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诗蒙学的编选旨趣

《唐诗三百首》是清代以来影响最大、传播范围最广的一部唐诗选本。各种版本均署“蘅塘退士编”，直到20世纪40年代，“蘅塘退士”的真面目才被揭示出来。

“蘅塘退士”即孙洙（1711—1778），字临西，一字苓西，号蘅塘，晚号退士，江苏金匮（今属无锡）人。孙洙家境贫寒，颖敏好学，早年进入京师国子监学习，考中举人、进士，先后任景山官学教习、江苏上元县（今属南京江宁）教谕、顺天府大城县（今属河北廊坊）知县、卢龙县（今属河北秦皇岛）知县、山东邹平县知县、江宁府教授，直至致仕。一生中大多时间是地方府学的教书先生。对他来说，读书才是最符合本心、最快乐的事。

《唐诗三百首》是一部唐诗启蒙读物，是孙洙晚年为家塾学童编写的。古代蒙学读物有一种叫《千家诗》，是宋末元初人谢枋得对刘克庄编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作进一步删选编成的，清代康熙年间一位叫王相的蒙学教育家又作了增补。孙洙对这类《千家诗》很不满意，觉得是“随手掇拾，工拙莫辨，且止五七律绝二体，而唐宋人又杂出其间，殊乖体制”，于是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五十三岁的那个春天，与继室徐兰英合编这部《唐诗三百首》，并作简要的评注和圈点，于次年完成。徐兰英是无锡才女，曾师从蒋衡习书法，师从乡先辈杜诏学诗词，著有《蓉湖闺咏》。《唐诗三百首》可谓是夫妻合璧之作。

（清）马涛绘《诗中画》（局部）

读书是蘅塘退士孙洙最符合本心、最快乐的事。

《唐诗三百首》是家塾课本，编给孩童吟赏诵读的。这些脍炙人口之作，幼年成诵，至老不忘。部头不大，选唐诗310首，是最为简当的唐诗选本。之所以是“三百首”，往远处说，有《诗经》“诗三百”的影子在，师法孔子删诗之遗意；往近处说，明人王稚登五十岁时，女儿才七岁，“口诵唐诗三百首，熟如老比丘读《波罗蜜》，着膝前听之，则大为笑乐”（王稚登《与管建初》）。后来流传谚语“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孙洙取此为题，希望孩童通过吟诵唐人经典名篇，熟能生巧，由学而悟，掌握作诗的要领和法门。

据史料记载，黄遵宪九岁就念完了《唐诗三百首》，他提出的“我手写我口”或许得益于孩童时读诗的启发。《唐诗三百首》也是毛泽东的蒙学读物，并且陪伴他终生。他谈话作文引用唐诗，多出于《唐诗三百首》。1927年上井冈山，他就带上了一册《唐诗三百首》。毛泽东批点群书，其中《唐诗三百首》就赫然在列，会心处作圈点、眉批。的确如孙洙所言，这部书“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唐诗三百首题辞》）。

选本是一种文学批评。选者的甄遴删汰，体现了某种文学观念和价值评判。《唐诗三百首》体现出的编选者孙洙的诗歌旨趣，可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