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秘密世界诞生了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投票表决分割巴勒斯坦，辟出一个犹太人的主权国家。分割要在6个月后才生效，但阿拉伯人的进攻第二天就开始了。哈桑·萨勒姆（Hassan Salameh）是该国南部巴勒斯坦武装的指挥官，他的战士在佩塔蒂克瓦镇附近伏击了两辆以色列公交车，(1)杀了8名乘客，伤了很多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内战就此爆发。(2)公交车袭击事件次日，萨勒姆站在阿拉伯港口城市雅法的中心广场上。“巴勒斯坦将血流成河。”他向他的同胞承诺。他的话兑现了：接下来的两周内，48名犹太人被杀，155人受伤。
萨勒姆率领一支500人组成的游击队，(3)甚至直接袭击了特拉维夫，成为阿拉伯世界的英雄，媒体对其一片赞誉。埃及杂志《穆萨瓦尔时事》（Al-Musawar）在1948年1月12日那期上刊登了一张萨勒姆的巨幅照片，简要介绍了他的部队，在醒目的标题下写着“英雄哈桑·萨勒姆，南线指挥官”。
本-古里安早已对此类袭击做好了准备。在他看来，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是敌人，而将继续统治到1948年5月分割正式生效的英国人是教唆他们的人。犹太人只能依靠自己以及他们的初级防御力量。大多数“哈加纳”军队都没怎么受过训练，装备简陋，他们的武器藏在秘密存放点，以免被英国人没收。他们是在英国军队中服役的男男女女，得到了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新移民（其中有些是红军老兵）的力挺，不过，阿拉伯国家的联合部队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了他们。本-古里安深知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报机构估计犹太人会在阿拉伯人的攻击下崩溃。他自己的人当中，有一些也对取胜没有信心。但是本-古里安至少在表面上展现出了对“哈加纳”的获胜能力的信心。
为了弥补数量上的差距，“哈加纳”的计划是动用精干力量，优选目标以取得最大成效。作为这一构想的一部分，在内战开始一个月后，其最高指挥部启动了“椋鸟行动”，(4)它将23个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酋长列为清除对象。
据“哈加纳”的总指挥雅科夫·多里（Yaakov Dori）称，这次行动有三重目的：“铲除或逮捕阿拉伯政党领袖；打击政治中心；打击阿拉伯经济与制造业中心。”
哈桑·萨勒姆在目标名单上位列榜首。在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精神领袖哈吉·阿明·胡塞尼的领导下，萨勒姆协助领导了1936年的阿拉伯起义（Arab Revolt），其间，阿拉伯游击队连续3年袭击了英国人和犹太人。
胡塞尼和萨勒姆在被列为英属托管地的头号通缉犯之后逃离了巴勒斯坦。1942年，他们与党卫军和纳粹军事情报机构“阿勃维尔”联手策划了“阿特拉斯行动”（Operation Atlas）。这是一项华而不实的计划，打算将德国和阿拉伯突击队空降到巴勒斯坦，往特拉维夫的供水中投毒，(5)目的是杀掉尽可能多的犹太人，从而唤醒本国的阿拉伯人与英国占领者进行圣战。该计划惨遭失败，因为英国人破解了纳粹的恩尼格玛密码，1944年10月6日，在萨勒姆和另外4人降落在杰里科附近的沙漠峡谷之后将他们抓获。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人释放了胡塞尼和萨勒姆。负责监督“伊舒夫”在欧洲的大部分秘密活动的犹太事务局政治部，设法锁定了前者的位置，并在1945年和1948年间多次下手。(6)其动机，部分在于报复穆夫提与希特勒的结盟，但同时也有防御方面的考量：胡塞尼可能已不在国内，但他仍然积极参与组织对巴勒斯坦北部的犹太人定居点的袭击，还尝试暗杀犹太领导人。由于缺少情报和训练有素的特工，所有这些努力都以失败告终。
对萨勒姆的追捕，是“哈加纳”第一个整合人力和电子情报的行动，(7)一开始颇有希望。一个隶属于“哈加纳”的情报分部“沙亚”（SHAI）、由伊塞尔·哈雷尔指挥的单位，进入了连接雅法与该国其他地区的中央电话干线。哈雷尔在附近的密克维以色列农业学校的场地搭了一个工具棚，里面塞满了修枝剪和割草机。但实际上，地底下有个坑，里面藏着一个接入雅法电话系统的窃听设备。“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说阿拉伯语的‘沙亚’特工戴上耳机，第一次听到谈话时的情形，”哈雷尔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惊得张大嘴巴，激动地挥着手，让心急如焚等在一旁的其他人安静些……线路上噼里啪啦全是政治领袖和武装特遣队首领与其同事正在进行的谈话。”说话的人当中有一个就是萨勒姆。从截获的一个电话中，“沙亚”获悉他将赶往雅法。“哈加纳”特工计划放倒一棵树，挡在他的汽车经过的路上，然后伏击他。
不过，伏击失败了，而且这还不是最后一次失败。萨勒姆1948年6月在一场战斗中倒下了，在此之前，他多次从暗杀中死里逃生，(8)而杀他的人对他的身份一无所知。“椋鸟行动”的其他所有定点清除行动也几乎都失败了，要么是因为情报错误，要么是因为缺少训练、经验不足的刺客行动出了错。
