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缔结澶渊盟约，赢得发展机遇

宋太祖建立宋朝后，延续五代时期打击地方割据势力的政策，立即展开对各割据势力的军事行动，在他在位十六年的时间内，依次平定了南楚、荆南、后蜀、南唐、南汉等地方政权。其弟宋太宗即位后，以短短四年的时间，通过和平和军事的手段，依次收复了漳泉、吴越、北汉等地方政权割据的地区，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完成了主要是汉民族居住区域的统一。

宋初，在北部长城内外，存在着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辽和割据西北的银（治今陕西榆林市横山区党岔镇附近大寨梁）、夏（治今陕西靖边县红墩界镇白城子村）、麟（今陕西神木市）、府（今陕西府谷县）、丰州（约在今陕西府谷县西北二百里处的窟野河流域）、灵（今宁夏灵武市西南）、盐（今陕西定边县）等地的地方势力。宋太祖对辽采取的是保境息民、友好交往的方针，对其他少数民族割据政权则采取羁縻笼络的方针，允许世袭，用其守边，以牵制辽朝。据说，宋太祖曾单独召见过宰相赵普。他出示了一幅幽州（今北京市西南）地图给赵普看，询问赵普夺取幽燕的方略。赵普看后说：“此图必出自曹翰之手。”太祖说：“是的，那么曹翰可收复幽燕之地吗？”赵普答道：“曹翰可以收复幽燕，但是谁来守呢？”太祖说：“用曹翰来守。”赵普进一步问道：“曹翰死后，谁能胜任？”太祖沉默了很久，说了一句：“卿可谓远虑矣！”自此绝口不言伐燕之事。又说，太祖曾向近臣透露过设置封桩库的动机，他说：“石晋苟利于己，割幽蓟以赂契丹，使一方之人独限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直。如曰不可，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1]赎取幽燕土地人民的事，后因太祖去世，未能实现。太祖曾谆谆告诫太宗：“今之勍敌，正在契丹。”太祖征战一生，对于宋辽双方的实力是有清醒认识的，在位十六年，坚持保境息民和平友好的方针，对收复幽燕始终持审慎的态度，主张以赎买的方式实现收复，是令人玩味的。不仅北方，对西南地区，太祖接受唐代的教训，也无意对外扩张。在平定后蜀后，太祖拒绝采纳收复唐代越巂郡（今四川峨边县、冕宁县、西昌市等地）的建议，并当场取出地图观看，亲自以玉斧沿大渡河画线，说：“自此以外，朕不取。”并在大渡河滨建了一座亭，命名为划玉亭，作为纪念，以示后世。

但是，太宗即位后，就将太祖的告诫置之脑后。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在平定了盘踞在河东的北汉割据政权后，太宗欲一鼓作气，乘胜收复燕云十六州。结果高梁河一战，宋军大败，死者万余人，溃不成军，太宗急乘驴车逃走。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又以契丹新丧，主少国疑，太宗欲乘衅北伐。结果东路军争功，违诏冒进，涿州（今河北涿州市）岐沟一战，宋军大败，溺死于拒马河、沙河者不可胜计，河水为之不流，弃戈甲如丘山。西路军失援撤退。复地尽失，名将杨业战死。这一战，太宗颜面尽失，对于自己的失策，太宗深悔不已，他对群臣说：“卿等共视朕，自今复作如此事否？”终太宗之世，非但未能从辽手中收复汉唐故疆，端拱二年（公元989年），还丢失了易州（今河北易县）。太宗后期至真宗初年，宋辽两国持续交恶，这一时期，辽军转守为攻，河北、山东等地百姓再也无法过上安宁的生活。咸平二年（公元999年），辽军深入至河北腹地冀州（今河北衡水市冀州区），真宗不得不御驾亲征，远赴澶州（今河南濮阳市），宋军已明显处于被动挨打的态势之中。

