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宝元、庆历间的宋夏战争

到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宋朝已度过三十四年的干戈不用、四边宁静的和平时期。亲政不久的仁宗此时热衷于制礼作乐，花了整整四年的时间制定了一部新乐，史称李照乐。对于盘踞在西北的赵元昊地方割据势力则掉以轻心，将边防战备置诸脑后。其实此时的赵元昊，已吞并了河西走廊，并打败了河湟地区的吐蕃族唃厮罗势力，在解除了后顾之忧后，多次侵扰宋沿边地区。真仁之际颇负盛名的将领刘平，曾是陕西环庆路副都部署，负责环庆一路边防事务，他后来在上书中说：“臣前在陕西，见元昊车服僣窃，势且叛矣，宜严备之。”[8]但宋廷对赵元昊的战略企图存在着严重的误判，刘平的建言并未引起宋廷的重视。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后，赵元昊已拥有夏、银、绥、宥、静、灵、盐、会、胜（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甘（今甘肃张掖市）、凉（今甘肃武威市）、瓜（今甘肃瓜州县东双塔堡附近）、沙（今甘肃敦煌市）、肃州（今甘肃酒泉市肃州区）辽阔的疆域。凭借三十年来宋朝给予的岁赐、边境的互市贸易和三代的积蓄，实力是其祖李继迁无法比拟的，已足以与宋、辽相抗衡。于是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赵元昊自称兀卒，即青天子，称宋主为黄天子，与仁宗分庭抗礼，平起平坐，由此引发了长达七年之久的宋夏战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宋朝自此由和平时期进入战争状态。

宝元、庆历间的宋夏战争是由元昊蓄意挑起的。早在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上半年，元昊就数度发兵进攻宋河东路西北方向的府州（今陕西府谷县），由此破坏了其父赵德明维持了二十八年之久的宋夏和平共处的关系，揭开了宋夏战争的序幕。七月，宋庆州（今甘肃庆阳市）兵进入夏州界，攻破夏后桥新修诸堡。元昊迅即反攻，打败宋军，活捉宋环庆路都监。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正月，宋军再次攻克后桥。夏随即攻克宋鄜延路金明寨，活捉寨主李士彬父子。又连破安远、塞门、永平诸寨。包围宋边防重镇延州（今陕西延安市），设伏三川口（今陕西延安市西），活捉宋军大将鄜延、环庆副都部署刘平，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孙等。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元昊引诱宋军深入，设伏好水川，宋军主将任福战死，将校士卒死者万余，关右震动，以致“仁宗为之旰食，宋庠请修潼关以备冲突”。秋，西夏转战河东，攻陷丰州，宋人遂有弃河外之议。二年，西夏再次大举入侵，两军战于定川寨（今宁夏固原市西北），宋军又大败，主将葛怀敏战死。夏军乘势长驱直入，进抵渭州（今甘肃平凉市），在方圆六七百里内，焚荡庐舍，屠掠居民而去。分析宋夏战争初期三次大仗，宋军惨败，轻敌冒进是共同的原因。此外，三川口之仗，刘平无节制之权，都监黄德和部率先撤退，造成全军溃散的败局。好水川一仗战败，主将任福是鄜延、环庆副都部署，应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之招，赴泾原议事，正遇敌情，临时受命，统辖的是“非素抚”的泾原军和刚刚招募而来的敢勇兵，“诸军将校都不识面，势不得不陷覆”。定川寨之仗，主将葛怀敏“猾懦不知兵”，但“通时事，善候人情”，是凭“崇饰厨传，善承迎”，而得虚誉、误被拔擢的庸将，临战又违主帅韩琦节度，轻敌冒进，所以致败。

