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血与火
1944年9月29日，大卫·肖姆伦躲在圣乔治大街的阴暗处，这里离耶路撒冷的罗马尼亚教堂不远。这座教堂建筑被管理巴勒斯坦的英国当局用作军官们的住所，肖姆伦正在等其中一位军官离开，此人名叫汤姆·威尔金。
威尔金是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the British Mandate for Palestine）刑事调查局犹太分队的指挥官，(1)他工作非常出色，尤其是涉及渗透和扰乱犹太人地下活动的部分。威尔金争强好胜，但也极有耐心、老谋深算，能说一口流利的希伯来语，在巴勒斯坦服役13年后，他拥有广泛的线人网络。多亏了他们提供的情报，地下组织战士被捕，武器藏匿处被捣毁，其旨在迫使英国人离开巴勒斯坦的行动计划被挫败。(2)
正因如此，肖姆伦才来杀他。
肖姆伦和他那天晚上的搭档雅科夫·巴奈（代号“马扎尔”，意为“幸运”）是莱希（Lehi）的特工，莱希是20世纪40年代早期与英国人作战的犹太复国主义地下运动中最激进的一个。尽管“莱希”一词为希伯来语“以色列自由战士”的首字母缩写，英国人却认为它是个恐怖组织，并以其创始人、浪漫的极端民族主义者阿夫拉罕·斯特恩的名字称其为“斯特恩帮”。斯特恩与他的一小撮追随者发动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暗杀和爆炸袭击，正如莱希的行动长官（后来的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所言，这是一场“个人恐怖”运动。(3)
威尔金知道自己被盯上了。大约3年前，莱希在其第一次笨拙的行动中就已经试图干掉他和他的上司杰弗里·莫顿。1942年1月20日，刺客们在特拉维夫的亚埃尔大街8号的楼顶和建筑物内部放置了炸弹。谁料他们最终炸死了3名警察——2名犹太人和1名英国人——这些人比威尔金和莫顿先到，并触发了炸药。后来，莫顿在另一次企图加害他的暗杀行动中负伤，而后逃离了巴勒斯坦——那次是为了报复莫顿枪杀了斯特恩。(4)
对于肖姆伦来说，事情的来龙去脉，谁杀了谁，谁先动的手，全都无所谓。(5)英国人占据了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理所当然属于他们的土地——这才是最重要的，沙米尔已经判了威尔金死刑。
对肖姆伦和他的战友而言，威尔金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目标，他身份显赫，有利可图。“我们太忙了，也太饿了，没空去想英国人和他们的家人。”(6)数十年后肖姆伦说。
刺客们在发现威尔金住在罗马尼亚教堂的附属建筑后，开始了他们的行动。肖姆伦和巴奈的口袋里有左轮手枪和手榴弹。增援的莱希特工就在附近，他们身穿西装、头戴礼帽，看起来就像英国绅士。
威尔金离开教堂里的军官住处，直奔位于俄罗斯大院（Russian Compound）的刑事调查局，那里是关押和审问地下组织嫌疑人的地方。(7)和往常一样，他很警觉，边走边扫视大街，一只手始终插在口袋里。当他经过圣乔治大街和歇雷姆大街的拐角处时，一个坐在附近杂货店外面的小伙子起身把帽子丢在了地上。这是约好的信号，两名刺客开始朝威尔金走过去，根据他们研究过的照片认出是他。肖姆伦和巴奈让他从他们身边经过，握着左轮手枪的手掌直冒汗。
接着，他们转身尾随其后。
“在我们动手前，马扎尔（即巴奈）说，‘让我先开枪’”肖姆伦回忆道，“但是当我们看见他时，我想我没克制住，率先开了枪。”
巴奈和肖姆伦开了14枪，其中11枪的子弹击中了威尔金。“他设法转身拔出手枪，”肖姆伦说，“但紧接着他就扑倒在地。血像喷泉似的从他的额头喷出来。场面很吓人。”
肖姆伦和巴奈飞奔回阴暗处，登上一辆出租车离开，另一名莱希成员正在车上等他们。
“唯一令我不快的是我们忘记拿他的公文包了，里面有他所有的文件。”(8)肖姆伦说。除此之外，“我没有任何感觉，没有一星半点的愧疚。我们相信送回伦敦的棺材越多，自由之日就会离我们越近”。
以色列人民返回以色列土地只能通过武力实现的想法，并不是斯特恩及其莱希战友生来就有的。
这一战略的根源可以追溯到8个人身上，1907年9月29日这天，他们聚集在雅法一间逼仄的一居室公寓里，那里可以俯瞰到一片橘园。(9)这一天距离鲜血如泉涌般从威尔金的额头喷出来正好37年，当时巴勒斯坦仍然隶属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这间公寓是伊扎克·本-兹维租下的，他是个年轻的俄罗斯人，那年早些时候移民至奥斯曼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和那天晚上在他公寓里的其他人一样——他们全都是来自沙皇俄国的移民，屋里点着蜡烛，他们就坐在铺着草席的地板上——他是个虔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尽管这支分裂出来的教派曾经险些破坏这场运动。
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犹太复国主义是1896年维也纳犹太裔记者西奥多·赫茨尔在其出版的《犹太国》（Der Judenstaat）一书中创立的。在报道阿尔弗莱德·德雷弗斯于巴黎受审一事时，他深受触动，后者是一名犹太裔军官，受到不公正的指控并被判犯有叛国罪。
在这本书中，赫茨尔认为反犹主义在欧洲文化中根深蒂固，犹太人只有在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安全。西欧的犹太裔精英阶层设法为自己创造出了舒适的生活，他们大多厌弃赫茨尔。然而，他的观点在东欧穷苦的工人阶级犹太人中反响强烈，他们饱受大屠杀和持续不断的迫害之苦，其中一些人通过与左翼起义武装结盟来回应。