只有由“哈加纳”的两个精锐分队执行的行动取得了成功，这两个分队都隶属于“帕尔马赫”，它是民兵组织中唯一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其中一个分队是“帕利安”（Palyam），即“海上连”，另一个是“阿拉伯排”（the Arab Platoon），是成员伪装成阿拉伯人的一个秘密突击队。
“帕利安”奉命等英国人一离开就接管巴勒斯坦最重要的海上门户海法的港口。其任务是尽可能多地窃取英国人开始运走的武器和装备，并阻止阿拉伯人做出同样举动。
“我们密切关注在海法和北边的阿拉伯武器收购商。我们搜寻他们，并把他们干掉。”(9)“帕利安”的一名成员阿夫拉罕·达尔回忆道。
达尔的母语是英语，另外两名“帕利安”成员则伪装成想向巴勒斯坦人出售偷来的装备以换取大量现金的英国士兵。交货地点被安排在一个阿拉伯村庄郊外的某废弃面粉厂附近。当巴勒斯坦人抵达时，3名身穿英国军服的犹太人在会面地点。另外4人躲在附近等待信号，然后他们出来扑倒阿拉伯人，用金属管干掉了他们。“我们担心枪声会吵醒邻居，所以决定悄无声息地进行。”达尔说。
阿拉伯排的成立，是因为“哈加纳”确定需要一支训练有素的核心战队，以深入敌后搜集情报并执行破坏和定点清除任务。(10)其人员——大多是来自阿拉伯土地上的移民——的训练，包括突击战术和炸药，也包括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习俗的集训。他们被称为“米斯塔拉维姆”（Mistaravim），这是犹太社团在一些阿拉伯国家使用的名字，在那里他们信奉犹太教，但在其他所有方面——服装、语言和社会习俗等——都与阿拉伯人相似。
两支分队之间的合作使其决定对谢赫尼米尔·哈提卜下手，(11)他是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的一个头领，是“椋鸟行动”最初的目标之一，因为他在巴勒斯坦街头颇有影响力。“米斯塔拉维姆”可以在街上随意走动而不会被英国人或阿拉伯人拦住。1948年2月，去大马士革的哈提卜回来了，还带着一车弹药，他们在途中伏击了他。(12)哈提卜受了重伤，离开了巴勒斯坦，从此不再担当任何积极的政治角色。
几天后，阿夫拉罕·达尔从一个当码头工人的线人那里听说，咖啡馆里的一群阿拉伯人一直在谈论他们计划在海法一个拥挤的犹太人区引爆一辆装满炸弹的汽车的事。他们为此搞到的英国救护车已经准备就绪，正停在城内阿拉伯区拿撒勒路上的一个车库里。“米斯塔拉维姆”的人准备好了自己的汽车炸弹，把它开进了阿拉伯区，假装是来修理爆裂的水管的，把车停在车库的墙边。“你们在这里干什么？这里不能停车！把车开走！”车库里的人用阿拉伯语冲他们嚷嚷。
“马上开走，我们刚喝了一杯，得撒泡尿。”“米斯塔拉维姆”的人用阿拉伯语回答，还骂骂咧咧了几句。他们朝等着的汽车走去，几分钟后炸弹爆炸，也引爆了救护车里的炸弹，炸死了在救护车上干活的5个巴勒斯坦人。(13)
1948年5月14日，本-古里安宣布新的以色列国成立，并当上了第一任总理和国防部长。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早年间，本-古里安曾下令在阿拉伯国家组建一个藏得很深的情报网。现在，就在以色列建国前3天，犹太事务局政治部（也是该局的情报机构）主管鲁文·希洛（Reuven Shiloah）通知他，“阿拉伯国家决定要在5月15日同时发动袭击……他们赌的是以色列缺乏重型武器以及只有一支希伯来空军”。(14)希洛提供了进攻计划的许多细节。
情报准确无误。午夜时分，就在宣布建国之后，7支军队发起进攻。(15)他们在人数上碾压犹太军队，而且武器装备也好很多，(16)一开始就取得了显著的优势，拿下了定居点，造成了人员伤亡。阿拉伯联盟的秘书长阿卜杜拉·拉赫曼·阿扎姆帕夏宣布：“这将是一场损失惨重、伤亡巨大的战争，将会像蒙古人和十字军东征进行的大屠杀那样被历史铭记。”(17)
但是犹太人——现在的正式称呼是“以色列人”——迅速重新集结，甚至展开反攻。一个月后，在联合国特使福尔科·伯纳多特伯爵（Count Folke Bernadotte）的调停下达成停火协议。双方都精疲力竭，需要修整并补充给养。等战火重燃时，局面反转了，凭借出色的情报工作和战争部署，再加上许多刚从欧洲抵达的大屠杀幸存者的协助，以色列人赶走了阿拉伯军队，并且最终征服的土地远多于联合国分割方案分给犹太人国家的。
尽管以色列人赶走了占优势的军队，(18)但本-古里安对刚刚成立的以色列国防军的短期胜利并不乐观。阿拉伯人可能输掉了第一场战争，但是他们——那些生活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周边的阿拉伯国家的人——拒绝承认这个新国家。他们发誓要摧毁以色列，把难民赶回老家。(19)
本-古里安知道以色列国防军不能指望单纯依靠人力来保卫以色列漫长而曲折的边界。他不得不从“哈加纳”的“沙亚”情报行动的余部着手，开始组建一个与合法国家地位相匹配的谍报系统。
6月7日，本-古里安召集以希洛为首的高级助手来到他位于特拉维夫前圣殿教驻地的办公室。“情报是我们在这场战争中迫切需要的军事和政治工具之一，”希洛在给本-古里安的备忘录中写道，“它必须成为永久的工具，在我们［和平时期］的政治机器中也不例外。”
本-古里安无需别人来说服。(20)毕竟，历经磨难后的建国及其国防工作在极大程度上都归功于对准确情报的有效利用。
当天，他下令成立三大机构。(21)第一个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部情报处，后来通常以其缩写“阿曼”（AMAN）来指代。第二个是“辛贝特”（“国家安全局”的首字母缩写），负责国内安全，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英国军情五处的混合体。（该组织后来更名为以色列安全局，但大多数以色列人仍以其缩写Shabak或者像本书中一样用“辛贝特”来称呼它。）第三个是现在隶属于新的外交部而不是犹太事务局的政治部，它将从事外国谍报活动和情报收集。靠近国防部的萨罗纳社区是废弃的圣殿教大本营，(22)那里的建筑被分配给了这些机构，而本-古里安的办公室被安置在表面上组织有序的安全部队的中心。
