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分崩离析的罗马共和国
王治与共和
罗马城始于台伯河岸东边的一座小城。相传埃涅阿斯带领特洛伊难民四处游荡，受尽苦难后最终到达意大利半岛。埃涅阿斯在台伯河西南部几十里的地方建立了一座名为阿尔巴隆伽（Alba Longa）的城市。这座城与后来的罗马城相隔不到百里。罗马城的创始人，罗慕路斯与雷慕斯便是埃涅阿斯的后人，他们被逐出阿尔巴隆伽（Alba Longa）之后，于公元前753年建立了罗马城。
埃涅阿斯的故事虽然只是一个传说，但是台伯河岸边的这座小城却成了西方古典史中最耀眼的辉煌。罗马人最开始时如希腊诸城邦一样，由国王统治，故称此时期为罗马王政时代。看似国王制度与希腊城邦十分相似，但是其性质却截然不同。
罗马的国王既不能传位，又不能独断专行。再专制的国王，也必须要通过元老院才能实施政策。罗马人也坚决不许家族王朝的存在。如果国王逝世，那么将由元老院选举其中的一名成员成为新的国王。这一制度也成了罗马王治的独有特色。
尽管国王由元老院选举，但在经历了两百年的王治政权后，罗马人终于还是无法忍受王治下权力的高度集中。他们于公元前509年推翻国王，建立了以元老院为首的共和政府，史称罗马共和国。值得寻味的是，致使罗马人建立共和的原因并非像中国改朝换代时的那样凄惨。既没有民不聊生，饿殍遍野，亦没有外戚当权或是异族入侵。让罗马人对王权忍无可忍的原因是国王之子侵犯了一位出征军人的妻子，妻子不堪受辱，含泪自杀。这件事激起了所有贵族与平民的愤怒，他们誓死抵制王权。在将国王残党驱逐出罗马之后，他们也歃血立誓，罗马永不容国王。
共和国建立之初，虽然历经王治的两百年耕耘，依然只是一个台伯河岸边上的小城。不同于王政时代的是，共和国早期，罗马人根据王政时代遗留下来的传统，建立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政治上，代替王治的元老院贵族与新建立的平民议事会形成制衡，平民与贵族之间达成了微妙的平衡。社会上，基于“责任”（Pietas），“纪律”（Disciplina），“信用”（Fides）与“严肃”（Gravitas）等传统价值观，诞生了庇护制度。
庇护制度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契约，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人情世故。与中国传统的“欠人情”“还人情”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形式上十分相似，但性质上却略有不同。如果说中国的人情味是不成文的规矩，那么罗马的人情则是牢牢锁住每个人的社会法则。在罗马，欠下的人情是必须要还的，这既是责任亦是义务。而人情这一行为，也被罗马人沿用到了制度、政治与外交上，给予人情的一方也被称为“庇护人”，而欠人情的一方则为“被庇护人”。父亲为家庭提供收入，所以父亲是家族的庇护人。贵族替平民打仗，为平民申诉，所以贵族是平民的庇护人。罗马为其他国家提供军事援助，所以罗马是其他国家的庇护人。
也正是因为这种庇护制度，共和国政府有着十分稳定的社会结构，并且开始在今后的四百年间快速扩张。公元前343至公元前290年，三次萨莫奈战争让罗马成为整个意大利半岛的庇护国。公元前264至公元前215年，前两次布匿战争让罗马成为西地中海的庇护国并且建立行省制度。而后的两次伊利里亚战争与四次马其顿战争更是一举让罗马成为整个地中海的军事霸主。[1]
这些新占领的土地为罗马带来了巨额的财富。共和国得以用行省的税收来加大军队的数量与规模，军事霸主的地位也在不断稳固。但是在带来收入的同时，不断增加的土地与日渐庞大的军队，让单一的行政制度倍感吃力。这一时期的罗马军队，由拥有土地的罗马公民组成，他们出则为兵，入则为民。然而常年的征战导致大面积的土地无人耕种，便给了意大利本土的贵族可乘之机。贵族们开始大面积收购出征在外士兵们的土地，中饱私囊。这也直接导致了数以万计的退伍军人无家可归。行省数量的增加又直接滋生了议员们的腐败与分裂。这时的共和国真正到了危急存亡之秋，平民哀鸿遍野，贵族互相残杀。而这一切，都可以从一位替平民着想的保民官讲起。
格拉古之死
公元前133年，一位年轻的共和国保民官在选举日的当天被一众元老院议员与贵族用木棒活活打死在街头，与他一同被殴打致死的还有陪同他选举的三百余平民支持者。这位年轻的保民官名叫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当时他年仅三十岁，是共和国最年轻的保民官之一。[2]
格拉古家族是罗马历史悠久的平民家族，祖辈曾担任过许多共和国要职，声名显赫。提比略·格拉古更是刚成年便加入了军队，参与了第三次布匿战争。
这时的罗马军队依然是由拥有土地的罗马公民组成，也就意味着数以万计士兵都因为常年征战，远离故土以及自家的农场。而在这些士兵离家期间，他们的土地无人耕种，颗粒无收。这时，许多拥有大规模土地的贵族与骑士们便将这些闲置的土地当成了新的商机。[3]他们往往会使用各种手段将这些空余的土地收购和转移到自己的名下，进而扩大自己的收入。
由于贵族与骑士的领土大多由奴隶进行耕耘，所以多出的土地只需投入更多的奴隶耕耘便可，无须担心缺劳力。从这一行为开始，贵族与平民们之间的庇护关系开始崩塌，贵族不再为平民的利益着想，把平民视作了压榨的对象。
许多军人退役回家后发现无家可归，于是只好搬入罗马城，成了贫民窟中的无业游民。[4]随着罗马城内的平民与贫民越来越多，民众与贵族骑士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恶劣。
