了（“你的名字又不是擦鞋垫！”(3)母亲吼道），第二次是因为我对哥哥说了一句“我恨你”，第三次是因为我说了“我不行”，第四次则是因为我撒谎说没有偷比萨。

因为说了“混蛋”“该死”和“去他的”，我被父母用肥皂洗了嘴，但真正让我惹上麻烦的，却是因为说出了那些可能会伤害自己的话，或是将这些话付诸实践。除了伤害自己，这些言语也能够伤别人。另外，这些言语也参与塑造了今天的我，因为它们不仅仅是话语，也是期望和后果。这些言语，是价值观的表现。

我父母告诉我，给我取这个名字是有因可循的。(4)

他们教我，不要憎恨。

他们教我，永远不要说我不行。

他们教我，永远不要说谎。

这些，都是我的绿灯。

我的父母不只希望我们遵守他们的规则，更期望我们这样做。期望落空要比希望落空更加伤人，而希望的实现则比预期的实现更让人快乐。希望实现时更容易得到快乐作为回报，落空时的损失却更少，二者不成比例。但是，我的父母还是在心中揣了把尺子。

我虽然不提倡用体罚来让孩子承认错误，但我也知道，小时候没有做许多不该做的事，是因为我不想被打屁股。我也知道，小时候做了许多应该做的事情，是因为我想得到父母的表扬和赞美。后果的作用，可以是双向的。

我来自一个充满爱的家庭。我们或许并不总是喜欢彼此，却永远深爱彼此。我们拥抱、亲吻、摔角、打架。我们不会把怨恨埋在心里。

在我的先人中，有很多破坏分子。这些持有自由主义理念的亡命之徒通过投票将叛军驱逐出去，为的是削减入侵领土的其他亡命之徒的势力。

我出身于一个规矩分明的家庭，在这里，在你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去打破规则之前，还是安分守己为好。在这里，父母说“因为大人说了算”，那你就要照做，如若不然，等待你的不是禁足，而是皮带抽打或是反手一记巴掌，“因为这能更快地让你认识到错误，也不会占用你最宝贵的资源——时间”。在我家里，受完体罚后，父母会立马带你穿过全城去你最喜欢的芝士汉堡和奶昔店，庆祝你吸取了教训。如果你违反了规矩，父母有可能会惩罚你，但如果你被人抓了个正着，他们便百分之百会狠狠教训你。即使皮糙肉厚，我们也知道对我们而言只是挠痒痒般的问题往往足以给其他人造成创伤——因为遇到问题，我们要么应对，要么否认，我们的家人，是最不会在厄运面前哭爹喊娘的人。

这是一种哲学，让我成了一个既扎实肯干又狡猾精明的人。我勤奋肯干，也喜欢“耍些伎俩”。而这种哲学，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扣人心弦的精彩故事。

正如一个乖巧的南方男孩该做的那样，我先从我的母亲说起。她可是个厉害的主儿，也是个活生生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不认命的力量有多大，取决于你有多坚决。靠着阿司匹林和不认命的精神，她已经战胜了两种癌症。她是一个在具备能力之前就会说“我一定要”的女人，一个尚无条件就会说“我肯定会”的女人，一个在未受邀请时就说“我去定了”的女人。她是“便利”和“反叛”的忠实拥趸，向来不合时宜，也不懂得圆滑，因为这二者都牵扯到他人的批准。她或许不是一群人里最聪明的那一个，但绝对不是怨天尤人的那一个。

现在的她已经八十八岁了，却很少睡得比我早，也很少起得比我晚。小时候，大人不让她晚上出门，因为她在跳舞时把连裤袜的脚底跳出了两个大洞，让袜子溜到了她的脚踝上。

没有人能像我母亲那么快原谅自己，因此，她没有任何精神负担。我曾经问过她会不会带着遗憾上床。她很快回答道：“儿子，我每天晚上都带着遗憾上床，只是一醒来就全忘了。”她总是告诉我们：“每到一个地方，不要表现得想把这地方买下，而是拿出一副你就是这里的主人的样子。”毋庸赘言，“yes”是她最喜欢的英文单词。

一九七七年，母亲为我报名参加了在得克萨斯班德拉举行的“小小得克萨斯先生”比赛。

我赢回了一座大奖杯。

母亲为这张照片镶了框，把它挂在厨房的墙上。

我每天早上来吃早饭时，她都会指指奖杯说：“你可真棒，冠军，一九七七年小小得克萨斯先生的冠军。”

去年，在她的剪贴簿上偶然看到这张照片时，有什么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出于好奇，我在电脑上把奖杯上的铭牌放大。上面刻着的竟是“亚军”。

在“主动适应”方面，母亲简直所向披靡，我拨通了她的电话，问道：“妈，一直以来你都说我才是小小得克萨斯先生，原来我只是亚军？”她回答说：“不对，赢冠军的那个孩子家里比咱们有钱，他们为了比赛专门给他买了一套高级的三件套礼服。这就是作弊。你才是小小得克萨斯先生。”

这之后，一九八二年，我参加了七年级诗歌比赛。投稿截止的前一晚，我把我的诗拿给母亲看。

“不错，再改改。”她说。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开始写下一稿。

几个小时之后，我对自己的成果挺满意，于是又把诗拿给母亲看。

她读了读，什么也没说。

“所以呢，你觉得怎么样？”我问道。

她没有回话，而是把一本精装书翻到预先标好的一页，然后把书放在我面前，指着一段内容问我：“你觉得这一首怎么样？”

如果我只想与你并肩而坐，

对你诉说心声……

你是否会侧耳倾听？(5)

这是安·阿什福德（Ann Ashford）的一首诗。

“我挺喜欢的，”我说，“怎么了？”

“那就写这一首吧。”母亲说。

“写这一首？你是什么意思？”

“这首诗你能看懂吗？”

“能是能，但是……”

“如果你喜欢这首诗，又能看懂，那这首诗就是你的了。”

“但是妈妈，这首诗不是我的呀，是安·阿什福德写的。”

“这首诗对你来说有意义吗？”

“有的，这是在说一个你爱的人只想坐下来跟你聊聊天。”

“没错。所以如果你喜欢这首诗，能懂其中的意思，对你又有意义，那这首诗就是你的……写下来吧。”

“还要署我的名吗？”

“对呀。”

