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我的尴尬时代（上）
“这儿怎么会没人喜欢汉森乐队呢？！”我无力地喊道。我正在大声朗读一本小活页本上的文字，这个本子是1997年我在克莱尔饰品店买的，花了6.99美元。深荧光紫色的封面上印着五颜六色的旋涡和星星，里面是我七年级时写的日记。20年后的今天，我读着它，听者是我今天早上才认识的三个人。“我今天几乎花了一整天在网上扒他们的照片，他们太可爱了！怎么会有人不喜欢他们呢？”
我停下来，抬起头。“我觉得我应该注明一下，每次我想写‘to’这个词的时候，都是用数字‘2’代替的。”我对我的听众说。我们四个人坐在布鲁克林的表演场地——利特尔菲尔德的吧台附近的扶手椅里。在今天之前，我只在晚上才来这里。在1月的某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在柔和阳光的照耀下，这里让我感觉有点儿迷惑，不过在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当中，这只是离奇程度最低的一件。
听我朗读的三个陌生人分别是：斯蒂芬·楚帕斯卡——他有一头松软的棕发，戴着眼镜，围着一条细长的围巾，习惯以夸张的动作将这两者甩到身后；克里斯蒂娜·加兰特，这个女人笑起来嘴有点儿歪，眼神充满活力，我说话的时候她就在笔记本电脑上做记录；约翰·多契奇，一个和蔼可亲、性格外向的人，蓄着整洁的山羊胡。他们是综艺演出《窘迫》（Mortified）纽约版的制作人。在这个演出中，参演者会阅读他们十几岁时写的日记，在舞台上，当着数百人的面。我想我以前做过类似的噩梦，只不过在那些梦里，赤裸的只是我的身体，不是我的感情。
我这是在为将在今年晚些时候上演的演出“试镜”，我觉得我可能要搞砸了。“试镜”这个词被加上引号，是因为《窘迫》的创始人戴夫·纳德伯格不让我那么说。这不是试镜，不是真正的试镜，因为但凡有勇气参加这个节目的人都是受欢迎的，只要他们在十几岁时写下过足够支撑起10分钟素材的日记就行了。但是我对自己能否获得这个机会感到怀疑。在过去的两个小时里，用纳德伯格喜欢的词说，我一直坐在一场“策划会议”中，而且我很敬畏自己今天见到的那些人。的确，许多事情都很傻。有个哥们儿在每篇日记的末尾都要细致地描述一遍他当天所穿的每件衣服、吃过的每种食物，还要在签名处写上“和平、爱”。不过，我今天听到的大部分内容都暗示了一些真正的艺术才华的发端。今天早上，一位女士读了她在高中时写的诗，节目的主要制作人加兰特拒绝了它，因为写得太棒了。我不指望自己能遇到这种问题。
在我解释了用“2”代替“to”的事情之后，三位制片人礼貌地点头，然后示意我应该继续下去。我哆哆嗦嗦地喘了口气，继续读着1998年3月7日写下的日记，每一个词都比前一个词读得更加不好意思。“我该怎么办？我要是想找人聊聊汉森乐队，还得打长途电话！”
我又停顿了一下。今天暖和得不像这个季节的日子，但不知何故，我并不认为这就是我出汗的原因。“这太荒唐了，”我说，“这些似乎都没什么用。有能用的内容吗？我只是……我不想浪费你们的时间，我真的很尊重这个节目，还有你们所做的——”
加兰特打断了我：“如果你不继续读，我们也不知道它是否有用。”她说着，抬起头，在她的笔记本电脑上方对我扬起眉毛。
后来，他们三个人都发誓说，我是他们见过的最紧张、嘴巴最紧的参演者。我开始读一篇日记，然后觉得它蠢得让我读不下去，便翻过去尝试读下一篇，结果再次以同样的速度放弃。我变得口吃、脸红、汗如雨下，以至于不得不脱掉身上的橄榄绿夹克，可是为时已晚——我的两条胳膊下被汗水浸出两大块圆形，T恤还被染上了些深橄榄绿色。“你这个白痴，”我想着，“上中学的时候你就想得到用穿深色的衣服来掩饰因为紧张而被汗浸湿的腋下。写这本日记的孩子都比你聪明。”
但是，我得替我自己说句话：我比常规的《窘迫》参演者更踌躇是有道理的。我可不是一个表演者。我参加试镜，不是因为我有多么想在几百个陌生人面前读我的中学日记，哪怕眼前只有这三位，对我来说人也有点儿多了。我来只是为了做研究。
