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学术史回顾与反思

相关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民国时期省级教育行政自身发展”和“民国时期省级教育行政与地方教育事业间关系”两类。

（一）关于民国时期省级教育行政自身发展的相关研究

学者们对民国时期省级教育行政自身发展进行了丰富的研究。有关内容散见于教育通史、教育断代史、教育行政管理史等领域的著作中。

1.教育通史类

民国成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教育通史类著作已形成相当规模，但大部分著作重点研究古代教育史，其中一些著作虽以“中国教育史”命名，然其论述的仅是中国古代教育史。比如，徐式圭撰《中国教育史略》(1931)、余家菊著《中国教育史要》(1934)等。因此，这些书籍还很难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教育通史类著作。1925年，王凤喈撰成中国第一部中国教育史通史类著作《中国教育史大纲》。而且，该书也是第一部涉及省级教育行政相关活动的通史类著作。书中，作者在分析民国新学制的颁布与实施、教育普及诸问题的基础上指出，教育实施受阻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一点是行政组织不完善。就省级教育行政而言，一是地方与中央之权限不清；二是中等以上学校，校长更易频仍，而政府委任多不得人，以致激起学潮，妨碍教育；三是由于用人之不得宜、权小、人少、地广，省视学调查监察不实。如果说王凤喈的《中国教育史大纲》对省级教育行政稍有涉及，那么他的《中国教育史》则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主要表现有三：一是从民初之省区教育行政、1922年之改革案、1927—1928年之大学区制、1929年后之教育厅四个时段对省级教育行政制度演进做了较细致的分析；二是对30年间教育行政变迁与学制变迁做了比较，认为我国教育行政制度非全出于模仿，且除短期实行大学区制外，教育行政制度的变革力度不大，较学制变革为小；三是总结了省级教育行政制度存在的问题，如缺乏审议机关、忽略研究工作、忽视视导工作等。然而，该书对各省教育行政的动态“行政”过程缺乏关注。20世纪30年代，我国最有影响的教育通史类著作是陈青之的《中国教育史》。该书对1912—1929年的省级教育行政有所述及，认为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历经教育司、教育科、教育厅、大学区等几个时期；1913年实行军民分治后，教育司隶属于行政公署，无独立地位；1914年，各省教育司取消，仅在巡按使公署政务厅下设一教育科，其地位更无足轻重；1917年，在徐世昌时代，始恢复教育独立机关，正式设立教育厅；1927年后，实行大学区试验；1929年，因各方反对，大学区试验取消，仍恢复教育厅旧制。该书对宏观了解省级教育行政发展脉络不无裨益。

1949年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教育通史类研究成果颇多，突破了此前将中国教育史大致等同于中国古代教育史的内容框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体例也不断创新。这方面的标志性成果有：一是1988年出版的由毛礼锐、沈灌群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其中，第四卷与第五卷对民初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变迁、大学区制、教育视导制度等做了梳理，此外还关注了各地收回教育权运动、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会考等。该书为民国时期省级教育行政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背景线索。二是2000年出版的由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八卷本）。该书是教育通史方面的又一重大成果，其中，于述胜撰写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七卷）依据政策规章等史料，梳理了民国时期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变迁、教育视导制度、教育经费制度等内容，对当时省级教育行政中存在的问题也有述及。

2.教育断代史类

中国教育断代史研究成果主要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大块。1949年以前，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陈翊林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1930)，庄俞、贺圣鼐编《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1931)，萧恩承著《中国近代教育史》(The History of Modern Education in China,1935)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陈翊林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该书作者介绍了辛亥革命以来省级教育行政制度的变迁，指出自教育厅设立后存在的突出问题：1917年11月以省长不能完全不过问教育事宜为由，各省改教育科为第三科，“有的省份移于第二科，而失去设立教育厅的原意，且不免教育厅与第三科争权的坏现象”。

