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想法介于“不”和“是”之间
“不”有多种形式，每种形式都有自己的内容。即使人们同时说“是”和“不”，你只需要知道如何识别“不”中的内容。
每一位企业家都有一个关于人性的基本理论来指导他们的工作。里德·霍夫曼的观点是：人们从他人那里得到意义与快乐。因为，人类是群居动物，其中一些人是内向的，一些人是外向的（顺便说一句，里德·霍夫曼认为自己是一个六人外向者(3)），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从周围人中获取快乐与意义的。
2002年，领英刚开始推出时，里德·霍夫曼知道自己想建立一个平台，利用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让他们的生活更有意义和满足感。他确信，真实的身份和真实的人际网络将会成为寻找机会的平台。在人们上网的所有诉求中，找工作是最为紧迫的一个。因为人们在找工作的时候最有动力去尝试新东西。
里德·霍夫曼在寻找一种能够将这个想法实现最大化、最具变革性的途径，他能想象出投资者会有截然相反的反应，有些人会说：“我明白了！”但很多人会说：“你疯了。”
里德·霍夫曼完全清楚领英的价值。但一开始他与周围的人谈论领英的时候，却没有人感兴趣。人们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因此，里德·霍夫曼得到的“不”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他听到有人说：“这是为那些喜欢交际的人提供的服务吗？如果是的话，肯定不适合我，有时社交就像牙线一样，我知道它很重要，但我不喜欢，能免则免。”
2002年，人们还没有完全理解，一个社交平台，比如领英，如何帮助人们建立真实的人际关系，并改善糟糕的社交体验。每个人似乎都认为领英的社交方式对于其他人来说也许是个好创意，而对于自己却不是。领英一次又一次地听到“不适合我们”的响亮声音：年轻人会说，这对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来说是一项有价值的服务；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会说，这对年轻人来说是一项很好的服务；技术专家认为这是对传统产业的服务；传统产业认为这是为新兴的科技产业服务的。
里德·霍夫曼和他的联合创始人必须决定，如何应对他们听到的那些从中性到负面的反馈。“我们是应该停手，还是实现它？”当他们仔细聆听各种反对意见和矛盾时，感到非常疑惑。
例如，领英团队一直在激烈争论是应该关闭他们的网络注册，用户只能通过推荐加入，领英则为联系提供便利（在某种程度上，最初的领英成员群里的成员彼此都认识，都是创始团队邀请的），还是应该开放，人们可以自己注册，然后自己发送邀请。事实上，在所有矛盾的反馈中，既没有强烈的赞成者，也没有强烈的反对者，这表明人们并不清楚领英的价值。这让他们有勇气尝试更激进的路线：开放网络。
虽然开放网络从一开始就没有排他性，但是开放网络有一个优势，建立一条尽可能快的路径，让一组用户说：“我相信这个网络可能对其他人有价值。”然后与他人分享。
因此，里德·霍夫曼和团队全力以赴建立一项服务，使用户可以公开分享他们的专业信息，扩大他们的专业网络。领英似乎创造了一个病毒循环式的传播方式，让人们一次又一次地介绍朋友来使用。随着病毒循环式传播的全面展开，领英的用户数量增加到5亿，收入超过60亿美元。2016年，微软以262亿美元收购了领英。
里德·霍夫曼的经验分享 寻找“犹豫的‘不’”
当我向格雷洛克的合伙人提出一个想法时，他们都说：“太好了！我们应该这样做！”我的回答是：“哦！”当你有一群高智商、老练精干的投资者，却没有人提醒你：“小心！”我就知道这太容易了。
一方面，获得一致认同，说明这个创意显然很好，我已经能听到竞争对手踩踏我的希望之火的声音，一致看好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另一方面，我不希望每个人都说：“里德，你疯了。”如果与我交谈的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创意，我会想：难道我被灌了某种迷魂汤？
我想要的是极化反应，想要的是有些人说：“你疯了。”有些人说：“我觉得很不错。”
以我投资爱彼迎的决定为例。大卫·史（David Sze）是我在格雷洛克的合伙人，他认为我在这项投资上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我记得他对我说：“好吧，里德，每个风险投资人都会有一个不起作用、用来交学费的交易，而爱彼迎就是这样的交易。”需要说明的是：大卫·史是一个超级聪明的风投。他投资了领英、Facebook和潘多拉（Pandora）。仅他个人就向格雷洛克的基金返还了25亿美元。所以我仔细权衡了他的反对意见。如果像大卫·史这样聪明的人对我说“不”，我会担心，但我也很兴奋，因为也有可能我是对的。这是我期待的极化反应。
另一件我期待的事是“犹豫的‘不’”。当你把你的想法带给潜在的投资者，你希望看到他们中至少有一小部分人在“犹豫”。你不必让他们回答“是”，但希望在他们推理为“不”的过程中，你能察觉到他们内心的某些矛盾和纠结。这个“犹豫的‘不’”介于“不”和“是”之间，是一个线索，通过它你可能会发现一些真正重要的事情，因为最好的想法会让人们同时想说“是”和“不”。对包括投资人在内的每个人来说，这都是一次情绪过山车。
至于爱彼迎的投资呢？这算是一个不错的赌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