据古史学家普鲁塔克记载，意大利中心的伊特鲁里亚（Etruria）地区几乎没有了任何属于罗马公民的土地，所有的农田全都由贵族收购的异族奴隶进行耕种。[5]那些被驱逐出土地和无家可归的穷人们不再愿意为共和国政府出力，老兵也不再愿意回去服役。假以时日，整个共和国都将会意识到，意大利属于贵族与他们的奴隶，而罗马的公民将居无定所。[6]同为退伍士兵的提比略·格拉古对那些老兵们的无家可归愤愤不平。于是他决心寻求改革，为士兵与平民谋求安生之地。很快，提比略·格拉古便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平民丧失土地的情况虽然看似不可调节，但意大利半岛上的领土远远不只私人领土这一种，还有另一种名为“公共土地”（ager publicus）的领土尚未被分配。[7]这些公共土地大多由少部分贵族家族进行短期租借，并以此获取巨大利益。
而提比略·格拉古的改革，便是把视线重点放在了这些公共土地上。
公元前133年，提比略·格拉古当选保民官，为期一年。当选当日，提比略·格拉古便对民众发表演讲：“那些游走在意大利的野兽们，每一只都有属于自己的洞穴和巢穴；然而那些为意大利可以享受光明与空气所战斗与死亡的人们，却什么都没有。他们无家可归，无处可去，他们带着妻儿四处游荡……他们的战斗与死亡只是为了支持他人的财富与奢侈，尽管他们被称为共和国的主人，但是他们却贫穷到衣不蔽体。”[8]
提比略·格拉古的这一演讲道出了许多罗马平民的痛苦，激起了无数麻木的平民心中对于土地的渴望，格拉古顺理成章地成为平民们心中的英雄。从这一时刻起，平民心中的庇护人不再是贵族与元老院，而是愿意替自己发声的提比略·格拉古。
有心人不难看出，虽然格拉古并未在演讲中点名他具体针对了哪些个体，但是“财富”与“世界主宰”这类词语，很明显是暗指元老院的议员们与贵族，提比略·格拉古刚当选之初便把自己放在了贵族的对立面。
上任后不久，提比略便提出了他的改革法案：塞姆普洛尼亚土地法（Lex Sempronia Agraria）。[9]这一法案将重新分配公共土地的所属权，并要求恢复之前保民官所提出的公共土地个人拥有上限的法案，强制性要求共和国内不得有任何罗马人拥有超过1.2平方公里的公共土地。[10]不出预料，改革法案一经提出，立刻便遭遇到了元老院的强烈反对。
提比略·格拉古知道，公共土地的重新分配会威胁到贵族的利益。[11]基于这个认识，提比略·格拉古做出了开创平民派的一个举动，他在不与元老院议员进行商讨的情况下，直接把这条法案介绍到了平民议事会中。[12]得知此事的元老院情急之下连忙联系了他们在平民议事会中的保民官盟友马库斯·屋大维乌斯（Marcus Octavius），要求他行使一票否决权。[13]马库斯·屋大维乌斯也答应了元老院盟友们的请求。
在这之后，提比略·格拉古屡次提出塞姆普洛尼亚土地法，但都被屋大维乌斯一一否决。终于提比略·格拉古忍无可忍，做出了第二个激怒元老院并且打破共和国传统的举动，他直接说服了平民议事会，在屋大维乌斯保民官任期尚未截止之前，强行将屋大维乌斯踢出了平民议事会。这一举动既不符合共和国法律，又不符合罗马人的传统，于是提比略·格拉古与元老院的关系到达冰点。
在这之后，元老院便把提比略·格拉古视作一个暴君，甚至传出谣言称提比略格拉古想自立为王。而在贵族与元老院眼中，想要成为国王的人必须除掉，不然就又会重蹈罗马王政时代的覆辙。罗马共和国是在推翻罗马王治之后建立的。传统观念重的罗马人对于“国王”这一头衔有着极大的仇恨，在他们眼中，国王就代表着暴政、欺压，以及剥夺民众的尊严。“国王”一词在罗马人的心中已经远远不只是一个头衔那么简单，还是一个十分负面的形容词。而这种称平民派领袖为“国王”或“暴君”的现象也在提比略·格拉古之后愈发频繁，马略、恺撒等人都曾被元老院斥责为“国王”。
除掉屋大维乌斯后，提比略·格拉古的改革依然未能如愿。他的一年任期马上就要到期了。他也意识到，如果不能连任，那么元老院必定不会放过他违背共和国法律的罪责，于是在大选当天，他带了大量的追随者壮声势，以求连任。而当元老院意识到提比略·格拉古的连任不可避免时，顿时骚乱一片。在数名议员的危言耸听下，一众议员与贵族带领追随者们手持木棍，将提比略·格拉古与其追随者们活活打死在了大街上。
格拉古死后不到十年，他的弟弟盖乌斯·格拉古又再度出任保民官。这次，盖乌斯·格拉古提出了更为激进也更为全面的改革法案。在哥哥原本的领土再分配的基础之上，他要求重新分配北非行省的土地（Lex Rubria法案）[14]，要求为平民发放粮食（LexFrumentaria法案），并且要求骑士阶级成员加入审判行省总督贪污腐败的法庭。[15]为了替哥哥报仇，他假借人民之名处死了那些处于放逐身份的贵族与议员，要求改革行省制度并且加大对贪污腐败的惩罚。[16]
盖乌斯·格拉古虽盛极一时，但最终还是没能承受住元老院的报复。
公元前121年，罗马城内再度爆发了暴乱。以元老院为首的一众议员带领支持者们公然四处追杀盖乌斯，盖乌斯与其妻儿在慌乱中四处奔逃求助。然而没有一个贵族愿意伸出援手。走投无路下，盖乌斯选择了自杀，终年也只有33岁。
格拉古改革随着兄弟二人的死亡也以失败告终。但他们二人为罗马政治开创了一个先河，其他政客也逐渐开始意识到保民官的重要性以及民众的影响力。
元老院在格拉古兄弟死后对平民以及土地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他们推翻了大部分盖乌斯·格拉古改革的政策，但保留了定期为平民发放粮食的政策，也答应将一小部分公共土地分配出去。可这些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冲突与社会矛盾。
格拉古兄弟的一生虽然短暂，却标新立异地成了前所未有的以民众利益为先的政客。他们执政时，要求富人把土地分配给平民，而完全不照顾贵族的利益。这样的人在罗马史上从未有过。而这也让他们成了平民心中的英雄，贵族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最后因与元老院政见不一而被当众杀害，也成了共和国史上前所未有遭此下场的保民官。格拉古兄弟的死成了共和国政治分裂的最后一根稻草，也由此诞生了平民派与贵族派。