我便照做了。

就这样，我赢得了七年级的诗歌比赛。

我母亲小时候没受过什么教育，因为不喜欢自己的成长经历，为了生存，她便将过去抹去，重新构建起自己的成长经历。她一直相信，你所理解的东西就是属于你的，你可以署上自己的名，把功劳归于自己，以此为生，靠它赚钱，赢取奖牌荣誉。被控剽窃怎么办？她会说：“怎么可能，他们或许永远也不会发现，就算发现了，他们能做的也就是批评批评你，然后把奖牌收回去而已，管他们干什么。”

很显然，早在演员成为我的职业之前，母亲就已经在为我做准备了。

又是一盏绿灯。

母亲让我们领会了无畏的存在主义，而父亲则教我们学会了明辨是非的判断力。尊称他人“先生”和“女士”、纪律、忠诚、坚持、职业道德、谦逊、成人礼、尊重女性以及挣足够的钱来养家，这些都是他所重视的特质。他画画、学习芭蕾，曾效力于绿湾包装工橄榄球队，热爱孤注一掷，关注庞氏骗局(6)，喜欢赢得东西而不是花钱来买，还梦想着若能发一笔足够用到退休的“横财”，就在佛罗里达的海滩上开一家秋葵汤馆。

父亲将三个儿子“拆解揉碎”，为的是将我们塑造成人。父亲尊崇黄灯，确保我们在表达个人主义之前先学会做人的基本原则。用橄榄球术语来说，他教我们在充当外接手(7)之前，先学会拦截和擒抱这些基本技能。

对于父亲一家之长的地位，大家都心知肚明，如果三个儿子中有谁想要挑战这个观点，他就会说：“想挑战，我随时奉陪。”我们都非常敬畏他。这不是因为他伤害或虐待过我们，而是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敬仰他。他的形象超越了法律和政府，他绝不容忍愚蠢之人，除非你承认自己就是那个蠢人。他乖戾暴躁，对弱者和无助之人抱有同情心，却用一种粗俗的诙谐看待世界和自己。他说：“我宁愿开开心心地输钱，也不愿百无聊赖地赚钱。”他也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如果有谁给他第二次机会，他会永生难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有一位银行家拒绝给他贷一笔款帮他摆脱债务，他说：“现在你有两种选择，要么在我面前把这扇门关上，要么跟我一起从这扇门走出去。”最后他拿到了那笔贷款，两个人也并肩走出了大门。他喜欢办聚会、喝啤酒、讲故事，这三项，他都是一把好手。

迈克是父亲的长子。相比于帕特和我，父亲在迈克的抚养上付出得更多。第一个原因是，迈克是他的第一个孩子。第二个原因是，到了后半生，父亲便由于工作而常常在路上奔波。迈克是一个自信、好斗、勤奋又有悟性的人，他拥有一颗嬉皮士的心，对世界上的弱者充满同情。他在压力之下也能保持镇静，拥有美洲獾一般的痛觉阈，遇到困难时，你第一个想要得到的就是他的力挺。“他死里逃生过好多次了，”母亲总是这么说他，“你和帕特还得多多求神保佑，但迈克命大得很。”

我们是在对《旧约全书》的敬畏中长大的，这是一个宗教气息很浓的家庭，但是，父母并非只会用地狱的酷刑来说教。绝非如此。在父母的管教中，也包含着耶稣仁慈的教诲。

上高中的时候，迈克开始蓄起长发。因为他头发太长，橄榄球队的教练吉姆·考德威尔（Jim Caldwell）命令他把头发剪短。父亲同意了，迈克却不愿服从。

第二天开车送迈克去上学的时候，父亲说：“儿子，你看上去跟嬉皮士没两样，而且如果不剃你的头发，教练就要把你从队里踢出去了。”

“老爸，我不在乎，头发是我的，如果他想把我踢出球队，那就悉听尊便，反正我不剪头发。”

“儿子，听我的，别再倔了，快把你那该死的头发剪掉。”

迈克愤愤不平地说：“不行，老爸，我就是不剪。”

“孩子，听我说——”

“而且，耶稣也留了长头发呢！”迈克脱口而出。

父亲沉默了。打宗教牌是个损招，迈克明白，这可能会让这次交涉对他有利。父亲还是一语不发，只管继续往前开。

两人快到学校门口时，迈克坚信自己的“耶稣”战术已经奏效，而就在这时，父亲却一踩油门飞速开过学校。

“怎么回事，爸，你在干什么呀？”迈克道。

父亲一声不吭地又往前开了十几公里。突然，他把车往路边一停，俯过身去打开副驾车门，把哥哥推到车外，说：“是啊，别忘了，儿子，耶稣去哪儿都是靠步行的！”

那天，我哥哥上学迟到了，不只是因为父亲把他扔在了离学校十几公里的地方，还因为他在去学校的路上顺道去了趟理发店。

父亲一开始在德士古加油站做经理，后来又去做管道运输工，然后到当地一家叫甘士科的公司担任管道销售员。他是个挺能干的管道销售员，还为迈克在那家公司谋到了一份卖管道的工作。没过多久，我的哥哥就成了一位特能干的销售员。不到一年，二十二岁的迈克就成了公司的首席销售。老板让迈克负责公司最大的订单，对接一位名叫唐·诺尔斯（Don Knowles）的买家。父亲为迈克深感自豪，但不管怎样，老子还是老子，儿子还是儿子。

我们家房子后面的土巷旁边有一座老旧的木制谷仓，父亲将他以前拉管道时用的卸完货的十八轮大货车停在里面。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

“儿子，今晚咱们在谷仓里喝点啤酒、扔会儿飞刀吧。”爸爸对迈克说。

“好嘞，老爸，日落时谷仓见。”

大约十点钟，好几瓶啤酒下肚之后，父亲终于走到迈克身边，说道：“儿子，咱们像以前那样去卷管子吧，有阵子没这么干了。”

所谓“卷管子”，就是把卸空了的十八轮大货车开到别人码放管子的院子里，把别人的管子装上车，开车把管子偷走。父亲还在运管道的时候，他和迈克会选定几个周六晚上干这事儿。

“老爸，你想卷谁的管子？”

爸爸摆出挑衅的架势，对迈克说：“唐·诺尔斯的。”

天啊，大事不妙。

“不行，老爸，这事儿我不能做。我刚接到唐·诺尔斯的单子，你知道的。”

“我当然知道。儿子，帮你在甘士科找到那份工作的人是我，要不是我，你也拿不到那个客户。所以，你该效忠于谁，儿子？是你老爸还是唐·诺尔斯？！”

