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和这样的女性们在一起，21世纪也不错

1985年

1985年6月，我参加了在西雅图召开的第七届全美妇女参政协会。这是我第三次参加这个会议，每次参加我都非常兴奋。这个会议与一般的学术会议不同，与会的女性都颇具政治性，并且有共同与周遭性别歧视坚决斗争的气概。“政治性”（political）这个单词在美国和日本有着不同的内涵。在日本，“政治”是天皇和政府的行为，是政治家的权谋术数。在美国，“政治”是每个人朝着自己希望的方向参与“改变社会”的行为。美国人的乐观主义真是无论什么时候看都令人感到健康且干脆利落。

不过，在这次会议上，有一点非常不“美国”，那就是，明明每个人的自我主张都十分强烈，但整体的氛围是互相支持、互相鼓励的。众所周知，美国的学会简直就像学者的自由市场，未来的研究者为了谋一个职位在大厅里东跑西蹿地做自我介绍，每个人都为了让自己比别人更出挑而付出最大限度的努力，华丽的社交辞令背后涌动着旋涡般强烈的妒忌心与竞争心，连颇具声望的学者为了能找个更好的职位也在积极地展示自我。大学里的人，他们的世界到处充满追求地位与名声的竞争游戏。但妇女参政协会中没有这些，更多的是深受里根政权压迫之苦的人们的团结合作。对这里的每一位研究者来说，“女性学”这个学科整体能否继续存活，远比自身能否幸存重要。她们为此互相传递着更具实践性的知识，创建互相援助的网络体系。妇女参政协会就被包围在这个一年一度互相庆祝女性共同体的节日氛围中。

她们的力量之强大令人震惊。从搭建舞台到安装调试照明机械等体力劳动都由女性承担，女摄影师也轻轻松松地扛着沉重的机器工作。她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女性只要想做就没有做不成的。她们不谄媚，不阿谀奉承。和她们在一起，我感到自己好像置身于一群美好的人之中，这是我在美国人中间最舒服的时刻。

话说回来，在今年的大会上，有一位71岁的高龄女性强烈地指责了年轻女性对老年人的歧视。趁着这股势头，来自太平洋上某个小岛的女性提出，美国人从没把她所在的岛国放在心上。紧接着，一位夏威夷原住民也控诉道：“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问题。”再后来，一位身患残疾的女性提出“我们也应该有发言的权利”。少数族裔也好，社会弱势群体也罢，大家异口同声地说着：“我们也在这里！请认识到我们的存在！We want to be visible!（我们希望被看见！）”

这光景实在令人感动。无论是什么人，都拥有作为主体生存的权利，都拥有把自己的问题与所有人共享的权利，整个会议充满着这种氛围。美国人有着极为激烈的自我主张，但如果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的背后没有“谁都可以发声”的理念支持，想要发声——“我们很弱小，我们很不起眼，这有什么不对吗？我们也有生存的权利”——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自我主张并不是强者的特权。在这个会议上，占大多数的白人中产阶级知识女性在她们自己的领域里也是弱者，因此对弱者处于何种境地是十分敏感的。她们会倾听少数者的声音，也知道反躬自省。“为人处世像男人一样（支配性的、权力性的）”，对她们来说是最大的侮辱。

由女性构建的群体和男性群体不同，必须不同。在20世纪70年代后的女性解放运动中，围绕组织论出现了极为激烈的论战。她们极其厌恶上下级关系，极力避免某个特定人物主掌的领导地位。20世纪70年代的新女性团体在这一点上和地区妇女协会中上意下达的大妈组织——一种小型权力机构——有着决定性的差异。全美妇女参政协会依靠紧密的网状结构成功地运营着每年多达数千人参与的大会，这对那些觉得缺乏领导力的组织“不可能顺利发展”的人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例子。

男人的“政治性”态度是充满权力意义的，这种态度深入骨髓。组织中只要有男人出现，就会立刻开始围绕领导权展开如斗鸡般的顺位之争。再怎么不起眼的小群体里都存在权力游戏，在外人眼里也许十分滑稽，但处于游戏中的人却是真刀真枪地在干着。换言之，被置于权力斗争游戏之外的女性可以对那些滑稽可笑的男人嗤之以鼻。

有趣的是，上司与下属、老师与学生，上下关系中处于下位的人总能更好地看清上位者的状况或缺陷。人似乎一旦站到高处，就像在逆光中看世界，便看不清自身和周围了。永远处于底层的女性十分清楚聚光灯下掌权者的不堪与可笑，因此对自己有可能变成相同立场一事非常警觉。但除非一直留神注意，否则很难持续。男人的价值观像地球引力一样充斥四周，只要稍有松懈就会被卷进去。

女性的集会最大限度地关注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并把她们当作一面镜子，映照出“丑陋的自我”。虽然弱者并非永远是正义的一方，但被弱者击中自己的弱点时，她们会承认自己的困惑与惊慌，且谢罪、反省。而弱者也会在自我主张的同时，从伙伴中认识到自身的依赖性和以自我为中心等问题。这里有着男人“政治学”无法成就的“互相培养”。可以认为，“培养”就是女性的美德。置身于这个团体中，我不由得感到活到21世纪也不是件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