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遗产地游憩驱动文化自信提升的理论机制

2.1 遗产地的多重游憩功能与空间

遗产地因其独特的文化特性和资源属性，成为当地居民的休闲空间、国内游客的遗产体验空间和跨文化的交流空间。本部分综述相关研究，分析遗产地的多重游憩空间性质，为本书后续章节的分析奠定基础。

2.1.1 遗产地的居民休闲空间

作为拥有丰富休闲游憩资源的场域，遗产地对本地居民具有重要意义。众多研究强调遗产地居民在遗产保护、传承和利用中的重要角色。遗产地居民的参与是遗产地旅游的重要前提。遗产地居民了解当地的文化、环境和传统知识，他们及他们的生产、生活构成了遗产地重要的组成部分和重要的旅游吸引力（李渊，等，2019；Aworth，Turnbridge，1990）。在遗产地保护和旅游发展过程中，作为东道主的居民扮演着服务提供者、销售商、手工艺者或者当地人的角色（Iorio，Wall，2012；Scheyvens，et al. ，2003；屈册，张朝枝，2016）。大量的研究关注了遗产地居民的这些身份，探讨了遗产地旅游发展对他们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的影响（卢松，等，2009；唐晓云，等，2010；Gu，Ryan，2008），遗产地居民对影响的差异性反馈及支持行为等（张爱平，等，2017；Rasoolimanesh，et al. ，2017），遗产地居民的社区参与及其在个体、社区和环境层面的产出（保继刚，孙九霞，2003；苏明明，Wall，2012；武文杰，等，2022；Jaafar，et al. ，2015），遗产地居民的遗产价值感知，社会责任等（张朝枝，等，2015；Lee，2013）。这些研究对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但值得注意的是，遗产地居民不仅仅是服务提供者、旅游吸引者或者旅游影响的受体，他们也是遗产地的游憩参与者(Su, Wall, 2014)。的确，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向公众开放的遗产地也是当地居民的休闲空间，承载着休闲放松、文化学习、社会交往等游憩功能，能够让公众在开放的环境内共享公共福利、实现身心再生需要（Caffyn，Lutz，1999；俞孔坚，奚雪松，2010）。

遗产地是本地居民进行休闲放松的空间资源。兼具城市公园性质的遗产地尤为突出，为居民提供日常娱乐、健身运动、观赏游览等活动的开放空间，是具备生态绿地和休闲场所性质的公共物品（方远平，等，2012）。 Zhang、Ryan和Cave(2015)用照片记录了本地居民在曾为明清皇室菜园和《红楼梦》拍摄地的北京大观园中进行若干活动的场景，并总结出居民在遗产地休闲游憩的三大动机［放松(relaxation)、体育锻炼(doing physical exercises)和观看表演(seeing performance)］。在放松层面，居民喜欢在遗产地打牌、散步、晒太阳、喂养动物和与朋友聊天；在体育锻炼层面，居民在遗产地唱歌跳舞、练习书法、吹奏或练习萨克斯和参与太极拳/羽毛球等体育运动；在观看表演层面，该研究案例地的居民会特意为“每周舞台表演”而来，观看昆曲、越剧和河北梆子等戏剧演出，而这些高质量的专业表演则是由当地政府投资支持。他们的研究发现，游客非常喜欢通过当地居民在公园和遗产地的休闲游憩来了解当地的生活方式。 Su和Wall(2014)针对北京颐和园的研究也表明本地居民乐于在遗产空间内从事各种团体性休闲活动和体育锻炼，例如唱歌、跳舞、散步、练习太极拳和享受交谈等。

除了休闲放松，遗产地也是本地居民进行文化学习的体验场所。遗产地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能够让本地居民在游憩过程中感受、体验和学习遗产背后的独特文化，具有突出的教育价值。例如，Teo和Yeoh(1997)发现新加坡虎豹别墅(Haw Par Villa)对当地儿童和青少年的传统文化教育与道德观念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的雕塑与场景以实物形式传授着历史知识和道德准则，让居民在成年之后仍记忆犹新。 Zhang等(2015)发现以“红楼梦”为主题的大观园也能够让年轻游客在游览的过程中了解、学习红学以及文学背后的中国传统文化。 Su和Wall(2014)发现颐和园附近的本地居民也表达了对其深厚历史文化价值的认同，并认为遗产的参观过程可以提高他们的民族认同感。除此之外，某些遗产旅游的规划项目也会在景点加设文化展览与历史画廊，鼓励当地居民参与遗产开发和使用，在参观中深化对当地历史文化的感悟与认同(Caffyn, Lutz, 1999)。 Zhou等(2019)发现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桥西历史文化街区因工艺美术博物馆群及其他丰富的文创业态而受到当地居民，特别是家庭的青睐；在本土文化上衍生出来的博物馆群给本地居民带来丰富的收益，其中包括文化意识和归属感。