“老爸，你知道这么说不公平。”

“小子，什么不公平？！你现在翅膀硬了，不能像以前那样跟你老爸一起去卷管子了是吗？是不是？臭小子，你现在出息了？！”

唉，凶多吉少。

“喂，老爸，别激动……”

父亲脱掉了他的衬衫。“别啊儿子，咱来看看你现在翅膀有多硬了。你觉得你现在够爷们儿，连老爸的话都不用听了？想证明你爷们儿，先把你爸打趴下。”

“喂，老爸，我可不想——”

啪！父亲张开右掌，照着迈克的脸猛扇下去。迈克向后踉跄了一步，然后站直了，开始撸袖子。

“看来是非打不可了？”迈克说。

“对，非打不可了，来呀，臭小子。”

父亲身高一米九三，体重一百二十公斤，迈克一米七八，体重只有八十公斤。

一场恶战是免不了了。

父亲俯下身去，向前一步，一记右勾拳打在迈克的下巴上。

迈克摔倒在地。父亲朝他步步逼近。

躺在地上的迈克回过神来，看到身边的地上有一根一米五长的窄木条。

就在爸爸又发起一拳进攻的时候，迈克抓起那根木条，像挥棒球棍一般向父亲脑袋右侧抡去。

父亲踉跄着后退了几步，虽然被打得头晕目眩，但仍然没趴下。

“别闹了，爸！我不想跟你打架，我今晚也绝不会去偷唐·诺尔斯的管子！”

双耳流血的父亲转过身来，回敬迈克一记右勾拳。

“臭小子，你非去不可。”他一边说，一边伺机靠近躺在地上的迈克。

木条已经落到了远处，父亲又向他逼近，迈克从地上抓起一大把沙砾朝父亲的脸甩过去，眯住了他的双眼。

爸爸跌跌撞撞地后退，挣扎着想要摸清方向。

“够了，老爸！结束了！”

但父亲怎会善罢甘休。双眼看不见东西的他朝着迈克的声音传来的方向猛扑过去。迈克轻松避开了。

“够了，老爸！”

现在的父亲活像一头双目失明、双耳淌血、匍匐在地的熊，他又一次向迈克扑去。

“臭小子，你在哪儿呢？我那不愿跟他老子一起去卷唐·诺尔斯的管子的儿子在哪儿？”

迈克拾起那根一米五长的木条，做好迎战的准备。

“老爸，我告诉你，不打了。如果你再攻击我，我就拿这根木条把你敲晕过去。”父亲听得一清二楚，他站稳身体，一边扑向迈克一边说：“尽管来吧，儿子。”

啪！木条打中了父亲的脑袋。

父亲被打得晕头转向，倒在地上，蜷缩成一团。

“糟了，爸？！”迈克大吃一惊，怀疑自己是不是失手把父亲打死了。

这下迈克带了哭腔，他跪倒在父亲身边，大喊道：“该死！爸！我不是告诉你别再惹我了嘛！”

父亲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迈克在躺倒的父亲身边跪了快五分钟，泣不成声。

“我不想动手的，爸，是你逼我的。”

这时候，父亲恢复了神志，缓缓站起身来。

“对不起，爸！”迈克哭喊道，“对不起！”

父亲站直了身体，抹去脸上的沙砾。惊惶的迈克一边哭，一边为可能来临的下一轮恶战做着准备。视线恢复清晰的父亲，将目光集中在刚刚把他打晕的这位年轻人身上，这就是他的长子。

这场战斗落下了帷幕，泪水也从父亲的脸上滚落。但这是骄傲和欣慰的泪水。父亲张开双臂走向迈克，给了他一个深情的熊抱，对着他大声宣布：“这才是我的儿子，这才是我的儿子。”

从那天起，迈克便与父亲平起平坐，父亲也平等地对待他。父亲再未向迈克提出挑战，无论是身体上、道德上还是理念上。两个人成了最好的哥们儿。

你看，成人礼对于我父亲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你觉得自己翅膀硬了，足以和他较量，就得证明给他看。迈克就是这么做的。

下一个有幸领略父亲培养男人的方法的，是帕特。过去的四十年中，“公鸡”大哥在得克萨斯西部经营着他的石油生意，我在好莱坞全力打拼，帕特则一直全心全意忠于家庭，也总是陪在母亲身边。在成长的过程中，他照顾我、支持我，让我跟他的朋友一起玩，带我接触摇滚乐，教我打高尔夫、开车、和女孩约会，还给我买了人生中的第一瓶啤酒。

帕特是我的英雄。他的英雄是埃维尔·克尼维尔（Evel Knievel） (8)。

帕特的成人礼发生在一九六九年早春一个周五的晚上，也是我“奇迹般”降生人世的八个月前。那天，父亲和几个朋友在弗雷德·史密瑟（Fred Smither）离家几小时车程的狩猎营地小聚。晚间的娱乐“节目”，已经发展到谁能尿得够高，高到滋过别人头顶的环节。

每个男人从矮到高在谷仓墙边排好，在头顶处画上标记，然后其他人便尝试着看看谁能不踮脚把尿撒到标记的上方。唯一一个能把尿滋到一米九三的父亲曾是这个游戏的赢家，而这也是他在自己头上做出的标记的高度。奖品是什么？那就是尽情自夸的权利。

但是那天晚上，父亲不是谷仓里最高的人，身高两米的弗雷德·史密瑟才是。尽管父亲以前赢过比赛，但他还是要挑战一下能不能把尿滋过弗雷德的头顶。弗雷德站起身来，在墙上做好标记。

“加油，大个儿吉姆！你能行！”父亲的朋友们为他鼓劲儿。父亲又灌了一瓶啤酒，向后仰身，把尿喷射出去。

不行，一米九三是他能喷到的最高点了。

“我就知道，大个儿吉姆，我就知道你尿不到我的头上，没人能做到！”弗雷德·史密瑟大喊道。

父亲立刻反唇相讥：“我儿子可以。”

“吹牛吧，吉姆，不管你儿子还是其他什么人，都休想尿过我的头顶。”弗雷德讥笑道。

“他要不能才见鬼了。你想赌什么？”

“你想赌什么？”

父亲瞥见谷仓角落的干草垛上靠着一辆旧的本田XR-80越野摩托车。要知道，帕特一整年都在央求得到一辆越野摩托车作为圣诞礼物，但是父亲明白，无论是新是旧，他都买不起。

