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最高命令的一击
对哈菲兹和萨拉赫的定点清除引起了埃及军事情报机构的震动，恐怖分子入侵以色列的次数有所减少。在以色列人看来，这就是成功。
但紧接着又出现了新的情况，以至于这一地区的天空乌云密布。
1956年7月27日，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根据反殖民主义的议程，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而苏伊士运河是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航运要道。英法两国政府火冒三丈，因为这两国公民是这条水路上获利颇丰的海运公司的主要股东。以色列就自己的利益而言，是希望重新获得运河的通行权的，但与此同时，它也认为这是向埃及传达明确信息的机会，即纳赛尔最终将为派遣武装分子在加沙地带袭击以色列而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且他摧毁以色列国的明显野心将遭到毁灭性打击。
各种利益的交织促成了三国之间的秘密联盟，精力充沛的年轻以色列国防部总干事西蒙·佩雷斯在制定野心勃勃的战争计划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以色列将入侵西奈半岛，从而为法国和英国也入侵该地制造借口——一场威胁苏伊士运河的危机即将上演。法国保证为以色列提供空中保护，以抵御埃及空军的袭击。
在诺曼底登陆前不久，以色列的“阿曼”获悉，一个代表团乘飞机离开了开罗前往大马士革，其中包括大权在握的埃及参谋长、陆军元帅阿卜杜勒·哈基姆·阿密尔和许多其他高级官员。真是天赐良机！只需一次精准打击，以色列几乎可以一举灭掉整个埃及的军事领导层。
鉴于当时可用的技术能力，空军开始进行夜间拦截的强化训练，这是一次有难度的行动。本-古里安和达扬决定以色列将竭尽所能掩盖该国参与此事的蛛丝马迹，力图使飞机看起来像是因技术故障而坠毁。(1)
此次行动的代号为“雄鸡行动”（Operation Rooster）。
预计埃及人会搭乘两架“伊尔-14”客机，从大马士革出发，短暂飞行后抵达开罗。“阿曼”将辨认并跟踪护航机的任务分配给了信号情报单位（SIGINT）。(2)该单位（现在称8200部队）已经在1948—1949年的战争中屡立赫赫战功，后来“阿曼”投入了大量资源大力发展该部队，最终它将成为以色列国防军规模最大的——有人说最重要的——部队。
事实证明，投入达到了预期效果。在代表团离开开罗到大马士革的前几天，信号情报技术人员设法分离出了埃及人在返回开罗的短途航行中预计使用的无线电频率。20名不到25岁的以色列无线电报务员，在位于特拉维夫以北拉马特哈沙隆的总部严阵以待，24小时轮班，等待埃及人离开大马士革的停机坪。该部门承受着来自最高指挥部的巨大压力，因为西奈半岛的地面攻势定在10月29日，失去全体高级军事人员所造成的士气低落会引发混乱，使埃及人处于明显的劣势。时间不多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无线电报务员耐心地等待着耳机里传来声音。(3)10月28日黎明时分，就在决定性时刻的前一天，埃及人仍然没有离开叙利亚。终于，10月28日下午2点，他们接收到了等待已久的信号：伊尔-14的飞行员准备动身。
马提亚斯·“查托”·伯吉尔是空军119中队的指挥官，也是当时空军最好的飞行员之一，他被委以此次重任。(4)晚上8点左右，信号情报部通知空军，埃及人的两架伊尔飞机中只有一架起飞了。不过，信号情报部相信所有的埃及军官都在机上。“雄鸡行动”启动了。
查托爬进了“流星Mk.13”喷气式战斗机，在他的领航员艾莱叙夫·“希夫”·布洛什的引导下起飞了。这个夜晚格外的黑，连地平线都几乎隐没在黑暗之中。
查托爬升到一万英尺的高空后开始平飞。雷达探测到一架飞机正在靠近。“雷达可见！雷达可见！雷达可见！”希夫对对讲机说，“2点钟方向，我们的高度，正面3英里，飞向3点钟方向。4英里！快朝右！减速！你逼近得太快了！”
在浩瀚的黑色天空的映衬下，查托看见了微弱的橘色耀斑，那是伊尔型飞机排气管里的火焰。“目力可见。”他向地面控制中心报告。
“我希望能对这架飞机进行正面识别，”坐在控制中心的空军司令丹·托尔考斯基说，“要肯定，确定无疑。明白吗？”
查托稍微朝左转，直到可以看见客舱窗户里的光线。驾驶舱的窗户比其他窗户都大。肯定是这架飞机，查托心想。只有伊尔型有这样的窗户。他还分辨出穿着军服的人在座位间走动。
