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守丧与复出

正当司马光的政治才华锋芒初露之时，他的母亲聂氏不幸病逝。聂氏，是秘阁校理聂震之女。聂震咸平中以历政无过、知书预校雠四部书，大中祥符时，又预修《册府元龟》，是位学富五车的儒臣。聂氏本人也是“才淑之誉，孝睦之行，著于闺门，而称于乡党焉”。司马光按儒家礼法立即辞去职务为母服丧。此时，司马池也降充知虢州。司马光离开两浙，护送母亲灵柩回到了家乡。不幸的事接连地发生，为母服丧未满，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十二月，父亲又病逝于晋州任上。司马光“偕兄旦泣护旅榇，归于故乡”，并请父亲生前好友庞籍为父撰写了墓碑。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八月，将父母安葬于涑水南原晁村的祖坟上。“一朝捐彩服，五载泣粗缞”[8]，司马光在家乡为父母服丧五年。

司马光脱离了官场，但他并未脱离政治。在家乡，他目睹国家政策上的失误对陕西社会经济的破坏，给陕西人民带来的痛苦。当时的大害是康定时强籍乡弓手一事。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宋廷为了弥补战争中的兵员损失，决定强征陕西之民，三丁之内选一丁为乡弓手。起初出榜声明乡弓手只守护乡里，不刺面充正规军戍守边境。但告示还未收，朝廷就食言，将乡弓手全部刺为保捷军调赴前线。陕西内地之民“皆生长太平，不识金革。一旦调发为兵，自陕以西，闾阎之间，如人人有丧，户户被掠，号哭之声，弥天亘野。天地为之惨凄，日月为之无色。往往逃避于外，官中执其父母妻子，急加追捕，鬻卖田园，以充购赏。暨刺面之后，人员教头利其家富，百端诛剥。衣粮不足以自赡，须至取于私家。或屯戍在边，则更须千里供送。祖、父财产日销月铄，以至于尽”。司马光认为这些人“平生所习者，惟桑麻耒耜，至于甲胄弩槊，虽日加教阅，不免生疏。而又资性戆愚，加之畏懦，临敌之际，得便即思退走，不惟自丧其身，兼更拽动大阵”[9]。非唯无补，而且有害。后来官府也知这些人无用，于是大批淘汰，允许解甲归田。但是，这些人已经懒散惯了，不肯再从事农业劳动，而且有的田产已空，也无家可归，于是流落四方，饥寒交迫，不知所终。这件事所造成的创伤，许多年后，在陕西的父老心中都难以平复。

此时，司马光的同年孟翱出任夏县县尉，孟翱是位“睿明强识”又恪尽职守的青年官员。他在夏县一年左右，对“封域之内，山泽之险夷，道途之远迩，邑落之疏密，无不历历详其名数。吏卒数百人，民逾万室，性行之善恶，家赀之丰约，居处之里，囷仓之数，皆能条例而诠次之”[10]。司马光日与之游，对地方政治的利弊得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按丧礼规定，子应为父母服丧三年。但宋代三年之丧，二十七个月即服毕。父母并丧，也不“通服五十四月[11]。而且，在实际执行时，一般至二十四个月大祥时，即服丧满。因此，司马光至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十一月，即服完父丧。这年冬，司马光离开家乡，来到延州[12]，投奔父亲的好友知延州庞籍。

在今陕西甘泉县南、富县之北，一个古名雕阴的地方，这里有座相思亭。亭位于“大山之麓，二水之交，平皋之上”。往来行人仅知道亭名“相思”，但不知为何而名。司马光在赴延安的途中，经过这里，此时宋夏战争尚未结束，征人戍卒川流不息地由此奔赴前线。司马光有感于“东山采薇之义，叙其情而愍其劳”，写下了诗歌五首，以表达他一贯的反战思想，且释亭之名。其诗文如下：

岭上双流水，犹知会合时。行人过于此，那得不相思？

偃蹇登修阪，高侵云日间。几人征戍客，跋马望家山。

塞上春寒在，东风雪满须。河阳机上妇，知我苦辛无？

柳似妖娆舞，花如烂漫妆。那堪陇头水，呜咽断人肠。

空外游丝转，飘扬似妾心。别来今几日，仿佛近雕阴。[13]

诗的第一首，以景喻情。无情之水犹知会合，有情之人怎能不触景生情，而生相思之意？说明了相思亭名字的由来。二、三两首，写出征戍客至相思亭而产生的思念家山、妻子的情思。四、五两首，写思妇面对明媚的春光，空落无依的心情，写思妇身在家乡、魂随夫君的相思之苦。