“弗雷德，我跟你赌那边那辆旧越野摩托车，赌我家儿子能把尿撒过你头顶。”

这个提议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弗雷德看了看那辆越野摩托车，然后把目光移回父亲身上，说：“成交，如果他做不到，你欠我二百美元。”

“我手头可拿不出二百美元，弗雷德，但如果我儿子尿不到你头顶上，那你就留着我的皮卡吧。”父亲说道。

“成交。”弗雷德回答。

“说定了。日出前我就带着我儿子回来，你们可别回去睡觉。”

说完，父亲跳上他那辆破旧的皮卡，开了一百八十公里，回到我们在尤瓦尔迪的家接帕特。

“起床，小子，起床。”父亲一边说，一边把他从睡梦中摇醒，“穿上外套和鞋子，我们得去个地方。”八岁大的帕特下了床，穿上一双网球鞋，套了件外套遮住白色三角内裤，往卫生间走去。

“不，不，不，儿子，你得把尿憋着。”爸爸说着，就把帕特推出了门。

父亲驱车一百八十公里把帕特带回弗雷德·史密瑟的狩猎营地，又让他在路上喝了两杯啤酒。两人终于在凌晨四点四十分赶到营地，那时，帕特的膀胱已经攒足了劲儿。

“爸爸，我真的马上要尿出来了。”

“我知道，我知道，儿子，再憋几分钟就行。”

父亲和蹬着网球鞋、身穿外套和白色三角内裤的帕特走进谷仓。大家已经消停了下来，但都还醒着。弗雷德·史密瑟也是。

“兄弟们，这是我儿子帕特，他就要往弗雷德头顶上撒尿啦！”大家又一次哄堂大笑。游戏开始。

弗雷德慢悠悠地晃到撒尿的墙边，站直身体，用粉笔在头顶新画了一条线，整整两米高，一点不差。

“这是在干什么呢，爸爸？”帕特问。

“你看到弗雷德叔叔刚才画下的那条标记了吗？”

“看到了，爸爸。”

“你觉得你能尿过那条线吗？”

“当然没问题。”帕特说完，把他的白色三角裤脱到膝盖下，双手扶好小弟弟，瞄准标记，让尿飞射出去。

帕特尿到的地方，比弗雷德·史密瑟画的两米线还要高出六十厘米。

“我儿子真是好样的！我就说嘛，我儿子能尿过弗雷德的头顶！”父亲急匆匆地跑到谷仓的角落，抓起那辆本田XR-80推到帕特面前。

“圣诞快乐，儿子！”

然后，他们就把越野摩托车放到父亲的皮卡后车厢，跳上车，又开了一百八十公里回到家，正好赶上吃早饭。

十四年后，帕特成为密西西比三角洲“政治家”高尔夫球队的头号高尔夫球手。帕特是一名零差点球员(9) ，被称为“得克萨斯种马”。他在阿肯色州野猪队主场的美国东南联盟锦标赛上赢得“低杆冠军”。教练在回家的巴士上宣布了球队开会的消息：“明天早上八点整，来我家开会。”

第二天早上，教练把队员们召集到家里的客厅中，说：“我怀疑昨天比赛前，我们队的几名队员在小石城的城市公园里抽大麻。现在，我们要找出把大麻从密西西比三角洲带到小石城的人是谁，还有吸大麻的人是谁。”

他发话时，双眼盯着帕特。

被父亲带大的帕特明白，说出真相能救人于水火，于是他站了出来。

“教练，是我。大麻是我带的，吸大麻的也是我。”

帕特独自一人站在那里。虽然那天早晨有三名队友跟他一起在小石城抽过大麻烟卷，但没有人站出来，也没有人说一句话。

“还有其他人吗？”教练问。

没有一点动静。

“我明天告诉你我的决定。”教练说。

“散会。”

第二天早晨，教练来到帕特的宿舍。

“我要把这事儿告诉你父亲，你下个学期暂时不能打高尔夫球了。”

帕特深吸了一口气。“教练，帮帮忙吧，我都跟您承认错误了……再说了，我是球队里最好的球手呀。”

“跟这个没关系，”教练说，“你违反了关于毒品的队规。你的队员资格被暂时撤销了，我得把这事儿告诉你父亲。”

“这样吧，教练，”帕特说，“你可以撤销我的队员资格，但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告诉我爸。你不明白，如果我酒驾，你可以打电话跟他讲。但是要让他知道我抽大麻，他非杀了我不可。”帕特在十八九岁时吸食大麻被发现过两次，在接受过父亲的严加管教，并了解到父亲对大麻的深恶痛绝之后，他下定决心，绝不会有第三次。

“但是，这是你和他之间的事。”教练没有让步。

帕特深深吸了口气：“好吧，教练，咱们出去兜兜风吧。”

两人坐进帕特的81版雪佛兰Z28，驱车前往密西西比三角洲。沉默了大约十分钟后，帕特终于开口了：“教练，让我把话说清楚。你可以暂时撤销我的队员资格，但如果你打电话给我爸……我就宰了你。”

帕特的队员资格被暂时撤销。

大麻一事，父亲到最后也没有发现。

我在前文提过，我是个计划外的“惊喜”——母亲时至今日仍然认为我是一场意外——而父亲总是半开玩笑地对她说：“凯蒂，那不是我的儿子，是你的儿子。”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经常在外奔波赚钱养家，因此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和母亲一起度过的。说我是“妈宝”，这话没错。对于好不容易能跟父亲相处的时光，我总寸阴是惜。

我渴望也需要得到他的认可，而他有时也的确会满足我。而其他时候，他却会以别出心裁的方式颠覆我的三观。

小的时候，我最喜欢的电视节目就是卢·费里基诺（Lou Ferrigno）主演的《绿巨人》。

我惊叹于他健美的肌肉，甚至会在电视机前脱下衬衫，弯曲手臂，高举拳头，努力模仿健美运动员展示肱二头肌的样子。

一天晚上，父亲看到我的样子，问道：“你在干什么呢，儿子？”

“爸爸，总有一天，我也要练成那样的肌肉。”我一边说一边指着电视机的屏幕，“我要有像棒球那么大的肱二头肌！”