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陆地区出版的近现代断代教育史著作主要有：陈景磐著《中国近代教育史》(1979)、熊明安著《中华民国教育史》(1990)、李桂林著《中国现代教育史》(1991)、申晓云主编《动荡转型中的民国教育》(1994)、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1997)等。其中，熊明安的《中华民国教育史》是1949年后出版的第一部民国教育史专著。著者在占有丰富一手史料基础上，以历史阶段演进为纵线，分章论述了南京临时政府建立至败亡各时期的教育方针、教育政策、教育制度、教育管理措施及各级各类教育发展变化的情况，并从横向对民国时期私立学校教育、边疆少数民族教育、华侨教育进行了探讨，还分析了省级教育行政制度改革、各省推行义务教育的实际情况、省教育视导机构变迁、省教育视导实施情况等。此外，申晓云主编的《动荡转型中的民国教育》值得一提。该书将民国教育的研究置于中国近代社会结构、思想、文化大变迁的氛围中考察，评述了民初教育状况、北京政府时期教育状况、白话文的推广和普及、义务教育的推行、收回教育权运动、教育独立运动等，梳理了省级教育行政制度的变革历程，并对其作出评价，认为“民初省教育行政制度还不完善，特别是受时局的影响，各省无暇对教育予以太多的关注，因而造成省教育的普遍不发达”；同时认为，国民政府初期省级教育行政“机构增大、人员增多，职权地位亦有所提升”，但存在“受一般行政的干涉”“教育经费也常常被截留挪用”“多为国民党党棍官僚和政客所把持”等弊病。此外，该书批判继承以往教育史著作所采用的“革命史范式”，并运用“现代化范式”书写民国教育史，持论较客观公允，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研究范式的启迪。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关于断代教育史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郭为潘1981年主编的有关民国教育的著作中，在上卷“教育制度与教育改革”与下卷“教育行政”中对民国时期省级教育行政制度多有论述，认为教育厅制具有特色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省大学区制偏重“计划”与“执行”的行政历程而忽视了“考核”的步骤，但使大学具备推动学区教育发展的职能有可取之处。郑世兴著《中国现代教育史》是其中的代表。该书将教育现代化进程分为韧始、盘旋、植基、挫折及确立等五期，北京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分别处于盘旋期与植基期。该书作者认为，在盘旋期，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成果是各省有了专设的教育行政部门和参议会，缺点是省公署第三科与教育厅间的职权时有冲突；在植基期，省级教育行政制度变革趋稳，但缺点在于大学区制及其实施模仿、抄袭多。该书开创了以现代化研究范式全面系统地考察中国现代教育发展进程的局面，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思路与启示。

3.教育行政管理史类

教育行政管理是教育事业中的重要一环。民国成立后，人们逐渐意识到教育行政管理在日趋繁杂的教育事务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研究介绍国内外教育行政便成为普遍关注的话题。民国初年，有关教育行政管理的论述散见于当时的教育制度、教育制度史等著作中，还没有把教育行政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这一局面的改变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初。

较早研究教育行政的专著，是蒋维乔讲述、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的《江苏教育行政概况》。在书中，作者描述了江苏省教育行政部门变迁、省视学及道视学、省教育经费来源及消长、地方各类教育等问题。蒋维乔作为江苏省第一任教育厅长，是当时江苏省教育事业的规划者、参与者、亲历者。他以讲述者身份撰写的这部著作，成为后来者研究了解民初江苏省级教育行政的一个窗口。1926年李建勋撰写的《直隶省教育行政组织之改革案》，介绍了直隶省教育厅长、教育厅组织等内容，是了解1917年前后直隶省教育行政概况的重要文献，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参考。程湘帆编写的《中国教育行政》可谓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教育行政研究的开拓之作。该书对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变迁、省区教育行政人员状况等方面有所涉猎。就后者而言，该书认为，由于“各省教育界党系分歧，竞争之烈，前所未有”，“地方军阀起伏无常”，导致“教育人员迭有变更，每次厅长更人，厅内事务人员，亦受影响”。这对了解民国时期省级教育行政的实况与问题具有借鉴意义。常导之编写的《教育行政大纲》193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下册介绍了1928—1930年省教育厅、省督学、省教育经费等有关省级教育行政的内容，是了解1928—1930年省级教育行政状况的重要视窗。薛人仰编写的《中国教育行政制度史略》193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以唐虞三代至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行政制度变迁为研究对象，介绍了各时期的教育行政制度、教育官吏与学事专官、选士制度、各级教育行政机关等。该书的问世标志着教育管理史开始从教育史母体中分离出来，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然而，受战争影响，独立研究的良好势头未能延续。随后一段时期内，受政治、经济等因素以及苏联教育学的影响，加之学者不够重视，中国教育管理史研究趋于停顿。