对于宝元、庆历之际宋方的边防、军备等状况，宋朝有识之士有深刻清醒的认识。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自澶渊之盟后，三十余年来，“天下忘备，将不知兵，士不知战”“将不素蓄，兵不素练，财无久积，小有边警，外无重兵”。这种状态，当时人叶清臣做了一个生动的形容：“若濩落大瓠，外示雄壮，而中间空洞，了无一物。脱不幸戎马猖突，腹内诸城，非可以计术守也。自元昊僭窃，因循至于延州之寇，中间一岁矣，而屯戍无术，资粮不充，穷年蓄兵，了不足用。连监牧马，未几已虚，使蚩蚩之甿无所倚而安者，此臣所以孜孜忧大瓠之穿也。”[9]名将张亢有切身体会，对宋军素质之差，说得更为具体。他说：“国家承平日久，失于训练，今每指挥艺精者不过百余人，其余皆疲弱不可用。且官军所恃者步人弩手尔。臣知渭州日，见广勇指挥，弩手三百五十人，其弩力及一石二斗者才九十余枝，其余止及七八斗，正欲阅习时易为力尔。臣以跳镫弩试之，皆不能张。阅习十余日，仅得百余人。又教以小坐法，亦十余日，又教以带甲小坐法，五十余日，始能服熟。”他深有感慨地说：“若安前弊而应新敌，其有必胜之理乎？”曾任庆州通判的景泰，对当时糟糕的边防也非常忧虑，他说：“今主将率任军伍，无长策，而器械钝缺，士卒惰窳，城池不修，资粮无备，一旦有警，何以应敌？”而和平时期对内防范型的军政制度则削弱了宋军的战斗力。这首先表现在主帅无权威，无节制之权，指挥不灵。张亢说：“旧制：诸路部署、钤辖、都监各不过三两员，余官虽高，止为一州部署、钤辖，不预本路事。今每路多至十四五员，少不减十员，皆兼路分事，权均势敌，不相统制，凡有议论，互执不同。”其次表现在，宋军“将不知兵，士不知战”“缘边部署、钤辖下指挥使臣，每御敌皆临时分领兵马，而不经训练服习，将未知士之勇怯，士未知将之威惠”[10]。因此韩琦认为这是宋军“数至败衂”的原因所在。战时，西夏军之所以常能取胜，主要原因在于战略主动，其“种落散居，衣食自给，忽尔点集，并攻一路，故所统之众，动号十余万人”，相反，宋陕西四路之兵，总数近三十万，然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各分守城寨，故每岁战兵大率不过二万余人，坐食刍粮，不敢举动。岁岁设备，常如寇至，不知贼人之谋，果犯何路”[11]。这样，宋军以分散之兵，拒彼专一之势，众寡不敌，遂及于败。

康定元年，经韩琦提议，宋廷急调远在越州（今浙江绍兴市）的范仲淹赴陕西。未几，即与韩琦共同担负起防御西夏的重任。

范仲淹临危受命，到达陕西后，为了扭转战局，他提出严边城、实关内的防务主张，他主张在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邠州（今陕西彬州市）、凤翔府（今陕西宝鸡市凤翔区）、同州、河中府、陕府、华州等关内重镇，各屯兵三二万人，边城则坚壁清野，不与西夏野战，复命鄜延、环庆、泾原、秦凤沿边各路做好进攻的准备，声张军势，分散西夏兵力，使夏军骑兵野战抄掠的优势无从发挥。改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后，重组延州军队，精选出18000名士卒，组成6将，每将3000人，分部训练，据来敌多寡，轮番出战。一改过去“总管领万人，钤辖领5000人，都监领3000人。寇至御之，则官卑者先出”的荒谬规定，也扭转了“将不知兵，士不知战”的状况。

当时，远离陕西、身居庙堂之上的仁宗与宰辅们，脱离实际，主张深入夏境讨伐，而范仲淹则一而再，再而三，坚持不懈地反对。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五月，范仲淹在上书仁宗的奏章中说，臣“闻边臣多请五路入讨，臣窃计之，恐未可以轻举也。太宗朝以宿将精兵北伐西讨，艰难岁月，终未收复。缘大军之行，粮车甲乘，动弥百里。敌骑轻捷，邀击前后。乘风扬沙，一日数战。进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饮，沙漠无所获，此所以无功而有患也。况今承平岁久，中原无宿将精兵，一旦兴深入之谋，系难制之敌，臣以谓国之安危未可知也。然则汉唐之时能拓疆万里者，盖当时授任与今不同。既委之以兵，又与之税赋，而不求速效，故养猛士，延谋客，日练月计，以待其隙，进不俟朝廷之命，退不关有司之责，观变乘胜，如李牧之守边，可谓善破敌矣。惟陛下深计而缓图之”。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正月，他又上书，反对朝廷正月出兵，深入夏境的指令。他说：“正月内起兵，军马粮草，动逾万计，入山川险阻之地，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僵仆，使贼乘之，所伤必众。”[12]康定元年秋，宋派遣朱观等六路偷袭夏境，以后又派遣王仲宝深入出击，或无功而返，或几至溃败，也证明了深入讨击的战术是不可取的。