父亲被我逗笑了，然后脱下他的衬衣，站在电视机前模仿我的动作，说：“没错，大块头的肱二头肌是能引得女孩尖叫，看上去也很帅，但是电视机上这哥们儿肌肉太僵硬，连把手伸到背后擦屁股都够不着……要说他的肱二头肌嘛，只是作秀罢了。”然后，他慢慢将双臂在身前放下，手掌朝下伸直胳膊并扭向内侧，展示出他那硕大的肱三头肌。

“但儿子，这肱三头肌嘛，”他一边说，一边用鼻子示意上臂后侧鼓出的肌肉，“这才是工作用的肌肉，这才是让咱们有饭充饥、有房子落脚的肌肉。这些肱三头肌，才是养家的真本事。”在父亲眼里，无论何时，仓库都比展厅更重要。

一九七九年的夏天，父亲带着母亲、帕特和我从得克萨斯的尤瓦尔迪（有一万两千人口）搬到了朗维尤（有七万六千人口），这是一座位于得克萨斯东部的全国发展最快的石油城。尤瓦尔迪教会了我如何脚踏实地，而朗维尤则教会了我如何畅想未来。

和其他人一样，我们搬家也是为了赚钱。爸爸还在做管道销售的工作，朗维尤是个可以靠钻探生意发家致富的地方。来到这儿不久，帕特就去参加高尔夫夏令营，而母亲则到佛罗里达州纳瓦拉海滩的一所海滨别墅享受“长假”。二十五六岁时就成为百万富翁的“公鸡”大哥搬到了得克萨斯的米德兰，因此，只剩父亲和我一起住在城郊一幢双宽度的预制房(10)里。

父亲的双手可以伤人，但也能用来疗愈。母亲偏头痛的时候，没有哪种止痛药能比父亲用他的双手帮她按摩头部更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无论受伤的是胳膊还是心灵，父亲的双手和拥抱都有治愈的奇效，尤其是当对象是弱者或无力自助之人的时候。

那年夏天，在预制房里与父亲和我同住的，还有一只叫作“好运”的宠物鸡尾鹦鹉。父亲很爱这只小鸟，这只小鸟也很爱父亲。他每天早上都会打开鸟笼，让它在房间里飞来飞去，它则在父亲四处走动时栖息在他肩上，也会落在他的前臂享受他的爱抚。父亲会跟好运说话，好运也会与他交谈。

我们只会在晚上才把好运放回笼子睡觉。其他的时间，好运从早到晚都在屋子里度过。唯一要注意的是，在进出门的时候需要多加小心，以免好运飞出去。

七月的一个傍晚，我在乡间徒步探索了一整天后回到家里，而父亲也正好下班回家。我们走进屋里的时候，好运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迎接父亲。我们把屋里找了个遍，哪里都没有好运的踪影。糟糕，我心想，是不是我早晨出门的时候不小心把它放出去了？还是今天家里没人的时候有谁进来了？

几秒钟之后，我听到父亲在后屋大喊：“天哪，天哪。好运，你可别出事儿！”

我跑到后屋，看到父亲双腿跪地趴在马桶上，而好运则打着圈漂浮在马桶底部。泪水顺着父亲的脸颊流下，他把双手伸进马桶，轻轻把好运捧了出来。“哦不，好运，你可千万别出事儿。”他悲痛地呜咽着。好运已经没了呼吸，浑身湿透，一动不动。它一定是不小心掉进了马桶里，在想飞出来的时候卡在了马桶座的边沿下。

父亲仍在抽泣，他将好运湿软而毫无生气的身体凑近自己的脸，仔细查看它低垂的脑袋。然后，他张大嘴巴，缓缓将好运放进去，直到外面只剩下它的下半部分翅膀和尾羽。父亲开始口对口给好运做人工呼吸。他只通过鼻子呼吸，以保持气流均匀地进入它的肺部，他确保自己的呼吸缓慢克制，希望能唤醒它又不至于把它娇小的肺给撑破。他就那样跪在地上，靠着马桶，双手托着那只名叫好运的鸡尾鹦鹉的下半身，将它上半身含在口中，通过呼气向它体内施加恰到好处的压力。呼气，一……二……三。他的眼泪将那只已然湿透的小鸟再次浸湿。再呼气，四……五……一根羽毛颤抖了一下……六……七……一只翅膀的翅尖拍动了。八……父亲将双手轻轻松开了一些，双唇的压力也减少了些许。九……另一只翅膀也勉力拍打起来。父亲稍稍张开了嘴。十……就在这时，我们听到一声微弱的鸟鸣从父亲的嘴里传出。父亲痛苦的泪水终于化为喜悦的泪水，他轻轻将好运的身体和头部从嘴里取出。好运将马桶水和唾液从脑袋上晃掉。父亲与好运四目相对，深深凝视着彼此。刚刚还在鬼门关的它，竟然活了过来。在这之后，好运又活了八年。

那年夏天，父亲每天都在工作，而我则在广袤无垠的得克萨斯松林区探险，赤着双脚，光着膀子，腰上系一张麂皮，手中拿着我的雏菊牌气枪。来自尤瓦尔迪的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树。成千上万的参天松树直插云霄。在这些黄松之中，有一棵枞树尤其让我叹为观止，树干直径有一米八，树冠高耸入云。

一天傍晚，我带着气枪在离家八百米远的地方追赶一只松鼠，途中遇到一道大约三米高的篱笆，篱笆被藤条和蔓生植物紧紧缠绕，挂着几张褪了色的“禁止入内”的标牌。我蹲下身子，拨开一些树叶，透过缝隙朝外看去，发现另一边是一个木材厂。几个工人戴着安全帽，几辆叉车正在作业，长木条、方木板、胶合板堆积如山。我心想，太棒了。建一座树屋正合适。

至于树，我心中早已选定。我一直待在那里，直到工人们把叉车熄火，收好东西，结束一天的工作。时间差不多是下午六点。我跑回家，心中拟好了一个计划，一个不能向父亲透露的计划，一个我要在接下来三个月的假期中实施的计划。

第二天早上吃完早餐，父亲像往常一样在六点半出门上班。他一离开，我就走到家里的工具箱旁，找到我要找的东西——一把钢丝钳。我围上麂皮，抓起雏菊气枪，把鞋子留在壁橱里，然后跑出去勘察我的“地盘”。

这计划该怎么实施呢？我心里寻思，木材厂一整天都有人作业，所以我得到晚上才能来。如果我被木材厂的人发现，该怎么办？如果我晚上偷偷溜出去却被父亲发现了，该怎么办？如果他发现我在离家八百米远的木材厂偷木材，又该怎么办？我心里既紧张又兴奋。