然而，最初的几个月乃至几年里并不那么井然有序。(23)“哈加纳”特工的残余被吸收进了各种安全部门或间谍团体，然后被洗牌并重新吸纳到另一个机构。再加上无数次的地盘之争和一些本质上是革命者各种自我意识的激烈碰撞，谍报机构极为混乱。“那些年很艰难，”以色列情报机构的缔造者之一伊塞尔·哈雷尔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国家并捍卫它。［但是］情报部门的结构和分工没有经过任何系统性的判断就确定了，没有与所有相关人员进行讨论，采取的是一种近乎散漫且密谋式的途径。”
在正常条件下，各部委之间会确立明确的权责范围和办事程序，外勤特工会花几年时间耐心地发展线人。但是以色列没法这么奢侈。当这个年轻的国家为其生存而战时，其情报行动不得不在围困中匆忙上马。
本-古里安的间谍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来自内部：有公然藐视其权威的犹太人，其中包括右翼地下运动的残余。(24)这种公然挑衅的一个极端例子是1948年6月的“阿尔塔列纳号事件”。“伊尔贡”派的一艘名为“阿尔塔列纳号”的船从欧洲出发，载着移民和武器即将抵达。但是该组织拒绝将所有的武器交给新政权的军队，坚持将其中一部分留给自己阵容仍然完整的部队。本-古里安从“伊尔贡”内部的特工那里得知了他们的计划，下令武装接管该船。在随后的战斗中，船被击沉，16名“伊尔贡”战士和3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被打死。不久之后，安全部队围捕了全国各地的200名“伊尔贡”成员，终结了该组织。
伊扎克·沙米尔及其指挥下的“莱希”特工也拒绝接受较为温和的本-古里安政权。在整个夏季的休战期间，联合国特使伯纳多特起草了一份旨在结束战争的临时和平计划。但“莱希”和沙米尔对此无法接受，他们指责伯纳多特在二战中与纳粹勾结，起草了一份重新划定以色列边境的提案，其中包括将内盖夫和耶路撒冷的大部分土地划给阿拉伯人，将海法港和吕大机场（Lydda airport）置于国际管控之下，还逼迫这个犹太国家接回30万阿拉伯难民——这样的话这个国家将不复存在。
“莱希”以在城市街头张贴告示的形式发布了几次公开警告：(25)致伯纳多特特工的建议：滚出我们的国家。地下电台甚至更直言不讳地宣称：“伯爵最终会像勋爵那样送命。”（指的是被暗杀的莫因勋爵。）伯纳多特没有理会警告，甚至命令联合国观察员不要携带武器，他说：“联合国的旗帜会保护我们。”
沙米尔相信特使的提案会被接受，于是下令暗杀他。9月17日，在以色列国宣布成立4个月之后，即伯纳多特将提案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的第二天，他和随从乘坐3辆白色德索托轿车从联合国总部前往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社区莱哈维亚时，一辆吉普车拦住了他们的去路。3个戴着尖顶帽子的年轻人跳了下来。(26)其中两人射穿了联合国汽车的轮胎，第三个人约书亚·科恩打开了伯纳多特所乘汽车的门，用他的施迈瑟MP40半自动冲锋枪开火。第一梭子弹打中了坐在伯纳多特身边一位名叫安德烈·塞罗的法国上校，但下一梭更准，直接击中了伯爵的胸口。两个人都死了。整个袭击只有几秒钟(27)——“像雷电似的，50梭子弹就打出去了。”以色列联络官摩西·希尔曼上尉这样描述道，他当时和遇害者一起坐在车里。凶手一直没有抓到。(28)
这次暗杀激怒了犹太领导层，也使他们倍感尴尬。安理会谴责这是“懦弱行径，显然是耶路撒冷的恐怖分子犯罪集团所为”(29)，第二天的《纽约时报》写道：“没有哪支阿拉伯军队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对［犹太国家］造成如此大的伤害。”
本-古里安将“莱希”的一意孤行视为对其权威的严重挑战，(30)认为这可能会导致政变甚至内战。他立即采取行动，宣布“伊尔贡”和“莱希”为非法组织。他命令“辛贝特”局长伊塞尔·哈雷尔追捕“莱希”成员。头号通缉犯就是伊扎克·沙米尔。他没被抓到，但是许多成员被捕，并被重兵看守起来。“莱希”作为一个组织至此不复存在。(31)
本-古里安对哈雷尔为铲除地下组织而采取的有力行动感激不尽，(32)提拔他为该国头号情报官员。
伊塞尔·哈雷尔身材矮小，体格强壮，干劲十足，深受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运动及其采用的破坏、游击战和暗杀等手段的影响，但是他痛恨共产主义。在他的指挥下，“辛贝特”一如既往地对本-古里安的政敌、左翼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以及由“伊尔贡”和“莱希”老兵组成的右翼赫鲁特党开展了监视和政治上的间谍活动。(33)