平民派与贵族派
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官僚体制相对复杂，有职官与非职官，任期制与终身制，民选与非民选，荣誉官职与实权官职等。但为了方便分析社会、政治、军事，以及宗教的权力平衡，这里单独摘选出罗马共和国时期最具影响力也最具权势的职位，即保民官（Tribune）、执政官（Consul）、监察官（Censor）、独裁官（Dictator）与大祭司（Pontiff Maximus）。
保民官代表平民的利益，可以反对元老院所提出的不得民心的政策，任期一年，一届十人。
独裁官只有在战争期间才会由元老院指认，任期六个月到一年，且战争结束之后便会卸任。但由于独裁官具有至高无上的行政权，有军队支持的议员会竭力保住其独裁官头衔。
大祭司负责管理和主持共和国内的宗教仪式。
监察官由元老院或在任执政官任命，负责调查国内人口，更重要的是，监察官也负责检举揭发元老院内作风不当的议员。
最后便是广为人知的执政官一职，这个职位也可以理解为元老院的议长，负责主持元老院内的一切事务，并且在新的政策方案上，有优先发言权。
元老院则是代表罗马贵族的一个立法机构，议员皆为罗马贵族。
在这五大官职中，除保民官为平民代表外，执政官、独裁官、监察官与大祭司在公元前3世纪之后大多都是贵族，不过随着罗马共和国中后期平民逐渐步入政坛，平民上层、骑士阶层，以及世家贵族融合为“显贵”阶层。尽管如此，在共和国晚期，贵族在共和国官职中依然担任着许多重要角色。
不难看出，所有官员中，唯一代表平民的便是保民官。看似不公平，但实际上保民官有着所有其他官职都不具备的绝对特权——一票否决权。保民官可以在不经任何其他官职同意的情况下，单独施行一票否决权。保民官一共十名，只要有一个人否决，那么执政官与元老院就不能推行。
基于这个特权，平民与贵族之间在共和国建立之后一直都保持着微妙的平衡。但是这一平衡也随着共和国领土的扩张，不复存在。其原因主要是贵族与元老院的势力与影响力在不断向外扩大，行省、军队与被庇护国所带来的收益让他们渐渐地开始无视罗马平民的政治诉求，并更注重于压榨行省来谋取财富和权力。
保民官的权力根基源于平民，而元老院的权力根基源于贵族，二者之间一旦出现不可调节的政治分歧，便很容易在各自主张的道路上越行越远，随着提比略·格拉古的暴死，共和国晚期诞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平民派”（Populares）与“贵族派”（Optimates）。[17]
许多人误以为“平民派”与“贵族派”是共和国晚期的两个政党，这是因为他们带入了西方制度体制的现代视角。平民派与贵族派并非两个有组织有纲领的政治党派，而只是单纯的形容词，用来形容不同政客的政治立场。如果一位议员的支持者大多为平民，那么便可将其称为“平民派”。反之，如果一位议员的支持者大多来自贵族与元老院，那么他便会被称为“贵族派”。
平民派中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有：马略，前三巨头的恺撒，以及后三巨头的安东尼与雷必达。贵族派中我们耳熟能详的人则有：苏拉，西塞罗，以及前三巨头的庞培与克拉苏。因为平民派和贵族派并非政党，自然也就谈不上团结，同派系的政治家互相兵戎相见亦是常事。
平民派与贵族派不仅在支持人群上有差别，其推行政策的手段亦是天差地别。贵族派的政客往往都遵循共和国制度的传统，他们会把法案提到元老院内进行探讨，并在元老院同意之后再将其由执政官之手进行推行。平民派的领袖，自提比略·格拉古始，往往都有着“保民官”的官职，或者在保民官中有政治盟友，在深知他们所诉求的政治改革无法获得元老院同意的情况下，他们通常会选择直接通过保民官的职权，把政策直接介绍到由平民投票的罗马议会（Concilium Plebis），跳过元老院的权威，由平民投票决断。[18]从这一点上，平民派的作风倒是与英格兰脱欧公投的决断方式颇为相似。
平民派与贵族派活跃于公元前133年至公元前28年屋大维的第一次政治改革间，随着帝制的建立，这两个派系的政治风格也渐渐地被“皇帝”（Augustus）这一头衔吸纳，成为历史。但是平民派与贵族派的现象却依然存在，只是由一个行政群体，或保民官或议员，变成了皇帝这一个体。
马略的军队
如果说格拉古改革是通过行政手段来解决共和国的土地分配与腐败，那么公元前107年的马略改革则是为罗马共和国制度的崩塌又添一剂猛药。马略改革在平民、贵族、行省这些影响因素的基础之上，又加入了一个新的决定性因素：军队。
马略出生于一个平民家族，在抵御外敌的战争中临危受命，一跃成为共和国的最高军事领袖之一。然而罗马因常年征战，国库空虚，元老院无法为马略提供足够的军队与补给。情急之下，马略只能无视元老院的命令与共和国传统的军事制度，在军中先实施了改革。
马略改革的第一步，便是以私人之名，取消了“公民必须拥有土地才能参军”这一需求。很快便有许多没有土地和财富的罗马公民志愿报名参军，马略快速地组建了一个由贫民和无土地农民组成的军队。[19]
对于马略的举动，元老院自然又气又急，一方面他们需要马略抵御外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意为这些新兵提供补给，于是在马略要求补给时，议员们拒绝为马略的军队提供补给资助，任由马略自生自灭。
马略无奈，只能自掏腰包并且通过不间断地打击敌军来获得粮草补给。也正因马略全权负责了自己军队的一切开支，军队的庇护人从元老院，变成了马略个人。其麾下士兵们效忠的对象也由共和国政府，变成了马略将军。而这支军队，也成了马略的私人军队。
在这之后，马略又实施了一系列军事体制与战斗方式的改革，大大加强了军队的行军、作战、持久以及组织能力。马略用他训练出的军队屡战屡胜，很快便击败了入侵的蛮族部落，结束了辛布里战争。