那天晚上，我吃完晚饭，像往常一样看完《绿巨人》，和父亲道了晚安。我躺在床上，盘算着该等多久再从卧室的双开窗溜出去。我能听到父亲还在他居住的那一头走来走去，因此我就等着，直到听到床铺发出极微弱的声响，又过了至少一个小时，我才开始行动。我蹑手蹑脚地慢慢下床，在腰间围上麂皮，将鞋子留在壁橱里，抓起雏菊气枪、一把小手电筒和钢丝钳。我把这些东西小心翼翼地从窗户扔到下面的草坪上，然后悄悄从窗户翻出，直奔我的秘密仓库。

当时大约凌晨一点。我估摸着自己应该在五点前回家躺到床上，因此还有几个小时可以干活。院子里非常安静。我向篱笆那边扔了几块石头，试试有没有看门狗，结果什么动静也没有。我拨开一些藤条和灌木，然后用下巴和胸口夹着手电筒，双手拿着钢丝钳，从第一个链节开始剪起。咔！我使上双手全部的力气，才把第一个链节绞断。咔，咔，咔，咔！我清出了一个大约一米八长、三米高的空间——这样的宽度足以把胶合板运出去，又不至于被人发现。但愿吧。

肾上腺素飙升的我仰面躺下，从篱笆下面扭身挪进别人的私人领地。我向那堆方木板走去，拿下一块，拖到篱笆开口处。我尽可能把木板往外推，然后从篱笆底下钻到另一边，将木板拉出来，拖着它往树林深处走了几百米，放到那棵大枞树的底部，然后再跑回去，准备偷下一块。把第二块木板拉到树旁的时候，时间已到凌晨四点半，因此我跑回篱笆旁，用灌木和藤蔓把剪出的洞口盖上，跑回了家。我从窗口偷偷钻回屋里，把气枪和手电筒放回架子上，又将钢丝钳塞到我的床垫下，钻进被窝，一觉睡到父亲六点把我叫醒做早餐。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由于晚上几乎不能睡觉，到了白天，我便在那棵枞树下被我越堆越高的木材旁边打盹儿，到了晚上则赶回家吃饭，如此日复一日。每天晚上我都会重复这个流程，直到集齐了足够建造世界上最大最高的树屋所需的长木条、方木板和胶合板。

我的计划中最危险的任务已经完成，暑假还剩下两个月的时间，是时候开始建造树屋了。除此之外，我还从木材厂偷了大约四十根一点八毫米的钢制枪钉，还从家里的工具箱里偷出了一把锤子和一把六十六厘米长的手锯。万事俱备，只欠日光。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每周七天，我都会六点起床，七点前出门建造树屋，一直忙活到天黑。我光着上身，赤着双脚，腰里围着麂皮，将两排固定在纸上的钢钉搭过肩膀，交叉放在胸前，扮相如印第安科曼奇人（Comanche Indian） (11)和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12)的混合体。我手拿锤子，埋头苦干，从底层开始，逐层向上建造。我在树干旁每一层的地板上都凿开一个大约六十厘米见方的洞，将作为梯蹬的长木条钉上去，以便在每一层之间上下。我还架设了一个滑轮系统，每建一层就往上抬高。每天早晨我都会打包好午餐，带到属于我自己的建筑工地，把棕色纸包挂在凹槽处，然后爬到最高的楼层，将三明治拉上来，在午餐休息时吃。

我的树屋在六个星期后竣工，共有十三层高。

第十三层离地面足有三十米高。在那里，我能一直眺望到二十四公里外的朗维尤市中心。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每天都在这座位于“世界之巅”的树屋里度过，将棕色午餐袋拉上来，在这里神游天际。我敢说我能在地平线上看到地球的弧度，我也终于理解了朗维尤市名字的出处(13)。

那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夏天。

又是一盏绿灯。

九月来临，我不得不回学校上学。母亲从佛罗里达回来，我们很快就搬到了城市另一头的一个社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那座树屋。

我常常纳闷，不知那座树屋今天还在不在老地方。在拍摄电影《污泥》的时候，我又想起了树屋。我的树屋就是剧中孩子们“树上的船”。是一个秘密，一个谜，一个充满危险、奇幻和梦想的地方。如果这部电影在一九七九年上映，父亲肯定会找到我说：“嘿，儿子，我看了一部叫《污泥》的片子，咱们可得一起看看，这片子拍得真不赖。”然后，我可能会这样回答：“爸，我在树林里建了一座树屋，得带着你去看看，这树屋盖得真不赖。”

哦，对了，那年母亲去佛罗里达度的“长假”怎么样呢？直到二十年后我才知道，她当时其实根本没去度什么假，而是正和父亲闹第二次离婚呢。

高中的时候，我们一家还住在朗维尤另一头的房子里。母亲刚刚开始销售一种叫作“貂油膏”的产品，她会带着这种面部护肤品挨家挨户地推销。这种护肤品被人吹捧成一种开创性的护肤疗法，可以“将你皮肤中所有的杂质清除出去”，还鼓吹“使用丝滑的貂油膏滋润面部肌肤，你将收获终生清透耀眼的容颜”。

就在这一时期，我开始进入青春期——大家都知道，就是男性特征开始显现，声音也变得低沉……偶尔还会有青春痘造访。有一天，母亲看着我的脸，说：“你该抹抹貂油膏！”

我喜欢自我欣赏，也总想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于是听了母亲的话，每天晚上睡觉前都往脸上擦貂油。结果我脸上的青春痘却越来越多。

母亲说：“这一定是貂油膏把杂质都清除出来了！”

我又一次听信了她的话，继续每天晚上往脸上大把大把地涂貂油膏。

一周过去了，青春痘更加肆无忌惮。

十二天过后，我的脸上已经长满了青春痘。“妈，你确定我继续用这个没问题吗？”我问道。

“当然没问题，但我还是打电话给我的老板伊莱恩（Elaine），让她过来看看，以防万一。”

伊莱恩来到我家，看了一眼我那满是青春痘的肿脸。

“天啊！”她尖叫起来，“没错，面霜正在起效果呢，把你脸上所有的杂质都清出来了！老天爷呀，马修，你脸上的杂质可真够多的！只要每天晚上坚持用貂油膏，最终你皮肤中的所有杂质都会被清除出去，这样一来，你就能终生拥有清透而耀眼的容颜啦。”

