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罗卫东

一

2017年1月9日夜里，我登上去北京的飞机，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看望周有光先生。行前，得到的消息是周老近期的身体不是很好，同事为此还专门带上了两盒鸽子蛋，希望给老人补充点营养，让他身体恢复得快一些。

1月10上午10点左右，我在周有光唯一的嫡孙女周和庆的陪同下，戴着口罩进入了老先生的卧室。前不久老人因身体不适住进医院治疗，病情控制住以后，就决意要求回家，此后他就一直昏睡在卧室这张低矮而宽大的软床上，两个保姆24小时轮流照看。

天气很好，外面阳光灿烂，温暖的光透过窗户倾泻到室内，约三分之一的床沐浴在阳光之中。我坐在床边的木箱子上，面对侧卧着的昏睡的老人。他与一年前见到的已经大不一样了，嘴巴半张着，背光下的眼窝，轮廓和阴影十分明显。和庆告诉我，爷爷从医院回家以后一直躺在床上，除了要上厕所和喝点营养液，就这样昏睡着，也几乎不说话。睡着的时候，呼吸的声音很大，特别是呼气，出来的气流又急又重，而吸气则几乎听不见。他现在的状态似残烛临风，灯油将尽，正在顽强地发出最后的光。我握着他的手，感觉到由里面透出来的温热，寄希望于老人那神奇到不可思议的生命原力再次发威创造新的奇迹。但我心里知道，情况不太妙。在向他告别的那一刻，我内心有强烈的预感，这次很可能是诀别。当天下午，我是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离开北京返回杭州的。

2017年1月14日，只过去短短的三天，就接到消息，周老在昏迷中度过了他的第111个生日几小时后，即告别了这个世界。对这个消息，我虽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还是觉得很突然。知道老人捱不了很长时间，但没想到他走得这么快。这个经历了清王朝的退场、中华民国的建立和崩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兴起，三个时代，亲历了20世纪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重大事件，堪称见证时代变迁、社会动荡、政权更替活化石的罕见老人，没有能够续写生命的奇迹。

他的离去，也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

二

得益于我的朋友和校友叶芳女士的牵线搭桥和热心张罗，2013年以来，我和几位同事先后多次到位于朝阳区的周家，拜见先生，每次的时间大抵都会安排在周老生日前几天，既可以算是专程为他祝寿，也减轻生日那天过多访客给老人造成的身心负担。每一次去，也都会和他商量一些事情，比如在浙江大学建立周有光档案资料专项收藏，成立周有光国际语言文字研究中心，出版他及张允和女士的书稿，等等。

那年以前，每次见老人，都是在他自己的书房里。那时候的他，就像一个听话的乖宝宝，温顺地服从家人和保姆的安排。坐在沙发上，眼神一派慈祥，对每一个和他打招呼的人微笑。爱干净的老人，不时地用拿在手上的白手绢擦拭自己的嘴角。由于他的听力衰退得厉害，即便是戴上助听器，说话者仍需加大嗓门，有时候还需挨着坐在他身边的家人和保姆凑近他的耳朵，大声转告说话的内容。儿子周晓平在世的时候，主要由他来充当访客与周老之间谈话的“翻译者”和“扬声器”，2015年初，晓平老师不幸突然去世以后，这类角色就由孙女周和庆或者保姆来充当了。老人回答大家的问题，就像他的文字一样简洁而通透，只是比文字多了一种超脱于自我而又巧妙自嘲的幽默感。

浙江大学的前身之一之江大学，是张允和女士的母校。记得第一次去拜见周先生，我就和他聊起了之江大学。这个话题让他本就清澈的眼神变得更加明亮，我猜想，那是因为飞扬的青春和美好爱情的记忆被激活了。周老就开始谈论那个早已远去的时代，语调虽然平缓，似乎不带任何感情，但我们分明能够感受到他的深情，仿佛看到那个一身洋装、年轻帅气的周有光和一袭旗袍、美丽的张允和，真正是郎才女貌，在西湖之畔沐浴爱河的情形。80年过去了，周有光没有再到过之江这个幸福之地。儿子周晓平答应替父亲去圆这个故地重游的梦，遗憾的是，2015年1月他猝然离世，也没有能够完成父母亲的夙愿。