1949年前，期刊论文方面，早在清末“新政”时期，我国已有学者涉足教育行政这一领域，多篇相关文章发表于《教育杂志》《东方杂志》等刊物。不过，这一时期的教育行政类文章以介绍与引进日本、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教育行政概况及理论为主。民国成立后，随着新式教育规模的扩大，教育事务日趋繁杂，教育行政自身问题不断暴露，促使学者本着“洋为中用”的目的，从本国实际出发，批判性地借鉴国外教育行政理论与经验，进而反思我国教育行政存在的问题。例如，蒋维乔的《教育行政刍言》一文针对当时各省“风气较开通者，亦不过维持现状”的省级教育行政状况，明确提出应学习与借鉴菲律宾的教育行政经验，认为菲律宾的教育行政具有“制度完善”“施政敏活”“负责”“联络”的优点，进而反思我国教育行政中的问题，指出“反观吾国之教育行政，殆无一不与之相反”，“非采他国之长参合本国国情固不能奏效也”。进入30年代后，教育行政类论文日趋丰富、学者的反思意识增强是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的特征。就研究内容而言，论文集中探讨中国教育行政制度沿革、教育视导制度、教育行政问题及改进办法等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张季信的《我国视导制度之改革》，文章回顾了清末以来中央、省、县三级教育视导制度的演变过程，认为我国三级视学制度存在视学资格限制太宽、视学之职务混乱不清、权力太微而难以进行、职责太泛难以专精等问题，进而提出了各级督学人数设置宜适当、督学宜选专家等诸多具有针对性的意见；吴家镇的《教育行政之改造》，文章认为当时的教育厅长“或为军阀所指派，或为党派所卵翼，奉行故事，虚与委蛇”，要克服这一弊端，教育厅长“必须采用教育专家，不得有一例外”，同时，“如教育厅长与教育部长，地位愈高，责任愈重，事务亦愈繁；以一日万几之人，欲求目察四方，眼观四方，实断乎其不可”，因此，“教育行政事业应征求各方专家意见”。

1949年后，受国内政治、经济以及苏联教育学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师范院校不开设教育行政课程，教育行政管理学著作几乎没有，我国教育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处于长时间的停顿状态。改革开放以来，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教育行政管理史研究遂重获光明。其中，为满足高等学校教学需要而出版的教育管理史教材逐渐增多。“据统计，1989—2003年，大陆出版的中国教育管理（行政）史著作约13种，奠定了新时期中国教育管理史的叙述框架。”这一时期，台湾及大陆出版的相关著作有：雷国鼎著《中国近代教育行政制度史》、程斯辉编《中国近代教育管理史》、江铭主编《中国教育督导史》、熊贤君著《中国教育行政史》、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管理史》、商丽浩著《政府与社会：近代公共教育经费配置研究》等。这些著作从断代史、通史、专题史等角度，探讨了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育行政管理制度、学校管理、管理思想、教育财政、教育视导等，形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研究中国教育行政管理史的基本框架。这里对雷国鼎、江铭、孙培青、商丽浩的著作进行评述，四书均具有代表性。雷国鼎的《中国近代教育行政制度史》以历史发展年代为线索梳理了清末民国中央、省、县三级教育行政制度的变迁历程，认为制度变迁之失在于大学区制试验失败，制度变迁之得在于教育厅行政组织、员额编制、职权与地位均有较大程度的优化与提高。江铭主编的《中国教育督导史》梳理了民国以来省级教育督导制度的变迁，对省级教育督导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所涉及，但缺乏对督导活动的考察。孙培青主编的《中国教育管理史》从政策变迁视角介绍了辛亥革命爆发至1949年的省级教育行政组织结构、人员资格、省督学制度等，对其中存在的困境与问题也有论及，如民初设立的教育厅因省公署第三科争权而意义全失、大学区制因党政派系斗争而终止等。商丽浩的《政府与社会：近代公共教育经费配置研究》细致剖析了近代省级教育财政职能变化、管理制度、经费独立运动中的角色置换、经费增长格局诸方面，为进一步思考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管理教育经费的举措提供了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行政史方面的期刊论文、硕博士学位论文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参与其中，进行跨学科研究。因此，运用多学科方法、拓展研究领域是这一时期教育行政管理史研究的主要特征。南京师范大学刘建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近代教育行政体制研究》，运用制度分析法梳理了1898—1949年我国教育行政体制的变迁历史，总结并归纳了我国近代教育行政体制的特征，揭示并分析了我国近代教育行政体制的得失。就民国时期省级教育行政体制而言，该论文将其发展历程分为“混乱中的秩序”(1912—1926)、“统一中的理想”(1927—1928)、“转型中的规范”(1929—1949)三个阶段，分析了各时期省级教育机构的沿革、教育厅设立时中央层面的争论、大学区制兴废等问题。尽管论者对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变迁动因、省级教育行政职能变迁、省级教育行政人员面貌等问题尚未涉及，但相较于已有的研究成果，无疑把民国时期省级教育行政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浙江大学刘崇民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近代县级教育行政研究》和阎登科的博士学位论文《民国前期教育部研究(1912—1928)》，以丰富的一手史料，从教育行政部门自身沿革及与教育事业的关系两个层面深入探讨了民国时期处于中央和基层两级的教育部和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刘文对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整顿地方教育行政有所涉及，阎文论及北京政府时期教育部对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改造。这两篇论文为本书了解民国时期教育部和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活动与行为，打开了一扇窗。