此外，遗产地还是本地居民进行社会交往的空间载体。向公众开放的遗产地为居民提供了自由地结识新朋友、与朋友维系感情的开放空间。 Zhang等(2015)描写了当地居民在遗产地与朋友聊天、散步、玩牌和喂鱼等一般社交活动，并强调遗产地的“社会资产”(social asset)属性。同时，遗产地也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亲子活动的场所，公众可以在这一休闲空间和家人同享惬意时光，在独特的环境内共同创造“在一起”的回忆，并强化家庭情感纽带。 Teo和Yeoh (1997)指出，在遭遇大规模旅游开发前，新加坡的虎豹别墅曾经是当地居民和家人共同享受快乐的游憩场所。

遗产游憩空间也让本地居民共享社会福利，实现身心再生的需求。研究发现，向公众开放的遗产地能够在社会和个人发展两大维度满足居民的精神需要(Zhang, et al. , 2015)。临近居民住宅的遗产地已经成为居民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居民提供社会交往、培养及学习个人技能的场所，有助于居民更好地维持、改善身体与精神健康。尤其对退休老人而言，他们在遗产公园找到了新的生活和兴趣，结交了新的朋友，参与了各式各样的文化或游憩活动，削弱了由于退休和儿女离家带来的社会排斥感(Zhang, et al. , 2015)。家庭主妇等群体和“与主流社会隔绝”的退休老人的情况类似。在未外出前，她们的生活往往单调无趣、需要忍受丈夫和子女不在家的孤独，而遗产公园则为她们创造认识新朋友的机会，让生活变得愉快充实(Zhang, et al. , 2015)。

遗产地为居民提供了多重的游憩功能，而居民也在和遗产地紧密的人地互动中不断赋予其丰富的情感意义，强化与它的情感纽带。对于当地居民而言，频繁到访的遗产地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旅游景点，还是他们个人生活环境的延伸和个人发展历史的见证(Zhang, et al. , 2015)。

2.1.2 遗产地的国内游客体验空间

遗产地浓缩了区域、国家乃至全人类文明的精华，蕴含丰富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王文章，2006；龙祖坤，金凰，2018），其独特的文化与景观资源使其成为国民膜拜学习、娱乐休闲和获取多元深度体验的旅游空间。

遗产地的旅游活动在18世纪晚期的欧洲已然诞生，1975年“建筑遗产年”的设立宣示了遗产旅游成为大众的消费需求（张朝枝，保继刚，2004）。目前，遗产旅游已成为旅游消费的热门和文化旅游的重要形式，得到众多旅游者的向往与追捧（谭申，等，2011）。遗产与旅游的结合是双向发生作用的过程：它既是文化的资本化过程，旅游活动将遗产变为投入大众市场的消费资本；它也是资源的文化过程，遗产在成为旅游资源后向游客传达其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唤醒游客的文化意识并强化其文化认同。旅游活动赋予遗产地以意义，将遗产“空间”变成遗产“地方”；遗产地也赋予旅游活动以载体，创造富有价值的旅游目的地（张朝枝，李文静，2016）。

尽管遗产地旅游已成为司空见惯的旅游消费活动，但是学者对于“遗产旅游”(heritage tourism)这一术语的定义仍存在争议。 Poria、Reichel和Biran(2006)总结了前人定义遗产旅游的三条路径：①第一条路径单纯将遗产旅游等同于“游客进入被认为是遗产的空间”或“游客从事与遗产相关的活动”，忽视了遗产旅游中的游客特征及其特定的游览模式；②第二条路径在前者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在定义中强调游客本身而非景点属性，着重关注遗产旅游的核心动机，即游客愿意从蕴含历史价值的遗产地中学习和参与教育体验；③第三条路径提出需要根据游客在旅游前、中、后的感知来考察该游览模式是否属于遗产旅游，此路径强调了游客与景点的交互。通过对阿姆斯特丹安妮弗兰克之家(Anne Frank House)的游客感知与动机的分析，Poria等(2006)整合了以上三条路径的思路，提出了对遗产旅游的新见解，认为游客对遗产景点和其自身遗产(tourists.own heritage)的感知和意义构建是理解遗产旅游的关键，并重新归纳遗产旅游的定义：遗产旅游是一种旅游形式，其判断依据在于旅游动机（是否）建立在游客根据自身遗产而感知到的遗产特征之上。