在这个由于岁月流逝而不断萎缩的肉身中，竟蕴藏着一个睿智、通达、温润和伟岸的灵魂，这着实让所有见过周有光的人不得不从内心发出由衷的赞叹。在漫长人生的最后几年，他的日常生活已经难以自理，一刻也离不开家人和保姆的照顾，但是头脑却不曾停止思考，尤其是对天下大事的思考。第一、二两次拜访周先生，我都向他请教关于经济、语言、文明规律（趋势）的问题，我们谈的时间每次差不多都有近一个小时。这些问题都是他长期观察、思考和写作的主题。他的见解如此清晰和简单，超越了时下无数糊涂蛋的头脑。

三

周有光的一生，经历不同的时代和政权，辗转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从事不同的行业。早年学习经济学，在经济行当里做事；中年以后从事共和国语言文字改革工作；在耄耋乃至期颐之年，则以一个思想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姿态出现在大众面前。可以说每一次改变职业都是华丽转身，这样的经历让很多人感到十分惊讶。经济学和语言文字学，两者之间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他如何可能完成转换；语言文字学和世界观，彼此的关系似乎也不是那么直接，他又是如何从前者向后者圆融过渡的？的确，要理解他一生的变与不变、坚守与通融，是需要首先认识他的心灵和精神世界的。我以为，他本人及其文字中表现出来的那一种特别的禀赋和魅力，乃是由以下三种成分组成的：关乎他人的高度发达的“同理心”、关于社会事务的健全的“常识感”、对世界大同和全人类普遍幸福的深切关怀。这三者就像三原色构成了他身上发出的耀眼的“人性之光”。

中国古人对一个人的评价从德、识、才、学这四个方面来进行评价。若从这四个方面来看周先生，可以说周先生身上体现出来的是大德、卓识、通才、博学。

第一，“大德”。我觉得周老身上所体现的不是一般的德，而是“大德”：有深切的“悲悯心”，对人类整体命运有关切。他对别人的爱并不止于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家庭、一个社区、一个地域、一个国家，更不会囿于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他是爱一切的人，爱人的一切，是基于人性而不是某种意识形态而生发出来的原初的感情，是超越具体的人的社会属性的。很多人看到了周先生的思想与近代以来启蒙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是我觉得，在他身上还有一种特别蕴含着中国古代儒家人文主义的士人品质。“大道之行，天下来同”，在他身上凝聚着东西方两种人文主义价值观的深刻影响，只是很多人仅看到其中一个方面。晚年的周有光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中国人要站在世界看中国，而不要站在国家立场上看世界，后来甚至说过地球人要站在月球上看地球。他这样说，并非因为不在意身边的人和同胞们的利益，而是提醒大家防止偏狭甚至极端的意识形态对人类基本天性和共同价值的遮蔽。他中正平和的人生态度、淡泊名利的生活哲学使他在极端恶劣和上下沉浮的情境中依然保持着通达和乐观的精神状态。他的谦和、儒雅和慈祥，其实是这种德性的自然流露。

第二，“卓识”。周老的见识是“卓识”，所以总能够抓住问题的根本，对大局、对大是大非问题，有极强的判断力。周老的谈话和文字常常会有一种穿透扑朔迷离的表象而直抵问题关键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来自他那种贯穿一生的改良社会、推动进步的强烈情怀，也来自惊人博学和丰富阅历酿造出来的远见卓识，他那清楚明白的话语方式则让他的观点和思想的传播如虎添翼。周先生的卓识是建立在科学分析和理性思考的基础之上的，这一点在他将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运用于语言文字演化趋势的考察和推演方面，表现得很是突出。将语言交流类比为市场交换，在西方的经济学界是近年来才兴起的话题；而周先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自觉地将两者相互参照来考察语言变迁的规律，推测语言发展的趋势，并且把经济学的效率观作为判断和指导语言文字改革如何推进的重要依据。在我和他几次讨论汉字简化以及汉语拼音方案取舍问题时，他都反复强调认知成本、教育成本等概念。是否能够有效降低知识成本、加快文化普及、迅速提升国民素质等，这是他自己判断语言文字改革成败得失的基本依据。具备了这样的立意和判断依据，就使他不再过分纠结于语文改革方案的某些细节，而是重点思考怎样做才能切实地服务于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这个大局。

第三，“通才”。周老的“才”是“通才”，他具有极高的智慧，能够把理论知识、书本知识和实践知识予以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特殊鲜明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和他聊天，一问一答中常体现出举一反三的机智，即使到了一百来岁，他的头脑反应依然异常敏捷，令人叹为观止。他的才华，还体现在他的高度自知之明，以及无处不在的幽默和自我调侃之中。和他在一起，让人如沐春风，有超然物外、从心悠游的美妙感受。

