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之疫:企业债务融资及其风险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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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22年经济新特点

2022年,局部地缘政治风险严重影响全球疫后经济复苏。IMF 2022年4月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报告预测,局部地缘冲突损失将导致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显著放缓并推升通胀。燃料和粮食价格快速上涨,低收入国家的弱势群体受到的打击最大。全球经济增速预计将从2021年6.1%的估计值下降至2022年和2023年的3.6%。2022年和2023年的经济增速预测值分别较1月预测值下调了0.8个和0.2个百分点。2023年之后,全球经济增速预计将放缓,并在中期回落至3.3%左右。俄乌局势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价格压力不断增大,2022年发达经济体的通胀率预计为5.7%,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率预计为8.7%,两者较1月的预测值分别高出1.8个和2.8个百分点。防止经济进一步割裂,维持全球流动性,管理债务危机、应对气候变化并结束新冠肺炎疫情,这些工作依然至关重要。疫后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存在以下新挑战:

第一,要重视系统性金融风险对经济的影响。在疫情叠加俄乌局势影响下,疫后经济复苏乏力,全球金融状况不断趋紧。金融状况趋紧将使主权和企业借款人的债务脆弱性成为严峻焦点,有可能引发大范围的债务危机。发达经济体的央行正在实行加息政策,这会收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外部金融环境,让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更容易受到这一次加息的影响。2022年4月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强调了金融脆弱性风险,如果全球特别是美国货币紧缩步伐进一步加快,或者金融市场开始更积极地重新定价,那么更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可能面临更大压力,这将进一步拖累全球经济前景。新兴市场经济发展压力将变得更大。对中国经济而言,外部金融状况收紧可能导致中国经济暴露出一些结构性弱点,比如地方政府债务高企、房地产开发商杠杆率、家庭债务和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商业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累积,从经济长期增长、平稳性、平衡性三重视角看,商业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对经济增长和发展质量均存在显著负面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累积不仅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还会增加经济增长波动性,不利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转型,政府应加强对稳定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重视。

第二,疫情期间政府救助导致非金融类公司和家庭部门债务攀升。疫情期间,政府纾困(government baiout)避免了经济更严重的衰退,但也导致私人部门杠杆高企,并因此拖累经济复苏进程。政府的救助措施除了前文提到的对家庭和企业的直接财政支持(如SAB的诸多举措),还包括央行的宽松政策和临时的金融监管变化,比如延期还款和债务担保,为许多企业和家庭提供了生命线。但伴随而来的是私人部门债务的空前增长,这可能导致经济复苏进程放缓,尤其对新兴经济体而言。IMF 2022年4月的报告显示:平均来看,发达经济体未来三年对GDP增长的拖累估计为0.9%,新兴市场为1.3%。杠杆集中在脆弱性公司和低收入家庭、破产程序低效率、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同时去杠杆、货币政策迅速收紧,经济复苏可能在以上这些国家更加缓慢。为减弱私人部门高杠杆对国家经济复苏的拖累效应,政府应根据国情调整财政整合的步伐,在复苏进展顺利、资产负债表状况良好的地方,可以更快减少财政支持,防止债务的无序扩张,以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带来的破坏和创伤。

第三,中国在疫后经济中逐渐暴露出政府债务高企的结构性风险。中国在疫情防控上始终坚持动态清零政策,由此可能导致较高的政府支出,具体体现在疫苗接种费用、扶持中小企业等方面。以上海为例,2022年3月底上海疫情形势逐渐严峻,为全力支持受疫情影响行业和企业克服困难、恢复发展,上海出台了《上海市全力抗疫情助企业促发展的金融支持举措》(以下简称《支持举措》)。《支持举措》共有五个方面17条内容,包括降低各类企业融资担保费率、对困难企业新增贷款给予贴息支持、加大对小微企业信贷支持等。近十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不断攀升,仅计算地方政府债和城投债,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就已将近45万亿元,动态清零政策带来的巨大财政支出可能导致政府债务成为后续亟待处理的焦点问题,并且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与各地区商业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高度相关,一旦爆发就会对企业生产、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冲击。鉴于此,建议政府应将金融和财政两力结合,采取精准界定、主动化解、科学处置三步走对策,降低公共债务攀升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第四,供应链中断的国际溢出效应在逐渐减弱,但2022年3月底的上海疫情导致供应链断裂危机即将显现。IMF 2022年4月的报告指出,疫情期间供给和需求的双重冲击导致贸易的急剧崩溃,这主要体现在服务贸易的持续疲软上,而货物贸易却在以惊人速度反弹。疫情导致一些国家的供应链中断,由此产生的国际溢出效应是疫情早期贸易下降的主要驱动因素。由于全球价值链具有的适应性和复原力,这些溢出效应在随后的疫情浪潮中已开始逐渐减弱。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适应性和复原力不同,相较之下,那些国内投入来源多样化、使投入来源有更大替代性的国家和地区可以更好地建立供应链抵御冲击的能力。提高供应链弹性非常重要。对此,政府部门应该通过填补供应链中的信息缺口、健全投资贸易和数字基础设施、降低贸易成本和最小化政策不确定性发挥有益作用。

第五,数字经济和绿色转型对经济会产生巨大影响。如何为未来经济做好准备,IMF经济顾问兼研究主任皮埃尔-奥利维尔·古林查斯(Pierre-Olivier Gourinchas)指出,各国政府应尽可能利用积极的结构变革拥抱数字转型,对工人进行重组和再培训以迎接挑战。碳定价和化石燃料补贴改革也有助于向更清洁的生产模式过渡,减少对化石燃料价格的影响——鉴于战争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绿色能源转型还将导致劳动力市场在职业和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加大绿色基础设施投入、实行碳价、推出收入所得税抵免以及提供就业培训在内的一揽子政策,可以助力包容性转型,使经济在2050年之前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