赫茨尔本人将巴勒斯坦这一犹太人祖先的家园视为未来犹太国的理想之地，但他坚持认为，在那里建任何定居点都必须经过深思熟虑和小心翼翼的处理，通过适当的外交渠道，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惟其如此，犹太国方可在和平中生存下来。赫茨尔的观点后来被称为政治犹太复国主义。
另一方面，本-兹维和他的7位战友——和大多数其他俄国犹太人一样——是务实的犹太复国主义者。(10)他们不愿坐等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给他们一个家园，而是深信自己可以创造一个家——去巴勒斯坦，在土地上耕作，让沙漠绽放花朵。他们会拿走他们认为理所当然属于他们的东西，并捍卫自己拿走的东西。
这使得务实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立即与已经在巴勒斯坦生活的大多数犹太人产生了矛盾。作为阿拉伯世界中人数极少的少数民族——其中许多人是奥斯曼政权统治下的街头小贩、宗教学者和公务员——他们宁愿保持低调。这些安定下来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已经以屈服、妥协和贿赂等手段设法令自己获得了相对的宁静及一定程度上的安全。
但是，本-兹维和其他初来乍到的人对他们的犹太同胞所忍受的种种条件感到震惊。许多人活在赤贫中，(11)毫无自保之力，完全靠占多数的阿拉伯人和腐败的奥斯曼帝国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员的怜悯过活。阿拉伯暴徒袭击并抢劫犹太人定居点，却鲜少承担任何后果。更糟的是，正如本-兹维和其他人所见，这些定居点的防御任务交给了阿拉伯卫兵——他们有时候会反过来跟打劫的暴徒沆瀣一气。
本-兹维和他的朋友们发现这种局面是不可持续且无法容忍的。其中一些人曾经是受到民意党（Nrodnaya Volya）鼓舞的俄国左翼革命运动的成员，(12)民意党是一支反对沙皇统治的游击队，采取的是包括暗杀在内的恐怖战术。
1905年的俄国革命流产，最终只进行了最低限度的宪法改革，对这一结果感到失望的一些社会主义革命者、社会民主人士和自由派迁往巴勒斯坦以重建犹太国。
他们全都穷困至极，(13)靠着当教书匠或在田里和橘园里干体力活挣几个钱勉强糊口，常常食不果腹。不过，他们是骄傲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如果他们要建立一个国家，他们首先得保护自己。于是，他们或三三两两或独自一人偷偷穿过雅法的街道，去本-兹维的公寓秘密聚会。那天晚上，那8个人成立了现代第一支希伯来战斗力量。他们众口一心，誓要让孱弱无力、饱受迫害的犹太人形象从此在全世界一去不返。只有犹太人会在巴勒斯坦保卫犹太人。
他们为自己这支羽翼未丰的军队命名为“巴尔乔拉”（Bar-Giora），它取自公元1世纪反抗罗马帝国的犹太大起义的一位领袖的名字。他们在旗帜上写着“朱迪亚在血与火中倒下了，朱迪亚将在血与火中站起来”，以此向那场古老的起义致敬并预言他们的未来。
朱迪亚的确会站起来。本-兹维将来有一天会成为犹太民族的第二任总统。然而，首先会燃起很多战火，洒下很多鲜血。
一开始，“巴尔乔拉”不是个受欢迎的运动。但是，每年都有更多的犹太人从俄国和东欧来到巴勒斯坦——1905年至1914年间有3.5万人——随之而来的是同样坚定的务实的犹太复国主义理念。
随着更多志同道合的犹太人涌入“伊舒夫”，这是人们对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社团的称呼，“巴尔乔拉”在1909年被重组为规模更大、更激进的“哈绍莫”（Hashomer，希伯来语意为“卫士”）。到1912年，“哈绍莫”保卫的定居点有14个。然而，该组织也在发展进攻能力，虽然是在暗中进行，以此为务实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不可避免的夺取巴勒斯坦的最终战争做准备。因此，“哈绍莫”自视为未来犹太军队和情报机构的核心。
“哈绍莫”的民团分子骑马突袭了几个阿拉伯定居点，(14)以惩罚伤害过犹太人的居民：有时殴打，有时处决。有一次，由“哈绍莫”成员组成的一支秘密行动队决定除掉一个名叫阿列夫·埃尔森的贝都因(15)警察，此人曾帮助土耳其人折磨过犹太囚犯。1916年6月，他被“哈绍莫”枪杀。
在使用武力来维护其对其他犹太人的权威上，“哈绍莫”也没有缩手缩脚。(16)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哈绍莫”极力反对在奥斯曼帝国的巴勒斯坦为英国人效力的犹太间谍网“尼立”（NILI）。“哈绍莫”担心土耳其人会发现这些间谍，进而对整个犹太社区采取报复。当他们没能让“尼立”停止行动，也没能让其交出从英国人那里得到的金币时，他们试图干掉其中一名成员约瑟夫·利桑斯基，结果只是伤了他。
1920年，“哈绍莫”再次演变，成为现在的“哈加纳”（Haganah，希伯来语意为“防御”）。尽管哈加纳并不具备特定的合法地位，但已经统治这个国家约3年的英国当局容忍了它作为伊舒夫的准军事防御武装存在。同年成立的以色列犹太人社会主义工会——以色列总工会（Histadrut）以及几年后成立的伊舒夫自治机构——犹太事务局（Jewish Agency），都由大卫·本-古里安领导并维持对秘密组织的指挥权。
本-古里安1886年出生在波兰的普翁斯克，原名大卫·约瑟夫·格伦。幼年起，他就追随父亲的脚步，想成为一名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家。1906年，他移居巴勒斯坦；因其富于个人魅力、意志坚定，尽管年轻，很快就成为伊舒夫的领导人之一。后来，他改名为本-古里安，此名取自另一位反抗罗马人的领袖。