（二）关于民国时期省级教育行政与地方教育事业间关系的研究

既有研究对民国时期省级教育行政与地方教育事业间关系有一定论述，但相较于该时期省级教育行政自身发展方面的成果，有关论述偏少。

1949年以前，学者对地方教育史研究有所涉及。大多以反思某一时段内省域教育为目的，数量少、研究分散、没有形成系统是这一时期地方教育史研究的总体特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介绍如下：孙茀侯著《浙江教育史略》，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张道藩认为该书“有裨于研究浙省教育问题及改进浙省教育事业者甚多”。该书从教育行政、教育经费、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社会教育、学术团体等方面梳理了1912—1931年浙江教育发展概况，并介绍了民初以来浙江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变迁、教育厅长的更换情况、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状况，从而有助于了解这一时期浙江省教育厅的工作要点。同时也应看到，该书述多于论，未涉及浙江省级教育行政实践中存在的问题。1935年，时任陕西省教育厅长周学昌撰写的《陕西教育之过去与今后》一书，本着“特将陕省教育最近三年中之设施更革择其荦荦大者，综述数事”的撰写原则，回顾了1932—1935年陕西省教育厅改进地方教育行政、厉行视察指导、召集教育会议、奖助国内外留学生、豁免中小学学杂费、增加省教育经费等工作要项。在此基础上，该书提出了改进陕西省教育厅工作的建议，有助于笔者明晓民国时期陕西省教育厅的工作重点。甘肃省教育厅1945年编写的《抗战期间之甘肃教育》一书，回顾了1937—1945年甘肃省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社会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发展情况，为笔者了解该阶段甘肃省教育厅的工作重点提供了一个窗口。但该书同样存在述多于论的缺陷，对甘肃省教育厅如何履行各项行政职能以及推进地方教育事业的过程与存在的问题，均缺乏细致探讨。

1949年后，地方教育史的研究一度中断。直至20世纪90年代，相关研究成果陆续问世。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刘海峰、庄明水主编的《福建教育史》，该书简要梳理了福建省级教育行政机关的变迁、教育行政方针的制定、教育经费的筹措与使用等内容。就教育经费而言，该书认为，1929年后，福建省教育厅虽相继成立省教育经费保管委员会、省教育经费稽核委员会等组织，但实行效果不佳。此外，该书对1928年后出掌闽省教育厅长的程时煃、郑贞文在任期间所付出的努力予以充分肯定，认为两位教育厅长任职虽有先后，但他们均按原定方针，用人行政多本旧贯，切实整顿地方教育，使福建教育取得了一定成效。关于地方教育史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家级重点课题“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该课题从1997年启动，先后有22个省市承担子课题。这是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领域前所未有的一项大工程。21世纪以来，《云南教育史》《湖南教育史》《甘肃教育史》《河南教育通史》《贵州教育史》《福建教育史》《浙江教育史》等大批成果陆续出版，故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以张彬主编的《浙江教育史》为例，书中介绍了民国成立以后，浙江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演变、省视学制度与辅导制度、整顿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及推动地方教育事业等内容，为进一步了解民国时期浙江省教育行政概况提供了基本线索。这些著作对所涉省份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变迁均有论述，对省级教育行政机关整顿与推行各级各类教育的举措亦有不同程度的介绍，但以叙述相关史实为主，未深入剖析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