与此同时，本-古里安和他的外交部长摩西·夏里特因为该对阿拉伯人采取何种政策而意见不合。夏里特是以色列早期最杰出的领导人，他认为外交是实现地区和平从而保障国家安全的最佳途径。甚至在独立前，他就向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和黎巴嫩总理里亚德·索勒赫偷偷示好，后者将在组建入侵的阿拉伯联盟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且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对巴勒斯坦民兵组织负有责任，这些民兵令建国前的“伊舒夫”损失惨重。尽管索勒赫发表过恶毒的反犹言论，还采取过反以色列行动，但他仍然于1948年底与夏里特的副手之一埃里亚胡·萨森在巴黎秘密会面过几次，讨论和平协议。夏里特对自己开展的秘密接触充满热情，他带着萨森去向内阁汇报时，萨森说：“如果我们想与阿拉伯人建立联系以结束战争，我们就得和现在掌权的人接触。和那些对我们宣战的人……以及我们还与之有争端的人接触。”
那些外交示好显然没有奏效，(34)本-古里安于1948年12月12日下令军情部门特工暗杀索勒赫。
“夏里特强烈反对这个想法，”阿舍·本-纳坦(35)回忆道，他是负责海外秘密活动的外交部政治部门的领导人，“我们部门奉命通过我们在贝鲁特的联系人协助军情部门执行该命令时，他撤回了命令，使之名存实亡。”(36)
这一事件，加上哈雷尔和夏里特之间的一系列冲突，使本-古里安火冒三丈。他认为外交是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情报机构的微不足道的替代，私下里，他把夏里特当作威胁总理大权的对手。1949年12月，本-古里安将政治部门移出外交部的管辖范围，直接听命于他。他后来给该机构取了个新名字：情报与特别使命局。不过，更常用的是其著名的简称“摩萨德”。
随着摩萨德的建立，以色列情报机构合并为一个三管齐下的团体，(37)其如今或多或少以同样的形式存在：“阿曼”，向以色列国防军提供情报的军事情报部门；“辛贝特”，负责国内情报、反恐与反间谍活动；摩萨德，负责境外的秘密活动。
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认为以色列国的未来会更依赖于强大的军队和情报团体而非外交的人而言，这是一场胜利。这场胜利体现在房地产上：特拉维夫的前圣殿教成员大本营曾经由政治部占用，现在移交给了摩萨德。这也是伊塞尔·哈雷尔的个人胜利。(38)他已经执掌“辛贝特”，现在还被任命为摩萨德局长，一跃成为以色列早期历史上最有权势——也最神秘——的人物之一。
从那时起，以色列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将在特拉维夫与耶路撒冷之间的竞争中确立，前者是军事最高指挥部、情报总部和国防部的所在地，后者是本-古里安度过大部分时间的地方，外交部被安置在耶路撒冷一堆预制板棚屋里。特拉维夫总是占上风。
本-古里安直接控制着所有这些机构。(39)摩萨德和辛贝特是在他担任总理期间归他领导的，而军情部门在他职权范围之内是因为他兼任国防部长。这是一种隐蔽的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然而，从一开始，官方就对以色列人民隐瞒了这一点。本-古里安严禁任何人承认这事，更别说透露有这样一个庞大的官方机构网络存在。实际上，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在公开场合提到辛贝特或摩萨德都是明令禁止的。因为本-古里安不承认这些机构的存在，也使得人们无法为这些机构的运作建立法律基础。没有法律明确规定它们的目标、角色、使命、权力、预算，抑或它们之间的关系。
换言之，以色列情报机构从一开始就像一个影子王国，与该国的民主政体之间有一种似近又远的关系。情报机构的活动——大多（辛贝特和摩萨德）都是总理直接指挥的——都没有受到以色列议会或任何其他独立的外部机构的有效监督。
在这个影子王国，“国家安全”被用来证明大量行动和部署的合法性，而这些在有形世界都会受到刑事起诉、被判长期监禁。他们仅仅因为公民的少数族裔身份或政治关系就长期监视公民；审讯手段包括未经司法授权的长期监禁和刑讯逼供；还在法庭上作伪证，对律师和法官隐瞒真相。
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定点清除。以色列法律中没有死刑，(40)但本-古里安绕开这一点，使自己有权下令施行法外处决。
维持这一影子王国的理据是：非完全保密无以保障以色列的生存免受威胁。以色列继承了英属托管地政府的法律制度，包括执行法令和镇压叛乱的紧急状态条款。在这些条款中，有一项是要求所有的印刷和广播媒体将有关情报和军事活动的报道提交军事审查部门，而大部分内容都没能通过审查。截至本书动笔时，紧急状态尚未解除。不过，为了安抚饥肠辘辘的媒体，老谋深算的本-古里安成立了一个由报刊和广播新闻机构的主编组成的编辑委员会。本-古里安本人或其代表会不时出现在委员会，透露些不为人知的消息，同时解释这些消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向公众发布。编辑们很兴奋，因为他们为自己争取到了进入这个神秘世界获得其秘密的机会。为表感激，他们给自己强加了一种甚至比实际审查者还要严格的自我审查。
1952年7月，法籍德裔画家查尔斯·杜瓦尔的画展在开罗的国家博物馆开幕。杜瓦尔是个嘴里永远叼着烟的高个子年轻人，两年前从巴黎搬到了埃及，宣布自己“爱上了尼罗河所在的这片土地”。开罗媒体发表了许多讨好杜瓦尔及其作品的文章——评论家说他的作品深受毕加索的影响——很快，他就成为上流社会的常客。实际上，埃及文化部长出席了杜瓦尔画展的开幕式，甚至还买了两幅画借给博物馆展出，这一挂就是23年。
5个月后，当他的画展闭幕时，杜瓦尔说自己的母亲病了，得赶回巴黎照顾她。回到法国后，他给埃及的老朋友写过几封信，便从此音信全无。