“哈加纳”在早期受到了“哈绍莫”精神和激进态度的影响。(17)1921年5月1日，一伙阿拉伯暴民在雅法的一家移民客栈屠杀了14名犹太人。当得知是一个名叫陶菲克·贝伊的阿拉伯警察协助这帮暴徒进入客栈后，“哈加纳”派了一支突击队去处置他。1923年1月17日，他在特拉维夫被当街枪杀。根据参与此次行动的一人所言，“出于尊敬”对他是从正面而非背后开枪的，意在“向阿拉伯人表明他们的行为不会被忘记，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起初，领导“哈加纳”的“哈绍莫”成员甚至对犹太同胞也下得了手。雅各布·德哈恩是出生在荷兰的哈雷迪教徒——一个极端正统的犹太教派——20世纪20年代初居住在耶路撒冷。他宣扬哈雷迪教义，即只有弥赛亚才能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只有上帝才能决定何时将犹太人送回他们祖先的家园，而试图加快这一进程的人类正在犯下严重的罪行。换言之，德哈恩是位坚定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而且他出人意料地善于影响国际舆论。伊扎克·本-兹维现在已经是位高权重的“哈加纳”领袖，在他看来，德哈恩是个危险人物。因此，他下令处死这个人。
1924年6月30日——就在德哈恩前往伦敦要求英国政府重新考虑其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承诺的前一天——当他从耶路撒冷的雅法路上一座犹太教堂出来时，2名刺客向他开了3枪。(18)
然而，本-古里安对这样的行动持悲观态度。(19)他意识到，为了赢得英国人对犹太复国主义目标的部分认可，得对自己指挥的半地下民兵组织实施纪律严明且更温和的行为规范。德哈恩谋杀案发生后，勇敢而致命的“哈绍莫”骑手被一支组织有序、等级森严的武装部队所取代。本-古里安下令“哈加纳”停止定点清除行动。“哈加纳”指挥官伊斯雷尔·加利利后来证实：“对于个人恐怖行动，本-古里安一直坚决反对。”他还列举了本-古里安拒绝批准针对个体阿拉伯人采取行动的一些例子，其中包括巴勒斯坦领袖哈吉·阿明·胡塞尼（Haj Amin al-Husseini）和阿拉伯高级委员会（Arab Higher Committee）的其他成员以及英国政要，比如在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的土地当局工作、阻挠犹太人定居点项目的一位高级官员。
并不是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听命于本-古里安。射杀德哈恩的阿夫拉罕·特霍米鄙视本-古里安对英国人和阿拉伯人采取的温和路线，他和其他一些领导人物一起脱离“哈加纳”并于1931年成立了“伊尔贡”，一个全国性军事组织，其希伯来语首字母缩写是“Etzel”，在英语中通常被称为IZL或Irgun。这一激进右翼团体在20世纪40年代由梅纳赫姆·贝京指挥，他于1977年成为以色列总理。“伊尔贡”内部也有冲突，有个人之间的，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贝京同意在英国对纳粹的战争中与英国合作，其反对者与之决裂后成立了“莱希”。对于这些人来说，与英国的任何合作都是令人厌恶的。
这两个持不同政见团体在不同程度上都主张对阿拉伯敌人和英国敌人，乃至对他们的事业构成危险的犹太人均实施定点清除。(20)本-古里安一直坚决不同意以定点清除为武器，(21)甚至不同意对付那些不服从他命令的人。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一切都变了，连固执的本-古里安也改变了想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约有3.8万名来自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志愿提供帮助和在欧洲的英国军队中服役。英国人成立了犹太旅，尽管有些不情愿，他们是迫于伊舒夫平民领导层的压力才这么做的。
英国人并不十分确定该怎样安排这个兵团，所以先是将他们派到埃及去接受训练。正是在那里，在1944年年中，兵团成员第一次听说了纳粹对犹太人发动的大屠杀。当他们最终被派到欧洲在意大利和奥地利作战时，他们亲眼看见了大屠杀的种种恐怖行径，并因此成了最先向本-古里安和伊舒夫的其他领导人详细报告此事的人。
其中有个士兵叫莫迪凯·吉孔（Mordechai Gichon）的，他后来成为以色列军事情报机构的缔造者之一。吉孔1922年在柏林出生，父亲是俄国人，母亲是一个著名的德裔犹太家族的后裔，是德国自由（改革）派犹太领袖、拉比里奥·贝克的侄女。在莫迪凯被德国学校要求行纳粹礼、唱纳粹党歌后，吉孔一家于1933年移居巴勒斯坦。
身为一名士兵的他回到了满目疮痍的欧洲，他的同胞几乎被屠戮殆尽，他们的社区被烧成了灰烬。“犹太人遭到羞辱、践踏和杀戮，”他说，“现在是时候反击和复仇了。当我入伍时，我梦到的复仇形式是逮捕我最好的德国朋友德特勒夫，一个警司的儿子。我要以此恢复犹太人的荣誉。”(22)
激励吉孔这种人的正是那种失去的荣誉感、民族的屈辱感，以及对纳粹的刻骨仇恨。他最初在奥地利和意大利边境遇到了犹太难民。犹太旅的人给他们食物，脱下自己的军装给他们御寒，试图从他们口中获悉所遭受的各种暴行的详情。(23)他记得1945年6月遇到的一位向他求助的女难民。