范仲淹从实际出发，稳扎稳打，提出了先修复鄜延路沿边城寨，收复并巩固旧疆的主张，认为这样“比之入界劳敝，则有经久之利，而无仓卒之患”。此后宋在鄜延路相继修筑了承平、南安、长宁、安远、塞门、栲栳等十二寨。旧寨修复后，恢复了疆界，解除了夏军对宋军事重镇延州的威胁，安置了废寨流离失所的汉蕃之民，使其得以安心耕种放牧，重整家园，重新组建民兵、组织弓箭手。宋军由此可以进逼夏界，探听夏军动静消息。“彼或点集人马，朝夕便知。大至则闭垒以待隙，小至则扼险以制胜。彼或放散人马，亦朝夕便知，我则运致粮草以实其备。彼若归顺，我已先复旧疆。彼未归顺，我已压于贼境。横山一带在我目中，强者可袭，弱者思附”[13]。旧寨的修复，巩固了鄜延路的边防，将战线向前推进了近二百里，已接近西夏战略要地横山地区。

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五月，范仲淹调任知庆州、兼管勾环庆路部署司事。到任后，他提出收复延安之西、庆州之东的金汤、白豹、后桥三寨。这三寨控制地面达百余里，揳入汉地，阻隔延、庆二州经过道路，使宋军兵势不接，策应未远。过去曾经夺回过，但旋即放弃，未派兵驻守，三寨对汉地的威胁依然如故。如果西夏大举入侵，这里必定会牵制宋军相当的兵力，因此必须拔掉这个钉子。此外，环州（今甘肃环县）之西，镇戎（今宁夏固原市）之东，芦泉一带的明珠、灭藏两族，阻隔两地经过道路，其北与西夏相接，两族在宋夏之间，首鼠两端，多怀观望。延州南安，距西夏绥州四十里，位于银、夏二州的要道之口，这一带被夏军控扼。宋军如要策应河东路的麟、府二州，受其阻隔，必须东渡黄河，进入河东路岚（今山西岚县）、石（今山西吕梁市离石区）二州，再西渡黄河，方能驰援麟、府。因此，明珠、灭藏两族必须平定，延、绥间的道路必须打通。只有这样才能使得鄜延、环庆、泾原三路声气相通，兵势连结，互相策应。二年，范仲淹又提出修筑朝那（今宁夏固原市东南）之西、秦亭（今甘肃清水县秦亭镇）之东的水洛城（今甘肃庄浪县驻地），以通秦凤等四路，断西夏入秦亭之路的建议。他同时肯定了种世衡在清涧城屯田戍边的做法，认为是经久可行之策。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以后，在范仲淹、庞籍、王尧臣等人的建议、领导下，延州修复了龙安寨、栲栳、镰刀、南安、承平等寨及石觜、安定、安塞等堡；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新建顺宁寨；环州修筑细腰城；原州修筑佛空平、耳垛城堡、绥宁、靖安寨；镇戎军修筑定川、刘璠、同平寨；渭州笼竿城则升为德顺军（今宁夏隆德县东北），又改羊牧隆城为隆德寨，建水洛城与通边寨；秦州（今甘肃天水市）修陇城寨、达隆堡、夕阳镇；河东路麟州也修筑了东胜堡、金城堡、安定堡、宣威寨、建宁寨及清塞、百胜、中候、建宁、镇川五堡，火山军（今山西河曲县东南）修筑了下镇寨，对夏边防至此巩固。宋在弃守的旧疆以及宋夏双方犬牙交错的地区，东从麟府，西至秦凤，在长达数千里的边防地带，修筑了一大批堡寨，诸路应援，声气相接，常山蛇势初步形成，这为进攻西夏战略要地横山地区奠定了基础。