马略也由此开始推行改革的第二步：打造一支职业军队。
在马略之前，共和国军队的士兵皆有自己的农田，他们皆处于“出则为兵，入则为民”的状态，但这对于马略军中的士兵来说并不适用。他们没有农田且长期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除了行军打仗别无所长，除了军营要塞别无去处。
正是因为这个，马略实施改革，建立一支长期雇佣的职业军队，并以战利品继续支付军费。在改革的过程中，马略带领他的军队南征北战，先后参与了数场抵御外敌的战争，为共和国立下赫赫战功。[20]
在征战近十年后，马略于公元前100年回到罗马城，推行了他改革的最后一步：土地的再分配与增加公民数量。
马略要求共和国政府为其麾下的平民军人提供土地，并且要求给许多帮助过他的意大利盟友提供罗马公民权。
从最初的招揽志愿军开始算起，马略麾下的平民军队已有近十万人，这支庞大的平民军队的土地诉求早已远远超过了当初格拉古兄弟改革的规模。但是与格拉古兄弟不同的是，马略有着一支忠心耿耿且久经沙场的职业军队。也正是这支军队，让元老院敢怒不敢言，最终选择了妥协，同意了马略的改革提议。
马略培养军队的方式，很快也被其他在行省拥兵的议员们争相模仿。议员们对军队的依赖也日益加剧，最终导致军队和元老院之间的从属关系发生错位。议员们想获取政治地位已不必再仰仗选民与被庇护人（Clients），而将目光转向了军队。[21]而马略，也成了平民派中最具权势的议员。
值得一提的是，马略虽然仰仗军队，但他却从未想过颠覆元老院，对他而言，军队只是为了让他成为元老院中最具影响力的议员（princep）的一个工具，而非颠覆体制的资本。[22]而日后拥兵改革的议员们也大多抱有一样的想法，苏拉、克拉苏、庞培、恺撒，无一例外。
苏拉的独裁
公元前88年，一位名为苏拉的贵族派议员东征归来，他效仿马略，领回了一支忠于自己的职业军队，并试图发动政变，取马略而代之。共和国史上的第一场内战随即在二人间爆发。这场内战最终以马略失败而告终，苏拉如愿以偿地成为元老院的新领袖（princep）。如同马略一样，苏拉也并没有打算颠覆共和国的制度，对于议员们来说，“第一人（princep）”已经是罗马人中的最高地位。“第一人”是凌驾于元老院内所有职务之上的议员，拥有这一头衔的议员在发表意见时有着绝对优先权。而在罗马这个地位分明的社会，优先于所有议员便等同于优先于所有罗马人。
苏拉是个彻头彻尾的贵族派拥护者，他想恢复元老院的绝对权威，想要所有平民议事会的提议必须经过元老院同意，想要增加元老院议员人数，并且希望通过改革来限制平民派，尤其是保民官的权利。[23]而苏拉，同马略一样，有着一支身经百战又效忠于自己的军队。这让平民议事会的成员与保民官敢怒不敢言，最终被迫同意了苏拉的改革提议。
苏拉断绝了平民与保民官发声的渠道，让平民议事会不再具备独立立法权。扩大元老院议员人数则降低了议员内斗的规模，将更多的贵族凝聚在以苏拉自身为中心的政治势力中，削弱议员个体的政治影响力。在此基础之上，也断绝了其他议员夺取军权的可能性。设立针对议员的法庭则是安抚了被腐败所压榨的行省居民。而取消保民官的一票否决权以及禁止担任者升官则是彻底掐断了所有平民派政客的出路，让保民官成了名副其实的虚职，不得不接受所有来自元老院的决策。
苏拉的改革看似无懈可击，但是却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如鲧治水筑大坝一般，断绝所有平民派的政治权利以及平民发声的渠道只会让社会矛盾加剧，最终仍然会爆发。而针对议员的法庭非但没有起到保护行省的作用，反而成了苏拉排除异己清理政治敌人的方式。
苏拉担任执政官期间，颁布了他臭名昭著的“剥夺权利名单”。这一名单上列举了苏拉的所有政敌，苏拉利用各种手段将这些政敌一一处死，并剥夺其家产充公。大名鼎鼎的恺撒大帝便是苏拉“剥夺权利名单”中的一员，其父亲因支持马略，导致整个尤利亚家族成为苏拉迫害的对象。恺撒青年时的仕途不顺与四处奔波多是为了躲避苏拉的迫害。苏拉在稳固了自己的权力，并在元老院中安排了大多数支持自己的议员之后，于公元前79年退休，并在享乐中安度晚年。
在苏拉病逝之后，被苏拉压抑多年的平民与议员们再度爆发冲突，行省开始造反，由平民组建而成的军队也开始向元老院施压。苏拉的改革以失败告终。
前三巨头
在数次内战之后，元老院被庞培、克拉苏与恺撒的三人同盟所支配，世人称这一时期为：前三巨头时期。
前三巨头由政治背景迥然相异的三个人组成，他们分别是：庞培，克拉苏与恺撒。
庞培，又称“庞培大帝”或“青少年屠夫”[24]。庞培早年为苏拉卖命，在苏拉时期镇压西西里岛反叛建立起了赫赫功勋[25]，并在未担任执政官的情况下获得“凯旋”（triumphus）的殊荣。[26]在苏拉死后，庞培镇压了西班牙的反叛，又先后征服了叙利亚与犹地亚。庞培战功显赫，共和国无人出其右，是贵族派最强势的议员。[27]
克拉苏，被当时的人称为“罗马首富”。早年的克拉苏是苏拉旗下的将军之一，但是随着内战结束，苏拉担任“元老院第一人”，克拉苏便淡出政坛，潜心敛财。据普鲁塔克记载，克拉苏的财富从一开始的三百银塔兰同（talents）变成七千一百银塔兰同，换算下来，便是从九千六百九十公斤白银变成二十二万九千三百三十公斤白银，即约二百二十九吨白银。[28]要知道，第一次布匿战争后迦太基给罗马共和国的战争赔款也只有三千二百塔兰同，克拉苏的财富是当初整个迦太基赔款的两倍不止。
[29]如果说庞培代表着苏拉的军事遗产，克拉苏代表着共和国的财富，那么恺撒则是平衡二人冲突的调节剂。
论政治背景，恺撒虽然出身贵族家庭，却因在苏拉的黑名单上而饱受政治迫害；论军事实力，恺撒在前三巨头成立时已有战功，只不过与庞培相比是云泥之别——恺撒加入前三巨头要归功于克拉苏的鼎力相助。
恺撒因为早年落难，青年征战，欠下了不少债款，他迫切地需要担任总督，征服更多土地来积累财富。于是他找上了克拉苏，希望可以得到克拉苏的支持。而克拉苏也十分欣赏恺撒的能力与野心，答应赞助恺撒渡过难关，并资助他出任山北高卢省总督一职（Transalpine Gaul）。[30]