“她从她同伴的身边走开，用德语跟我说话，”他说，“她说：‘你们，犹太旅的士兵，是巴尔·科赫巴的儿子。’”——科赫巴是公元132年至135年反抗罗马人的第二次犹太人起义的大英雄。“她说：‘我将永远记得你们的功勋，以及你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吉孔听到自己被比作巴尔·科赫巴有些受宠若惊，但是对于她的赞美与感激，吉孔所体会到的只有怜悯和羞愧。如果兵团中的犹太人是巴尔·科赫巴的儿子，那么这些犹太人又是谁？从以色列的土地（Land of Israel）来的士兵腰杆笔直，坚韧顽强，将大屠杀的幸存者视为需要帮助的受害者，同时也是放任自己任人宰割的欧洲犹太人的一部分。他们代表的是对流散海外的犹太人——传统的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的说法就是大流放（the Exile）——的胆小懦弱的刻板印象，这些人会投降而不是反击，这些人既不懂开枪又不会使用武器。而这种形象——在最极端的版本中犹太人被当作“穆斯林人”（Muselmann），这个词是囚犯的俚语，指的是在纳粹集中营中垂死挣扎、虚弱无助、僵尸般的囚徒——正是伊舒夫的新犹太人所拒斥的。“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无法理解，一个集中营里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但只有几个德国卫兵，他们怎么不奋起反抗呢，而是像羔羊一样任人宰割，”吉孔60多年后这样说，“为什么他们不把［德国人］撕成碎片？我总是说在以色列的土地上不会发生这样的事。要是那些社区有名副其实的领袖，整件事就会截然不同。”
战后的几年里，伊舒夫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将向全世界，更重要的是向他们自己证明：犹太人再也不会遭受这样的屠杀——而且犹太人的血不会白流。600万人的仇一定会报。
“我们认为，直到以血还血、以命抵命之后，我们方能得到安宁。”(24)哈努赫·巴托夫说，他是享有盛誉的以色列小说家，在17岁生日前一个月加入了犹太旅。
然而，这样的报复——以暴制暴——有违战争法则，并可能给犹太复国主义事业造成灾难性后果。本-古里安一如既往地务实，他公开表示：“现在，复仇是没有民族价值的行为。它无法让遭到屠杀的数百万人复活。”(25)
不过，“哈加纳”的领袖们心知肚明某种报复是必需的，既能满足身处暴行中的士兵的需求，又能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历史正义，并对今后杀戮犹太人的企图起到威慑作用。因此，他们允准了针对纳粹及其同伙的某些类型的报复。(26)战争一结束，犹太旅内部就成立了一个秘密部队，它由“哈加纳”最高指挥部批准并指挥，英国指挥官并不知情。这支部队名为“古穆尔”（Gmul），希伯来语意为“补偿”。正如当时的一份秘密备忘录所说，其使命是“报仇雪恨，但不是劫匪的那种报复，而是报复那些亲自参与大屠杀的党卫军”。(27)
“我们找的是大鱼，”莫迪凯·吉孔说，打破了他守了60多年的“古穆尔”指挥官的保密誓言，“那些设法脱掉军装并返回家园的高级纳粹”(28)。
“古穆尔”特工从事的是卧底工作，甚至在执行常规兵团任务时也是如此。吉孔本人在追捕纳粹时用了两个假身份——一个是德国平民，另一个是英国少校。在德国假身份掩护下，吉孔在塔尔维西奥、菲拉赫和克拉根福找回了盖世太保档案，纳粹分子在逃离时将其付之一炬，但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被烧毁。在以英国少校的身份行事时，他从仍然害怕亲手实施报复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手中收集到更多的名字。在美国情报机构效力的一些犹太人也愿意帮忙，他们将自己手中有关逃亡的纳粹分子的情报转交给他，他们认为较之美国军方，巴勒斯坦犹太人会更有效地利用这些情报。
胁迫也奏效了。(29)1945年6月，“古穆尔”特工发现了一对出生在波兰、住在塔尔维西奥的德国夫妇。妻子曾参与将偷来的犹太人财产从奥地利和意大利转移至德国，她丈夫则协助运作该地区的盖世太保办事处。巴勒斯坦的犹太士兵给了他们一个简单明了的选择：要么合作，要么死。(30)
“这个非犹太人吓破了胆，说他愿意合作。”(31)拷问了这对夫妇的伊斯拉尔·卡米说，在以色列国诞生后，卡米将成为以色列部队的宪兵指挥官。“我给他的任务是列出所有他认识的、与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共过事的高级军官的名单，包括姓名、出生日期、教育背景和职位。”
结果取得了惊人的情报突破：一份有几十个人名的清单。“古穆尔”的人追查了每个失踪的纳粹分子——在当地一家医院里找到一些伤员，后者盗用别人的名字在接受治疗——然后逼迫那些人提供更多的情报。他们向每个德国人保证，只要合作就不会受到伤害，所以大多数德国人都很合作。然后，等这些人没有利用价值了，“古穆尔”特工就枪毙他们，扔掉尸体。没有必要留着他们的命让他们向英国司令部泄露“古穆尔”的秘密任务。
某个名字一旦被确认，第二阶段就开始了：定位目标并为最终的暗杀行动搜集情报。出生在德国的吉孔常常被分到这样的任务。“没有人怀疑我，”他说，“我一口纯正的柏林腔。我会去街角的杂货店或酒吧，甚至只是敲一敲门传达某人的问候。大多数时候，人们会（对他们的真名）做出反应或吓得沉默不语，这也等于是确认了真实身份。”(32)一旦确认，吉孔就会跟踪德国人的行踪，并提供其居所或者选定的绑架地点的详细草图。
杀手们采取的是小组行动，但不超过5人。(33)和目标照面时，他们一般身穿英国宪兵制服，而且往往会告诉目标他们是来带走一个名叫某某的人进行审问。大多数时候，德国人不会有异议。作为该部队的一名士兵，沙洛姆·吉拉蒂在给“哈加纳”档案馆（the Haganah Archive）的证词中提到，有时候将纳粹就地处决，有时候是转移到某个偏僻地点再杀死。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落入我们手中的党卫军，我们形成了一套悄无声息、迅速有效的处理办法。”
上过皮卡的人都知道，人身体一撑一提，脚踩在车尾踏板上，身体会在帆布顶篷下前倾，然后就差不多滚进去。躺在皮卡里等待的人会利用身体的这种自然倾斜。
德国人的头一伸进阴影中，埋伏者就会俯到他身上，用手臂弯到他下巴下——缠在他喉咙上——以一种反向锁喉的手法，就着这种姿势压在地垫上，垫子能隔音。由于德国人的头被紧紧攫住，朝后摔倒的姿势会使其窒息并立即折断脖子。