“身份确认！”他说。
“绝无疑问才可开火。”托尔考斯基答道。
“收到。”
炮弹从装在飞机机头上的4门20厘米口径的大炮中射出。查托被一种突如其来的光照得什么都看不见：原来地勤人员中有人想帮个忙，就在大炮中装了曳光弹，但在近乎全黑的夜空这么亮的闪光灼伤了他的双眼。
等查托的视力恢复，他看见了天空中的火光。“击中了！”查托告诉地面控制中心，“左引擎着火，看起来像是发生短路，因为到处一片漆黑。”
查托再次握紧扳机。伊尔飞机爆炸了，在夜空中变成一个火球，喷出大块大块燃烧的残骸。飞机开始旋转着朝大海坠去。
“你看见它坠毁了吗？”查托将自己的飞机从漩涡气流中拉出来时托尔考斯基问。
“确定，坠毁了。”查托回答。
查托的飞机降落时扬起阵阵灰尘，停机坪上迎接他的有总参谋长摩西·达扬和托尔考斯基将军，他们告诉查托在最后一刻阿密尔显然决定等第二架飞机。
“如果还有时间，”查托说，“我们可以加满油再出发。”
“我们考虑过，不过得出的结论是这会过于明显，很可能会暴露我们的情报来源，”达扬回答，“我们决定阿密尔就随他去吧。即便如此，从你除掉埃及总参谋部的那一刻起，你就赢了上半场战斗。我们为下半场干一杯吧。”
“雄鸡行动”无疑是一次出色的情报与空战上的成就。实际上，参加“雄鸡行动”的人后来开始称之为“埃及总参谋部的陷落”，(5)还声称在开罗最高指挥部蔓延的混乱极大地帮助以色列赢得了第二天爆发的战争。
无论其影响是否真像这些人所说的那么大，以色列国防军都会继续轻松地击溃埃及军队。它使全世界都注意到：这个犹太国家现在是一支不可小觑的战斗力量。眼下欣喜若狂的本-古里安给第九旅的官兵发了一封谈“以色列第三王国”的公开信。
除了西奈半岛，以色列还征服了加沙地带。在以色列国防军占领加沙地带之后，雷哈维亚·瓦尔第从504部队派了自己的手下去搜查位于加沙城内的埃及情报大楼，穆斯塔法·哈菲兹几个月前就是在那里被杀的。在一个地下室，他们找到了隐藏的宝藏，那是拼命逃跑的埃及人疏忽大意未销毁的：哈菲兹及其手下在西奈半岛战役前5年部署以对付以色列的所有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完整档案卡片。
这就像是埃及人留下了一份暗杀名单。瓦尔第去见了总参谋长达扬，并请求他批准开始清除卡片上提到的巴勒斯坦人。那一头，达扬也得到了本-古里安的批准。瓦尔第随后命令纳坦·罗特伯格——和他的炸弹专家们——赶制炸药。
罗特伯格的特殊配方被装进了柳条筐、打火机、水果、蔬菜，甚至家具中。504部队的阿拉伯特工将炸弹藏匿在合适的地方，或者把它们当礼物送给加沙的30名巴勒斯坦“阿拉伯突击队”队员。在1957年11月至1958年3月期间，瓦尔第的手下研究了名单，消灭了多年来恐吓以色列人的那些人。就战术上而言，定点清除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战略上而言未必如此。“所有这些清除行动意义都非常有限，”罗特伯格说，“因为轻轻松松就有人填补了他们的位置。”
很快，英国、法国和以色列的密谋变成了一场反响强烈的国际外交灾难。美国迫使以色列撤出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带。法国和英国也屈服了，最终失去了对运河的控制权，这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也被迫辞职。
埃及政府现在被认为是公开站出来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并迫使两个欧洲大国及埃及的死敌犹太人退走。纳赛尔被塑造成英雄，成为阿拉伯世界事实上的领袖。
然而，纳赛尔的确同意允许以色列船只使用运河，并停止支持加沙地带的“阿拉伯突击队”的行动。他明白这些行动引发与以色列爆发全面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要大于从中得到的好处。
终于，在1957年，恐怖活动似乎停止从边境流入以色列。
西奈半岛战役使阿拉伯国家明白摧毁以色列非常困难，这使得以色列11年免于大规模战争之苦，直至1967年六日战争爆发。以色列国防军利用这段时间演变成一支力量强大、规模庞大、训练有素、有技术支撑的军事力量，不仅配备了现代武器，还拥有了“阿曼”这样功能广泛的情报机构。
接下来的几年也是摩萨德的好年景。伊塞尔·哈雷尔将其从一个羽翼未丰、时而栽跟头的组织发展成了一个拥有近千名雇员的机构，以其坚韧顽强、不屈不挠、锐意进取蜚声国际。