恺撒之所以能加入三巨头，也不单单是源于克拉苏对其的欣赏。恺撒是个深受人民爱戴的平民派，他在早年的政治生涯中曾担任过许多职务，并在就职期间多次指控议员腐败，他曾提出法案要求将公共土地分发给穷人，这些无一不让恺撒成为平民派的新领袖。
克拉苏和庞培则是贵族派作风，二人知道苏拉所压抑多年的平民需要被代表，且二人皆不信任对方，随着恺撒的加入，既可以调节二人矛盾，又可以安抚平民的不满情绪，一举两得。
公元前60年，三巨头形成，克拉苏与庞培在元老院主持共和国的政治。而恺撒则上任高卢，开启了长达8年的高卢战记。
三巨头时期建立的共和国体制是一种无形的“改革”。共和国的最高权威开始从元老院向非元老院的个体转移，虽然三巨头皆为议员，且皆担任要职，但是这三人的主要权利并不来源于宪法，而是来源于三人的政治同盟。三巨头的存在成了平衡军队、行省、议员以及社会矛盾的新方式。军事上，共和国的所有军队皆由三巨头掌控，杜绝了其他议员拥兵自立的可能。行省上，恺撒负责掌管高卢，而庞培则因军中威望稳稳地掌控了东边行省以及西班牙。与此同时，三巨头也建立了平民与贵族之间沟通的桥梁，平民可以通过恺撒来发声，贵族亦有庞培与克拉苏的庇护，不用担心受民众的胁迫。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克拉苏于公元前53年战死帕提亚帝国，三巨头的微妙平衡被打破。
庞培此时已经年迈，而恺撒也随着常年征战积累了大量财富与军队，平民派的恺撒与贵族派的庞培再次将共和国卷入内战。公元前48年，恺撒于法萨卢斯一役大败庞培的军队，结束了内战。[31]
内战结束后，恺撒赦免了那些与他为敌的贵族派议员，并表明既不会追究其责任，也不会像苏拉一样用名单假公济私地报复。这种宽仁以待的方式便是恺撒试图解决议员内斗的方法。
在这之后，面对其他野心勃勃的议员，蠢蠢欲动的行省，以及愤愤不平的平民，恺撒施行了新的改革。他效仿苏拉，不停连任独裁官一职，确保自己的执法与立法权凌驾于元老院与平民议事会之上。
在保障权力之后，恺撒又先后推出了一系列政治改革，目的是解决马略、苏拉、庞培都未能解决的那些问题。行省管理上，恺撒想扩大罗马的公民权，减少之前被议员压榨过行省的税收。社会矛盾上，恺撒想加大为平民发放谷粒的数量，并且扩大元老院成员数量，借此机会引入其他平民派政客进元老院。土地分配上，恺撒想要开拓意大利以外的土地，并将其分给尚未拥有土地的罗马军人。
恺撒的改革深得民心，他也深受平民爱戴，假以时日，也许共和国真的能够往好的方向发展，然而时间却没能给恺撒见证的机会。
恺撒天真地以为，待人以善者善亦所趋的道理可以用在元老院的议员们身上。他单方面认为被赦免的议员应当履行被庇护人的责任，然而事实却截然相反。[32]
被恺撒宽恕的议员们虽然表面客气，但大多都认为受了奇耻大辱。[33]而这一情绪，随着恺撒宣布自己将担任终身独裁官时终于爆发。几十名元老院议员持刀议政，在元老院内将恺撒捅死。而恺撒的改革也付之东流，一切回到了苏拉时的起点。恺撒的改革虽然失败，但是在他年幼的养子屋大维心中埋下蓝图，日后屋大维的帝制改革亦将建立在恺撒改革的基础之上。
罗马人的传统
共和国晚期所面临的一系列困境直至恺撒都未能被解决，平民虽然分得了一部分土地，但对议员已经丧失了信任，共和国赖以仰仗的平民与贵族之间的庇护制度也分崩离析。议员们不再是平民的庇护人，而是军队的庇护人。平民无法再通过支持元老院来获取政治权益，于是他们开始拥护支持平民的政客，这些政客或贵族，或平民，但无一不以元老院为敌。
随着马略、苏拉、庞培与恺撒等人通过地方行省来获取军队与资本，本来被共和国政府忽视的地方行省亦威胁到了罗马城的权威。议员们之间的剑拔弩张已经无法缓和，近百年来的政治屠戮让议员们人人自危，他们不再依赖元老院体制转而把升迁之路压向了军队。
共和国晚期的体制失败对于罗马来说是必然的，随着三百年不间断的持续扩张，罗马共和国的军事实力与经济水平早已遥遥领先于同时期的希腊城邦制，俨然是继亚历山大之后地中海的霸主。罗马城邦时代的法律和制度，早已无法解决共和国晚期出现的新问题。虽然罗马人为应用主义做出了许多调整，也建立了行省制度，但是这些制度都极为不完善，长期的日积月累最终导致了共和国晚期一百年间纷争不断的局面。如果把军队比作肌肉，制度比作大脑，共和国像是个二十来岁、肌肉发达的年轻人，却有着五六岁孩童的思维与观念。
而体制的失败与社会矛盾的不可调和对于之后的帝制意味着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了解罗马人的价值观，设身处地地站在罗马人的角度看待事物，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眼光，或者以中国历史的眼光去看待罗马人的制度与价值观。这样既不能很好地探究虚实，又很容易对历史产生误解。
什么是罗马人的角度呢？就是凡事都遵从古老的制度与传统，罗马人之间有着平等的人格尊严。平民与贵族之间分阶级却不分贵贱，贵族犯法自然与平民同罪。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贵族的“特权”大多源于自身的政治资源与财富，而非制度。
因此，帝制这种将一人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制度，对于罗马人来说则更难以接受。王政时代国王的荒淫无度给罗马人留下了深深的心理阴影。随着共和国的持续扩张，罗马人也见识到了越来越多的邻邦国王刚愎自用，倒行逆施的惨状。东部的本都国王，塞琉古国王，帕加马国王，北非的托勒密埃及国王，以及北部的蛮人国王。当罗马人接触这些国王时，他们要么高高在上，不可一世，要么卑躬屈膝，卖身投靠。然而这些伪善者却在各自的王国万众敬仰，自比神明。这些无一不加深了罗马人对王权的抵触。这种抵触情绪会上升到道德高度，并让他们认为一人集权是一种极其反人性的制度。