遗产旅游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强调游客的主体意义建构及其对遗产地旅游过程的影响，这暗示了遗产旅游应该关注游客的动机与体验等其他心理特征。一般而言，文化体验与学习和娱乐休闲是遗产地旅游的主要动机（崔庆明，等，2016；Jansen⁃Verbeke，Rekom，1996），而怀旧则是两者之外的另一独特动机；除此之外，不同的遗产类型也对应着不同的细分市场需求。遗产旅游的动机左右着旅游体验的生成，并进一步作用于旅游后的感知与影响。

文化体验与学习是遗产旅游的核心动机。文化遗产经过历史选择、传承和沉淀而来，其根植于“过去”的特质决定了它具有丰富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拥有遗产旅游的供给潜能（Chaney，2017；张宏梅，2010）。而其突出的文化财富也满足了游客文化体验与学习的需求。研究表明，包括遗产旅游在内的文化旅游游客倾向于邂逅新奇独特、具有原真性的文化产品，渴望获得多样化的体验(Reisinger, 1994)。对“他者”充满好奇的游客前往未知的异文化地区“探险”，希望探索区别于自身文化氛围的文化现象，并通过旅游的形式获取知识、得到正式或非正式的教育机会（Cohen，et al. ，2002；谭申，等，2011）。 Su和Wall(2014)发现游客倾向于选择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和审美价值的景点；Poria、Butler和Airey(2004)的一项问卷调查表明游客前往历史悠久的景点，是为了了解和学习遗产地的物理环境和历史背景；张宏梅(2010)指出文化遗产旅游是国内重要的旅游细分市场，悠久历史所孕育的文化瑰宝不断刺激着国民踏上文化体验之旅，促进国民了解国家文化与传统，从而增强民族认同感。

休闲与娱乐是遗产旅游的另一主要动机，也是遗产地作为国民游憩场所的重要功能。众多研究发现，游客前往遗产地旅游可能仅仅是为了追求娱乐、放松、休闲和观光(Ballantyne, 1998; Moscardo, 1996)，而该方面也被归类为个人利益维度(personal benefit)(Chen, 1998)。 Poria等(2004)发现部分游客在遗产地活动纯粹是希望消磨时间、娱乐放松和游览世界著名景点。 Teo和Yeoh(1997)提到新加坡虎豹别墅在历经后期旅游开发后，成为一处由独特历史背景延伸出来的消费景观，为游客提供休闲与娱乐功能。 Dierking(1998)认为参观历史建筑是一种愉悦的休闲方式，与参观自然环境是相似的。然而，Poria等(2004)在文章中发出提醒，休闲与娱乐的动机和体验仅对特定的遗产类型是重要的，例如博物馆、自然保护区及公园；而Moscardo(1996)也认为持个人动机的游客是无意识的(mindless)，不能深刻地理解遗产本身，因而亦难以得到较高的满意度（崔庆明，等，2016）。

怀旧是遗产旅游的一类独特动机。怀旧(nostalgia)是个体被“过去”诱发的一种喜乐参半(bittersweet)的情绪(Davis, 2010)。具有历史文化等“过去”特征的旅游吸引物更容易诱发怀旧情绪，因而遗产地也常常被当作为国民提供旅游怀旧的空间。对于部分旅游者而言，遗产旅游是在经历升华的“怀旧思乡之情”；他们旅游的契机源于对现实的不满、失望，他们将对美好现实的希冀寄托于对过去美好的追忆，并希望唤醒过去的权威、秩序与传统（Lowenthal，1981；Urry，1990；张朝枝，保继刚，2004）。例如，Light(2000)发现中东欧游客在参观他们的共产主义政权遗产（柏林墙和匈牙利雕像公园）时，仍然会对共产主义时期抱有怀旧之情；Herbert(2001)通过对英国文学旅游的分析，提出游客被吸引至作者的故居探访部分是出于一种怀旧的感觉(a sense of nostalgia)，而这种怀旧之情会进一步引发敬畏之感。

除了以上提及的三类遗产旅游动机，不同的目的地属性和游客类型还对应着不同的需求与体验，而这也彰显了遗产旅游地的多重游憩功能。对于宗教圣地而言，朝圣是旅游的动机。宗教信徒渴望在圣地之中强化他们的宗教身份认同（谭申，等，2011），而世俗旅游者也希望在考察宗教圣地的过程中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得到精神洗礼与升华（崔庆明，等，2014）。对于黑色旅游地而言，一些旅游者会受“病态的好奇心”“集体的认同感”和“集体生存感”的驱动，前往与灾难相关的遗产地“见证死亡”（Rojek，1997；申健健，喻学才，2009）。此外，部分游客群体也在“寻根问祖”的渴望中踏上遗产之旅，意欲追寻与先辈的联系，定位自己从何而来(Russell, 2008)。