在延安，司马光结识了庞籍的幕僚何涉，何涉字济川，南充（今四川南充市）人。涉博闻强识，多才多艺，为范仲淹、庞籍所赏识。“军中经画，涉预有力”。庆历四年秋，宋夏缔结和约，涉以亲老请归养，通判眉州（今四川眉山市）。行前，两人有唱和之作，司马光写下了《奉同何济川迎吏未至秋暑方剧呈同舍》一诗，诗中写道：“稚金避老火，暑势尤骄盈。朱光烁厚地，万叶焦无声。夫子久倦游，得郡为亲荣。束装待驺吏，归期殊未成。[14]看来司马光至庆历四年尚在延州。

不久，司马光出任签书武成军（今河南滑县东）判官公事。宋代黄河水患严重，频频决口。大约在庆历五年春，河水再次泛滥，滑州受灾严重，百姓家园多被淹没。司马光督役河上，安置灾民，很长一段时间就吃住在河堤之上，连同僚好友赴沧州远差，也不得送行。“堤徭春事起，行役未成归。索居如几日，河草已芳菲”。司马光的心情不免有些惆怅。但是救灾工作在大家努力下还是有成绩的，“遂令枯槁余，稍复苏阳春”[15]，因而有所损失，也是值得的。

滑州不是大郡要地，在处理完“牒诉文移”之余，尚有闲暇。时张锡、郭劝先后知滑州，两人均为仁宗朝翰林侍读学士，为人淳重清约，是儒雅之士，同僚诸友亦多为节操之士，大家志同道合，不免要寓情山水。冬季，司马光与幕府诸君同游河亭，远眺太行山雪，饮酒赋诗。后来司马光写诗追记此事：“畴昔追清景，狂吟忘苦寒。河冰塞津口，山雪照林端。健笔千篇富，醇醪一醉欢。困犹挥落尘，瞑不顾归鞍。”[16]少年豪放，生活是很惬意的。

夏日，公事已毕，也有好去处。“滑台古镇揭高牙，主人贤厚宾友嘉。公庭退休射堂饮，水沉绿李浮甘瓜。清言妙谕间诙谑，笑语往返何喧哗。”[17]射堂大概是州衙内休憩之所，公余之暇，饮饮滑台名酒暑酿，吃吃时鲜瓜果，高谈阔论之中不乏诙谐之语，生活是极富情趣的。

司马光在滑州时，同僚某有窃玉偷香之癖，与一营妓有染。有一次，该人与营妓私会于僧舍，司马光发现后，故意去惊吓他，营妓慌不择路翻墙而走，同僚考虑事情已无法隐瞒，就将实情和盘托出。司马光听后写了一首诗戏谑他：“年去年来来去忙，暂偷闲卧老僧床。惊回一觉游仙梦，又逐流莺过短墙。”[18]事后司马光为之保密，亦无人知晓。谑而不虐，事情处理得还是颇有分寸的。

司马光年轻时，也填词言情，有《阮郎归》一首传世，词曰：“渔舟容易入春山，仙家日月闲。绮窗纱幌映朱颜，相逢醉梦间。松露冷，海霞殷，匆匆整棹还。落花寂寂水潺潺，重寻此路难。[19]词写得浓艳，而富有情思。

庆历五年夏，司马光以武成军判官代理滑州韦城县事。此时，司马光深感自己肩头的责任重大。“百里有民社，古为子男国。苟有爱物心，稚老皆蒙德。为身不为人，鄙哉陶彭泽。”陶潜为官一方，以诗书琴酒自娱，司马光是不以为然的。他认为作为县官，应当关心“饷妇陌头归，田夫桑荫饭。敕吏省追胥，勿令农事晚”[20]。体恤民情，保证农时，勿有扰民之举，让农民安心从事生产。时夏季将尽，而韦城数月无雨，谷苗槁死，仓库无粮。司马光率领全县官民备齐祭物去豢龙庙求雨，并亲自撰写了《祈雨文》，文中写道：“民实神主，神实民休。百姓不粒，谁供神役？邑长有罪，神当罚之。百姓无辜，神当爱之。天有甘泽，龙实司之。以时宣施，神实使之。槁者以荣，死者以生。旱气削除，化为丰登。然后自迩及远，粢盛牲酒，以承事神。永永无，伏惟尚飨！”[21]二十五年后，司马光因公重过韦城，回想起此事，慨然有感，还写下了一首诗：“二十五年南北走，遗爱寂然民记否？昔日婴儿今壮夫，昔日壮夫今老叟。”[22]岁月流逝，人事沧桑，当年祈雨之事，恐怕今人多已淡忘了吧！