在为《窘迫》试镜之前，我已经正式研究“尴尬学”接近两年，而非正式研究则已经接近30年了（人们确实都在说要写你知道的东西）。我们大多数人都经历过一个尴尬的阶段，我也不例外。我的成长经历多少有些特殊，因为我们家每两年左右就要搬一次。这意味着我刚刚适应了一所学校，我们就要搬到另一座城镇去，而且往往是在另一个州。每当我不得不扮演“新来的孩子”时，尴尬时刻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我很快就明白了，在一所学校里可以被接受的事物到了另一所学校可能会遭到全方位的嘲笑。你可以在1998年的纳什维尔爱上汉森乐队，但是在芝加哥，你最好试着喜欢后街男孩；你可以在21世纪初的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穿一件电影《独领风骚》里那种风格的过膝袜，但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你会因为坚守一种过时的潮流而遭人侧目。每个年轻人都对社会规则高度敏感，但我在长大的过程中对其他规则的一次次学习让我对那些偏离正轨的时刻更加敏感。也可能正因如此，才让这些时刻更容易出现。任何靠写东西吃饭的人最终写下的都是他们了解的东西，别管他们是否有意，但如果你的主题是我在过去10年间一直在研究的心理学，“要有自知之明”这句话就真的要按字面意义理解了。“这份工作最棒的地方在于，”以前有位老板对我说过，“我们不仅可以提出一些有趣的问题，我们还能找到它们的答案。”我们两个都偏好琢磨一些关于人类体验的古怪问题：为什么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讨厌自己的声音？为什么今天一想起自己几年前说过的蠢话或者做过的蠢事仍会脸红？还有，替那些我永远不会遇到的人——比如接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本应属于《月光男孩》）的《爱乐之城》演员和剧组工作人员——感到尴尬到底有什么意义？在这些情况下，我前上司的话其实只对了一半。这些都是有趣的问题，但我找不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来解释为什么每一件事都能让我觉得难堪。在科学文献中，似乎还没有类似“尴尬大一统理论”的东西存在，所以，我开始自己动手完成这件事。
不过，给你一条新闻学建议：不要只相信自己的直觉，去请教专家吧。在这种情况下，我已经开始认真地采访那些最了解这个课题的人了。例如，一些科学家和哲学家将他们的日常生活投入到对诸如快乐、嫉妒、内疚或者厌倦等情绪的研究中。为了开展我的研究，我需要和那些花时间研究“尴尬”的意义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感觉）的人沟通。这里说的意义，其实也就是当你完全、彻底地将自己置于尴尬境地时的感受：畏缩，肚子体验到生理上的、本能性的收紧，脸颊发红，手心出汗，以及内心的恐慌。
很显然，这代表我咨询了一些中学生。
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和明尼苏达州中部的一些十二三岁的孩子，很配合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在和他们交谈时，我愈加感觉自己提出的都是些来自古怪成年人的令人不自在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定义一下对他们来说“尴尬”意味着什么。以下是我最喜欢的一些答案，摘自对话、电子邮件或者短信：
▼ 尴尬就是大家全都默不作声的时候。
▼ 尴尬就是你不知该做什么的时候。
▼ 尴尬是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就是你经常会无话可说，或说不出话的情况。你会想尽快摆脱那样的境遇。
他们给出的定义凸显了他们在不确定情况下的不安，以及因某人偏离正轨而引发的不适感。当然，他们是对的，没有人会像中学生那样了解尴尬，但我不确定这些定义是否完整地表述出了那种感觉。
如今，我们对“尴尬”抱有很多期待。它已经成了万金油，成了在任何让我们感到不安的情况下，别管是琐碎小事还是人生大事，都可以派上用场的流行语。不久前，我在一个朋友的公寓里参加了一场小型聚会。一位女士告诉我们，她未婚夫的弟弟最近刚刚出柜——但只是对她一人坦白，其他家人都不知道他是同性恋，包括她的未婚夫。“太尴尬了，”她不停地说，“我现在只要跟他们待在一起就会感到很尴尬。”不过情况也可能是“美妙的尴尬”，新闻门户网站嗡嗡喂（BuzzFeed）用这个短语来为关于小狗的报道、初吻故事和麦莉·赛勒斯小时候的照片取标题。性事可能是让人尴尬的，工作也可能是让人尴尬的，但这些事情只要你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拥有过工作或者电视机就肯定已经知道了。最近，我发现了一款名为“工作中的尴尬时刻”的棋盘游戏，它提供了一种受欢迎的逆转现实的情景，让最不善于社交的员工获得游戏的胜利。
