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以色列摩萨德的掌门人、传奇间谍与杀手梅厄·达甘拄着拐杖走进了房间。
这根拐杖已经伴随他几十年了，事情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彼时他还是一名年轻的特别行动军官，在加沙地带作战时被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埋设的地雷炸伤。达甘对神话与符号的力量略知一二，对其拐杖中藏着一把利刃的传闻谨慎地不置可否，据说他只要按一下按钮刀就会弹出来。
达甘个头矮小，皮肤黝黑，以至于每当人们听说他拥有波兰血统时总会感到惊讶，他那圆滚滚的大肚腩也颇为壮观。在这个场合，他穿着一件简单的开领衬衫、浅黑色长裤和黑鞋子，看起来他似乎并不特别注意自己的外表。他身上有些东西让他表现出一种直截了当、简明干练的自信，一种平和的有时却具有威胁性的个人魅力。
达甘在2011年1月8日下午走进的那间会议室在摩萨德学院（the Mossad Academy），它位于特拉维夫的北面。有史以来第一次，谍报机构的掌门人在以色列戒备最严、最秘密的设施之一的腹地会见记者。
达甘对媒体毫无好感。(1)“我早就说过，媒体都是贪得无厌的魔鬼，”后来他对我说道，“因此没有必要与媒体维持关系。”然而，会议召开前三天，我和其他一些记者收到了一封机密的邀请函。这让我很惊讶。整整10年，我一直在尖锐地批评摩萨德，特别是达甘，这令他非常生气。(2)
摩萨德无所不用其极地使这件事弥漫着一种间谍行动的气氛。我们被告知到电影院的停车场集合，那个电影院离摩萨德的总部不远，然后所有东西都得留在车内，只能携带笔记本和书写用具。“你们会被仔细搜身，我们希望避免任何不愉快。”护送我们的人对我们说道。从那里，我们乘坐一辆窗户被涂成黑色的公共汽车来到摩萨德总部大楼。我们通过了左一扇右一扇的电动门，经过一块又一块电子警告牌，上面的文字提醒进入门内的人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是明令禁止的。然后，我们穿过一个带有金属探测器的扫描仪，接受彻底的检查，以确保我们没有携带任何录像或录音设备。我们进入会议室，几分钟后达甘来了，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跟大家握手。当来到我面前时，他抓住我的手，笑着说：“你可真是个强盗。”
然后他坐了下来，在其左右两侧作陪的分别是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和军事审查主管，以及一名女准将。（摩萨德是总理办公室的下属单位，根据国家法律，对该机构任何活动的报道都要接受审查。）这两位官员都认为达甘召开此次会议只是为了向报道过他任期内的事的人正式道别，不会提到任何实质性的内容。
他们错了。当达甘打开了话匣子，总理发言人面露惊色，眼睛瞪得越来越大。
“后背受伤有很多好处，”达甘以此开始了他的讲话，“你有医生的证明，证明你不是没有脊梁骨的。”随着达甘对以色列总理发起猛烈的攻击，我们很快就意识到他不仅仅是在讲俏皮话。达甘声称，本杰明·内塔尼亚胡的所作所为是不负责任的，他出于个人的利己主义正在将国家带入灾难。“选出来的人并不意味着是个聪明的”是他常常挂在嘴边挖苦人的话之一。
那是达甘担任摩萨德局长一职的最后一天。内塔尼亚胡正等着他走人，而达甘毕生的梦想就是把代表着以色列顶级间谍的这一职位抓在手里，他不打算抄着手靠边站。这两个人之间严重的信任危机围绕着两个问题爆发，而这两个问题都与达甘先生选择的武器——暗杀——紧密相关。
8年前，阿里埃勒·沙龙任命达甘为摩萨德掌门人，让他负责破坏伊朗的核武器项目，两人都认为该项目对以色列的生存构成了威胁。达甘千方百计想完成这一任务。达甘认为，最困难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确认伊朗关键的核科学家与导弹科学家，锁定他们的位置，然后干掉他们。摩萨德精准定位了15个这样的目标，除掉了其中的6个，大多是因为一名摩托车手将装有短时导火索的炸弹固定在了他们的汽车上而死在了早晨上班路上。此外，负责导弹项目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位将军及其17名手下在总部一起被炸死。
这些行动以及摩萨德发起的其他许多行动，其中有些是跟美国合作的，全都取得了成功，但是内塔尼亚胡和他的国防部长埃胡德·巴拉克开始觉得这些行动的作用正在减弱。他们认为，若秘密措施不能再有效地拖延伊朗的核计划，只有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大规模空中轰炸才能成功阻止其获得核武器的进程。
达甘强烈反对这种观点。实际上，这与他所信奉的一切背道而驰，即只有“被人拿剑抵着喉咙”时方能公开宣战，或者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将其作为最后手段。其他一切都可以而且应该通过秘密手段来处理。