一天，一个党卫军女军官从我们基地附近的英国拘留营逃脱。英国人发现这个军官逃跑后，向所有的宪兵驻地发去了她在囚禁期间拍摄的照片——正面照和侧面照。我们搜查难民营时认出了她。我们用德语跟她说话，她装傻说自己只懂匈牙利语。那不是问题。一个匈牙利小孩走到她跟前说：“一艘载有匈牙利非法移民的船就要起航去巴勒斯坦了。悄悄收拾好你的东西跟我们走。”她别无选择，只得上钩，跟我们上了卡车。在这次行动中，我跟扎罗（即梅厄·佐雷亚，后来的以色列国防军将官）坐在后面，卡米开车。卡米给我们的命令是：“等我开出一段路找个合适的偏僻地点就按喇叭。这是除掉她的信号。”
事情就是这样。她最后一句话是用德语尖叫道：“Was ist los？”（“怎么回事？”）为了确定她必死无疑，卡米对她开了枪，我们把她的尸体和周围环境伪装成了暴力奸杀现场。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把纳粹分子带到山中一段小型防御工事里。(34)那里有废弃的防空洞。当听说我们是犹太人时，大多数面临处决的人都会失去纳粹的傲慢。“放过我的妻子和孩子吧！”我们会问他在灭绝集中营里听过多少次犹太受害者这样惨叫。
这样的行动只持续了3个月，(35)从5月到7月，其间“古穆尔”处决了一两百人。研究过“古穆尔”行动的几位历史学家认为，用于识别目标的方法并不充分，许多无辜者被害。(36)这些批评者认为，在很多情况下“古穆尔”被他们的线人借刀杀人，了结个人仇家；在另一些情况下，特工直接认错了人。
当英国人听到德国家庭关于家人失踪的投诉后，明白发生了什么，“古穆尔”被关闭了。(37)他们决定不再进一步调查，而是将犹太旅转移到比利时和荷兰，远离德国人，“哈加纳”指挥官严令停止复仇行动。该兵团当前新的优先事项——根据“哈加纳”而不是英国人的说法——是照顾大屠杀幸存者，不顾英国人的反对协助组织难民向巴勒斯坦移民，并为“伊舒夫”配备武器。
然而，尽管他们命令“古穆尔”停止在欧洲杀害德国人，但“哈加纳”的领导人并没有放弃复仇。他们决定，在欧洲停止的复仇将在巴勒斯坦境内继续。
在战争开始时，德国圣殿教（Tempelegesellschaft）成员因国籍问题及对纳粹的同情而被英国人赶出了巴勒斯坦。许多人加入了德方参战，积极参与对犹太人的迫害和灭绝。战争结束后，他们当中有些人返回了故居，有的在特拉维夫中心地区的萨罗纳，有的在其他地方。
在巴勒斯坦的圣殿教领袖名叫戈特希尔夫·瓦格纳，(38)是位富有的实业家，在战争期间协助过德国国防军和盖世太保。一个名叫沙洛姆·弗莱德曼的大屠杀幸存者假扮成匈牙利牧师，说在1944年遇到过瓦格纳，瓦格纳“夸耀他曾两次去过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在奥斯维辛时，他们领了一大群犹太人出来，最年轻的一批，然后往这些人身上倒易燃液体。‘我问他们知不知道地球上有地狱，当他们点燃这些人时，我告诉他们，这就是等待着他们在巴勒斯坦的兄弟的命运’”。(39)战后，瓦格纳组织了让圣殿教成员返回巴勒斯坦的多次行动。
拉菲·艾坦（Rafi Eitan）当时17岁，是来自俄国的犹太先驱之子。他说：“耀武扬威的德国人来到这里，他们曾是纳粹党党员，曾经加入德国国防军和党卫军，他们把外面所有的犹太人财产毁掉后还想回到自己的家园。”(40)
艾坦是根据“哈加纳”最高指挥部的直接命令，被派去跟瓦格纳算账的“哈加纳特别连”一支17人小组的成员。(41)“哈加纳”参谋长伊扎克·萨德明白这不是一次常规的军事行动，(42)于是召见了被选中扣动扳机的两个人。为表鼓励，他给他们讲了他在俄国用左轮手枪亲手干掉过一个人，为大屠杀遇害者报仇的事。(43)
1946年3月22日，好不容易收集到了情报，暗杀小组在特拉维夫坐等瓦格纳。(44)他们把他逼下公路,到了莱文斯基大街123号的一片沙地，然后开枪打死了他。“哈加纳”的地下电台“以色列之声”（Kol Yisrael）第二天宣布：“著名的纳粹、巴勒斯坦的德裔社区领袖戈特希尔夫·瓦格纳昨天被希伯来地下组织处决。让世人知道：纳粹在以色列的土地上没有立足之地！”
此后不久，“哈加纳”在加利利(45)暗杀了两名圣殿教成员，又在海法解决了两个，海法的圣殿教社区由来已久。
“效果立竿见影，”(46)艾坦说，“圣殿教成员从这个国家消失了，他们什么也没带，而且再没有出现过。”位于特拉维夫萨罗纳的圣殿教社区将成为以色列武装部队和情报机构的总部。而17岁的杀手艾坦将协助建立摩萨德的定点清除部门。
杀掉圣殿教成员不仅仅是在欧洲对纳粹的报复行动的延续，还标志着政策的重大改变。巴勒斯坦的新犹太人从大屠杀得到的教训是：犹太人将永远处于毁灭的威胁之下，靠他人来保护犹太人是靠不住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建立一个独立国家。一个生活在这种挥之不去的毁灭威胁中的民族将采取任何手段和措施——不管多么极端——来寻求安全，并且只在最低限度内考虑国际法和规范，如果有的话。
从现在起，本-古里安和“哈加纳”将把定点清除、游击战和恐怖袭击作为宣传活动和政治措施等常规做法之外的手段，以实现建立国家并捍卫它的奋斗目标。几年前被驱逐的“莱希”和“伊尔贡”极端分子使用的手段，现在摇身一变成为主流眼中一种可行的武器。
起初，“哈加纳”的部队开始暗杀杀害过犹太平民的阿拉伯人。(47)接着，该民兵组织的高层领导命令一支“特别连”开始采取“个人恐怖行动”(48)，这个词在当时用于有针对性地杀害英国刑事调查局官员，他们曾经迫害过犹太地下组织并阻止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的土地上。他们受命“炸毁反对犹太人获得武器的英国情报中心”，并“在英国军事法庭判处‘哈加纳’成员死刑时采取报复行动”。