2.1.3 遗产地的跨国文化交流空间

遗产旅游不仅是国内旅游的重要细分市场，还是国际旅游市场的热点之一（张宏梅，2010）。遗产地的自然与文化财富吸引着国际游客入境感受独特的旅游体验，而开放的旅游空间也让遗产地化身为跨文化交流与交融的场域。国际游客在异乡文化荟萃之地，通过静态的游览参观和动态的人际交流，不断深化对一国乃至全世界优秀文化的理解与感悟。

遗产地对促进国际旅游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当代活着的“过去”激发国际游客对理解异乡文化的兴趣。尤其对于具备突出“普遍性”和优质资源禀赋的世界遗产而言，它们拥有公认强大的国际化品牌宣传效应，对国际游客具有持续的旅游吸引力(Hawkins, Donald, 2004; Ryan, Silvanto, 2014)。对于中国而言，5000多年的古老文明和悠久历史孕育了一大批著名的名胜古迹。这些丰富而独特的遗产资源对国际游客具有天然的吸引力，成为入境旅游的强大助推力（张春晖，等，2013；钱建伟，等，2019）。世界旅游联盟联合酷旅互动数据完成的《2019中国入境旅游数据分析报告》显示，排名前五的热门景点除上海外滩外皆为文化遗产类景点（故宫博物院、天安门广场、颐和园和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其余热门景点总体也以历史古迹类居多；可见入境游客对宏伟壮观的历史人文遗产情有独钟。

一般而言，获得目的地的文化学习与体验是国际游客最主要的旅游动机（焦彦，臧德霞，2015）。具备较高国际审美品位的国际游客向往并欣赏跨文化现象和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他们对异乡充满好奇，渴望与他者相遇(Fan, et al. , 2021)。例如，Teo和Yeoh(1997)通过调查发现，外国游客对虎豹别墅中象征中国传统神话的雕像和场景印象深刻，他们表示该遗产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都不能找到”；Cheung(1999)在对中国香港屏山文物径的案例分析中提到，到访中国香港的国际游客不仅希望感受其现代化、国际化的一面，还渴望寻找真实的“古老的中国”，而这也促使香港旅游协会以传统的民间宗教、祖先崇拜和宗族组织等为噱头向国际游客宣传中国香港的文化遗产。遗产地满足了跨国旅游者文化学习与体验的需求，也因而具有了文化交流的载体价值(Ballantyne, et al. , 2014)。 Bruner(1991)因此强调旅游能够拓宽人们的视野，帮助人们获得更具世界主义(cosmopolitan)的视野，帮助人们通过文化接触增进对其他文化的理解，并推动世界和平。

遗产地的跨国文化学习与体验包含两条路径：①文化学习指通过静态、单向参观游览，在认知层面了解、认识与理解目的地国家的衣食住行、语言媒体、音乐艺术、社会历史和其他本土文化；②文化体验则强调通过动态的、多向的本地生活参与和与当地居民的人际互动，沉浸式地亲身体验当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张宏梅，2010）。研究证实，文化学习、生活体验和人际互动（文化体验）是跨国游客欣赏与理解异国文化的关键(Gnoth, Zins, 2013; Mcintosh, 2004)。特别的是，伴随着全球化的快速进程，国与国之间的文化差异越来越小；在这种背景下，感知区域文化独特性与真实性始终是跨国游客遗产体验的核心（张宏梅，2010；Ballantyne，et al.，2014）。游客的文化学习和体验过程相互交织，游客在与历史文化载体的互动中建构着自己对眼前实景及其背后蕴含的“文化真实性”认知，也在与本地居民的互动中建构着在当地生活的“人际真实性”和“情感真实性”，两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了意义丰富的真实性感知。

在文化学习方面，国际游客主动探访、接触目的地历史文化建筑或自然古迹，通过观赏、聆听讲解等方式，了解遗产蕴含的文化传统与思想价值，并最终在旅游中实现非正式学习和教育的目的(Ballantyne, et al. , 2014)。当游客全身心浸润在当地的文化氛围中时，他们会对比游前的期待和当下的感知，对客体文化现象进行主体的文化阐释和意义建构（焦彦，臧德霞，2015），得到专属于自我的文化理解。可以说，这种静态的文化学习经历是游客建构文化真实性的过程。部分研究刻画了国际游客的跨文化学习过程，例如钱建伟等(2019)指出国际游客在西湖方面的文化知识学习主要来源于自身感知和导游讲解。

