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大陆“龙学”的政治背景与指导思想

1949年以后，由于政权的更迭，大陆的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一切文化学术活动的指导思想，努力建设当代社会主义文艺学成为文艺界最迫切也是最根本的时代政治任务。在政治文化的规约中，大陆的“龙学”研究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学术传统的断裂痕迹，并没有很好地从学科的角度和知识的层面进行承续发展。直至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浪潮的推动下，大陆“龙学”才真正迎来了百花齐放、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一、政治背景

美国学者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曾对“政治文化”作了这样的界定：“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在当代中国，“龙学”研究同政治文化息息相关。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就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的信赖和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成了一个时代流行的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它已融进民族群体的潜意识。作为文艺学知识生产者的群体，不仅要受到民族群体意识的影响，同时，旧的社会制度死亡之后，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他们也需要自我认同的重新确认。”[39]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思想认识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以便跟上时代的步伐，成了知识分子的当务之急。50年代初，相继对电影《武训传》和萧也牧的创作倾向进行了批判。两次批判之后，文艺界开始了整风学习。1951年11月24日，北京文艺界召开了整风学习动员大会。胡乔木作了题为《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的报告，周扬在讲话中也指出：文艺工作者当前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思想改造。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者与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一样，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后，逐渐萌发出一种渴望、一种自觉，就是包括批评史在内的全部中国历史，都需要重新研究，重新审视。过去写成的批评史，也要按新的指导思想，新的认识，去重新改写，以消除错误思想的影响，适应新的形势需要。

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相伴随的，还有所谓的“苏联模式”，因为苏联是社会主义成功的典范，苏联文艺学也就自然成了新中国文艺学学习的榜样、摹仿的范本。在全力追随、学习苏联文艺学的同时，苏联文学和理论所具有的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和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一部分的性质，也在当代中国文艺学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然而，1959年以后，中苏关系走向破裂，双方论战由暗而明。在“反修”的旗帜下，文艺界也开始要求肃清苏联文艺学的影响，从理论上摆脱苏联模式。与此相呼应，周扬倡议建设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强调要继承借鉴民族的文学遗产，以便在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去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1961年，在中宣部、教育部领导下，成立了文科教材办公室，由周扬负责。为此他着手抓高校的教材建设，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和“古代文论”教材的编写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样，《文心雕龙》作为重要的民族文学遗产，在“古为今用”的宗旨下，“龙学”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

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从长期的窒息禁锢中解放出来，迎来了中国的“文艺复兴”。新时期的文学在反思中突进，文学批评也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肃清极左路线的影响中向前迈进。1979年秋，周扬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作了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鸟瞰一百多年的社会主义文艺史，总结建国以来三十年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就如何处理好攸关社会主义文艺兴衰成败的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文艺的继承与革新三个关系，作了科学阐述，提出了新时期文艺的战斗任务”[40]。这样，新时期的“龙学”研究终于走出低谷，从80年代开始进入新的高潮期，并且一直持续到90年代。

二、指导思想

20世纪下半叶，大陆的学术研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武器。为了摆脱旧时代的影响，适应新的社会思潮，知识分子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努力与旧传统保持距离乃至划清界限，转而以新的指导思想从事学术活动，其中包括对以前的旧著进行修订改写，以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郭绍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氏着手对其旧著《中国文学批评史》进行修订，将原来的两卷合为一册，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于1955年出版。这次修订形式上变化较大，如作者对编目作了较大的调整，除保留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外，不再分章节排列，全书列目也不再以问题为纲，而大部分改为批评家。此外，书中内容的改动则不是很多。作者在新版《后记》中对此作了解释：“改写好像复雕，细细琢磨，理应更加完美一些；可是，改写又好像校书，如扫落叶，总不易收拾净尽。尤以自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研究不够，旧观点不能廓清，对各家意见不能给以应有的评价，均属意料中事。更因在病中，工作起来，每有力不从心之感，虽然改写的态度自认是严肃的，但结果仍只能是一部资料性的作品。”[41]尽管在有限的改动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作者受时代政治的影响，在书中有意运用政治标准来评判古代文论，并开始尝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历史分析的方法。

应该说，郭氏对旧著改写的态度是严肃的、认真的。然而，“改章难于造篇，易字艰于代句”（《文心雕龙·附会》）。第一次改写不满意，他又着手进行第二次改写。1959年，作者完成了对旧版批评史上册的第二次修订，以《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为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次改写作者下了大功夫，因而与旧版面貌完全不同，它体现了作者在新的指导思想下研究批评史的成绩，所以作者心中充满了喜悦之情，书前的《以诗代序》就是作者这种心情的流露：