本-古里安预见到巴勒斯坦不久将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这个崭新的国家将立即被迫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开战，还要击退邻近阿拉伯国家军队的入侵。因此，“哈加纳”指挥部也开始为这场全面战争秘密做准备，作为战备工作的一部分，他们发出了代号为“椋鸟”（Zarzir）的命令，要暗杀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首领。
“哈加纳”在慢慢加紧定点清除，而激进的地下组织的杀戮行动已全面铺开，誓要将英国人赶出巴勒斯坦。
伊扎克·沙米尔现在是“莱希”的指挥官，(49)他决心不仅要铲除英属托管地当局的核心人物——杀害了刑事调查局的人，并多次试图对耶路撒冷警察局长迈克尔·约瑟夫·麦康奈尔和高级专员哈罗德·麦克迈克尔爵士下手——而且不放过在其他国家对其政治目标构成威胁的英国人。譬如沃尔特·爱德华·吉尼斯(50)，更官方的称谓是莫因勋爵，他是英国驻开罗的国务大臣，开罗当时也在英国的统治之下。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认为莫因是个臭名昭著的反犹分子，他曾不遗余力地利用职务之便大幅削减大屠杀幸存者的移民配额，从而限制伊舒夫的势力。
沙米尔下令除掉莫因。(51)他派了两名“莱希”特工埃里亚胡·哈基姆和埃里亚胡·贝特·祖里去开罗，等在莫因家门口。莫因的车停下来时，车上还有其秘书，哈基姆和贝特·祖里冲向汽车。其中一人把左轮手枪伸进车窗，对准莫因的脑袋连开3枪。莫因一把掐住了他的喉咙。“哦，他们对我们开枪了！”他喊道，然后向前倒在座位上。不过，这次行动还是太业余。沙米尔曾建议年轻的杀手们安排汽车逃跑，可他们却骑了速度很慢的自行车。埃及警察很快逮到了他们，哈基姆和贝特·祖里受到审判并被判有罪，6个月后被绞死了。
这次暗杀对英国官员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尽管不是沙米尔以为的那样。正如以色列在未来几年中会不断学到的，很难预见在某人被爆头后历史的车轮将如何行进。
在大屠杀的恶行发生后，在企图灭绝欧洲一个民族的暴行被公之于众后，西方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同情与日俱增。据某些人回忆，到1944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一直在敦促其内阁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他联合几位颇有影响力的人物——包括莫因勋爵——支持这一倡议。因此，不难设想，如果“莱希”不插手的话，丘吉尔可能会带着事关犹太国家未来的明确、积极的政策抵达雅尔塔，与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约瑟夫·斯大林会晤。相反，在开罗暗杀行动之后，丘吉尔称袭击者为“一伙新歹徒”(52)，并宣布他将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
杀戮还在继续。1946年7月22日，梅纳赫姆·贝京的“伊尔贡”成员把350公斤炸药放在了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酒店南翼，那里是英属托管地政府、军队和情报机构办公室的驻地。“伊尔贡”打过去的警告电话显然被当成了恶作剧，对方未予理睬；在大规模爆炸发生前，大楼里没有进行人员疏散，造成91人遇难，45人受伤。
这不是对恨之入骨的英国官员的定点清除，也不是游击队对警察局的袭击。相反，这是赤裸裸的恐怖行径，针对的是一个里面有许多平民的目标。最糟的是，伤亡者中有许多犹太人。
大卫王酒店爆炸案在“伊舒夫”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本-古里安立即谴责了“伊尔贡”，称之为“犹太人的敌人”。
但极端分子并没有被吓倒。
大卫王酒店袭击事件发生3个月后，即10月31日，一个“莱希”小分队再次擅自行动，既没有得到本-古里安的批准，也未告知他，就炸了英国驻罗马大使馆。(53)使馆建筑严重受损，但好在行动发生在夜间，只有一名保安和两个意大利行人受伤。
事件发生后几乎第一时间，“莱希”立即给伦敦的每一位英国高级内阁成员寄去了邮包炸弹。(54)在一个层面上，此举是一次惊人的失败——邮包一个都没爆炸——但在另一个层面上，“莱希”已经明确表露了自己的立场及目的。英国安全部门军情五处的文件显示，犹太复国恐怖主义那时被认为是对英国国家安全最重大的威胁——甚至比苏联还严重。根据军情五处的一份备忘录，“伊尔贡”在英国建立了分部，目标是“入虎穴，得虎子”。英国情报来源警告称，将有一波针对“已选定的大人物”的袭击，(55)其中包括外交部长欧内斯特·贝文，甚至包括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本人。1947年年底，一份提交给英国高级专员的报告统计了过去2年的伤亡情况：176名英属托管地政府职员和平民被杀。
“只有这些行动，这些处决行动才能让英国人离开，”大卫·肖姆伦在他于耶路撒冷当街枪杀汤姆·威尔金数十年之后这样说道，“若（阿夫拉罕·）斯特恩没有开战，以色列国就不会成立。”(56)
人们可能会就这番话展开讨论。由于经济原因和当地人民要求独立的呼声日益高涨，日益衰弱的大英帝国放弃了对其大多数殖民地的控制，包括许多并没有使用恐怖战术的国家。例如，印度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获得独立的。然而，肖姆伦和他的同道坚信，是他们的勇敢和极端手段赶走了英国人。
而正是那些参加过那场腥风血雨的地下战争的人——游击队员、刺客和恐怖分子——将在以色列武装部队和情报机构的建设中发挥核心作用。
(1) 2011年5月26日对大卫·肖姆伦的采访，以及1997年1月对伊扎克·沙米尔的采访。
(2) Harouvi, Palestine Investigated, 230 （Hebrew）.