杜瓦尔的真名是什洛莫·科恩·阿巴巴内尔，(41)是一名以色列间谍。他出生在德国汉堡一个著名的拉比家庭，是这家4个儿子中最小的。1933年冬天，纳粹上台并开始实行种族法时，他们全家逃到了法国，然后逃到了巴勒斯坦。15年后的1947年，27岁的科恩·阿巴巴内尔回到巴黎学习绘画，从蹒跚学步时起，他就表现出了明显的艺术天赋。不久之后，“哈加纳”的情报人员听说了他的才能，招募他为其伪造护照和证件，供那些冒着触犯英国移民法的危险从欧洲和北非偷渡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使用。这是他漫长间谍生涯的开始。科恩·阿巴巴内尔将自己打扮成波希米亚画家，在埃及经营着一个特工网，并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招募新特工。他收集了在中东避难的纳粹战犯的信息，并向自己的上级报告了德国火箭专家最初尝试向阿拉伯军队出售服务的事。1952年，他返回以色列，敦促年轻的情报机构摩萨德的上级在寻找和除掉纳粹分子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
执掌摩萨德不久，伊塞尔·哈雷尔就要求科恩·阿巴巴内尔为该机构设计一个官方标志。于是这位画家闭门不出，直至完成了一份他亲手绘制的方案。标志的中央是一个7头的烛台，它是矗立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公元70年被罗马人毁掉的圣灯。其印鉴上是一段铭文，引自《箴言》第24章第6节，根据犹太传统，其作者是所罗门王本人：“因为你会用诡计发动战争。”这句话后来换成了《箴言》（第11章第14节）的另一句：“国家若无秘密手段必将灭亡；顾问人数众多，安全必定可保。”科恩·阿巴巴内尔的意图再清楚不过了：通过秘密手段，摩萨德将成为新犹太共和国的无敌盾牌，确保犹太人再也不会受辱，犹太民族再也不会倾覆。
哈雷尔所写的摩萨德章程同样广泛而雄心勃勃。根据官方命令，该组织的目的是“秘密收集境外（战略、政治、行动）情报；在以色列境外执行特别行动；阻止敌对国家发展和获取非常规武器；防范对以色列境外的以色列人和犹太目标的恐怖袭击；发展并维护以色列和与之尚无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的情报与政治纽带；将犹太人从不允许其离开的国家带回以色列，为仍然滞留在那些国家的犹太人建立防御体系”。换句话说，其职责不仅是保护以色列及其公民，还包括守卫全世界犹太民族的使命。
而年轻的以色列情报机构不得不对包围以色列并威胁要摧毁以色列的21个敌对阿拉伯国家发出的一系列挑战作出回应。国防机构高层中有些人相信，应对这些挑战的最好办法就是在远离敌人防线的地方采取精确的特别行动。
为实现这一目标，“阿曼”成立了一个名为“情报13队”的单位(42)（在犹太传统中13是个幸运数字）。阿夫拉罕·达尔现在已经是其中著名的官员之一，他1951年到埃及建立了一个特工网，人员是从当地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家中拣选出来的。这些新兵以各种借口前往欧洲，然后去以色列接受谍报与破坏训练。达尔在概述特工网的目标时解释说，“使埃及与以色列如此敌对的核心问题在于法鲁克国王的执政方式。如果我们能除掉这个障碍，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换言之”——达尔在此引用了一句西班牙谚语——“狗亡病消”。(43)
事实证明，解决“狗”是没必要的——法鲁克不久就被政变推翻了。而“阿曼”认为没了他情况会好转的假设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然而，这个已然建立的埃及特工网可以用来改变该地区历史进程的想法，对以色列领导人来说太诱人了，简直难以抗拒。“阿曼”决定利用这些当地特工来打击最近刚驱逐了法鲁克的“自由军官运动”组织，“目的是在不暴露以色列在其中所起作用的情况下，通过引起公众不安并引发示威、逮捕和报复行动等来削弱西方对［埃及］政权的信心”。(44)但整个行动以灾难告终。
尽管接受过密集的训练，“阿曼”的新兵还是业余且粗心大意，(45)他们的所有破坏行动最后都失败了。最终，11名特工被埃及当局找了出来。有些人在草草受审后被处决，一人在被严刑拷打后自杀身亡。运气好的被判长期监禁和劳役。
接下来的混乱局面引发了一场在以色列肆虐多年的重大政治争端，焦点是“阿曼”的这些失败行动是否获得了政治机构的批准。
以色列吸取的主要教训是，绝不能在敌对的“目标”国家招募当地犹太人。他们被捕后几乎必死无疑，而且会给整个犹太社会造成轩然大波。尽管利用这些现成的、无需编造假身份的人这件事极具诱惑，但以色列几乎再也没有这样做过。
然而，以色列可以通过敌后的大胆行事并采取特别行动改变历史这一基本信念，一直都没有动摇，实际上还被强化为以色列安全理论的核心原则。确实，这一理念——在敌后采取特别行动至少应该是该国主要国防手段之一——将会在以色列政治和情报机构中占主导地位，并沿袭至今。
而且，尽管世界上许多老牌国家一直将收集情报的情报机构与利用这些情报执行秘密任务的行动单位分开，但以色列的特种部队从一开始就是其情报机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美国为例，特种作战队“三角洲部队”和海豹突击队六队是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组成部分，而非属于中央情报局或军事情报局。然而，在以色列，特种作战队直接听命于情报机构摩萨德和“阿曼”。