但最近让我感到惊异的是，人们有多么频繁地为这种感受赋予更多的含义。在一场名为“结束尴尬”的长期广告宣传活动中，一些残疾人维权人士表示，健全人在残疾人身边会感到非常不舒服，以至于他们中的许多人很直白地选择尽可能地避开残疾人。2016年晚些时候，《纽约时报》发布了一段题为《我们为什么会尴尬》（Why We’re Awkward）的短片，影片最后将原因归结于种族偏见。多年以来，喜剧演员W. 卡马乌·贝尔一直在鼓励美国人进行更多的“尴尬对话”，对他来说，这通常指的是对诸如种族主义或者性别歧视等重要而敏感的话题进行的讨论。比起网络上的“说出来文化”的很多典型实例，贝尔的技巧要温和一些。“说出来文化”指的是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羞辱使用攻击性语言或行为的人。然而，那些提倡这种激烈的，有时堪称冷酷的对抗的人，使用的说法也往往和贝尔的一样，他们都鼓励人们“尴尬起来”。
你有没有过说一个词太多次，结果让它失去了意义的经历？有时候我怀疑，我们就是这么对待“尴尬”的。当一个亲戚在感恩节谈论某件关于性别歧视的事情；当你和上司商谈加薪；当你在一个熟人的照片墙（Instagram）主页上逛了4个月，却不小心给他的一张老照片点了赞——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你的感受都能用这一个词来描述吗？在研究这种情绪时，我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正确地定义它。
在我看来，无论是在日常琐事中还是在意义重大的时刻，尴尬都是一种带有轻微不确定性的自我意识。在中古英语中，“尴尬”（awkward）指的是“错误的方向”或者“转向错误的方向”。在我的大学时代，人们经常用“尴尬乌龟”（Awkward Turtle）手势来表示尴尬：把一只手放在另一只手上，拇指上翘，整体看起来就像一只壳朝下、肚朝天的乌龟，它此时陷入了一种不舒服却又无法逃脱的境地。任何令人稍感不舒服的事件都被认为是尴尬的，都能用上“尴尬乌龟”手势。上课迟到？尴尬！在酒吧碰到前男友？尴尬！现在回想起来，这本身就够尴尬的。
在稍显紧张的互动中，乌龟手势这种傻傻的、诙谐的方式可以用来缓解气氛，在你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就可以使出来。而这种理解的后果是，尴尬多半会被认为是愚蠢且无关紧要的，因此如果想形容更加重要的事情，这个词就显得不恰当了。但我认为，与人们惯常的态度相比，这种感觉值得受到更加严肃的看待。它是一个警报系统，让你知道出了问题。当你不知道该对一个父亲刚刚去世的朋友说些什么的时候，当你竭力避免在谈论种族或者阶级时冒犯别人的时候，当你发现自己身处不怎么严重但内心仍充满挣扎的情况下的时候——比如，你试图鼓起勇气，看是否可以通过邀请对方喝酒来把一个工作中的伙伴变成真正的朋友，这时警报就响起了。在所有这些时刻，你都冒着过多地暴露自己的风险——不管是你的无知、你的真诚，抑或是你对基本社交礼仪的缺乏。
尴尬拉响了警报，畏缩就会随之而来。这是源于尴尬时刻的出于本能的强烈反应，是一种突然站在别人的角度审视自己而产生的不愉快的自我认知。这是一个强迫性的自我意识时刻，而且通常会让你意识到一个令人失望的事实，那就是你并没有达到对自己的期望。警报声响起，畏缩感让你中止、中止，必须中止，而你往往会照做。你什么话都没有对你悲伤的朋友说；你甚至不会尝试挑战自己对具有社会意义的议题的想法或信念；你直接回了家，并没有去外面找乐子。
不管怎样，这就是我们赋予尴尬的意义，但这真的有必要吗？从别人的角度看待自己是如此困难，因为这意味着你要采取有别于惯常的自我认知方式。然而，只要你能经受得住，通过别人的眼睛看待自己会帮助你更接近你希望成为的那个人。哲学家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写道：“如果我们不常常为自己感到深深的尴尬，自我认识的旅程便尚未开始。”我们应该时不时地尝试通过一只翻个儿乌龟的眼睛看看这个世界。