以诗代序

——永得新红易旧白

我昔治学重隅隙，鼠目寸光矜一得。

坐井窥天天自小，迷方看朱朱成碧。

矮子观场随人云，局促徒知循往迹。

客观依样画葫芦，主观信口无腔笛。

自经批判认鹄的，能从阶级作分析。

如聋者聪瞽者明，如剜肠胃加漱涤。

又如觅路获明灯，红线条条遂历历。

心头旗帜从此变，永得新红易旧白。[42]

1949年后，我国的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是“一边倒”，对世界文学思潮只接受苏联文学的影响。在文学理论方面也是照搬苏联的模式，除了受苏联文学报刊理论文章的影响之外，主要是系统翻译介绍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俄国19世纪现实主义理论家的著作。这就使得文学观念和批评标准较先前发生了彻底的变革，主要表现为以反映论为文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强调阶级分析，注重文学的认识价值，以及推崇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等等。郭氏的改写也力求体现上述理论倾向。他在《绪论》中说：“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可以说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发生发展的历史，也就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和反现实主义文学批评斗争的历史。”[43]作者将“反现实主义”具体理解为“形式主义”和“唯心主义”，并认为“现实主义常和唯物主义相结合的，它所创造的形象是现实中观察到的现象之再现，也就是照世界的本来面目来理解世界的。形式主义则常和唯心主义相结合，把自己的幻想加在世界之上，所以常从空幻的观念来塑造形象”[44]。既然将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作为文学批评史的发展主线，所以书中随处可见“现实主义理论批评的萌芽”“唯心论者的文艺思想”“儒家文论唯心唯物的分歧”一类的标题。魏晋南北朝是形式主义文论的萌芽与发展时期，隋唐五代则贯穿着对齐梁以来形式主义文论斗争的历史。与此相联系，作者对文学批评史的分期也作了调整，放弃了早期依文学观念的发展，按正—反—合的逻辑，将批评史划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的做法，而是“参酌文学史和哲学史的分期再与社会发展的情况相结合”，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分为八个时期：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宋、南宋金元、明代、明清之际与清中叶以前。这样的划分与古代社会政治的发展更加贴近了。作者大概也意识到以上做法似乎有些简单化，所以强调在具体运用时要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能简单化。他也确实这样努力了，如在分析司空图《诗品》时，一方面承认，“司空图《诗品》的本质，基本上也是属于反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另一方面又指出，“他的诗论恰恰代表了盛唐另一派也拥有相当群众基础的诗人”[45]，所以一向受到一般人的推崇，并且强调代表以王维为首的诗佛一派诗论的《诗品》，更值得重视。在对司空图的诗论作了具体分析之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能因为他诗论有脱离人生的思想，就认为他的诗是反现实主义的作品，他的诗论也成为反现实主义的理论。”[46]看到这样的努力，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作者在书中时常流露的“左”的倾向，因为那毕竟是时代使之然。

而范文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为没有时间和精力修订其《文心雕龙注》，就干脆对旧著持否定态度，不愿意再版，这样的例子也颇能说明知识分子在学术上的自我革新精神。范老是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家的杰出代表，其不断修订的《中国通史简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编写的历史名著[47]。他出身书香门第，自幼饱读经史，向慕浙东学派经史合一之学，就读北大期间，曾师事黄季刚、陈汉章、刘申叔诸大师，“追踪乾嘉”“笃守师法”，被名儒耆宿视为衣钵传人。其第一部学术专著《文心雕龙讲疏》（1925年天津新懋印书局），就是他尊奉汉儒以经生笺注方式治学的结果。后来他又不断修订此书，1929年至1931年北平文化学社分上、中、下三册出版时更名为《文心雕龙注》，1936年上海开明书店又出版了经作者再次修订的七册线装本，这也是范老本人修订的最后定本。

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是20世纪中国学界最重要的学术经典之一，被誉为《文心雕龙》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然而，20世纪5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再版此书，并于1954年7月13日致函范老，想请他写一篇前言。“不想范文澜却不愿意这样做，说这本书是原先的范文澜写的，原先的范文澜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是另一个范文澜，怎么能由我再写一篇前言呢？”[48]范老认为那是他“以追踪乾嘉老辈”“为全部生活的惟一目标”时期的“旧我”之“旧作”，不值得一提！这种“不惜以今日之我否定昔日之我”的崇高精神和革命情怀，正是他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人格表现。