其目标是不断将收集到的情报转化成行动。尽管当时的其他国家也在和平时期收集情报，但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做好准备以防战争爆发，或者是为了批准偶尔为之的特种行动。另一方面，以色列将不断利用其情报在敌后发动特别攻击行动，以期完全避免全面战争。
设计徽标、制定章程以及确定作战理念是一回事，实施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哈雷尔很快就会明白——在主动采取行动时更是如此。
摩萨德的第一次重大行动以惨败告终。1954年11月，以色列海军上尉亚历山大·伊斯雷尔——一个拈花惹草负债累累的大骗子——用假护照溜出国，企图将绝密文件卖给埃及驻罗马大使馆。在大使馆工作的摩萨德特工报告了他在特拉维夫的上级，后者立即开始制订绑架伊斯雷尔并将其作为叛徒带回以色列受审的计划。
对哈雷尔来说，这是一次事关国家安全和职业生涯的大考。在该机构的成长岁月里，所有机构的负责人都争权夺利，一次重大失败可能断送职业生涯。他组建了一支由摩萨德和辛贝特特工组成的一流团队，将他们派往欧洲抓捕伊斯雷尔。他指派自己的表弟、十几岁时就暗杀过两名德国圣殿教成员的拉菲·艾坦负责此次行动。
艾坦说：“有人提议尽快找到伊斯雷尔并杀了他。但哈雷尔立即阻止了这种想法。‘我们不杀犹太人。’他说。(46)接着宣布这是一次绑架行动。”哈雷尔亲口说过：“我从未想过要下令杀死我们自己的同胞。我希望把他带回以色列，以叛国罪受审。”(47)
这一点很重要。犹太教中有相互负责的传统，所有犹太人之间都有着深厚的联系，仿佛他们是一个大家庭。这些价值观被认为是维系经历了两千年的流亡仍然作为一个民族存在的犹太人的纽带，而一个犹太人伤害另一个犹太人是不可容忍的。早在巴勒斯坦地下组织时期，实际情况不允许组织审判时，处死犹太叛徒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合法的，但在以色列建国后就不是了。“我们不杀犹太人”——即使他们被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成了以色列情报界的铁律。
起初，计划完美地展开。(48)伊斯雷尔在巴黎的一个十字路口被一名摩萨德女间谍拦住，艾坦和另外3人上去逮住了他。他被带到了一个安全屋，在那里一名摩萨德的医生给他注射了镇定剂，并将他放进一个通常用来转移武器的板条箱里，然后让他上了一架以色列空军飞机，踏上了一段要停靠多个地点的漫长旅程。每一站，伊斯雷尔都会被再次注射镇定剂，飞机刚刚在雅典着陆，他就心脏病发作死了。按照哈雷尔的命令，艾坦的一个手下最终将他的尸体从机尾扔进了大海。
哈雷尔的人给以色列媒体提供假消息，(49)说伊斯雷尔抛下怀有身孕的妻子，携款潜逃到南美的某地定居。哈雷尔对自己负责的这次行动以一名犹太人的死亡而告终感到非常尴尬，他下令将此事的所有记录深藏在摩萨德的一个保险箱里。但是，哈雷尔的对手保留了这些文件的副本，以备有需要时拿来对付他。
哈雷尔还得出结论，亟须建立一支专门执行破坏和定点清除任务的特种部队。他开始物色“训练有素的战士，坚忍而忠诚，必要时会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他在自己最不希望的地方找到了，那就是“伊尔贡”和“莱希”的老兵，他曾与这些人有过一番痛苦的斗争。
本-古里安严禁在政府机构中雇佣任何右翼地下组织前成员，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没有工作、灰心丧气，渴望参加行动。辛贝特认为他们当中有些人很危险，很可能会采取秘密行动反对政权。
哈雷尔的目标是一石二鸟：建立自己的特种部队，让昔日的地下战士听命于他，去国界外采取行动。
大卫·肖姆伦、伊扎克·沙米尔以及他们在“伊尔贡”与“莱希”的战友中被认为足够坚韧和勇敢的人，受邀到哈雷尔位于特拉维夫以北的家中并宣誓加入。(50)摩萨德的第一支攻击队“米弗拉茨”（Mifratz）就这样成立了，这个词在希伯来语中意为 “海湾”。
(1) Davar, December 1, 1947. 2011年5月16日对盖尔博的采访。
(2) Gelber, Independence Versus Nakbah, 119 （Hebrew）.
(3) 500这一数字引自Kai Bird, The Good Spy, 87。
(4) Danin, Tzioni in Every Condition, 222-25 （Hebrew）.
(5) 打算在“阿特拉斯行动”中用的毒药是氧化砷，据英国情报机构严刑拷问的参与者供认，其目的是给巴勒斯坦人和纳粹的共同敌人——犹太人、英国人和美国人“以最大的打击”（UK NA KV2/455）。
(6) 对暗杀穆夫提的行动的讲述，引自Yahav, His Blood Be on His Own Head, 94 （Hebrew）。Gelber, Growing a Fleur-de-Lis, 653。
(7) Pedahzur, The Israeli Secret Services, 18. Harel, Security and Democracy, 94 （Hebrew）.
(8) 1948年5月31日，萨勒姆在罗斯艾因之战中被迫击炮弹壳击中负伤，罗斯艾因位于特拉维夫东北面，那里的山泉是该城的饮用水来源。两天后他死了。哈吉·阿明·胡塞尼在针对他的所有暗杀行动中幸存下来，1974年老死于贝鲁特。Gelber, IsraeliJordanian Dialogue, 1948-1953：Cooperation, Conspiracy, or Collusion？ 119 （Hebrew）。
(9) 2012年4月18日对阿夫拉罕·达尔的采访。
(10) Dror, The “Arabist” of Palmach, 56-58 （Hebrew）.