范仲淹认为浅攻进筑是战胜西夏可行而有效的战略战术。“国家用攻则宜取其近，而兵势不危。用守则必图久，而民力不匮”。这样方可“取文帝和乐之德，无孝武哀痛之悔”。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二月，同任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兼缘边招讨使的范仲淹与韩琦提出了进图横山、断夏手足的战略思想。奏议中说：“臣等已议一二年间训兵三四万，使号令齐一，阵伍精熟，又能使熟户蕃兵与正军参用，则横山一带族帐可以图之。降我者使之纳质，厚其官赏，各令安居，籍为熟户。拒我者以精兵加之，不从则戮。我军鼓行山界，不为朝去暮还之计，元昊闻之，若举国而来，我则退守边寨，足以困彼之众。若遣偏师而来，我则据险以待之，蕃兵无粮，不能久聚，退散之后，我兵复进，使彼复集，每岁三五出。元昊诸厢之兵，多在河外，频来应敌，疲于奔命，则山界蕃部势穷援弱。且近于我，自求内附，因选酋豪以镇之，足以断元昊之手足矣。然乞朝廷以平定大计为意，当军行之时，不以小胜小衂黜陟将帅，则三五年间，可集大功。[14]

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六月，时任参知政事范仲淹与枢密副使的韩琦，在《奏陕西河北画一利害事陕西八事》奏章中，又提出浅攻进筑的建议。范仲淹认为征服横山蕃部，是断元昊手足、制服西夏的平定大计。他在《奏陕西河北和守攻备四策·三陕西攻策》中对此做了透彻的分析，他说：“元昊巢穴，实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战，惟横山一带蕃部，东至麟府，西至原（今甘肃镇原县）渭，二千余里，人马精劲，惯习战斗，与汉界相附，每大举入寇，必为前锋。故西戎以山界蕃部为强兵，汉家以山界属户及弓箭手为善战，以此观之，各以边人为强，理固明矣。所以秦汉驱逐西戎，必先得山界之城。彼既远遁，然后以河为限，寇不深入。”[15]横山地区对于宋、夏双方具有如此之高的战略地位，故范仲淹认为制服西夏必须先攻占横山地区。

其实山界的战略地位，早在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宋夏战争爆发之初，刘平已有精准的分析，他认为真宗初年，宋夏议和之时，“当时若止弃灵、夏、绥、银四州，限山为界，使德明远遁漠北，无今日之患。既以山界蕃汉人户并授之，而鄜延、环庆、泾原、秦陇岁宿兵数万”。又说，元昊“今倚山界洪（今陕西靖边县西南）、宥（治今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南城川镇）等州蕃部为肘腋，以其劲勇而善战斗，若失之，是断其左右臂。灵、夏、绥、银不产五谷，蕃部驰骋，不习山界道路，每岁供给资粮以赡之。若收复洪、宥，以山界凭高据险，下瞰沙漠，各列堡障，量以戍兵镇守，此天险也。彼灵、夏、绥、银，千里黄沙，本非华土，往年调发远戍，老师费粮，官私疲敝，以致小丑昌炽，此谋之不臧也”[16]。

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九月，时任知秦州的韩琦也有同样的认识，他说：“臣今为陛下计者，莫若于鄜（今陕西富县）、庆、渭三州各更益兵三万人，拔用有勇略将帅三员统领训练，预先分定部曲，远设斥堠，于春秋西贼举动之时，先据要害，贼来则会驻扎之兵，观利整阵，并力击之，又于西贼未经点集之际，出三州已整之兵，浅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或招其种落，或更筑垒拓地，广招强人，别立经制，以助正军。属户有助贼者，即会兵密行破荡，诸族见此事势，自然无去就之意，渐可驱使。既不能为乱，则可以严青盐粟帛之禁，勿使与贼交通。朝廷节俭省费，倾内帑三分之一，分助边用。以金帛赐逐路帅臣，使行间觇贼，则动静先知。遇盛暑则那次边，就食粮草。如此则三二年间，贼力渐屈，平定有期，诚暂劳永逸之长算也。”[17]由此可见，当时亲身践历宋夏边防前线的有识之士，都以浅攻进筑为制服西夏的唯一的良策。

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宋夏战争已历时七年，“元昊虽数胜，然死亡创痍者相半，人困于点集，财力不给，国中为‘十不如’之谣以怨之”。宋也民力困敝，国库空乏，民变、兵变蜂起，双方国力均难以承受，举国上下弥漫着浓厚的厌战情绪，十月，双方缔结和约，结束战争，收复横山的规划也因此中止。八年（公元1048年），元昊死，西夏扩张之势中止。其子谅祚周岁立为夏国主，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西夏国内主少国疑，主弱臣强，西夏国势由此衰弱。谅祚在位的二十年里，宋夏之间大体维持着良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