好吧，这答案我可真没想到。听起来我只需要挺过难关就行。于是，我继续坚持使用。

三周过去了，我的整个脸颊都肿了起来，满是红色的脓包、巨大的白头粉刺和间歇“喷发”脓液的水疱。我看起来面目全非。我不顾母亲的劝告，铁了心去看皮肤科医生。哈斯金斯医生看了看我的脸，问道：“我的天哪，马修，这也太离谱了……你脸上的毛孔被堵住了，油脂封闭在里面，完全没有呼吸的空间。你往脸上涂什么了？”

我拿出一瓶貂油膏。他仔细看了看标签：“这个产品你用了多久了，马修？”

“二十一天。”

“哦，上帝呀，不，不，不！这是给四十岁以上的人用的，你现在才十几岁，正在青春期，皮肤分泌的油脂增多，这种面霜绝对不适合你用。马修，你的毛孔被堵得严严实实的，已经患上严重的结节性痤疮了。再多用十天，你的脸颊上就会留下冰锥形的痘坑，一辈子也去不掉了。我给你开一种叫异维A酸的药片。但愿我们挽回得够及时，异维A酸能拔干你的皮肤，让你在一年时间里摆脱痤疮。幸运的话，不会留下永久性的疤痕。”

“什么，貂油膏原来根本没用呀！是不是，马修？”母亲一脸无辜地宣布。

“没错，妈妈……根本没用。”

我立马把貂油膏停掉，开始服用异维A酸，而这种药本身也有一系列的副作用。几周之后，我的皮肤开始发干，脸上的皮肤结痂剥落，嘴唇干裂流血，双膝患上关节炎，脑袋胀痛，头发脱落，我出现了超敏反应，看上去活像一颗肿胀的李子。即便如此，为了摆脱貂油膏诱发的青春痘，我对这些副作用甘之如饴。

但是，故事并没有在此收尾。在麦康纳家，这是绝不可能的。父亲嗅到了一个机会。

“我们去起诉他们！该死的貂油膏公司！就这么做。我们要起诉他们，顺便捞一笔。拜托，儿子，看看你的惨样，他们根本不该让你用那个面霜，还有那个叫伊莱恩的女士，她也不该让你妈把这东西给你用！我敢说，我们赢定了。”

爸爸带我去见了他的律师杰瑞·哈里斯（Jerry Harris），他正值中年，英俊博学，潇洒自信的举止让人觉得他应该来自达拉斯，而不是朗维尤。

“一点儿没错，我们赢定了。”杰瑞说，“这种面霜绝不该给青少年使用，药瓶上也没有任何关于潜在危害的免责声明或警告，而且我敢打赌，除了你所经历的所有身体上的痛苦之外……”

杰瑞和父亲对我展开了“围攻”。

“你也感觉自己精神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对吗，马修？”

“嗯……对。”

杰瑞取出一台卡式录音机，按下红色录音键。

“对，什么对？”他问道。

“我……现在，我的情绪非常低落。”

“为什么？”他一边点头一边问。

“因为……我现在脸上长了很多的青春痘，但我在使用这种貂油膏之前从没这样过。”

“说得没错，”杰瑞说，“这种挫折对你的信心有影响吗？”

“有，先生。”

“都有什么影响？”

“降低了我的自信心。”

“很好。这件事有没有影响到你和女孩子们的关系？”

“怎么说呢，长痘痘之前，我很受女孩们的欢迎，但现在，我不如以前那么吃香了。”

“说得真好。”杰瑞说着，停止了录音。

“我们赢定了，吉姆。情绪低落可以作为起诉的有力证据，而且老天哪，看看他那副惨样，脸都肿起来了，简直不成人样。我觉得，我们这一笔能获得三万五到五万美元的补偿。”

父亲的脸上展露出一个美国西部片里的枪手般的歪嘴笑。他跟杰瑞热烈地握手，又拍了拍我的背以示赞许。

“干得漂亮，孩子，干得漂亮。”

众所周知，诉讼需要一段时间。使用貂油膏两年过后，我的痤疮早就不见了踪影，脸上没有一个青春痘，所有副作用也都消失不见，异维A酸果然起了效果。就在这时，我被传唤到貂油膏公司的辩护律师那里录口供。桌上放着一台录音机，红色按钮已被按下。

“马修，你好吗，年轻人？”

“我比之前好点了，谢谢关心。”

“马修，让你承受这一切，我真的很抱歉，这段时间里，你的情绪一定非常低落吧？”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对方的辩护律师竟然挑给我一记高球，而我早已做好准备，誓要挥棒把球狠狠杀出局。

“哦，是的，先生。我这段时间情绪的确非常低落。想想看吧，我看上去跟象人没什么两样，头皮干燥，头发脱落，膝盖和后背疼痛，脸上不停掉皮，我的信心荡然无存，也不受女孩子的待见。我觉得，貂油膏可以说给我留下了一道一生都抹不去的疤痕。”

“唉，听上去就让人心疼，年轻人。你过去和现在仍在背负的痛苦，肯定是我无法想象的。”

我赶紧添油加醋：“没错，先生，您说得没错。”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嘴角微微展开一丝柴郡猫似的笑容，他把手伸向桌下，拿出一本高中毕业纪念册——那正是我的高中毕业纪念册——年份是一九八八年，也就是当年。

他慢慢翻开册子，翻到做好标记的一页，把册子掉转过来对着我，推到我的面前。然后，他从桌子对面伸出胳膊，用一根手指点着其中一张照片问我：“这是你吗？”

的确是我。那是我和卡米萨·斯普林斯（Camissa Springs）的合影。我们胸前都披着一条绶带，从肩膀搭到胯部。她的绶带上印着“最美学生”，我的绶带上则印着“最帅学生”。

糟糕。在那一刹那，我便意识到我们的案子输定了。我被他吃住了。

“你不是说这伤疤一生都抹不去吗……你不是说情绪低落到了谷底吗？”他脸上的奸笑越来越明显。

我的预感没错，我们被摆了一道。起诉撤销。我们输得一败涂地。

父亲简直悔青了肠子，一连几周都在念叨这件事，不停地抱怨：“真该死，儿子！你爸我好不容易碰上一个我们本应该获胜的官司，赚他个三万五到五万美元！你却非要去参加什么‘最帅学生’评选！儿子呀，整个官司都被你给搞砸了！你小子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几个月过去了，母亲到纳瓦拉海滩去度她的第二次“长假”（两人没有再离婚，而是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家里又只剩下父亲和我了，只是这次我们不再住在预制房里，而是搬进了我们的三居室中。一天，我赶在午夜宵禁之前回到家。没想到，父亲还没睡觉，正在和谁打电话。