(11) HHA, Testimony of Yoseph Tabenkin, 199.6.
(12) HHA 100.100.61. Eldar, Flotilla 13：The Story of Israel's Naval Commando, 107-108 （Hebrew）. Yahav, His Blood Be on His Own Head, 95 （Hebrew）.
(13) “阿拉伯排”的行动并非都取得了成功。有些成员被捕后遭到处决。其中一次失败行动是试图往供水系统中投毒，想置加沙人于死地，以此报复阿拉伯国家在以色列宣布独立后对其进行的侵略。派去执行任务的两人被抓后被杀。HHA, 187.80。
(14) Political Department of the Agency to Zaslani, May 12, 1948, Central Zionist Archive, S25\9390.
(15) 埃及、叙利亚、约旦、伊拉克、黎巴嫩和沙特阿拉伯这6个阿拉伯国家的正规军以及巴勒斯坦解放军入侵了以色列，它们与在以色列境内活动的巴勒斯坦军事单位里应外合。
(16) 后来对独立战争的研究中，有些是由一个被称作“新犹太复国主义”或“后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学家团体撰写的，其得名是因为他们在研究以阿冲突时采用的创新方法（这在“老派历史学家”看来是错误的），他们得出结论说，刚开始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是势均力敌的，在一些战场上，由于阿拉伯方面的内部分歧和争吵以及拙劣的部署，犹太人一度甚至占优势。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209 （Hebrew）。
(17) 对阿扎姆的采访，最初发表在1947年10月的某埃及报纸上，后来被多次引用，演变成一场关于他的真实意图是什么的激烈讨论。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208. Tom Segev, “The Makings of History：The Blind Misleading the Blind,” Haaretz, October 21, 2011。
(18) Morris, Israel's Border Wars, 1949-1956, 3 （Hebrew）.
(19) Golani, Hetz Shachor, 13 （Hebrew）.
(20) 以色列建国前的一次重要的情报行动成功了，这是本-古里安为改变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调查委员会（UNSCOP）成员的看法而下令进行的一次庞大情报行动的成果。该委员会1947年5月受命向安理会提出处理巴勒斯坦问题的建议，但倾向于支持成立独立的犹太国家。Ronen Bergman, “A State Is Born in Palestin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ober 7, 2011. 2003年11月12日对埃拉德·本德罗的采访。Elad Ben Dror, “The Success of the Zionist Strategy Vis-à-vis UNSCOP,” Ph.D. dissertation, Bar-Ilan University。
(21) The Bureau of the Minister of Defense to the heads of the defense establishment and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Organization of Intelligence Services, February 15, 1959, Ministry of Defense and IDF Archives, 870.22. Ben-Gurion Diary, vol. B. 494, 590. Shiloh, One Man's Mossad, 120-21 （Hebrew）.
(22) Sauer, The Holy Land Called：The Story of the Temple Society, 208.
(23) 1999年3月对伊塞尔·哈雷尔的采访。Siman Tov, “The Beginning of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in Israel”, Iyunim, vol. 23。
(24) “伊尔贡”的领导人梅纳赫姆·贝京在观点上是个极端分子，但他坚定地采取行动阻止内战爆发，尽管对“阿尔塔列纳号”沉船事件深感愤怒且与本-古里安观点相左，但仍然命令手下服从国家权威，并入以色列国防军。
(25) Sheleg, Desert's Wind：The Story of Yehoshua Cohen, 88-95 （Hebrew）.
(26)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 Press Release PAL/298, September 18, 1948, “General Lundstrom Gives Eyewitness Account of Bernadotte's Death.”
(27) Regev, Prince of Jerusalem, 13-17 （Hebrew）.
(28) 20世纪50年代晚期，本-古里安辞职后定居在内盖夫的基布兹，目的是鼓励年轻人在沙漠定居。约书亚·科恩在这一先驱精神激励下也偕家人迁居那里。最终他成为本-古里安的密友和同伴，并担任其保镖。在一次外出散步的途中，科恩向本-古里安承认是他枪杀了伯纳多特，他正是本-古里安的间谍们苦苦搜寻却一无所获的那个人。Bar-Zohar, Ben-Gurion, 316-17 （Hebrew）. Regev, Prince of Jerusalem, 100。
(29) The U.N. Must Act,”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9, 1948.
(30) Bar-Zohar, BenGurion, 317.
