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单元的家庭

1954年，鲍文离开门宁格诊所，来到了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在此，他发起了一个项目，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整个家庭开展住院治疗。这个项目对他关于家庭的理论性思考产生了巨大影响。鲍文在该项目上的收获，堪比达尔文在比格尔号上为期5年的航行中的收获：两次“航行”都是极不寻常的“研究”[3]经历，都为研究人员带来了理论上的重大转向。达尔文“突然”看到了进化论，鲍文“突然”[4]把家庭视作一个情绪单元。

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的这个项目持续了5年，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核心家庭成员都生活在住院部的研究病房中，患者的住院时间从几个月到1年多不等。该项目在精神病学研究中是独一无二的。虽然鲍文发起该项目的初衷是延续他在门宁格诊所的工作，更深入地研究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母亲之间的互动，而纳入整个家庭，恰巧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观察他们的好机会，这远远超过了鲍文最初的预期。通过对整个家庭的长期观察，鲍文及其研究团队采用“退后一步”的观察视角，以看到那些原先未被界定的家庭互动的各个层面。

在项目开展的前6个月左右，鲍文及其研究团队就有两个特别重要的新发现。其一，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母亲之间关系的情绪强度远比以往所认为的更大。成年精神分裂症“孩子”和母亲彼此纠缠，相互影响，很难将他们视为两个独立的个体。其二，母子关系的强烈程度与整个核心家庭成员彼此间关系互动的情绪强度并没有特别的差别，这点或许比第一点更重要。也就是说，这个“共生”过程涉及整个家庭。最初，人们认为问题只存在于母子之间，但实际上父亲和患者的兄弟姐妹都有可能放大和强化原有的问题。因此，人们不仅很难将母亲和患者视为独立的个体，也很难将家庭视为是由独立个体组成的。家庭成员的情绪功能高度相互依赖，因此将整个家庭称作一个情绪单元更为精确。[5]

家庭成员之间情绪上的相互依赖有许多不同的形式，这促使鲍文及其团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可以把家庭准确地概念化为一个情绪单元。一个常见的模式是，家庭成员以一种彼此互补的关系来执行功能。例如，精神分裂症的孩子表现得“软弱”或无助，父母可能会表现得“强大”。反过来，精神分裂症的孩子真的感到无助并且表现得软弱，以回应父母的强大。就好像关系中的一方会从另一方丢失或放弃的力量中获得或“借用”力量似的。因此，如果将一个人从与之关系密切的人际背景中剥离出来，我们将很难充分理解这个人的功能。

这种互补关系的常见形式是，一名家庭成员为另一名成员感到非常焦虑或担心，因为他认为后者身上存在问题或者有潜在的问题。当这名“焦虑成员”（在幻想层面、言语层面等）过于关注“问题成员”的外表和行为时，那名“问题成员”就会放大“焦虑成员”所担心的特定行为、态度或外表。这种对“问题”的放大显然会增加“焦虑成员”的焦虑，随之而来的“焦虑-问题行为”循环会逐渐升级，最终导致事与愿违：“焦虑成员”更有可能成为一个照顾者的角色，“问题成员”更有可能成为一个患者或孩童的角色。

每个人都成了对方执行功能的方式的情感俘虏，并且谁也不能改变自己执行功能的方式去打破这种循环。通过这样的相互作用，家庭功能可能会为患者或“问题成员”制造出很多问题，和患者给家庭制造出的问题一样多。然而，家庭成员们通常会认为，他们的焦虑是由患者的态度和行为“引发”的，几乎不会将患者的行为看作是对家人们焦虑状态的一种反应。反过来，患者也往往认为自己是能力不足的或有缺陷的人，的确是家庭问题的“始作俑者”。

鲍文及其研究团队在临床家庭中还观察到其他几种互补关系，比如，全能的与无能的（一个人可以做好所有的事情且应付自如，另一个人会把所有事情搞砸且束手无策），坚决果断的与犹豫不决的（一个人可以做出所有决定，另一个人感到难以做出任何决定），主导的和服从的（一个人带领，另一个人跟随），歇斯底里的和强迫性的（一个人情绪丰富，另一个人内在情绪受阻）。家庭成员将彼此的差异定义为一个问题，而他们专注于“纠正”这些差异的焦虑程度，会影响交互关系中相反特征的两极分化程度。在这种专注的状态下，每个人都会被迫以某种方式与另一个人互动，这种方式不同于他与家庭以外的人的互动方式。

这种互补作用可能会非常精确，以至于每当发现一个家庭成员的重要人格特征时，就可以预测另外一个家庭成员具有与之相反的镜像特征。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特征会相互强化，因此，要想充分理解一个人身上某一特定特征的强度，就不可能不去理解另一个人身上的镜像特征的强度。换句话说，当一个人表现出主动性时，另一个人就会表现出被动性，反之亦然。[6]

另一个支持家庭作为一个单元概念的现象，是疏离和亲密之间的循环，家庭成员像手风琴一样分分合合。事实上，并没有任何一位家庭成员“引发”了这些循环，但总有人会因此受到指责。这些循环不是由某个家庭成员创造的，而是在每位家庭成员的功能作用下得以延续。在不同的家庭关系中，这些周期如此精确和可预测，任何基于个别家庭成员心理构成的解释都显得笨拙和不充分。这个现象引发了一种解释，其基础是将家庭视为一个独立实体，视为一个存在特定关系过程的单元，并且这种关系过程存在于每一个家庭之中。