这也导致罗马帝国并没有一个词可以确切地代表中国历史中的“皇帝”。任何与“皇帝”或者“国王”沾边的词语都会触碰罗马人心中抵触的神经。所以罗马帝国对待皇帝的称呼充满了复杂与创意，不得不让人对开创这一制度的屋大维叹服不已。
而罗马文化之中，传统的便是优秀的。他们对古老的文化、知识、典籍以及民风民俗表现出了极大的尊重。对前人所留下的规矩、条例更是体现出了极大的保护欲。随着罗马的领土越来越大，其接触的不同文化与语言也越来越多，但罗马人对传统的尊重却没有改变。
只要是古老的文化和知识，都被认为是好的，罗马人会尊重，并允许当地人保留。虽然有时为方便统治，常常也会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做出一些细微的改动，但其大体是几乎不变的。这便让他们成了天然的保守派，他们愿意为应用主义做出改变，但是在制度与体系上，是不愿做出让步的。而共和国晚期议员们的改革则个个急于求成，急功近利，这也是致使他们失败的原因。
共和国晚期的矛盾被军队恶化，却无法通过军队解决。共和国不需要另一个将军，而需要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他需要保证议员们的权利和地位与军队脱钩，需要确保平民的权益可以通过自身来实现。共和国需要的是一个可以平衡平民与贵族、让双方都满意的政治家，共和国需要的是一个知道取舍，能够在不改变制度，不冒犯传统的基础之上建立新体制的政治家。
平民派与贵族派虽然随着罗马帝国时代的开启成为历史，但是两派之间代表的群体却依然会持续发生冲突。如果说平民派与贵族派是两群人对着干，那么帝国时期，便是皇帝自己跟自己做天人交战。有些皇帝是天生的平民派，他们喜欢讨好人民，喜欢利用民粹来为自己谋取更高的社会乃至宗教地位。而有些皇帝则奉行故事，与掌握行政资源与人脉的元老院精英为伍。二者之间并无对错，但是如何让二者之间达到一个平衡成了每一位皇帝的难题。
从共和国晚期的矛盾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无论是平民派还是贵族派，无论是改革还是守旧，所有的议员都是为了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成为元老院内的“第一人”，又或者称为“princep”。那么问题来了，帝国时期的“princep”是不可更替的皇帝，议员们不敢也不能争取，而皇帝们又不需要争取，因为一继位他便已经是了。
当权力巅峰如此信手拈来的情况下，自然会有许多人认为理所当然，形形色色的皇帝也随之而生。有的皇帝恪尽职守，任劳任怨地处理政务，亦有皇帝追求艺术，追求享乐，甚至追求成为神明。对于他们而言，权力已不再是唯一的目标，而皇权本身，也成了一个谜。究竟何为皇权？皇权是责任还是义务？皇权是皇帝与生俱来的权力还是元老院与人民赋予的？如果是前者，皇帝可以为所欲为到什么程度？如果是后者，皇帝需要回应元老院与人民的期待吗？恺撒与屋大维死后皆被奉为神明，神的儿子算凡人吗？皇权和神有直接联系吗？这些问题，将成为贯彻本书全篇的核心思想，而笔者也将与读者朋友们一同分享探讨那些或感人，或可笑，或可诞，或可敬的罗马皇帝们。
注释
[1]三次布匿战争：罗马共和国与迦太基爆发的大规模战争，第一次于公元前264至公元前241年，战后罗马获得了西西里岛、科西嘉岛与撒丁岛的控制权。第二次于公元前218至公元前201年，战后罗马统治除迦太基本土外的所有西地中海领土。第三次于公元前149至公元前146年，战后迦太基古国彻底灭亡。四次马其顿战争：罗马共和国为了根除马其顿王国的威胁所参与的四场战争，第一次于公元前214至公元前205年，此战并未有明确的胜负，但是为未来的马其顿战争埋下了隐患。第二次于公元前200至公元前196年，罗马胜，要求赔款，但并未驻军，不想再干预希腊城邦之间的争斗。第三次于公元前172至公元前163年，罗马胜并将马其顿分割成四个不同的王国分治。第四次于公元前150至公元前148年，马其顿王国正式灭亡，马其顿与希腊成为共和国行省。
[2]保民官是罗马共和国的传统官员之一，其职责主要是代表平民的利益对罗马的立法进行干预，又称“ius intercessionis”的权利。保民官每年选举一次，每次选举十人。值得一提的是，这十个人的每一人都对立法有着一票否决权。
[3]骑士是介于贵族与平民中间的一个阶级，他们大多从事商业与生产业，可以理解为有可观资产的平民阶级。
[4]罗马人传统且保守，他们对于意大利半岛外的土地没有任何兴趣，也不愿意生活在意大利半岛之外。这个情绪无论在平民还是在贵族中，都很明显。在这个时期，尽管共和国已经发展到了整个地中海，罗马的公民只认可意大利半岛的土地。在格拉古时期，共和国尚未完全吸收新的行省，行省很大程度上依然保持着一定自主权，这也让分配行省的土地有些不切实际。虽然在意大利半岛之外的领土得到了空前的扩张，但是对于罗马人来说，真正可以使用的土地依然只有意大利半岛上的土地。
[5]Plutarch.Tiberius Gracchus,8.7，古希腊语原文为“ὁ δ᾽ ἀδελφὸς αὐτοῦ Γάιος ἔν τινι βιβλίῳ γέγραφεν εἰς Νομαντίαν πορευόμενονδιὰ τῆς Τυρρηνίας τὸν Τιβέριον,καὶ τὴν ἐρημίαν τῆς χώρας ὁρῶντα καὶ τοὺς γεωργοῦντας ἢ νέμοντας οἰκέτας ἐπεισάκτους καὶβαρβάρους,τότε πρῶτον ἐπὶ νοῦν βαλέσθαι τὴν μυρίων κακῶν ἄρξασαν αὐτοῖς πολιτείαν”。