在文化体验方面，国际游客会主动参与当地的习俗活动，与当地人互动，努力沉浸在当地文化环境之中(Fan, et al. , 2021)。例如，Zhang等(2015)发现国际游客在北京大观园旅游时，喜欢观察居民的日常休闲活动以近距离了解当地的生活方式与状态；焦彦和臧德霞(2015)提出尽管“情感真实”和“商业性好客”存在内生的矛盾，但是游客能够从接待企业员工（尤其是高层管理者）的个性化、非常规服务中感受到“真好客”，并在与他们的真诚沟通中激起对当地文化的热情，加深对当地文化的理解。在这里，游客的“跨文化交际能力”(tourists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值得注意。它指的是“游客与不同文化的人进行适当、有效的互动，从而获得较好的文化交流体验的能力”，包含了跨文化责任、理解、欣赏和行动四大维度(Fan, et al. , 2021)。研究表明，良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有助于国际游客在跨文化环境中更好地理解东道主文化，提升与东道主居民的主客互动质量，从而获得积极正向、富有深度的文化体验。

2.1.4 遗产地的多重游憩空间的交互

遗产地的三重游憩空间并非孤立存在，遗产地居民与国内外游客以休闲为目的共同使用当地资源，三重游憩空间存在着一定的重叠（苏明明，2019）。但是当地居民、国内游客和国际游客的偏好存在一定的差异，他们通常表现出不同的休闲行为、使用模式、动机、认识和体验。他们对游憩设施需求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不同主体之间可能还会因为这些差异而存在一定的冲突并影响现场体验(Mann, Absher, 2008; Oh, et al. , 2010)。在农业文化遗产地紫鹊界梯田，熊礼明和周丽洁(2015)发现虽然主客交往意愿较强，但是主客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冲突，包括环境冲突、社会风气冲突、文化冲突、个人经济冲突、游客正常行为冲突、态度冲突、社会经济冲突、游客不文明行为冲突等类型。类似地，李渊、邹滢和高小涵(2019)在厦门鼓浪屿利益相关者的研究中发现，旅游开发中存在岛民与游客冲突、岛民与商家冲突、文化特征不明显等问题。其中，岛民与游客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因为旅游发展而导致生活成本增加、交通不顺畅、生活氛围被破坏、公共场所过于拥挤等。

在面临潜在冲突的情况下，游憩主体也可能会积极地采取相应的策略，降低冲突，提升自身的愉悦体验。 Su和Wall(2014)对北京颐和园和天坛的本地居民与国内游客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居民与游客存在潜在冲突，例如游客抱怨居民的吵闹影响了颐和园原有的氛围，居民认为游客带来了密集人流，但是居民也会灵活地调整对遗产地的休闲使用模式，避免和游客接触。卢世菊等(2016)基于恩施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指出，游客的涌入对本地传统文化保护带来冲击，但是大多数居民会考虑到更大范围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对当地旅游发展仍然持正面、积极的态度。

同时，不同的游憩主体也构成了其他主体眼中的风景，他们之间还可能进行积极互动，进而影响彼此的感知、情绪和行为体验(Zhang, et al. , 2015)。 Pearce、Wu和Chen(2015)基于中国游客在澳大利亚遗产道路———大洋路的研究表明，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比如加油站的自助加油、海滨遛狗、超市购物、餐厅偶遇和学生野营活动等，成为中国游客学习体验当地文化的重要维度。林其健等(2020)以福州市台江区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为例，运用多种调研方法，考察了当地居民与游客在历史文化街区中的时空使用和行为活动的交融。研究发现，居民与游客固然存在活动差异，但也有很多交融的活动，如共同参与庙会活动、欣赏街头驻唱、对弈下棋和郊游散步等。在共同的活动中，居民与游客产生了互动，如小记者为居民和游客介绍当地风土文化、居民帮游客拍照、游客购买当地纪念品等。 Zhang和Smith(2019)描绘了西递和宏村的主客互动及其情感纽带。对于游客来说，居民是他们“活着的风景”(living landscape)；对于居民来说，游客参与了他们的日常生活，部分居民甚至会与游客建立情感纽带。

总的来说，遗产地是供本地居民和国内外游客共同进行休闲活动的多重游憩空间。居民和游客的互动构建了双方的参观内容与情感体验，而互动过程也有可能带来潜在的冲突，需要游憩主体采取积极策略，降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