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新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必须澄清美学研究的哲学基础
看了蔡仪先生《谈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记录稿（见《文艺研究》1989年第4期，以后简称《基础问题》）之后，深感澄清美学研究的哲学基础问题实在是很有必要。本来，蔡先生所谈是一个早已聚讼纷纭的学术问题，蔡先生在《基础问题》之中也没有什么更新鲜的观点，但是，在特别需要强调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美学研究的今天，蔡先生旧话重提，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因此，有必要对蔡先生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或基本原则”进行一些辨正。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认识论吗？
《基础问题》主张美学之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基本原则，这是非常正确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蔡先生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或基本原则”却是大可商榷的。
蔡先生说得十分明确：“总的来说，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其中包括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唯物主义世界观表现在认识论上就是反映论和客观真理论。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具体表现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理论。这些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吗？这种推断实在令人吃惊。从蔡先生的推断来看，逻辑混乱是十分明显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这一推断断然难以成立。世界观不能局限于认识论，哲学也不能局限于认识论，这已经成了哲学ABC，非要把世界观和哲学画地为牢地禁闭在认识论之中，恐怕只能说是一种曲解。也许有人会说，蔡先生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并非说一般的哲学。是的，然而这恰恰是要害所在。我们要问：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吗？其实对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就有说明。恩格斯说：“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2]即使按照蔡先生的理解，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当作辩证唯物主义，也不能单纯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归结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因为按照恩格斯上述经典的说法，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当然就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绝不仅仅是关于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而首先应该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前者又被称为主观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可以称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后者又被称为客观辩证法，它包括自然辩证法和社会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可以称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社会学（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因此，像蔡先生这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意的。
蔡先生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片面地归结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后，竟把历史唯物主义划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了。蔡先生没有直接提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包括历史唯物主义，而是说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其中包含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然而，从他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的内容（“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具体表现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理论”）来看，恰恰是要使历史唯物主义消融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之中，以完成他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一体化的哲学体系，更进一步地把美学研究拘囿在认识论的范围之中。我们现在姑且不论哲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还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议，换句话说，我们即使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径直称为辩证唯物主义，也无法同意历史唯物主义包括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之中，因为如上所述，辩证唯物主义不能等同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革命导师从来没有把历史唯物主义包括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之内。下面让我们来引述几段论述。
恩格斯说：“了解了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的完全荒谬，这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十八世纪的纯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笼统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3]“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任务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4]从这两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就在于发现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并不从属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识论是关于人类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它怎么能包括关于人类社会的运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呢？列宁说得更加明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是在与庸才们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自然他们所特别注意的是使唯物主义哲学向上发展，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5]“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6]列宁在这里说得明明白白：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一码事，马克思和恩格斯超越费尔巴哈及其他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地方恰恰在于唯物主义历史观，而不在于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承认自然的存在和社会的存在的第一性（这是本体论的命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二位一体的前提和基础。