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1958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作者大学和研究生两个阶段的毕业论文为基础，经过二十余年的积累与修订最终整合而成，代表了作者早年“龙学”研究的水平。此后，作者对旧著的修订工作从未停歇，屡屡对原校注进行拾遗补正，并于1982年出版了其“龙学”代表作《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此次修订过程中，作者自觉地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运用唯物辩证法原理，对刘勰的文学思想和《文心雕龙》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和评判，以期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学遗产，建设社会主义新文艺。他在“前言”中说：“《文心雕龙》是对齐代以前文学理论批评的一次大型总结，同时也是对齐代以前文学创作实践经验的一次系统探讨，成就是巨大的。当然，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刘勰不可能不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因而书中也必然存在一些偏颇的甚至错误的见解。但是，从总的成就看，那毕竟是次要的。对于这样一部杰作，我们应该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进一步研究它，发掘它，为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提供更多的借鉴。”并具体引用列宁的观点作为评判的根据：“列宁曾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的新的东西。’我们按照列宁的教导来衡量刘勰，那他在《文心雕龙》中的确必他的前辈提供了不少新的东西，不愧是我国最优秀的古代文学理论遗产之一，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探讨。”[49]

1956年，为了反对教条主义，破除对苏联的迷信，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并采纳了会议代表的讨论意见，提出了“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50]“双百”方针犹如一股春风，使文化学术界呈现出空前的活跃气氛，各种文艺争鸣、学术讨论活动层出不穷。在此背景下，此后十年间的《文心雕龙》研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相关报刊围绕“龙学”方方面面的问题，展开了充分、激烈而持久的讨论，推动了“龙学”研究进一步向前发展。

然而，无论讨论如何激烈，话题如何丰富，成果如何众多，古为今用的宗旨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始终没有变。诚如牟世金所总结的那样：“一九五六年以来，全国各主要报刊发表了研究《文心雕龙》的文章约一百三十篇，此外还陆续出版了一些专门论著。《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一份珍贵遗产，近年来得到学术界如此普遍的重视和研究，是完全必要的。在《文心雕龙》的研究工作中，大多数研究者都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贯彻了批判继承的原则，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文心雕龙》中许多重要的问题，我们逐步明确起来了；其中的精华与糟粕，也大都能辨别了。可以肯定，这些研究，在清理总结和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文学遗产的工作中，是积极有益的，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古为今用的作用。”[51]而当时报刊发表学术文章，也是以不违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标准，如发表包括“龙学”在内的古典文学讨论文章最多的《文学遗产》编辑部就提出：选稿标准“以不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者曾付过一定劳动，而对于读者又有一定参考价值，或可引起讨论的著作为原则”[52]。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重申“双百”方针，强调学术民主，文艺界迎来了真正的春天，“龙学”研究也进入飞速发展、高度繁荣的时期！为了进一步推进《文心雕龙》研究，开创“龙学”的新局面，1982年在山东济南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文心雕龙》研讨会，并酝酿成立中国《文心雕龙》学会。1983年在青岛召开了《文心雕龙》学会成立大会，这是“龙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学会名誉会长周扬同志在答记者问时提出：“对于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包括医学理论方面的遗产在内），我们应当怎样把它整理研究出来，使它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做出贡献呢？首先是，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清代有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国马克思主义，是从外国输入来的，是从德国、英国、法国来的，欧洲来的，这是事实。按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就不能以马克思主义为体了。这个观点实际上是错误的。不能按中西、按国别来确定什么为体、什么为用。现在的《文心雕龙》的研究，古代文论的研究，古代文化遗产的整理，还是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旧民主主义时代，像张之洞这些人，提出这样主张还有一定的意义，实际上是介绍了西学。‘西学为用’就是要用西学，从这个意义上讲有进步作用。但是，严格地讲这个话是不科学的，甚至是反动的。按民族分，按国别分，中国的东西‘为体’，这就成了国粹主义，这正是‘五四’以来我们所反对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国粹主义。这是正确的，革命的。”[53]

此外，学会会长张光年同志强调：《文心雕龙》研究要“对建设具有时代独创性、阶级独创性、民族独创性和个人独创性的我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史这样的基本建设工程，发挥更大的助力，作出更大的贡献”[54]。副会长王元化也持同样的观点：“研究古代文论，研究《文心雕龙》，在今天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揭示这部书里蕴涵的意蕴，探讨其中的文学规律，从而为建立具有我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作出一定的贡献。”[55]这表明新时期大陆的《文心雕龙》研究，虽然具备了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和相对自由的研究氛围，并且随着西方学术思潮的引进、介绍，大陆学者的学术视野逐渐开阔，研究的角度、方法和手段也渐趋多元化，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古为今用的学术宗旨始终没有变化。