第四，“博学”。周老的“博学”，众所周知，一生全凭自己的问题意识和探索的兴趣，虚怀若谷、毫无成见地学习吸收各个学科的知识，将其调动和融贯在一起去服务于自己解决问题的需要。他决不为了学术而学术、为了方法而方法，而是围绕问题，取其所需、用其所学、发其所思，在各种知识体系之间从心所欲、游刃有余。他博览群书，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顾问，其实他本人就是一个“周百科”，是百科全书式的。我第一次进他的书房，十分惊讶的是老先生居然并无多少藏书，在我的意识中，博览群书之人必定坐拥书城，私藏丰富。晓平老师告诉我，周先生在意的不是藏书，而是阅读和学习，吸收知识，把书本的知识内化于身，因此，他向来的看法就是，做一个学问家，不必成为藏书家。这一点与钱锺书先生的言行颇为契合。

周老的德、识、才、学这四个方面，并不是相互孤立的现象，而是相辅相成，融为一体的，他真正到了人生的化境，而其根本的点化之功还归于这一“人性之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周先生的德行就像是一座大山，一百一十一年的人生累积起了它的高度，周先生的智慧则像是一条小溪，本正源清，粼粼前行，遇千难而不辞，利万物而不争，终汇江海。我想，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在当代，大概就是周先生这样子的人吧！

四

周先生漫长的一生，蕴藏了丰富的精神宝藏，值得我们深入挖掘、研究和传承。他在语言文字领域的思考、研究和实践，是其中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不仅体现了周先生的学术兴趣、品格和造诣，更承载着周先生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我感受很深的一点是，每次和周先生聊语言文字改革的事，他心心念念的一点就是什么样的方案才能惠及更多的人民，如何让语言文字更加高效率、低成本地普惠于国家的全体公民，更方便地在世界传播。他对待语言文字改革，既有理想主义的愿景，更多的是倾注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在周先生看来，国家的积贫积弱，最大的短板和根源是大众的愚昧，是公民知识文化水平的普遍低下。对于中国而言，提高识字率、降低文盲率，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前提和基础，是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周先生这一代旧学功底深厚的人，不可能不认识到汉语言文字的审美和文化功能，但是，他认为这个功能应该服务于国家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服务于最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准的提升和生活品质的改进。新中国成立伊始，对于最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首要的问题在于拥有基本的读、写、说、听的能力，否则，他们的发展和进步都是空谈，国家与民族的自强也是无本之木。在语言文字改革基本指导思想的确立和实践的过程中，如果精英阶层的高雅诉求，与广大人民的生存和发展诉求难以兼顾，以周先生的态度，一定是后者优先。在这一点上，周先生身上体现了真正的人民性、实事求是的可贵品质和以发展眼光看问题的辩证思维素养。

为了传承和发展周有光先生的语言文字学术思想，推进语文现代化的工作，浙江大学于2015年5月成立了“周有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心”。四年多来，中心在著名语言学家王云路教授的精心组织下，团结海内外学界同仁，围绕汉语的演化、发展和改革这一周先生一生最为关心的重大问题以及周有光语言文字学思想，开展学术研讨，发表专业论著，各项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在学术界的影响日益扩大。

日前，中心又在浙江大学社科院和浙江大学出版社的联合支持下，启动了“周有光语言研究丛书”的编撰出版工作，将推出一批“周有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精品力作。丛书包括《周有光谈语言》（六卷本），系对周有光先生语言学方面的成果尽可能地进行了搜集和分类编纂，有《周有光论汉语拼音方案》、《周有光论语文现代化》、《周有光论文字改革》、《周有光讲述字母的故事》、《周有光的语言学世界》、《周有光语言学杂谈》等，区别于其他周有光著作集，六卷本更加便于读者了解周先生的语言学思想；《周有光与汉语拼音研究》和《周有光与语文现代化研究》两种专著，前者以历时观点客观描述了周有光先生汉语拼音思想的发展历程及其与汉语拼音方案之间的关系，后者将从五个方面对周有光语文现代化思想作了全方位的探索和剖析；《语文和语文现代化研究：周有光纪念文集》、《周有光年谱》、《周有光交往录》等，从语言学研究的角度入手，搜集学术界追思周有光先生的文字，编撰周有光先生一生经历，研究周有光先生的交游情况，以此呈现其语言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在学术界的影响。相信，在各界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下，在中心各位专兼职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周有光语言文字学研究将有新的进展，以周有光先生为代表的那一代语言文字改革家的精神财富将进一步得到传承和弘扬。

是为序！

2019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