蔡先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之后，为了证明他的观点，借用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前三章标题来做文章。他说：“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前三章，详细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对照驳斥经验批判主义，其标题就全部都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列宁的这种标题的提法，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概括的最好的说明。现在一般不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这个说法，而是提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我们认为，这种用文章的标题作为论据的做法是不太可靠的，因为这些标题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这三章的主要内容是把经验批判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进行了认识论方面的比较研究，在标题和正文中没有一处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倒是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第一版序言中说过：“所有这些人不会不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几十次地把自己的哲学观点叫作辩证唯物主义。”[7]而在该书的第二版序言中又明白地写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8]。也就是说，列宁仅仅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却从未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有时被列宁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却从来未被列宁等同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蔡先生从自己的臆想之中的列宁出发，推断出“现在一般不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这个说法，而是提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又一次不严肃的任意伸展，连一点文字上的根据都没有。
总之，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能等同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这是蔡先生任意杜撰出来的非马克思主义命题，这个命题是用来支撑蔡先生的美学体系的。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没有本体论吗？
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归结为认识论，蔡先生大胆地宣称“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就没有所谓本体论”，还说“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不止一次说明，他们的哲学就是认识论”。然而，《基础问题》竟然没有举出一条“不止一次说明”的直接例证。
当然，蔡先生从《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找出了两段话，以证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自己的哲学叫作认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就没有本体论。可惜的是，这两段文字中根本就没有提到“认识论”，也没有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唯物主义’）就是认识论”之类的话，更没有透露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否认本体论”的意思。
我们先看《反杜林论》中的一段。蔡先生为了简明便捷，仅仅引了他想曲解的那些文字。我们不妨全面引述出来：“了解了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的完全荒谬，这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十八世纪的纯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笼统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无论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人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都是：自然界是一个在狭小的循环中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其中有牛顿所说的永恒的天体和林耐所说的不变的有机物种。和这个自然观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从这些成就看来，自然界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在适宜条件下存在于天体上的有机物种一样是有生有灭的；至于循环，即使它能够存在，也具有无限加大的规模。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9]
第一，这一段论述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唯物主义）对以往旧哲学，特别是德国唯心主义和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继承（否定之否定）。第二，这一段论述的前半部分阐明了现代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自然观之辩证性质。第三，这一段论述的后半部分阐明了旧哲学中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即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在现代唯物主义中已是多余的了，也就是说它们已被关于自然和历史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即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所扬弃了，而在以往的旧哲学中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还仍然独立存在。
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分三层次理解这段论述，才是符合恩格斯原意的。从这三层意思中可以看出，恩格斯根本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
再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那段文字：“上面的叙述只能是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的一个概述，至多也只能是一些说明。证据只能由历史本身中提供；而在这里我敢肯定地说，在其他著作中这种证据已经提供得很充分了。但是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再是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10]仔细阅读这段话后就只能说，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巨大历史意义，正是它的产生造就了科学的历史观和自然观，使得以往旧哲学的历史哲学和自然哲学成为不必要和不可能的，因此，旧的哲学（“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就只留下了逻辑和辩证法（实即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还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可以为现代唯物主义所吸收。
通过以上的分析和阐释，我们觉得蔡先生由于过于急躁地要证实他自己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命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认识论），而曲解了恩格斯的两段文字的原意。这种曲解并不是一个文字理解水平问题，而是一个以偏见来抹杀事实的问题。对于这样的原则问题，我们认为是必须予以澄清的。
因此，蔡先生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就没有所谓本体论”的说法，理所当然地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解。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它自己的本体论，这就是辩证准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
所谓本体论，就是关于存在、实体、本原、本体的理论学说，是任何哲学体系都不可或缺的部分。可以说，古今中外的一切哲学都有自己的本体论，否则就称不上完整的哲学体系。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谈到“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指出哲学基本问题的含义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另一方面则是，“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11]恩格斯这里所谈的关于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是指本体论方面，第二个方面则是指认识论方面。因此，哲学基本派别划分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阵营，其根本依据就是哲学家们在本体论方面的观点。
也正因为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唯物主义派别，而且是现代最完备、最彻底的唯物主义派别，认为自然界、物质存在是本原的，而精神、思维意识则是派生的，前者是第一性的，后者是第二性的。这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就是建立在这种本体论基本原则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是决定它的认识论的基本前提。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时，是最关心本体论问题的：他们从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走向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最后成为最完备的、最彻底的现代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他们不仅在自然观上坚持唯物主义，而且在历史观上坚持唯物主义；他们不仅认为在自然界物质存在对精神是本原的、第一性的，而且强调在社会中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是本原的、第一性的。也就是说，他们在自己哲学思想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由自然本体论的唯物主义走向了社会本体论的唯物主义，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