近年来，历史学者亦积极涉足地方教育史研究。他们的研究视角和问题意识值得借鉴。如周宁的《地缘与学缘：一九二〇年代的安徽教育界(1920—1926)》，著者开篇即指出：“与以往的地方教育史研究不同，笔者更多关注的是教育界的主体——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与活动。”据此，该书就迎拒教育厅长风潮、省立学校校长大规模撤换、新学制改革等方面，详细考察了旅外皖籍知识分子和省内教育界精英的互动、省级教育界舞台上的学系之争、省级教育界舞台上的地方主义之争等问题，向读者展现了一幅20世纪20年代安徽教育界复杂而生动的图景——学系林立、地方利益纠葛严重、省内外教育人士共同参与。就1920年皖省迎拒教育厅长事件而言，该书重点剖析了直皖战争后赵宪曾担任皖省教育厅长而引起的教长风潮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旅京、旅沪皖事改进会所作出的艰辛努力，其目的在于说明国家名流与省级名流间并不存在严格的“隔离”与“分工”，在地方史研究中应更多注意国家名流与省级名流的沟通及其对家乡事务的关注。可以说，这在为笔者提供了重要史实线索的同时，更给予了笔者思路上的点拨与方法论上的启示。此外，有关的历史类论文对本书的写作也有很大帮助。许小青的《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中央大学区试验及其困境》围绕中央大学区改名风潮、“国学”与“省学”经费之争、易长风潮三方面，探究了中央大学区制试验中的矛盾与问题实质。严海建的《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北平大学区风潮论析》以北平大学区的试行及由此引发的围绕北方教育界领导权、蔡元培与李石曾两派的矛盾和斗争等一系列风潮为中心，考察北平大学区试行前后的各种矛盾表现及问题实质。浙江大学原静文的硕士学位论文《国民政府时期大学区制在浙江的试行》主要分析了大学区制的理念内涵及制度特色、大学区制在浙江的实践及对浙江教育的影响，并将浙江大学区与江苏、北京等试行区进行了比较。总体来讲，前两篇文章聚焦于大学区与政府间的“派系纷争”，但未关注大学区的内部运作及其在地方教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最后一篇文章介绍了浙江大学区推行地方教育的措施，但限于篇幅未具体展开，而且对浙江大学区存在的问题亦缺乏系统考察。

（三）已有研究成果评述

回顾近百年来的学术史可知：相关研究成果是相当丰富的，其取得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上。具体而言，一是研究内容颇为丰富。民国时期，学者梳理与探讨了1912—1949年省级教育行政制度的变革、省级教育行政人员的资格、省级教育行政人员的任命及权限、省级视导机构等内容。1949年后，学者不仅梳理了民国时期省级教育行政政策层面的变迁，亦考察了省级教育财政等新问题，为笔者了解民国时期省级教育行政概况提供了重要基础。二是研究方法较为多元。民国时期，学者在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方法的同时，也积极采用比较法、个案法等研究方法探讨相关问题。1949年后，在国内外教育研究者、历史研究者的积极参与下，教育行政管理史研究逐步改变了历史文献研究法独占鳌头的局面，开始借鉴社会学、政治学、法学、行政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研究方法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同时也应看到，以往的研究成果还有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相关概念较为模糊。已有研究成果并未对省级教育行政的内涵作全面探讨，也未对省级教育行政的外延作确切界定，从而制约了研究的深入开展。二是研究内容多有重复。已有研究多借助政策文本及统计数据，复述省级教育行政机构变革及地方教育发展概况，但缺乏对省级教育行政运作过程、职能行使过程，以及省级教育行政与地方教育事业现代化关系的实证研究。此外，既有研究多关注民国时期一省省级教育行政的情况，缺乏对全国各省情况的考察，导致难以从整体上把握民国时期省级教育行政职能运作的多样性与不平衡性。三是研究视野较为狭窄。已有研究大多“就行政论行政”“就教育论教育”，行政与教育，乃至于与教育外部系统，均被人为割裂。在此视野下，看不到省级教育行政作为“自变量”在地方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四是线性进步的研究范式遮蔽了历史的复杂性。相关成果大抵遵循着“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的模式，从而形成“中央政府与教育部颁布相关政策、地方接受并大力推行、为省级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保障”的三部曲。易言之，中央政策与各省政府及教育行政人员的认同是一种必然的逻辑关系。显然，这样的认知忽略了特殊历史时期中央权力与各省军阀、中央权力与各省自治间的复杂关系；遮蔽了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设立中的障碍与困难；弱化了中国各省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五是研究史料较为单一。已有研究大都采用中央或地方政策文本，而未能有效挖掘省级教育行政运作过程、省级教育行政管理地方教育事业等方面的一手生动史料。

（四）本书理论问题澄明

已有研究成果中存在的问题，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宽广的思考空间。鉴于此，有必要对本书的研究视角、研究理论方法、研究取材范围、研究问题域等进行澄明与阐释。