接着说我的《窘迫》试镜，多契奇似乎总是忍不住笑话我的慌乱。我在记者模式下度过了一个上午。我一直很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它给了我一个理由（以及一份自信，这是个令我开心的副作用）去向陌生人提问题。但在制作人让我开始在他们面前读日记的那一刻，所有的镇定都弃我而去。“看看你！”多契奇说，“你来的时候还是个冷静、自信的记者，现在……”他摇了摇头，又笑了起来，尽管他是善意的。
也许是察觉到我快要放弃了，楚帕斯卡提出一个建议：“你为什么不随便翻到某一页，然后开始读呢？”
“好吧。”我同意，并因对方的指点心怀感激。我随意翻开了一页——看到被我挑中的那一篇时，我立即开始后悔自己接受了这个提议。我想接着翻，但已经被加兰特逮到了。“你就读吧。”她说。
我就开始读了。“好吧，现在我真的很害怕安。她今天带了一本关于巫术的书，一本咒语书。当我试着告诉迈克或詹娜时，他们都觉得这很酷。他们想看那本书。”我之前就知道，英语中“窘迫”（mortified）这个词的拉丁语词根是“死的”（mors），但是到了这会儿，曾经让我觉得挺好玩儿的语言学小知识已经有点儿太真实了，因为大声朗读这些内容真的让我想死。这本日记记录了我们家从纳什维尔搬到芝加哥郊区几个月后的事情。在纳什维尔，我上的是一所小小的宗教学校；到了芝加哥郊区，我进入了一所规模挺大的公立学校。这些不受宗教信仰约束的孩子的邪恶行径吓坏了13岁的我。“我永远、永远都不会参与那些事情。我向你保证，耶稣，现在我是一名基督徒，而且我会继续保持这种状态。我保证我永远不会跟那种事情有所牵连。我会信守承诺。”
这是最奇怪的事情：写下这些话的人是我，但此刻我觉得自己像是在读剧本，就好像在演戏。20世纪中叶著名的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1956年的经典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中描述了他在社会学领域的“戏剧”理论。戈夫曼认真地研究了莎士比亚的“世界是一个舞台”的观点，建立起一种理论，认为每一次社会互动的作用方式都像是一出戏的一部分：我们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呈现自己，以符合特定观众的期望。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后台，演员可以放松下来，做真正的自己。当舞台和后台发生碰撞，当观众可以看到演员换上戏服的过程，尴尬便发生了。这是一种隐喻，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在为《窘迫》试镜时的体验那么奇怪——那是故意把后台的事情搬上了舞台。
在朗读自己的日记时，我在畏缩，既因为我不再是写下这些文字的那个天真的、受到保护的孩子，也因为我仍全然是写下这些文字的那个天真的、受到保护的孩子。我开始意识到，当你一不留神让一个没拿剧本、未经修饰的自我跑出来的时候，就会体验到畏缩的感觉。还有什么比十几岁的自己更不加修饰呢？举个例子，中学时代的我，是一个对友谊缺乏信心的自命清高之辈，把热情献给了许多琐碎的小事，对一切事情都过于认真（比如在1998年4月14日，我在日记中这样写道：“86年前，‘泰坦尼克号’沉没了，好伤心。”）。从七年级算起，我本人经历了20年的改变，但说实话，30多岁的我仍然拥有这些特质，只是现在的我在非常努力地隐藏我人格中的这些方面。每当我做了一些会显得我过于兴奋或者过于渴望遵守规则的事情时，就好像是中学时代的我回到了表演现场，瞪大眼睛盯着我的成年生活，而我拼命地想在别人看到她之前把她推回去。你回1998年去吧。快点儿，回去！
不仅仅是我自己。喜剧演员皮特·霍尔姆斯在他的播客《你让人感觉怪怪的》中，讲述了他与格伦·汉塞德共同主持一场现场演出时发生的故事。格伦·汉塞德是一位爱尔兰音乐家，最为人所知的杰作是与玛可塔·伊尔格洛娃共同出演并献声、在2007年获得奥斯卡提名的音乐电影《曾经》（Once）。在现场演出中，汉塞德邀请了霍尔姆斯的女友瓦莱丽·钱尼——她的声音很好听——与他们一起上台。开始演奏《曾经》里动听的对唱歌曲《慢慢下降》时，他转向霍尔姆斯和钱尼，问：“要不要一起唱？”
“我吗？”霍尔姆斯问道。汉塞德没有回答，大概是因为他正忙着演奏。于是霍尔姆斯从座位上站起来，和汉塞德一起唱了这首情歌。“坐上这艘正在下沉的船，对准家的方向，我们仍然有时间。”霍尔姆斯兴致很高。歌唱完了，观众鼓掌。
这时汉塞德说：“我问的是瓦莱丽。”