“好的，费尔克先生，他刚进家。让我问问他。”走进他的卧室时，我听见他说。卧室的灯开着，他穿着内裤坐在床边。他把听筒从耳边拿下来，用脖子和肩膀夹住。

“儿子，你今晚做什么了？”

我早该意识到自己会被逮个正着，却还妄想蒙骗教会我蒙骗技巧的“老师”。

“呃，没做什么，我和巴德·费尔克（Bud Felker）去了必胜客，然后他开车把我送回来了。”我说。

“你付比萨的钱了吗，儿子？”

比犯错被抓更严重的，就是隐瞒犯错的事实。他给了我第二次坦白的机会，让我免遭惩罚。我的本能告诉我，自己的所作所为已被父亲发现，但我并没有承认错误，而是继续拼命在他面前卑躬屈膝、闪烁其词。

“嗯，爸，我觉得我应该付了……我是说，我是在巴德之前上的车，我想他应该把钱给付了吧。”

我这是在自掘坟墓，我陷得太深，已经爬不出来了。

爸爸深吸了一口气，迟疑地眨了眨眼睛，表情一瞬间显得心烦意乱，然后，他把听筒重新拿回到耳边。

“费尔克先生，谢谢您告诉我，我儿子这边我来处理。”话落，他将听筒放回听筒架上。

我开始涔涔冒汗。

爸爸平静地把双手放在膝盖上，仰起下巴看着我的眼睛，这时我看到他的臼齿紧紧咬在了一起。

“我再问你一次，儿子，你是有意偷比萨的吗？”

我只需回答一句：“是的，爸爸，我是有意的。”这样一来，他只会训斥我坏事做得不够缜密，被人捉了个正着，然后因被人抓住这事儿拿皮带抽我几下屁股。但是，我偏偏没有这么做。

我瞪大了眼睛，牛仔裤的裆部渗出了一片二十五美分硬币大小的尿渍，我结结巴巴地回答：“不是的，爸爸，我——我说过了……”

啪！父亲从床上一跃而下，右手握拳狠狠打在我脸上，让我那卑微的恳求戛然而止。我跌倒在地，与其说是因为吃了拳头，不如说是因为我那两条因胆怯、惊恐而积满了乳酸的腿颤颤巍巍，站不住了。

我这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自作自受、作茧自缚、自取其祸。这惩罚，是我应得的。

我对父亲撒了谎，这伤透了他的心。

对他来说，偷比萨不是什么大事，在此之前，他偷过很多比萨，日后也没有“金盆洗手”。我只要承认，就万事大吉了。但是，我没有这样做。

现在，就像哥哥迈克一样，我也因震惊和恐惧而双膝一软，跪倒在地，但我们的原因不同，我的颤抖是出于羞愧。与谷仓里的他不同，我卑鄙、怯懦，是个小人，是个胆小鬼。

“这不是我的儿子，凯蒂，是你的。”这就是我脑中唯一浮现的声音。这时，他已然来到我的面前。

“必胜客的服务员认出了巴德，她查了他的电话，打到他家，让他爸爸叫他把比萨钱拿来，既往不咎。巴德跟他爸说，偷比萨是他的主意，你只是帮他打了个掩护。但是儿子啊，你竟然对我撒了谎，说你不知道。”

他只想让我像个男人一样挺起胸膛，承认自己犯了错误，看着他的眼睛，然后，这件事就可以一笔勾销了，但是，我没有这样做。

我畏缩着含糊其词，父亲低头看着我，我嘤嘤抽泣。牛仔裤上的尿渍现在已经扩散到了腿部。

因为我的没骨气而更加怒火中烧的父亲，像一头熊一样四肢跪地趴在我的面前，奚落道：“来吧，我让你出四次拳，抵我的一拳。你可以照着我嘴巴用狠劲打四下，我再回你一拳！”

瘫软在地、木然无措的我并没有接受他的挑战。一想到要对父亲施拳，我的双手就像纸浆一样无力；一想到父亲还要还我一拳，我的脑子便一片空白。

“为什么？！为什么不敢？！”他怒吼道。

我无言以对，只是颤抖着用膝盖支撑身体，爬到离我最近的一个角落躲了起来，直到他终于站起身来对着我摇头，思忖着自己做错了哪一步，竟养出这样一个懦夫儿子。

当天晚上我的死不承认和举手投降，让我至今仍时常后悔。

我本有机会经历我的成人礼——真正成为父亲的儿子，或成为他眼中的男人。但是，我却怯了场，尿了裤子，没能通过考验。我选择了临阵脱逃。

---

(1)游船赌场是美国几个州特有的一种设立在游船上的赌场，主要在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或墨西哥湾。

(2)阿尔·卡彭，美国禁酒令时期的黑帮头目和商人，绰号“疤面煞星”。

(3)马修（Matthew）的名字可以简称为马特（Matt），与英文中的“mat”（擦鞋垫）读音类似。

(4)马修的名字取于基督十二使徒之一圣马修（又作圣马太），他于公元91年被刺死殉教。

(5)摘自安·阿什福德的儿童文学作品《如果我找到了一只忧伤的独角兽》。

(6)庞氏骗局是一种由投机商查尔斯·庞兹（Charles Ponzi）“发明”的欺诈性投资骗局，用从后期投资者那里获得的资金为早期投资者创造回报。

(7)在美式橄榄球中，外接手是进攻球员，任务是接住四分卫扔出的球，有时会带球跑。

(8)埃维尔·克尼维尔，原名罗伯特·克雷格·克尼维尔，美国特技明星和艺人，以驾驶摩托车飞越障碍物闻名。

(9)零差点球员（Scratch Golfer），是指打球水平达到具有美国业余锦标赛比杆赛参赛资格球员标准的业余球员。

(10)也称活动房，工厂先将房子造出，再到指定地点固定，价格较为低廉。

(11)曾经是美国印第安人中最强大的一族，18～19世纪北美南部大平原的一支主要部落。

(12)墨西哥革命将领，20世纪墨西哥革命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13)朗维尤的英文名为“Longview”，直译过来就是“远景城”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