[6]Plutarch.Tiberius Gracchus,8.3，古希腊语原文为“ἐξωσθέντες οἱ πένητες οὔτε ταῖς στρατείαις ἔτι προθύμους παρεῖχονἑαυτούς,ἠμέλουν τε παίδων ἀνατροφῆς,ὥστε ταχὺ τὴν Ἰταλίαν ἅπασαν ὀλιγανδρίας ἐλευθέρων αἰσθέσθαι,δεσμωτηρίωνδὲ βαρβαρικῶν ἐμπεπλῆσθαι,δι᾽ ὧν ἐγεώργουν οἱ πλούσιοι τὰ χωρία,τοὺς πολίτας ἐξελάσαντες”。
[7]“公共土地”拉丁语名为“ager publicus”，这些是早年罗马在征服意大利的战争中从许多敌对势力控制区占领的土地。这类土地由元老院与政府监管，在共和国晚期，这类土地大多被租借给有钱的贵族进行耕种。虽然367年曾有两位保民官推行法律给个人可拥有的公共土地设立了上限，但是随着打破规矩的人越来越多，这条法律终究还是成为一纸空谈。
[8]Plutarch.Tiberius Gracchus,9.5，古希腊语原文为“ὁπότε τοῦ δήμου τῷ βήματι περικεχυμένου καταστὰς λέγοιπερὶ τῶν πενήτων,ὡς τὰ μὲν θηρία τὰ τὴν Ἰταλίαν νεμόμενα καὶ φωλεὸν ἔχει καὶ κοιταῖόν ἐστιν αὐτῶν ἑκάστῳ τοῖςδὲ ὑπὲρ τῆς Ἰταλίας μαχομένοις καὶ ἀποθνῄσκουσιν ἀέρος καὶ φωτός,ἄλλου δὲ οὐδενὸς μέτεστιν,ἀλλ᾽ ἄοικοι καὶἀνίδρυτοι μετὰ τέκνων πλανῶνται καὶ γυναικῶν……οὐκ ἠρίον προγονικὸν τῶν τοσούτων ' Ῥωμαίων,ἀλλ᾽ ὑπὲρἀλλοτρίας τρυφῆς καὶ πλούτου πολεμοῦσι καὶ ἀποθνῄσκουσι,κύριοι τῆς οἰκουμένης εἶναι λεγόμενοι,μίαν δὲ βῶλονἰδίαν οὐκ ἔχοντες”。
[9]“塞姆普洛尼亚”或拉丁语“Sempronia”。Sempronia这一词是格拉古家族的家族名称。
[10]罗马人的土地计量单位为“jugera”，原法案中把个人公共土地的上限设为“500 jugera”。1 jugera约0.63英亩，约0.00255平方公里。
[11]这条法案仅限制了公共土地的个人最大所属权，没有限制私人土地的最大所属权，即并不代表着所有罗马人不得拥有超出1.2平方公里的土地。之所以会威胁到贵族的利益则是因为大部分贵族都租借了大量的公共土地。
[12]平民议事会与元老院之间一直有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那就是保民官在提出新法案之前必须与元老院进行商讨。这既是一种尊重，也是一种遵循传统的举动。罗马人都是天生的保守派，他们对于传统的重视有时会大于法律。
[13]马库斯·屋大维乌斯并非建立罗马帝国的屋大维，不过他确实是屋大维家族的成员之一，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屋大维是他的孙辈。
[14]Lex Rubria：盖乌斯·格拉古要求在古城迦太基附近建立罗马人的农田，并将这部分土地分配给无土地之人。法案遭到了元老院的极力反对。迦太基古城所在的北非号称共和国的粮仓，生产粮食。要将这块土地分配出去会对共和国的财政造成极大的打击。
[15]自共和国政府开始建立行省之后，罗马共和国便诞生了一个调查行省总督贪污腐败压榨人民的法庭。这个法庭的所有人皆为元老院的议员，从法官，到辩护律师，到陪审团皆为元老院一手包办。而行省制度在这一时期本身就是一个极为腐败的体制。共和国政府往往会明码标价竞拍行省总督一职，并对总督加大税收压榨人民一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真的有议员被行省人民指控上了法庭，议员们之间也会形成一种官官相护的包庇。盖乌斯·格拉古要求骑士加入反腐法庭的做法非常高明。这一主张既达到了改革的目的，又制衡了元老院议员们的权力，同时也拉拢了骑士阶级的支持，可谓一石三鸟。
[16]放逐是一种针对贵族的常见惩罚，被放逐的大多为元老院要员或者贵族，他们大多因政治斗争失败，或犯下贪污罪刑而被从轻处置。大多数议员与贵族的放逐皆有时限，并往往会因为政治盟友的上台得以平反回到罗马城。因此，处死被放逐的贵族与处死普通贵族几乎无异。
[17]平民派与贵族派的拉丁语词如其名，“populares”意为“源自人民大众”，英文中的“人口”一词“population”，“流行”一词“popular”，以及民粹主义“populist”皆源于这一拉丁语单词。罗马共和国的官方称呼“SPQR”中的“P”便是这一词的缩写。“SPQR”全写为“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Populusque”是主格“populus”+词缀“que”代表“人民与（“Senatus”元老院）”的意思。
贵族派的拉丁语“optimates”意为“最好的人”，这个词代表了当时罗马共和国制度中精英执政的态度。因为贵族与议员皆为共和国的政治精英，自然被认为是“最好的人”。英文中乐观主义“optimistic”便是源于这一词。著名美国电影“变形金刚”里汽车人首领擎天柱的名字“optimus prime”亦是源于这一词，如若把拉丁语“optimus”与英语的“prime”一同翻译成中文的话，便是“最好的最好的（人）”，难免让人啼笑皆非。