以色列是在1956年开始以情报强国的身份登上国际舞台的，那一年，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秘密讲话，坦率地谈及其前任约瑟夫·斯大林的所作所为。西方世界的每个情报机构都急于得到演讲的文本，加以研究，以找到赫鲁晓夫思维倾向的线索，但是它们谁都无法穿透苏联的机密铁幕。成功的只有以色列情报机构，伊塞尔·哈雷尔下令将演讲稿的副本交给了美国中情局。
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非常满意且感激不尽，他将之呈给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总统随后下令将之泄露给《纽约时报》。(6)报道令全世界一片哗然，令苏联大为尴尬。
美国与以色列情报机构之间的秘密同盟就此诞生了。(7)美国这边由中情局反间谍部门负责人詹姆斯·耶萨斯·安格尔顿领导，他是以色列的支持者，和哈雷尔很像，认为苏联间谍无处不在。通过这一渠道，中情局将得到大量的中东情报，这一操作一直持续到今天。
1956年以色列的西奈半岛战役尽管是一场政治灾难，(8)但进一步稳固了该国对情报工作的立场。在那场短暂的战争之后，哈雷尔开始编织一张囊括中东、亚洲和非洲各国的秘密联络网，其中包括许多公开支持阿拉伯人的国家。这一惯用手法在摩萨德内部被称为“外围理论”（periphery doctrine）(9)，它要求与位于以色列周围敌对阿拉伯国家包围圈外的国家及组织，或者与那些和以色列的敌人处于敌对状态的国家内部的少数派建立秘密联系。
摩萨德“外围战略”的杰出成果就是以色列、沙阿统治下的伊朗和土耳其之间的三方情报同盟，其代号为“三叉戟”。这三国的间谍机构领导人不时会面并交换大量情报资料。该同盟还对苏联和阿拉伯采取了联合行动。本-古里安说服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相信“三叉戟”是顶级资产，中情局为其活动提供资金。(10)
然而，摩萨德最大的意外在1960年来临，当时以色列特工追踪阿道夫·艾希曼——希特勒的“最终方案”(11)的主要设计师和推动者之一——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在那里化名里卡多·克莱门特生活了10年。
德国犹太检察官弗里茨·鲍尔对把纳粹战犯带回德国绳之以法不抱任何希望，故而将他收集到的关于艾希曼的信息泄露给了摩萨德。当一名摩萨德军官来见他时，鲍尔让他单独待了一会儿，而机密文件就放在桌上。(12)以色列人心领神会，抄录了相关细节。
本-古里安批准哈雷尔赶赴布宜诺斯艾利斯，给一大队人马打前阵。(13)总理决定跟艾希曼清算旧账，给他取的代号为“迪布克”（Dybbuk），这个词源自希伯来语，指的是附在活人身上的恶灵。但这次行动的目的远不止报复一个人那么简单，无论此人犯下的罪行有多恶劣。本-古里安命令哈雷尔及其手下不要伤害艾希曼，尽管杀死他是最简单的选择，而要绑架他把他带回以色列接受审判。其目的是通过揭露大屠杀的罪魁祸首之一的罪行，激起国际社会对大屠杀的共鸣，给大家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
几十名摩萨德特工和合作者参与了此次行动，其中一些人持有并更换了多达5个国家的护照。他们分散在阿根廷首都各地的许多安全屋。
5月11日，该团队来到一个车站附近，那个名叫“克莱门特”的人每天晚上7点40分就是在这里下车，然后步行一小段路回家。这天晚上，公共汽车来了，但艾希曼没有出现。队伍接到的命令是等到晚上8点，若届时他还未出现就取消行动，以免打草惊蛇。
8点，他们正准备收拾东西走人，但现场指挥官拉菲·艾坦决定再等一会儿。5分钟后，就在艾坦准备放弃当晚的行动时，另一辆公共汽车停了下来。克莱门特下了车，开始步行，一只手还插在口袋里。
茨维·马尔钦（Zvi Malchin）第一个扑了过去。他怕克莱门特有所察觉，正要拔枪，所以没按原计划从背后抓住他把他拖上车，而是从背后把他推进沟里，然后跳到他身上，艾坦和另一名特工断后。克莱门特大声呼叫，但周围没人听见。不出几秒钟，他就被制服了扔进一辆汽车的后排座。坐在那里的摩萨德特工茨维·阿哈罗尼用德语警告他：如果惹麻烦，就把他就地正法。
艾坦开始寻找能确凿无误地表明他就是艾希曼的标记。他手臂内侧腋下的伤疤很快就被找到了，那是党卫军文身所在的地方。他接受过阑尾手术，这点被详细记录在他的党卫军档案里，术后留下的疤痕更是个问题。艾坦不得不解开他的皮带，把手伸进克莱门特的裤子里，与此同时，汽车在拼命往前开，车上的人颠得东倒西歪。但最终他找到了，他用希伯来语惊呼：“Zeh hoo！Zeh hoo！”（“是他！是他！”）