(3) 1997年1月对伊扎克·沙米尔的采访。
(4) Harouvi, Palestine Investigated, 191 （Hebrew）. Banai, Anonymous Soldiers, 243 （Hebrew）. 因怕被暗杀，莫顿被派往英国殖民地特立尼达，但莱希又在那里试过动手。Yahav, His Blood Be on His Own Head：Murders and Executions During the Era of the Yishuv, 286 （Hebrew）。
(5) Harouvi,Palestine Investigated, 235.
(6) 2011年5月16日对大卫·肖姆伦的采访。
(7) Ben-Tor, The Lehi Lexicon, 119-20 （Hebrew）.
(8) 2011年5月26日对大卫·肖姆伦的采访。
(9) 这次历史性的会议日期不详。大多数希伯来语资料说是 9 月 29 日，而英语资料说是 9 月 28 日。所有资料都说这天是 1907 年西赫托拉（Simhat Torah）节前夕，但那是在 9 月 30 日。
(10) 参加者人数也存在分歧。大多数资料说是8个，但也有人说是10个。可能在事后，有些人想要与后来证明是历史性事件的事情沾边。
(11) Hagai, Yitzhahak Ben-Zvi：Selected Documents, 15-16 （Hebrew）.
(12) 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革命期间招募犹太人不再是新鲜事。Vital, A People Apart：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Jews in Europe 1789-1939, 400-415。
(13) 特别热心的是曼亚·肖查特，一位不久后加入该组织的妇女，她在俄国多次参加恐怖主义行动，并把地下组织的武器藏在她敖德萨的家中。一名学生无意中发现了她的秘密，肖查特毫不犹豫地拔出了装有消音器的微型手枪，打死了这名不幸的学生。然后，她和一个朋友将尸体的双腿砍下来，把尸体装进一个大箱子，把箱子送到了一个杜撰的地址。Lazar, Six Singular Individuals, 52-53 （Hebrew）。
(14) Yahav, His Blood Be on His Own Head, 40 （Hebrew）.
(15) 指以氏族部落为基本单位在沙漠旷野过着游牧生活的阿拉伯人。——译者
(16) Yahav, His Blood Be on His Own Head, 33-39 （Hebrew）.
(17) 后来浮出水面的事实是“哈绍莫”的建立者之一曼亚·肖查特根据错误的情报做出了派杀手的决定。Dalia Karpel, “The Untold Story About the Wrong Arab, Who Got Assassinated by Manya Shochat”, Haaretz, June 5, 2009. Yahav, His Blood Be on His Own Head, 41 （Hebrew）. Lazar, Six Singular Individuals, 78-93。
(18) Nakdimon, De-Han：The First Political Murder, 171-82 （Hebrew）. 2015年2月18日对什洛莫·纳迪蒙的采访。2017年5月29日收到的纳迪蒙的电子邮件。
(19) Israel Galili Testimony, Yad Tabenkin Archive （YTA）, 5/7/1-2-15.
(20) 和任何地下抵抗组织一样，犹太复国主义小组不断遭到渗透和暴露的威胁。犹太告密者，无论是被证实的还是仅仅是被怀疑的，都会被迅速清除——“伊尔贡”清除了26人，“莱希”清除了29人。本-古里安本人批准“哈加纳”除掉了许多犹太告密者，以确保此举被广泛宣传，起到震慑作用。Gelber, A Budding Fleur-de-Lis：Israeli Intelligence Service During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1948-1949, 553 （Hebrew）。这些数字引自记者什洛莫·纳迪蒙的研究。
(21) Ronen Bergman, “The Scorpion File”，Yedioth Ahronoth, 30 March, 2007.