将家庭看作一个情绪单元（一个独立实体）具有相当深远的意义。其中最主要的意义可能在于，人们在情绪功能上的自主性比通常认为的要少。弗洛伊德强调，人类往往受到无意识力量的驱动，而不是理性思考的驱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缺乏从内在自我中获得的自主性。如果家庭是一个情绪单元，人们的表现往往就是对他们身边发生之事的反应，他们对所处的环境几乎没有什么自主性。也就是说，不仅家庭成员的想法、情绪和行为会影响整个家庭，整个家庭发生的变化也会反映出家庭成员的所思所感所为。

为了观察这一过程，人们需要在观念上做出相应的调整。通常，它不是立即可见的，但一旦被看到就令人很难视而不见。“它”指的是关系过程，而不是每位家庭成员脑袋里的动静。虽然，觉察一个人的想法、情绪变化，与觉察关系过程一样重要，但是后者似乎更难被觉察。人们通常认为，自己的想法和情绪，以及他们眼中的其他人的想法和情绪，均独立于他们之间正在发生的互动。这一现象似乎使人们很难摆脱自我反刍的限制，去观察一个更大的过程。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跳出自己”的能力，人们才能够将家庭视为一个情绪单元。当然，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一个人能够同时关注每个家庭成员的想法、情绪和行为对家庭“氛围”的影响，以及家庭“氛围”对每个家庭成员的想法、情绪和行为的影响时，他就获得了或者重新获得了一个“外部”视角。如果有人只强调这个等式的一侧，他就失掉了系统思维。这就好像只记住重力取决于质量，而忘记了质量也取决于重力一样。

将家庭概念化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其含义极其深刻，有时甚至被认为是一种思辨哲学。诚然，当一个人把注意力从各个部分（个人）转移到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时，很难将自己的思维局限在科学领域之内。例如，许多生物学家和社会理论家都相信，各个部分（细胞、人类、其他生物或是他们碰巧正在研究的任何东西）之间的相互影响如此强烈，以至于以“整体”存在的东西（身体、家庭或其他任何东西）必须被理解为以自己的方式独立存在的实体。“整体”的概念意味着，存在一个实体，它拥有调节实体各部分功能运作的原则。然而，许多理论家的观点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缺少对各部分是如何相互影响来创造这个“整体”的描述。如果不清楚“如何”的部分，那便很容易从科学领域转移到整体论哲学领域。

鲍文认为，将家庭概念化为一个单元是有科学依据的。他和他的研究团队发现，在每一个家庭中，都有一些相同的基本关系过程。尽管家庭之间存在巨大的心理差异，但这种一致性仍然存在。换句话说，尽管家庭成员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观、态度、人格等，但他们在人际关系中仍然表现出相同的基本模式。这种跨越家庭的一致性表明，尽管这些过程有心理学的成分，但它们都根植于比人类心理学更深层、更古老、更基本的事物之中。鲍文的假设是，家庭关系过程是由进化模式创造的，它们对生物彼此关系的重要性可能早在智人出现之前就已经确立。鲍文相信，对这些自然过程的精确定义（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的项目只是一个简单的开端），以及对它们如何被调节的解读，将推动人类行为形成一门科学。

在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做研究期间，鲍文并没有使用“系统”一词来描述家庭，但实际上他界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家庭的运作方式与其作为一个系统的运作方式是如出一辙的。家庭以一个系统的方式运作，它是一个单元。一个家庭成员回应着另一个家庭成员，另一个家庭成员又回应着第三个家庭成员，第三个家庭成员又回应着第一个家庭成员，第一个成员的回应又来自其他家庭成员对其的回应。这些反应大部分是通过视听觉两种渠道进行调节的：人们会对声调、面部表情、身体姿势等做出反应。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家庭系统在同一时刻既简单又复杂——简单的是，人们可以预见事情是按先后顺序发生的，复杂的是，在许多层面上存在大量杂乱的相关变量。

系统是一个描述性的术语，它并不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也不解释是什么“驱动”了这个过程。最终，鲍文通过区分家庭关系系统和家庭情绪系统解决了这个问题。家庭关系系统是对所发生事情的描述，而家庭情绪系统是对所发生事情的解释。“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互补关系”，这种说法是对现象的一种描述，而不是一种解释。这种对现象的描述是家庭关系系统中的概念。人际关系的过程根植于各种本能，这种说法与其他生物的情况有很多共同之处。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它能够朝着解释所发生的事情迈进一步。家庭情绪系统的概念中包含了对“诱发”这些现象的原因的思考。“描述”现象与“解释”现象之间的区别似乎是理论性的，但它在心理治疗实践中也相当重要。对于是什么诱发或驱动了这些能够被观察到的家庭现象，治疗师的思考方式将决定他在治疗中的干预策略。例如，许多家庭治疗师都说家庭是一个“系统”，但使家庭成为一个系统的原因，他们有许多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决定了治疗师在心理治疗中要解决的问题。从鲍文家庭理论演变而来的治疗方法，受到将家庭概念化为“情绪”系统的思想的指导。从其他治疗师的家庭观念演变而来的治疗方法，受到不同概念的指导。事实上，区别家庭治疗师最有效的方法是看他们如何看待家庭，而不是看他们在治疗中所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