黑暗中，艾坦和马尔钦的眼睛闪闪发光。他们握了握手，哼唱了几节游击队之歌，那是为了纪念在森林里与纳粹作战的犹太人而写的，歌的结尾唱道：“我们踏步前进，让大家知道：我们来了。”
艾希曼被注射了镇定剂，然后被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偷运至以色列。他在耶路撒冷的审判吸引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关注，而见证此事的人群之浩浩荡荡提醒世人大屠杀是何其残忍。艾希曼被判死刑并被处以绞刑。他的尸体被火化，骨灰撒向大海。
与此同时，媒体少得可怜的关于艾希曼是怎么被找到并绑架的报道使得摩萨德在世人眼中成了一个冷酷无情、无所不能的间谍机构。到1962年中期，哈雷尔被视为以色列情报与国防机构的强人。(14)
本-古里安得到了他希望得到的一切。
尽管荣耀加身，但哈雷尔的机构完完全全地漏掉了家门口发生的一场毁灭性威胁。
(1) 在1989年之前以色列军事审查员一直禁止发表有关此次行动的细节。Recording of Mordechai Bar-On about Dayan, from the seminar “Operation Rooster 56,” March 5, 2015。
(2) 2011年5月16日对盖尔博的采访。Uri Dromi, “Urgent Message to the CoS：The Egyptian Code Has Been Decrypted,” Haaretz, August 29, 2011。
(3) 1999年1月19日对约姆-托夫·艾尼的采访。Argaman, It Was Top Secret, 39-60。
(4) Tsiddon-Chatto, By Day, By Night, Through Haze and Fog, 220-21 （Hebrew）.
(5) 然而，很难找到有关其直接影响主张的根据。在埃及，没有任何有关此次事件的报道。在以色列也是一样——就本书的研究发现而言——有关爆炸的伊尔型飞机上的人员身份以及拦截后埃及最高指挥部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等具体信息没有任何记录。2017年2月12日对大卫·希曼·托夫和沙亚·赫尔什科维茨的采访，2013年10月18日对约拉姆·梅塔尔的采访，2013年1月15日对莫提·戈拉尼的采访。
(6) 1956年6月4日，星期一，《纽约时报》登出了这篇演讲稿在美国人手中的消息，第二天，从中节选了很长的篇幅刊登出来，还特意用了加粗的新闻标题：KHRUSHCHEV TALK ON STALIN BARES DETAILS OF RULE BASED ON TERROR. CHARGES PLOT FOR KREMLIN PURGES. DEAD DICTATOR PAINTED AS SAVAGE, HALF-MAD AND POWER-CRAZED。新闻一出全世界一片哗然，这正是中央情报局想要的效果。
(7) 除了摩萨德和中情局外，以色列和美国的其他情报组织也建立了联系。特别重要的是美国国家安全局与其以色列同行“阿曼”的8200部队之间的关系。在爱德华·斯诺登泄露的文件中，有一些关于这些关系的历史调查，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初，记载了针对中东共同敌人的谍报活动的深入合作。2016年5月，在纽约的在线新闻网站The Intercept的地下室，通过该网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作者得以查阅了斯诺登文件，特别感谢恩里克·摩尔特克。
(8) 2001年4月6日对哈雷尔的采访。有关苏伊士运河事件和以色列得失最为详尽的报告可参见：Golani, There Will Be War Next Summer, 597-620 （Hebrew）。
(9) 摩萨德驻非洲高级指挥官大卫·吉姆奇解释说：“向非洲派一名鸡舍专家或情报收集指导，我们花的钱是一样的。后者最终会见到皇帝，前者最后止步于鸡舍。我们的首选显而易见。情报互通是培养亲密关系的最快途径。”1998年8月18日对大卫·吉姆奇的采访，2001年4月6日对哈雷尔的采访，2014年4月22日对鲁文·梅哈夫的采访，2010年9月13日对本-纳坦的采访，2007年9月24日对塔马尔·戈兰的采访，1997年12月30日对汉南·巴昂的采访，1999年4月22日对约夫·比伦的采访，1997年12月26日对鲁布拉尼的采访，1998年9月16日对阿里耶·奥戴德的采访。Pilpul in Addis Ababa to the MFA—Report on meeting with Ethiopian Emperor and chief of staff, August 25, 1957, ISA 3740/9. Black and Morris, Israel's Secret Wars, 186。