1.研究视角

在以往研究中，学者深受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下“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影响，形成了“就行政论行政”和“就教育论教育”的泾渭分明的研究格局。平心而论，这种西方学术思维模式对我国教育史研究影响甚大、危害至深。这是因为，在“两张皮”的研究视角下，行政和教育缺乏互动和联系，因而很难看到民国时期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如何管理省域教育事业的生动历史图景。一言以蔽之，既有研究中，“二元对立”思维盛行，而“互动关系”思维缺失，以致动词层面的民国时期省级教育行政多处于“失语”和“遮蔽”状态。有鉴于此，本书拟从“整体贯通”视角，考察民国时期省级教育行政，试图实现视域融合。这一视角的基本内涵是：本书不是仅以省级教育行政为中心的延伸，而是努力回到省级教育行政的历史现场，将其置于民国时期地方政治、经济、社会、教育转型中去做贯通式考察，用整体的历史眼光探究民国时期省级教育行政的渊源流变，并剖析省级教育行政与地方教育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简言之，将省级教育行政置于复杂多样的近代中国舞台上，一方面探讨作为“因变量”的省级教育行政，比如省级教育行政的部门变迁、人员配置、制度改革等；另一方面还要考察作为“自变量”的省级教育行政，即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是如何“行政”的。这就需要深入考察省级教育财政、省级教育视导、省级教育行政管理地方教育事业的实践等内容。

2.研究理论方法

既有成果缺乏相关理论的运用，故很难解释复杂的历史现象及史实所反映的根本问题。鉴于此，本书借鉴政治学、社会学、行政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具体言之，在考察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变迁时，运用政治学中的历史制度主义理论、路径依赖理论等，重点探讨制度变迁的过程与逻辑；在考察省级教育行政组织时，采用社会学中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系统剖析组织样态；在分析省级教育行政运作时，运用社会学中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阐释地方部门权力的运作实践；在分析省级教育行政与地方教育事业的关系时，运用行政管理学中的决策理论，揭示二者复杂的互动关系。一言以蔽之，本书试图通过多层面运用相关学科理论方法，揭示民国时期省级教育行政运作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此外，民国时期省级教育行政的建构与实践，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状况息息相关，亦与大小军阀、党政派系、教育界派系紧密相连。因而，本书还要借鉴行政管理学、政策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方法，以期最大限度地再现省级教育行政在民国社会发展中的多重面目。

3.研究取材范围

很显然，从“因变量”和“自变量”两个维度考察民国时期的省级教育行政，仅靠当时的政策制度史料是无法“近真”的。因此，若将研究对象置于“整体贯通”的视角下，本书所要挖掘的史料范围将大大拓宽：一是收集典型省份的省级教育行政档案史料。档案史料颇为细琐，但其可以提供其他公开史料无法给予的内部决策信息，比如人事任免考核、制度规章决策、行政管理规划、教育经费决策等内部信息。可以说，实地查阅代表性省份的档案史料，有助于更加真切地进入“历史内部现场”，进而有助于移情地理解民国时期省级教育行政的生动性、多样性与复杂性。二是收集《政府公报》《教育公报》《国民政府公报》《教育部公报》，以及省级教育行政期刊、省级教育行政计划与报告、省级政府公报、省级政府职员录、官方来往函件等相关史料。三是收集《申报》《大公报》《晨报》《民国日报》《中央日报》等民间与官方报纸中的相关史料。四是收集民国时期省级教育行政场域的相关行动者的文章、日记、信件、自传、访谈录、回忆录、图像等一手史料。五是收集英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近代地方教育行政史料。通过多层面收集新史料，试图重现民国时期省级教育行政复杂多样的生动面貌。

4.研究问题域

在“整体贯通”的视角下，本书的问题域将得到拓展：省级教育行政在民国时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急剧转型中是如何应变与调整的？身处错综复杂关系网中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是如何运作的？民国时期省级教育行政作为地方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自变量”，又是如何具体“行政”的？民国时期省级教育行政有何内在的改革逻辑与显著的历史特征？民国时期省级教育行政在长期的管理实践中积累了哪些经验教训？其对民国地方教育、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教育，乃至新中国地方教育的发展有何影响？民国时期省级教育行政对反思与破解当前省级教育行政存在问题与管理模式有何借鉴？总之，这些在以往研究中鲜有涉及的核心问题，有必要深入考察与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