[18]罗马平民议事会，拉丁语名“Concilium Plebis”，是一个自公元前492年便一直存在的立法机构，与其一同制度化的还有保民官这一官职。这一议会的存在是为了平衡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政治势力。元老院虽然也有立法的能力，但是更多负责的是执法以及行政决策，新的政策往往都需要通过罗马平民议事会的投票。在共和国晚期之前，保民官往往都会与元老院议员交好，成为平民与贵族达成政治共识的桥梁，所以平民议事会在提比略·格拉古之前并未与元老院交恶。
[19]在马略之前，只有拥有土地的罗马公民才能参军。
[20]马略在改革期间先后参与了三场对外战争：他于公元前134年至公元前133年参与了努曼庭战争（Numantine War），公元前107年至公元前106年参与了朱古达战争，公元前104年开始领导辛布里战争，并于公元前101年结束战争。
[21]Clients：可翻译为“被庇护人”，亦可翻译为“选民”。在文中的语境下，翻译成“选民”更为合适。这一词往往用来形容罗马庇护制度中接受庇护的一方。
[22]“Princep”一词为拉丁语，意为“第一人”。屋大维日后建立的元首制政府被称为“principate”，亦是源于“princep”这一词，形容皇帝是元老院的“第一人”。亦有人将这一词翻译为元首，但是笔者觉得不完全恰当，因为“princep”本身是不具备宪法权的，其权力大多源于其自身的影响力。
[23]苏拉的改革主要分以下几点：一、恢复元老院的绝对权威，杜绝民粹政治，所有平民议事会的提议必须经过元老院同意。二、加大元老院议员数量。三、建立专门负责审判议员的法庭，对于犯下贪污、腐败、叛国、诈骗、下毒、伤害等罪过的议员严惩不贷。四、限制保民官权利，取消保民官的一票否决权，并且禁止担任过保民官的官员再担任其他更高阶的共和国官职。
[24]“庞培大帝”与“青年屠夫”分别是不同的人对庞培的两个称呼。“庞培大帝”这一词源于苏拉，当庞培击败苏拉的政敌凯旋时，苏拉看着二十五六岁的庞培，开玩笑地称其为：“伟大的庞培（Pompeius Magnus）！”这一称呼中充满了苏拉对庞培的戏谑。“青年屠夫”这一称呼则来源于庞培的政敌。由于庞培早年间与苏拉一样排除异己。于是根据Valerius Maximus的记载，许多议员们称庞培为“Adulescentulus carnifex”（在这里将这一称呼写作拉丁语主格，原文则为离格“adulescentulo carnifice”），为“未成年的刽子手”或“青少年屠夫”。源于：Valerius Maximus,Factorum ac dictorum memorabilium libri Ⅸ,6.2.8。拉丁原文：vidi eodem habitu et quiritatu praetorium virum Perpernam saevitiam tuam exsecrantem,omnesque eos una voce indignantes quod indemnati sub te adulescentulo carnifice occidissent.
[25]公元前82年至公元前79年，庞培在西西里岛击杀了苏拉的政敌卡尔波（Carbo）。
[26]“凯旋”，拉丁语名“triumphus”，是一种殊荣。通常由元老院投票授予凯旋回来的将军。在triumphus的过程中，将军可以将军队与战利品带入罗马城以炫耀自身的战果。
[27]西班牙反叛发生于公元前77年至公元前71年。叙利亚于公元前64年被纳入共和国版图。犹地亚于公元前63年成为共和国被庇护国。
[28]Plutarch.Crassus,2.2，希腊语原文为“τριακοσίων γὰρ οὐ πλείω κεκτημένος ἐν ἀρχῇ ταλάντων……ὅμως πρὸ τῆς ἐπὶΠάρθους στρατείας αὐτὸς αὐτῷ θέμενος ἐκλογισμὸν τῆς οὐσίας εὗρεν ἑκατὸν ταλάντων τίμημα πρὸς ἑπτακισχιλίοις”。塔兰同为古罗马时期对白银的计量单位，往往用来形容尚未铸造成货币的白银。1罗马塔兰同约32.3公斤白银。
[29]Ibid.克拉苏的敛财手段有很多，他的财产有些源于帮苏拉处理被没收议员的财产，有些源于贩卖奴隶、开采银矿、收购地皮、置办房产，有些则源于高价帮人灭火，低价收购烧毁的房屋。据普鲁塔克记载，公共灾难是克拉苏最大的财富。希腊语原文为“τὰ δὲ πλεῖστα τούτων,εἰ δεῖ μετὰ βλασφημίας εἰπεῖν τὸ ἀληθές,ἐκ πυρὸςσυνήγαγε καὶ πολέμου,ταῖς κοιναῖς ἀτυχίαις”。
[30]山北高卢省为阿尔卑斯山北部的高卢地区，今日的法国南部地区。早期为罗马共和国的被庇护国，在盖乌斯·格拉古改革时期被共和国收纳入版图。
[31]在这之后时不时地仍然有许多贵族派议员与庞培的被庇护国盟友造反，但都未掀起太大风浪。严谨地说，恺撒与庞培之间的内战还在公元前45年才结束，但是实质上，在击败庞培之后，恺撒便谋取了共和国最高权力。
[32]罗马的庇护制度可以理解为一种人情制度，而恺撒宽恕议员的这一行为可以理解为议员们欠恺撒一个人情。欠人情的一方便会成为“被庇护人”并且需要履行一定的责任。这种责任要么是将人情还予对方，要么便是在社会与政治活动上支持对方。
[33]“议员们受辱”这一观念乍一想不合常理，但是理解了罗马人的价值观便不难理解了。在共和国时期，同一阶级的罗马人是平等的，而且他们对国王与独裁深恶痛绝。议员或许在权力上分三六九等，但是在社会地位上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庇护人”，他们都享有平等的身份。而“赦免”这一行为本身就象征了“王国”的权力，意味着恺撒把自己放在了高位，议员则在低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