宋初，延续五代打击地方割据势力的政策，继续对内地方镇实施削藩，但太祖末年，却将此项政策推行至边镇。灵武节度使冯继业和建宁留后杨重勋世有灵州、麟州，为宋“绥御蕃族，为西北边扞蔽”。太祖后期，先后将二人调至内地的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宿州（今安徽宿州市）。宋自撤北部边疆藩篱，由此削弱了自身对辽、夏的牵制力量。太宗继续延用其失误策略，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因银夏地方政权李继捧无力调和族内矛盾，撤销银夏节度，接管了该地区，由此引发李继迁的反叛。太宗征讨十余年，至至道三年（公元997年），不得不承认李继迁对银夏地区的割据。至真宗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李继迁又相继攻占灵州、西凉府（治今甘肃武威市）等地，实际拥有灵、盐、会（今甘肃靖远县）、银、夏、绥（今陕西绥德县）、宥（今内蒙古鄂托克旗城川镇古城）、静（今陕西米脂县北）、西凉九州府之地，势力由此扩张至河西走廊地区。太宗末年，辽、夏犄角攻宋，三方鼎立之势实际已经形成，终于酿成与北宋一代相始终的心腹大患。

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闰九月，辽主与太后率军南下，大举攻宋，在宋军的抗击下，辽军未能攻克宋河北定州（今河北定州市）、瀛州（今河北河间市）、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东北）等重镇。十一月，顿兵于澶州城下，主将萧挞览中弩箭阵亡，辽军深入至宋方腹地，战局有恶化的可能。宋辽间的和谈条件成熟，宋以岁币形式每年给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达成和议，这就是历史上所言的澶渊之盟。同年，李继迁在夺取西凉府的战役中接受六谷都首领潘罗支诈降，中流矢身亡，其子德明继位。三年，西夏奉表称臣，由此也结束了宋夏双方的敌对状态。

自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至真宗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的二十余年间，宋朝两度北伐失败，辽朝三次南下受阻，历史表明宋辽之间的力量对比处于一种战略均势状态。谁也不能征服对方，谁也无力统一中国。以李继迁为首的银夏地方割据势力，盘踞在党项羌聚居区，宋朝也无力征服，眼睁睁地看其坐大，将势力扩张至灵、盐、会及河西走廊地区。因此，明智的选择是结束战争状态，休养生息，等待时机，静观其变。自唐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史之乱以来，二百五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内忧外患一直没有停息，“上下厌苦于兵，俱欲休息”[2]。真宗在辽军严重受挫的情况下，顺应人心，缔结澶渊之盟，并承认李继迁的割据状态，从而结束了二百五十年的战乱状态，迎来了一个和平发展的新时期。

澶渊之盟后，河北地区，农桑失业，地多闲田，戍兵增倍的现象不见了。三年后，河北沿边地区，从东到西，“旷土尽垦辟，苗稼丰茂，民无差扰，物价甚贱”[3]。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真宗接受银夏李德明奉表称臣，双方结束敌对状态。“尔后边事宁敉，垂三十年，关右之人无科率转饷之劳，安耕织生养之业，公私富实，朝野欢娱”[4]。苏轼于仁宗末年曾任职陕西，他后来回忆说：“往者宝元（公元1038—1040年）以前，秦人之富强可知也。中户不可以亩计而计以顷，上户不可以顷计而计以赋，耕于野者不愿为公侯，藏于民家者多于府库也。”[5]同样反映出，真仁之际陕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富庶殷实。