对此，恩格斯说：“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12]列宁则说：“马克思在1844—1847年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进一步从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13]正是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系统而简要地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4]恩格斯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个原理非常简单，它对于没有被唯心主义的欺骗束缚住的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这个事实不仅对于理论，而且对于实践都是最革命的结论。”[15]由此可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质和基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这一基本原理恰恰是本体论（社会本体论）的命题，因为它所阐明的是存在（社会存在）的问题，是世界（社会）的本原的问题。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其自己的本体论，这就是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不过，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几乎不把自己的本体论称为本体论，而是把自己的自然观称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把自己的历史观称为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有时又把二者统称为客观辩证法或径直称为辩证法。这些称谓在《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等系统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中是可以找到的。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使用“本体论”称谓自己哲学中关于存在、实体、本原、本体的学说？在我看来，原因无非是以下两点。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主要是批判了德国古典哲学，而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已经很少使用“本体论”这个术语。从德国古典哲学的三位主要代表人物来看，康德已经把本体置放在彼岸世界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人的认识能力的限度的考察上，从而把本体论与认识论割裂开来而很少探究本体论问题，仅仅把本体作为一个假定的前提；黑格尔则要求把本体论、逻辑和认识论统一起来，从而把三者都归入他那庞大的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体系之中了，因而，黑格尔也很少用“本体论”这个术语；费尔巴哈是从批判黑格尔的角度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的，他的本体论学说就是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所以，他也很少运用“本体论”这个术语。因此，当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最后走向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时候，就很自然地也不用“本体论”，而只用“唯物辩证法”或“辩证法”了。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使自己的哲学体系完善化和系统化的过程中，已经采用了“自然辩证法”“唯物史观”“唯物主义物质观”“历史唯物主义”等名称来称谓自己的自然本体论和社会本体论了，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再使用“本体论”这个名称了。
（三）不能用“实践的唯物主义”称谓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吗？
蔡先生坚持宣扬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认识论的非马克思主义命题，因此他不仅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本体论，而且还要否定“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个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运用过的术语，进而想借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特点而一笔抹杀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基础。
把自己的哲学体系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这在马克思并不止一次。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自己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16]，而且着重强调“实践的”和“共产主义者”。因此，人们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应该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是非常妥当的。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把自己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共产主义”，恰恰表明了自己的人格特点和自己学说的特点，即他们是从事革命实践的无产阶级斗士，他们的哲学学说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阶级性。除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种根据以外，我们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也可以找到根据。该提纲的第九条写着：“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17]这里，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称为“直观的唯物主义”，因为这种唯物主义不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那么反过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自己的哲学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也顺理成章地可以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
非常清楚，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为了使自己的哲学严格区别于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才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的。也就是说，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直观的”，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则是“实践的”。这种差别是原则性的，既表现在认识论上，也表现在本体论上。
从认识论来看，“实践的唯物主义”把实践（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把认识的对象首先当作实践改造的对象，把认识的过程与实践的过程统一起来，把实践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从而揭示了人类认识在实践中的辩证发展过程，并确定了认识的目的就在于改造世界，因而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可是，“直观的唯物主义”把感性直观当作认识的基础，把认识的对象看作单纯直观的对象，而把认识当作脱离社会实际的消极的观察，把直观当作真理的标准，当然也就看不到认识在实践中的辩证发展，因而是被动的、消极的、机械的反映论。蔡先生矢口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而把它仅仅归结为认识论，且又是不突出实践的认识论，其结果必然走向直观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从本体论来看，“实践的唯物主义”和“直观的唯物主义”的差别更加带有不可调和的性质。这种差别当然首先就表现在社会本体论上，即社会历史观上。直观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即社会本体论），由于不懂得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伟大意义，把人当作生物学上的一个类，当作自然物的自然延续，并从这样的人出发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因而就在历史观上陷入了唯心主义。与此相反，“实践的唯物主义”主张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认为实践使人区别于其他动物，实践体现着人类社会区别于自然界的本质特征，社会实践（特别是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们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的历史。