“暗杀，”他说，“有助于提振士气，也有实际效果。我认为没有多少人能取代拿破仑或者罗斯福那样的总统，抑或丘吉尔那样的首相。个人方面肯定起到了一定作用。诚然，任何人都可以被取代，但是有胆识的取代者与某些死气沉沉的人之间还是有所不同的。”
此外，在达甘看来，采取暗杀比发动全面战争要“道德得多”。除掉几个主要人物足以使后一种选择变得没必要，还能挽救双方无数士兵和平民的生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会导致整个中东地区的大规模冲突，即便如此，也可能不会对伊朗的核设施造成足够的破坏。
最后，从达甘的角度来看，如果以色列与伊朗开战，那将是他整个职业生涯的失败。史书将留下记录，说他未能完成沙龙交给他的任务：用秘密手段终结伊朗获取核武器的企图，而不诉诸公开袭击。
达甘的反对以及来自军方和情报部门高层的类似重压，迫使对伊朗的袭击计划一再推迟。达甘甚至向中央情报局局长莱昂·帕内塔通报了以色列的计划（总理宣称他这么做未经批准），不久，奥巴马总统也警告内塔尼亚胡不要袭击伊朗。
2010年，在达甘任职7年后，两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3)达甘派了一支由27名摩萨德特工组成的攻击小组前往迪拜，铲除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哈马斯的一名高级官员。他们得手了：刺客们在他的酒店房间里给他注射了一种麻痹性药物，并在尸体被发现以前逃离了迪拜。但是，他们离开后没多久，由于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忘记考虑迪拜不计其数的监控摄像头；特工们用的是他们先前为跟踪目标而进入迪拜时已经用过的同一本假护照；还有一个当地警方毫不费力就能破解的电话装置——全世界很快就看到了有他们面部的视频片段和他们行动轨迹的完整记录。人们发现，是摩萨德的一次行动对该机构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并使以色列政府深感尴尬，该国再次因其特工使用西方友好国家的假护照而被抓了个现行。“可是你告诉过我这种事情易如反掌，出差错的风险几乎为零。”内塔尼亚胡对达甘大发雷霆，并命令他暂停近期许多即将开始的暗杀计划和其他行动，等待进一步的通知。
达甘和内塔尼亚胡之间的针锋相对越来越激烈，直到内塔尼亚胡（据他自己所言）决定不再延长达甘的任期，或者（用达甘的话说）“我只是受够了他，所以决定退休”。
在摩萨德学院的简报会上和后来为本书所做的数次采访中，达甘表现出强烈的信心，他坚信摩萨德在其领导下本可以通过暗杀和其他精准打击措施阻止伊朗人制造核武器——譬如，与美国合作，阻止伊朗人进口核计划所需而他们自己无法生产的关键部件。“如果我们设法阻止伊朗获取一些部件，就会严重破坏他们的计划。一辆汽车平均有2.5万个部件。试想一下，如果其中100个零件丢失了会怎么样。车就会难以开动。”
“另一方面，”达甘笑着补充道，话题又回到他最喜欢的惯用手法，“有时候最有效的做法就是干掉司机，就那么简单。”
在民主国家为保护自身安全而采取的所有手段中，没有哪一种比“干掉司机”——暗杀——更令人忧虑、更充满争议的了。
有些人委婉地称之为“清算”。出于法律原因，美国情报机构称之为“定点清除”。在实践中，这些术语内涵相同：杀掉某个特定的人以实现某一特定目标——挽救目标意图杀害的人的生命，避免其即将采取的危险行为，有时候意味着为了改变历史进程而铲除某个领导人。
一个国家使用暗杀手段触及了两种进退维谷的困境。首先，这种手段是否有效？消灭一个人或若干人能使世界变得更安全吗？其次，这种行为在道德和法律上是否合理？一个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公民而诉诸任何道德或法律准则中都堪称最严重的罪行——有预谋地夺取一条人命——这是否合乎道德和法律？
本书主要讨论由摩萨德与以色列政府其他部门在和平时期及战争时期进行的暗杀和定点清除，在头几章，还会介绍以色列建国前由地下民兵组织采取的这类行动，这些组织在以色列甫一建国即成为国家的军队和情报机构的一员。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色列暗杀的人数超过了西方世界的任何其他国家。在无数场合，其领导人都在权衡何为捍卫国家安全的最佳途径，并在所有的选项中一再选定秘密行动，而最佳方式就是暗杀。他们认为这将解决本国面临的难题，有时候甚至会改变历史进程。在许多情况下，以色列领导人甚至认定，为了干掉指定目标而危及可能碰巧出现在交火现场的无辜平民的生命是合乎道德和法律的。他们认为，伤害这些人是一种必要的恶（a necessary evil）。