(31) 1997年1月对阿姆农·德罗尔的采访，2017年4月6日对梅纳赫姆·纳沃特的采访。Navot, One Man's Mossad, 24-25 （Hebrew）。
(32) 在哈雷尔看来，分裂组织要么极右，要么极左，他两者都憎恨。“即使当我还是个孩子时［他出生在俄国］，形形色色的暴力行径和革命的专制残暴与残酷景象就深深烙在我脑海里。这些景象在我心中激起了深刻的、绝不妥协的厌恶之情。”Harel, Security and Democracy, 78. 2001年4月6日对哈雷尔的采访。
(33) 哈雷尔后来声称，这是对他怀疑组织新的地下组织或谋划其他颠覆行为的人的监视，但他实际上是把辛贝特当成政治间谍机构为本-古里安的利益服务。该机构一直监视本-古里安的对手和批评者，尽管这些人显然并没有参与任何非法活动。该机构甚至用辛贝特的资金办了一本公然亲本-古里安的商业杂志，名为Rimon，与文风活泼、攻击本-古里安的新闻杂志Haolam Hazeh抗衡。2001年4月6日对哈雷尔的采访，2013年7月19日对尤里·亚夫内里的采访，2011年7月8日对亚利耶·哈达尔的采访。Ronen Bergman, “The Shin Bet Secrets,” Yedioth Ahronoth, March 23, 2007。
(34) Israel State Archive 3771/70. Sutton and Shushan, People of Secret and Hide, 144-46 （Hebrew）. Erlich, The Lebanon Tangle 1918-1958, 262-65 （Hebrew）。1996年5月对摩西·萨森的采访，1999年12月9日对卢文·厄尔里奇的采访，2012年5月9日对拉菲·萨顿的采访。
(35) 曾领导对德国纳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的追捕行动,后被任命为以色列驻波恩首任大使，致力于在欧洲与德国之间建立最亲密的盟国关系。——译者
(36) 2010年9月13日对阿舍·本-纳坦的采访。
(37) 各机构间有关权力、资源和地盘分配的争论从未停止。差不多每隔10年，总理都会成立一个秘密委员会，为情报机构重新制定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大宪章”。除却最初的3个机构外，后来又加入了4个：拉卡姆（LAKAM，科学事务联络局的首字母缩写），隶属国防部，从事技术和核武侦察；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监管该国核计划；科学管理局，重点控制研发生化武器和反制措施的以色列生物研究所（位于耐斯兹敖那）；纳提夫（Nativ），负责与苏联犹太人的秘密来往。
(38) 哈雷尔在摩萨德实施铁律，并严守秘密。他命令每个摩萨德行动人员使用化名，每个单位、每次行动和特工都有代号。这些化名和代号必须一直使用，就连内部通信和内部讨论中也是这样。这一做法延续至今。
(39) 根据以色列的《基本法：政府》的“剩余条款第32条”（在没有宪法的情况下，以色列的《基本法》是该国最高立法，也最难修订），政府可以“尽其所能”履行其职责。实际上，这个含糊的表述赋予了以色列总理几乎不受以色列民主机构或新闻媒体监督地下令进行秘密行动和暗杀的权力。20世纪80年代中期，辛贝特人员的一系列非法行为被曝光，导致该机构高层被解职，新领导层要求出台法律，明确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这部法律于2002年在以色列议会通过。从那以后，摩萨德一直在考虑为自己制定一项类似的法律，但这样的考虑总是遇到一个根本性的矛盾：与在以色列国内及其控制的领土内活动的辛贝特不同，摩萨德所做的每件事几乎都是违反他国法律的，有时候还是明目张胆的。这类行为很难在立法框架内加以限制，更别提要公开它们并形成议会的书面认可，即承认以色列允许严重侵犯外国主权的行为。2017年5月，摩萨德局长约西·科恩决定结束旷日持久的审议，裁定不会颁布摩萨德的法律。2013年5月26日对达甘的采访，2017年5月对“伊夫塔克”的采访，2017年7月对“优点”的采访，2015年6月对“萨沙”的采访，2017年9月对“静谧”的采访。
(40) 只对纳粹战犯及其教唆者（在阿道夫·艾希曼案中用过一次）用过，以及军事法庭依据其理论上的权力对恐怖分子用过几次，最终被最高法院废除。
(41) 1997年7月对尤瓦尔·科恩·阿巴巴内尔的采访，1997年7月对哈伊姆·科恩的采访。Ronen Bergman, “Under the Layers of Paint,” Haaretz, August 29, 1997。
(42) 这并不是获得该番号的唯一一个特别行动单位——海军突击队被称作“三栖特种部队第13部队”（Shayetet）。空军也计划成立“塔耶瑟特”（Tayeset）部队，其使命是将以色列人员运至目标处。这个数字也出现在别处——摩萨德成立的官方日期是1949年12月13日。
(43) 2015年1月5日对达尔的采访，2007年3月12日对阿利耶·克里沙克的采访。
(44) Unit 131, Mordechai Ben Tzur to head of AMAN, “Events in Egypt, July-September 1954,” October 5, 1954, MODA 4.768.2005.
(45) Avraham Dar to AMAN director, “Report on Conversation with Defense Minister 29.12.54,” January 10, 1954；在随后几年里：Dar to AMAN Director and commander of Unit 131, “The Reasons for Leaving Unit 131,” September 30, 1955；Dar to Mossad Director Meir Amit, August 29, 1967；Dar to Prime Minister Eshkol, “Prisoners in Egypt,” September 27, 1967（作者资料，从达尔处获得）。
(46) 2011年9月19日对艾坦的采访。
(47) 1999年3月对哈雷尔的采访。
(48) 2001年4月6日对哈雷尔的采访，2013年5月1日对伊曼纽尔·塔尔莫的采访，2013年9月对“维克多”的采访。
(49) 伊斯雷尔的妻子几个月后生下遗腹子，他以为父亲抛弃了自己和祖国。直到50年后他才从本书作者处得知真相。2006年5月在我家，这个名叫摩西·特西普尔的人见到了拉菲·米丹，当年参与绑架的摩萨德特工之一。特西普尔起诉以色列并要求认定他为战争孤儿——此事发生时他父亲为现役军人——并向他出示相关文书。经过多年的诉讼，摩萨德同意在经济上补偿他，但不会披露文件。2006年5月2日对拉菲·米丹和摩西·特西普尔的采访，2006年2月19日对艾坦的采访。Tel Aviv District Court （in camera）, Tsipper v. Ministry of Defense, December 11, 2013. Ronen Bergman, “Throw Away,” Yedioth Ahronoth, May 26, 2006。
(50) 2011年8月20日对“爱国者”的采访，2001年4月6日对哈雷尔的采访，2011年5月26日对肖姆伦的采访，1997年1月对沙米尔的采访。Shamir, As a Solid Rock, 122-24 （Hebrew）. Shlomo Nakdimon, “Yitzhak Shamir：Top Secret,” Yedioth Ahronoth, April 25,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