庆历年间，司马光游宦、服丧之余，在儒家仁政、礼治思想的指导下，如饥似渴地披阅史籍，探索地主阶级专政国家长治久安的途径，寻求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写出了一大批颇具创见的史论，为日后从政、修史做好了准备，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司马光在《管仲论》中对荀子“修礼者王，为政者强”[23]的思想，加以扬弃，提出“必以礼乐正天下，使纲纪文章粲然，有万世之安，岂直一时之功名而已邪”的观点，认为管仲的器局太小，其功绩是不值得称道的，首次表露了自己在治国思想方面的礼治思想。在《贾谊论》中，司马光认为：“治天下之具，孰先于礼义？安天下之本，孰先于嗣君？礼义不张，虽复四夷宾服，疆埸不耸，当如内忧何？储嗣失教，虽复诸侯微弱，四方无虞，其谁能守之？”在汉初政治中，同姓王隐患与匈奴之侵扰比，是居于第二位的问题。贾谊重内轻外，“可谓悖本末之统，谬缓急之序”，不知治本，是申商之术，学非纯正，体现了司马光“守内虚外”的治国思想。在《廉颇论》中，司马光认为“国治兵强”是抵御外侮的根本保证，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世称蔺优于廉，非通论也”。对于敌国，要想灭亡它，必须时机成熟，在敌国有“可亡”之势的情况下，才可“从而仆之”。二论从一个方面揭示了司马光日后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思想认识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讲，两人在思想路线上是根本对立的。在《邴吉论》中，司马光认为阴阳燮理是建立在盗贼禁、风俗和、刑罚当、衣食足等基础之上的，“邴吉为政之时，政治之不得，刑罚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贤之未进，可胜纪哉！释此不虑，而虑于牛喘以求阴阳，不亦疏乎？”体现了儒家重人事的传统思想。在《机权论》中，司马光阐述了自己的机权思想。他认为“取舍去就之间，不离于道，乃所谓权也。然则机者仁之端也，权者义之平也”。反对弃仁义而行机权。从这一点出发，他肯定了“伊尹放太甲，微子去商归周，周公诛管蔡，是皆知权者也”。他说：“夫数君子岂不知放君、畔宗、戮亲之为不善哉？诚以放君之责轻而沦丧大业之祸重，畔宗之讥薄而保存宗祀之孝深，戮亲之嫌小而倾覆周室之害大，故去彼而取此也。”由此可以窥知司马光力行“元祐更化”的道义本原。在《十哲论》《才德论》中，司马光认为“政事、言语、文学之高者，不足以当德行之卑者”，主张才德“不能两全，宁舍才而取德”。在《三勤论》中，司马光不同意扬雄的观点，认为“吏者，民之司命，吏良则民斯逸矣。未有吏善而政恶者也，亦未有政善而吏恶者也”“故为人君者，谨于择吏而已矣，佗奚足事哉”。体现了司马光强调“人治”的思想。在《四豪论》中，司马光提出了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夫人臣者，上以事君，中以利国，下以养民”。在《送李揆之序》中，司马光认为，“夫人非至圣必有短，非至愚必有长。至愚之难值，亦犹至圣之不世出也。故短长杂者，举世比肩是也”。继承了扬雄的“性三品”的思想观点。凡此种种，表明这一时期司马光的政治思想、历史观点等已基本形成。

但令人不解的是，这期间，司马光写了如此之多的政论，却未对庆历新政有所臧否，这或许与宋代的制度有关。此时司马光正处于服丧期中，庆历四年，司马光入参滑州幕职。以他的职位，对于政局是不能上书有所臧否的。多少年以后，司马光对人说：“光于范公无能为役。”他确实与范仲淹没有任何交往，也无资格参与庆历新政。

庆历五年六月十六日，司马光自宣德郎授行大理评事。是年冬，司马光奉调入京，实任大理评事之职。司马光要在京城这个全国的政治中心，最大的政治舞台上，展示自己的才华。“际日浮空涨海流，虫沙龙蜃各优游。津涯浩荡虽难测，不见惊澜曾覆舟”！青年司马光对自己充满了信心。大理评事是大理寺断狱官，司马光并不想滥用权力，制造冤狱，为自己追逐“毛利”，而要以明恕之心，公正地量刑。临行前，州衙同僚空府而出，送行的车辆联翩而至，来到饯行的河堤之上，盛宴难再，僚友们都开怀畅饮，“不辞烂醉”。送行的人送了一程又一程，“追随不忍轻言别，回首城楼没晚烟”[24]，直到夜色渐浓才分袂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