(10) 本-古里安在给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一封信中解释了这一同盟的性质：“为了筑一座高坝阻断纳赛尔的支持者——苏联（Nasserite-Soviet）的巨浪，我们已经开始加强与中东外围的几个国家的联系……我们的目标是组织一个多国组成的集团，并不一定是官方同盟，使其能抵御像苏联通过纳赛尔这样的代理人进行的扩张。”Eshed, One Man's Mossad, 227。“三叉戟协议”（C'LIL）要求三国的情报机构负责人定期会面，每次由不同国家任东道主。三国还就各种问题建立了一个进行情报协调与情报交换的复杂机制。以色列认为“三叉戟协议”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战略成就，因为以色列已把自己定位为该军事情报协议的中轴。在土耳其和伊朗之间发生地区争端时，“三叉戟协议”发挥平台作用，以色列充当仲裁员。参与策划“三叉戟协议”会议的摩萨德军官鲁文·梅哈夫解释说：“当时，土耳其、伊朗和埃塞俄比亚的情报机构负责人都与国家元首有直接联系，不管他是国王沙阿，还是海尔·塞拉西皇帝。通过‘三叉戟协议’，情报和想法可直接上达统治者。［最初的同盟三方］给我们带来三重惊喜，有了埃塞俄比亚就是四重。”中情局希望对“三叉戟”的成立表示赞赏，出资在特拉维夫郊外的山顶上建了一座两层楼房，用作该同盟的总部。2014年4月22日对鲁文·梅哈夫的采访，1999年3月对哈雷尔的采访，2015年5月18日对约西·艾尔弗的采访。Ronen Bergman, “Israel and Africa：Military and Intelligence Liaisons,” Ph.D. dissert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53-78. Bureau of Minister of Defense, report on meeting between Lt. Col. Vardi and Emperor of Ethiopia, February 24, 1958, Ministry of Defense and IDF Archives （MODA） 63-10-2013。
(11) 指纳粹德国针对欧洲犹太人的系统化的种族灭绝的设计及实施。——译者
(12) 1998年7月对茨维·阿哈罗尼的采访，2015年6月30日对米丹的采访，2016年3月对“莱斯康”的采访。Mossad, Report Regarding Dybbuk, Zvi Aharoni, March 4, 1960. Mossad, Operation Eichmann：A Report on Stage A, Zvi Aharoni，日期不详（这两个都是作者的资料，都从“莱斯康”处获得）。
(13) 1998年7月对茨维·阿哈罗尼的采访，2012年10月21日对安拉姆·阿哈罗尼的采访，2016年5月对“艾坦”的采访。Neal Bascomb, Hunting Eichmann, 208-18 （Hebrew）。
(14) 哈雷尔前所未有的大权在握可以从他自己的描述中得到证明，这番话他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摩萨德的历史学家说的，当时他在描述他与总理的关系，显然他并没有意识到他对民主的理解存在严重缺陷。他说：“本-古里安从未给我们下过行动命令。他会表达某种关切或对某事的希望。他不知道如何将自己的想法转化成行动语言，实际上他也不需要知道。当然，总理应该基于某些原则来制定政策而不是细节。”摩萨德的总结是：“伊塞尔［·哈雷尔］通常不向总理准确汇报他在做的事以及他是如何做的。”Mossad, History Department, “The German Scientists Affair,” 1982, 14, henceforth Mossad German Scientists Dossier（作者的资料，从“托博伦”处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