(22) 2010年5月7日对莫迪凯·吉孔的采访。
(23) 包括吉孔在内的犹太旅人员向巴勒斯坦的“哈加纳”和“伊舒夫”领导人发来的报告，是关于欧洲犹太人遭屠杀的规模的第一手情报，最初是从意大利和奥地利发来，1945年10月从波兰和死亡集中营也发来了情报。The Jewish Brigade, Mission to Locate Relatives of Soldiers, Mission Diary, Pinhas Loebling, October 1956,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Jewish Legion Museum, Museums Unit of the Ministry of Defense。
(24) 2010年6月6日对哈努赫·巴托夫的采访。
(25) 就连极左的“青年卫士运动”（Hashomer Hatzair）领导人也看出了复仇行动，并默许了。Halamish, Meir Yaari, 283 （Hebrew）。
(26) 另一项报复行动是由一群犹太人发起，在阿巴·科夫纳（Abba Kovner）的领导下，以游击队的身份与德国人作战。他们想通过向水库投毒杀掉600万德国人。后来，他们改变了计划，试图在面包上下毒来杀掉德国战俘。伊舒夫的科学家向他们提供了砒霜，但巴勒斯坦的领导人是否知道这一计划至今仍不得而知。游击队声称他们成功地杀掉了数百名德国人，但负责该营地的美国军方说只有几十人因为严重食物中毒而倒下。2014年10月对蒂娜·波拉特的采访。Porat, Beyond the Corporeal：The Life and Times of Abba Kovner, 224-48. Bar-Zohar, The Avengers, 40-47 （Hebrew）。
(27) Testimony of Kalman Kit, Haganah Historical Archives, 48.42.
(28) 2010年5月7日对吉孔的采访。
(29) Testimony of Dov Gur, HHA, 12.36. Gelber, Jewish Palestinian Volunteering in the British Army, 307-308 （Hebrew）.
(30) Testimonies in the series The Avengers, directed by Yarin Kimor and broadcast on Israel's Channel 1 TV in 2015. Transcript of testimonies in author's archive, courtesy of Yarin Kimor.
(31) Testimony of Yisrael Karmi, HHA, 51. 4.
(32) 2010年5月7日对吉孔的采访。Diary of the intelligence officer of the Brigade's First Battalion （author's archive, received from Gichon）。
(33) 这群复仇者白天是英军中的普通士兵，为了掩饰其夜间活动，他们在执行行动（以及偷运武器和大屠杀幸存者）的途中遇到路障的哨兵时，所提交的文件上用了一个虚构的单位“TTG连”作为掩护。TTG这样的写法可能会被英国哨兵认为是绝密单位，所以没人听说过，实际上它是“tilhas tizi gesheftn”的缩写，由意第绪语和阿拉伯语组合而成，意为“舔我屁股的事”。Eldar, Soldiers of the Shadows, 12, 17 （Hebrew）。
(34) Shalom Giladi testimony, HAA, 150.004.
(35) Bar-Zohar, Avengers, 37 （Hebrew）.
(36) 2011年5月16日对约夫·盖尔博的采访。Naor, Laskov, 141-43 （Hebrew）。“古穆尔”老兵只承认错过一次：1945年6月，他们确定他们找到并处置了阿道夫·艾希曼，那位负责将数百万犹太人运到死亡集中营的党卫军军官。这次暗杀行动过去好几年后，以色列得到情报说他还活着，他们这才意识到他们认错人了。
(37) Gelber, Growing a Fleur-de-Lis, 457-60 （Hebrew）.
(38) Mann, Sarona：Years of Struggle, 1939-1948, 111-13 （Hebrew）.
(39) David Giladi, “With the Son of Wagner from Sarona, and with the Guest from the Monastery in Budapest,” Yedioth Ahronoth, March 29, 1946. “The ‘Palestenians’ Were Supervising the Extermination,” Yedioth Ahronoth, March 31, 1946.
(40) 2013年1月24日对拉菲·艾坦的采访。
(41) “German Shot Dead,” Palestine Post, March 24, 1946. Mann,Sarona, 111-38 （Hebrew）.
(42) Yahav, His Blood Be on His Own Head, 96 （Hebrew）.
(43) Mann, Sarona, 124 （Hebrew）.
(44) Sauer, The Story of the Temple Society, 260. 2013年1月24日对拉菲·艾坦的采访。
(45) 巴勒斯坦北部一多山地区。——译者
(46) 最终，作为西德与以色列就大屠杀和二战达成的赔偿协议的一部分，以色列同意对圣殿教成员遗弃在巴勒斯坦的财产进行补偿。Mann, The Kirya in Tel-Aviv：1948-1955, 29-30 （Hebrew）。
(47) 例如，1947年8月10日在特拉维夫的一家咖啡馆里4名犹太人被杀，7人受伤，之后“哈加纳”一支5人小队动身去杀被确认是此次行动指挥官的那个人。他们在他家里没找到他，却杀掉了试图逃跑的5名路人。Yahav, His Blood Be on His Own Head, 91 （Hebrew）。
(48) Yahav, His Blood Be on His Own Head, 97 （Hebrew）.
(49) Ibid. 25 （Hebrew）. Banai, Anonymous Soldiers, 243. Frank, Deed, 20-21 （Hebrew）.
(50) Ben-Tor, Lehi Lexicon, 198-200. Yalin-Mor, Lohamey Herut Israel, 210-21 （Hebrew）．
(51) 1997年1月对沙米尔的采访。Michael J. Cohen, “The Moyne Assassination, November 1944：A Political Assessment,”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15, no. 3 （1979）, 358-73。
(52) Porath, In Search of Arab Unity, 1930-1945, 134-48 （Hebrew）. Wasserstein, The Assassination of Lord Moyne, 72-83.
(53) Arnaldo Cortesi, “Rome Hunts Clues in Embassy Blast,”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 1946.
(54) “Stern Group,” s.111z：Alex Kellar to Trafford Smith, Colonial Office （August 16, 1946）. James Robertson to Leonard Burt, Special Branch （August 26, 1946）, NA KV5/30.
(55) “Appreciations of the Security Problems Arising from Jewish Terrorism, Jewish Illegal Immigration, and Arab Activities,” August 28, 1946, UK NA KV3/41. 2011年6月15日对保罗·柯达的采访。“Activities of the Stern Group,” James Robertson to Trafford Smith, Colonial Office, February 5, 1946, UK NA FO 371/52584. Walton, Empire of Secrets, 78-80。
(56) 2011年5月26日对肖姆伦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