由战时转入和平时期后，真宗在安置战乱以来流离失所的人民重新回到土地上，做了大量的工作。社会稳定了，人民获得休养生息的时机。澶渊之盟后的第三年，仅一年的时间，全国新增33.3万户，安置流亡移动户口4150户。战后，宋朝人口激增。太祖末年，仅309万户，太宗末年，达413余万户，而真宗末年，已达867.7万户，1993万口。在大约相同的时间里，太宗时期户口仅比太祖时增长了33.7%，而真宗时期的户口则比太宗时增长了110%。真宗重视农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战后河北农具与耕牛都缺，而淮南路民间使用踏犁代替耕牛，可缓解此问题。于是，真宗令转运司取样仿造，征求河北农民的意见，可用则予推广。又命各路提点刑狱使者兼劝农使，颁发《四时纂要》《齐民要术》等农书，以推广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生产。又派遣使者携带珍宝赴占城（今越南南方）、中印土（今印度）换取耐旱的占城稻和多籽而粒大的西天绿豆，种植于皇宫后苑，并推广到全国各地。由战时转入和平时期后，真宗一朝出现了一个垦荒开田的新局面，太祖在位17年垦田2.95亿亩，太宗在位21年垦田3.13亿亩，真宗在位25年垦田达5.25亿亩。在大约相同的时间里，太宗时期的垦田数仅比太祖时期增加了0.18亿亩，增幅仅为6%。而真宗时期则比太宗时期增加了2.12亿亩，增幅高达68%。

总之，自景德以后，天下无事，呈现了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真宗时，轻徭薄赋，废除了全国各地的农器税。当时虽也曾有经费不足的问题，但真宗不同意由地方政府筹划，他认为这样不免要役使百姓，而是动用国家战略储备内库的钱物解决。战争结束后，沿边驻军减少，兵员解甲归田，军队规模有所削减。这样军费开支有所减少，国家财政负担有所减轻。真宗本着“茶盐之利，要使国用赡足，民心和悦……务要茶园、盐亭户不至辛苦，客旅便于兴贩，百姓得好茶盐食用”的精神，在景德后，一改其父严厉的食盐官营的政策，允许商贾携带缗钱、金银、粟帛至京师，换取食盐，贩运至江淮、两浙、荆湖、京西大部、关中地区，实行有限通商。祥符中，不顾财政部门的反对，降低淮南盐、酒价格。他说：“苟便于民，何顾岁计也。”通过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让利于民，活跃了社会经济，也充实了国库。后世人回顾说，景德、祥符间，百姓富庶，“当是之时，人人乐业，庐里之中，鼓乐之音，远近相闻，熙熙然，殆不知帝力也”[6]。宋人认为“真宗自澶渊之役却狄之后，天下富庶，其源盖出于此”[7]。

澶渊之盟为宋代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宋辽和平维持了一百二十年，“两朝太平之久，戴白之老，不识兵革[8]。北宋名臣韩琦认为，宋无调兵于民之事，无杜甫《石壕吏》那样的诗篇，宋代百姓“虽税敛良厚，而终身保骨肉相聚之乐，父子兄弟夫妇免生离死别之苦”[9]。这绝不是件小事，而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澶渊之盟的历史功绩了。

景德以后宋朝每年给辽岁币三十万两匹，庆历以后又增至五十万两匹，但这对于宋朝而言，只不过是两浙地区一两个州所缴纳的赋税而已。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范仲淹说，“臣前知越州，每岁纳税绢十二万，和买绢二十万，一郡之入，余三十万，傥以啖戎，是费一郡之入，而息天下之弊也”。同一时期，北宋名臣富弼也说，“自此，河湟百姓几四十年不识干戈。岁遗差优，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10]。熙宁中，宋在陕西绥德进筑罗兀一堡，历时半年多，所费“钱、粮、银、绸、绢共千二百万贯匹”。南宋朱弁曾说，“熙河用兵岁费四百余万缗”，而“北边自增岁赐以来，绵絮、金币不过七十万，是一岁开边五倍之”[11]。由此可见，范、富二臣所言未为虚妄。

澶渊之盟后，宋辽恢复边界榷场贸易。宋于榷场贸易中获得了巨额利润，基本上弥补了付出岁币的损失。当时人说，宋“岁获四十余万”，又说贸易获利每年高达“百有五十万”，宋朝岁币之费，实“皆出于榷场岁得之息，取之于虏而复以予虏，中国初无毫发损也”[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