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历史观（社会本体论，或人类本体论）就是实践本体论，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把实践引进本体论，指出“实践的唯物主义”的伟大贡献主要就在于把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当作人类全部历史产生、存在、发展的根基、本原，因而把实践提升到世界本原的行列中去，我认为是正确的。“世界本原”中的“世界”应该包括自然和社会，尽管整个世界的本原是物质，世界的统一在于它的物质性，但是，对于人类及其社会来说，离开了社会实践（特别是物质生产实践）就无法产生、存在和发展，因此，物质生产劳动，即实践，就在“实践的唯物主义”学说中提升到了社会本原的地位，也就是提升到了世界本原的行列中（所谓行列就包括自然和社会）。我主张实践是社会本原，绝非主张什么二元论，因为从终极说，我说的实践指的首先是物质生产实践，这种实践是离不开劳动对象的物质，也离不开劳动者（人）的物质的。总之，“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就是实践本体论，“直观的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是人本学本体论，前者是历史唯物主义，后者是历史唯心主义，产生这种根本区别的原因恰恰就在于前者引进了物质生产实践，而后者脱离了物质生产实践，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生物学上的）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
此外，“实践的唯物主义”与“直观的唯物主义”在自然本体论上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当然，应该肯定，“实践的唯物主义”和“直观的唯物主义”都是唯物主义，二者在自然本体论上有其共同之处，这就是二者都肯定自然对精神、存在对思维是本原的、第一性的。然而，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二者对自然、存在的理解却是有着原则性区别的。这种区别就在于马克思所说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18]。简言之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把自然（事物、现实、感性）与实践（人的感性活动）联系起来对待，而“直观的唯物主义”则把自然当作与实践无关的、一成不变的抽象物。
我们这样的阐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可以得到佐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时指出：“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费尔巴哈谈到的是‘人自身’，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可靠的感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往来才提供给他的。大家知道，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只是在数世纪以前依靠商业的结果才在我们这个地区出现。由此可见，樱桃树只是依靠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可靠的感性’所感知。”[19]这里所说的，当然绝不是把自然事物本身，比如天上的红霞明月、地上的高山大海，都要看作人的感性活动或实践，即使是社会的事物、社会的现实、人的感性，也不能直接等同于人的感性活动或实践，这里所说的只是，自然事物（天上的红霞明月、地上的高山大海等）都是与实践或人的感性活动密切相关的事物、现实和感性。直观唯物主义者把天上的红霞明月、地上的高山大海等，当作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也就把自然事物绝对化、抽象化。这便引申出自然美是开天辟地以来就已经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不随社会实践的改变而改变的、绝对而抽象的东西。因此，直观唯物主义的自然本体论最终就把自然界神秘化，而成了一种拜物主义。对于这种自然本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做了如此尖锐的批驳：“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只停顿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费尔巴哈）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就没有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存着，而这一切当然不适用于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人们。但是，这种区别只有在人被看作是某种与自然界不同的东西时才有意义。此外，这种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在其中生活的那个自然界，也不是那个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说来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20]那么，按照实践唯物主义的自然本体论来看，自然界这个本原在人类社会形成以后，就不再是某种“自在之物”，而是与人类社会实践密切相关的物质世界，这个世界当然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但是它又构成了人类生活的环境，更重要的是，它已与人类社会实践（首先是物质生产实践）产生了不可抹杀的客观关系，成为人类的对象世界。
总而言之，通过上述简论，我们认为，完全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而且这个称号与一切旧唯物主义（特别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标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点——实践性和阶级性。它完全可以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至少可以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个称号并行使用，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为了突出自己的哲学的不同方面分别把其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论”“唯物史观”等一样。
（四）美学研究的哲学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
上面，我们与蔡先生就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性问题做了商榷，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仅仅是认识论，它有自己的本体论，它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阶级性，因而它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完全可以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些无非是为了阐明一个道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它是认识论和本体论的统一、自然本体论（物质本体论）和社会本体论（实践本体论）的统一，或者是习惯上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而我们进行美学研究就应该以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为哲学基础。
不过，我们在此必须说明两点。第一，美学研究应该突出地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体论基础。理由有以下几方面。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即实践本体论，揭示了人类社会之奥秘。这是恩格斯和列宁反复指出过的。因此，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就必须突出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以往一切哲学的地方。其二，从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两个方面（本体论方面和认识论方面）来看，本体论问题，即世界本原、存在方式、实体性质等问题，是认识论问题的前提和根据，如果离开了本体论问题去研究认识论问题，不是本末倒置，就是误入迷途。因此，美学研究必须以实践本体论（即历史唯物主义）为注意中心。其三，美学研究中有关审美客体的研究，特别是有关美的本质、美的形态、美学范畴等问题的研究，相对于有关审美主体和美的创造的研究，应该具有优先地位和第一性特征，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使得实践本体论具有了突出地位。其四，美学研究应以艺术为其中心对象，艺术中的所有问题，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就无法得以科学解决。第二，美学研究的哲学基础必须在其内部有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在其外部有各种不同科学的实证，只有这样才能使美学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指导下，达到全面科学的高度。就哲学内部而言，我们对美学的研究应该是有不同的角度和层次的综合研究，比如对美的本质的研究，应该从本体论、认识论、发生学、价值观、现象学等方面展开综合研究，以达到对美的问题研究的完整、全面、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就哲学外部而言，我们对美学的研究必须注意吸收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文艺学、自然科学对于哲学的实证材料，以求对美学问题的深入、细致、全面、合理的解决。之所以如此，既是因为美学本来就是一门边缘科学，又是因为思辨的理论没有经验的实证和实践的充实就会失去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