张长青、张会恩是新时期较早尝试对《文心雕龙》的义理内涵进行浅显阐释的两位学者，他们“深感《文心雕龙》年代绵邈，意旨幽深，骈体难识，常使自学者望而生畏。有些注解、校勘虽然翔实精审，但多用文言；有些译注、分析虽用白话，但解释又嫌简略。倘有一书能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及浅近文字，对《文心雕龙》作单篇诠释，对读者学习这部杰著将有所裨益”。于是，他们作《文心雕龙诠释》一书献给读者，并强调“本书力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联系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史、文学史的实际，从整体上把握刘勰的世界观和文艺思想，采取实事求是、科学分析的态度进行诠释”[56]。穆克宏在其《文心雕龙选（注译本）》中也强调：“我们学习和研究《文心雕龙》，一定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正确对待文学理论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有益的东西，作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的借鉴。”[57]王达津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论文集》收入论文十余篇，以《文心雕龙》的研究为主，作者谦逊地表示：“文章的写作，均力图取得古为今用的效果，但由于马列主义水平和学识水平的不足，便难以如愿，只能说：‘虽不能及，心向往之。’”[58]

从古为今用的观点出发，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以助当代文艺学建设之需，并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的标语，而是实实在在落实在《文心雕龙》的具体研究中。吴调公把他研究古代文论和《文心雕龙》的书取名《古代文论今探》，并专门写了一篇《关于文论遗产古为今用问题的浅见》作为“前言”，以表明其对“今探”，亦即“古为今用”问题的自觉反思。首先，“探”而名曰“今”就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进行全面的、科学的分析、研究。其次，古代文论之所以要“今探”，还因为需要正确对待古今关系，要知古知今。既要认识古代文论在历史中的地位，还要明确古代文论同现实的关系。第三，古代文论的古为今用贵在通过改造的实践而去使用，没有改造就拿来照搬照套，要达到为今而用的目的，是不可能的。第四，古代文论的古为今用要和古代文学的古为今用相结合，研究古代文论固然是为了建立我们具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是根本的目的，但也应该用既有的研究成果来观察和衡量古代文学中涉及的各种问题。最后，古代文论的古为今用还要和审美实践相结合，因为古代文论研究的对象是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文艺鉴赏，何况我国古代文论很早就有优良传统，系统地探讨古典文学的性质、功能和创作规律的巨著《文心雕龙》，全部运用了富有形象的诗意的语言来阐述[59]。作者对古为今用反思的核心在于：“唯其要‘用’得自觉，‘用’得辩证，作为今天的古代文论探讨者的立足点就有‘居’社会主义之‘今’的必要。”[60]

詹锳的《文心雕龙义证》是“龙学”史上的一部集大成之作。作者有感于《文心雕龙》研究中“多空论而少实证”，“甚至把自己的看法强加在刘勰身上”的不良风气，编著《义证》一书，试图“把《文心雕龙》的每字每句，以及各篇中引用的出处和典故，都详细研究，以探索其中句义的来源”。全书充分吸取前人特别是近人与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撷众家之精华，成为《文心雕龙》校注史上的集大成之作，具有会校集释的性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心雕龙》没有“三会”本的缺憾。“读者手此一编，可以看出历代对《文心雕龙》研究的成果，也可以看出近代和当代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有哪些创获。”作者以为，“这样来研究《文心雕龙》，可以帮助建立民族化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体系，以指导今日的写作和文学创作，并作为当代文学评论的借鉴”[61]。

杜黎均在古为今用方面则做得更具体，其《文心雕龙文学理论研究和译释》下编，从古为今用出发，将《文心雕龙》中的文学理论精华，选出近二百个条目，按现代文学理论体系，如论文学和现实、论文学的内容和形式、论文学的特征、论文学的风格、论文学的继承和创新、论作家的修养、论文学的欣赏和批评、论写作方法等，进行分类专题汇编、注释和翻译，以便人们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作者对此似乎非常满意，认为“实践证明：《文心雕龙》并不神秘，使这部理论宏伟却又艰深难懂的巨著，实现‘古为今用’，还是可能作到的”[62]。殊不知，如此以今范古并不能真正做到古为今用，反倒是留下了任意割裂古人的痕迹。

而童庆炳则将“古为今用”理解为揭示《文心雕龙》“范畴”的现代意义，他说：“我的‘龙学’研究特点是专攻‘范畴’，在古今中西比较上用力，力求揭示这些‘范畴’的现代意义。”[63]作者选取了刘勰论文原、文变（“道心神理”说、“奇正华实”说、“会通适变”说）；刘勰论文体、风格（“因内符外”说、“循体成势”说、“感物吟志”说）；刘勰论文学创作（“神与物游”说、“风清骨峻”说、“情经辞纬”说）；刘勰论作品构成（“杂而不越”说、“比显兴隐”说、“言外重旨”说）四组十二个范畴，从古今中外的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探源发掘，全面客观的分析比较，以揭示其理论内涵的现代意义，将《文心雕龙》中的文论范畴上升到当代文艺理论的高度，作出了今天应有的理性“裁断”，实现了对《文心雕龙》的阐释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