一些数字本身就很说明问题。(4)在2000年9月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the Second Palestinian Intifada）(5)开始之前，以色列第一次开始每天使用武装无人机进行暗杀，以此作为对自杀性爆炸的回应，此时这个国家已经实施了约500次定点清除行动。其间，至少造成1 000人丧生，包括平民和战斗人员。在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期间，以色列又进行了大约1 000次行动，其中168次取得成功。从那时起到本书动笔之前，几乎所有的行动都是2008年、2012年和2014年针对加沙地带哈马斯的多轮战事的一部分，或者是在整个中东针对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伊朗目标采取的摩萨德行动。相比之下，在乔治·W.布什任内，美国采取了48次定点清除行动，(6)据估计，在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任内，美国采取了353次这样的袭击。
以色列对暗杀这种军事工具的依赖并非偶然，其源头可以追溯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革命性与激进性的本质，可追溯到大屠杀造成的创伤，以及以色列领导人和公民对于国家及其人民永远处于被消灭的危险之中的那种意识，他们觉得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没有人会伸出援手，正如大屠杀那样。
由于以色列幅员狭小，阿拉伯国家甚至在其建国之前就试图摧毁它，并且继续威胁这么做，此外还有阿拉伯恐怖主义的永久威胁，该国逐步形成了一支高效的军队和堪称世界上顶尖的情报机构。相应地，他们也发展出了历史上最强劲、最流畅高效的暗杀机器。
本书接下来的章节将详细介绍这台机器的秘密——游击战与技术强国的军事力量结出的果实——其特工、领导人、手段、考量、成败以及道德上的代价。这些章节将说明在以色列如何形成了两套独立的法律机制——一套针对普通公民，一套针对情报界和国防系统。后一套机制允许在政府点个头、眨个眼的情况下采取极具争议的暗杀行动，在没有议会或公众监督的情况下，造成许多无辜者丧生。
(1) 2013年5月29日对梅厄·达甘的采访。
(2) 因为我发表的这些报道，达甘让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命令辛贝特开展全面调查以找出泄密的情报源，包括窃听多个摩萨德部门负责人的电话。随着调查的进行，达甘驱逐了他当时的副手，他指责此人泄密，后者则坚决否认。Ronen Bergman, “Dismissal at Mossad's High Command,” Yedioth Ahronoth, July 10, 2007。
(3) 2014年6月对“艾尔迪”的采访，2007年7月对“尼采”的采访。
(4) 这些数字与所有暗杀行动有关，该信息是在为本书做研究中收集到的，在本书中大多已提及。然而，计算数字一事颇为复杂，因为有时候一次行动的目标是多样的——既有敌人的办公室、工作机构，也有具体的个人。这里的数字包括“黎巴嫩解放阵线”的行动，这是以色列1980至1983年间在黎巴嫩操纵的恐怖组织，该组织单枪匹马袭击了多位巴解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平民，其刺杀阿拉法特未遂的“咸鱼行动”导致许多平民丧生。由于看不到情报团体保险箱中的大量资料，这里的估算很保守。实际数字可能高出许多。
(5) 辛贝特的消息来源说，在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期间，每个成功的暗杀行动之前在同一目标身上会有多达7次的失败尝试。有些在开火前被叫停，有些失败是因为在目标区域发现平民而改变了导弹的方向，还有一些是跟丢了目标。“猛禽行动”始于2008年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敌对活动，其间有千余次轰炸行动，有些目标是人，有些目标是建筑和仓库设施。2013年7月1日对埃胡德·巴拉克的采访，2011年6月1日对约夫·加兰特的采访，2017年6月对“亚马逊州”的采访。
(6) 在（2016年6月12日）对作家蒂姆·韦纳的采访中，这位美国中情局官方历史著作《灰烬的遗产》（Legacy of Ashes）的作者认为，中情局发动的诸如铲除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等政治人物的暗杀行动从未成功过。此外，这些行动在约翰·F.肯尼迪遇刺后全都停摆。不过，韦纳也说此后中情局继续为遍布世界的美国代理人提供情报和行动支持，数千人在中情局直接和间接的支持下被这些代理人杀害——有些人在折磨中丧命，其他人则在准军事行动中丧生，这些行动是中情局在冷战结束前实施的“影子战争”的一部分。在调查委员会对中情局的活动进行多番调查后，福特总统和卡特总统发布了禁止情报团体从事直接或间接定点清除的命令。然而在“911”之后，定点清除行动恢复，主要是在巴基斯坦、阿富汗、索马里和也门部署无人机。文中的数字引自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智库“新美国”（https://www.newamerica.org/in-depth/americas-counterterrorism-wars/pakist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