观众哄堂大笑。霍尔姆斯试图从容应对，但事实上，他后来在自己的节目中说，他感到很丢脸。“在内心深处，我是那个八年级的胖孩子；是那个手心爱出汗、发型古怪、T恤不合身、胸部肥大的孩子；是那个想要跳舞时就会感到害怕并总是被绊倒的孩子……我可以出去大声说服人们，说我是坚不可摧的，但那个孩子仍然在我心里。当我做出那样的事情时……我又变成了他。”
你十几岁时的经历与你如影随形是有原因的。你可能听说过“怀旧性记忆上涨”（reminiscence bump），心理学家用这个术语描述这样一种现象：相较于其他阶段，对在10~30岁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事情，我们往往能够回忆得更加清晰生动。研究人员有多个用于解释这种现象的理论，例如，也许这些记忆因其新奇而突出。你更容易记住你的初吻，而不是第11个吻，这是说得通的。但除此之外，纵观我们的整个人生，所有突出的记忆点都是与我们的自我意识相关联的。在尴尬的青少年时期，你正在为成年后将要踏上的道路打下基础——你加入校报社，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你找了一份无偿的课后辅导工作，意识到自己想成为一名小学老师。你一辈子都把青少年时期的自我装在心间，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你正是在那段时间才成为现在的自己。
我开始把自己内心深处的少年看成我成年后仍感觉得到尴尬的无形煽动者。当我因为在工作陈述中说了傻话而感到尴尬时，那就是她捣的鬼——就和穿着不合身的牛仔裤去上学时同样难为情，这是生怕因为不合群而遭到排斥的极端社交恐惧。当我跟别人说完再见才发现两人要往同一个方向走，于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的时候，那也是因为她出现了——这让我想起了八年级时的那两个星期，那时我有一个“男朋友”，可我从来没有和他交谈过，因为我从来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社会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对青少年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但事实是，我们大多数成年人同样不擅长处理这种不确定性。但在自我意识和不确定性的背后，隐藏着对一窥“镜像自我”（looking-glass self）的恐惧，这个短语在心理学研究中长期存在，被用来描述他人对我们的看法帮助我们形成自我概念的方式。换句话说，我们指望通过他人看到自己折射出的镜像，当我们不喜欢自己看到的东西时，我们就会感到非常尴尬。
当我告诉别人我在研究“尴尬学”时，他们倾向于认为我写的是关于性格特征的作品，就像是内向或者害羞。我不确定这是否准确。我感兴趣的是将尴尬当作一种情感去理解，而不是特质，尽管它可以同时被视为这两种东西。例如，研究“厌倦”之类情绪的人员，会用“特质”（trait）和“状态”（state）这两个术语来做出区分。“特质性厌倦”是一个人体验这种感觉的倾向——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感到厌倦，这是一种趋于稳定且持久的特征，不会随着情况的改变而变化。另一方面，“状态性厌倦”是短暂的，依赖具体情境。同样的道理，有些人会比其他人更频繁地感到尴尬，不过也有一些特定情况会让大多数人畏缩不前。
哲学家亚当·科茨科（Adam Kotsko）观察到，美国流行文化更多地把尴尬问题设想成一种个性特征，将其视作不适应社会的个体出现的原因。只要迈克尔·斯科特或者拉里·大卫或者你，亲爱的尴尬人，能够学会遵守礼貌社会的规则，尴尬就不复存在。然而，这真的是有关尴尬的全部真相吗？在美版《办公室》（The Office）第二季的某集里，迈克尔邀请大楼的物业经理比利参加一场仓促召开的会议，讨论尊重及不侮辱残疾人的重要性。比利坐着轮椅，对邓德米福林公司的员工们说：“我从4岁开始就坐在轮椅上了。我甚至已经注意不到它了。”对此，迈克尔回答道：“他们注意到了，对不对？”带着指责的口气，他向他的员工们诘问道：“他进来的时候，你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它，不是吗？”这是一个令人想找条地缝钻进去的尴尬时刻，然而很明显，迈克尔自己并不觉得尴尬。正是这样的时刻提醒我，仅仅用“尴尬的人”这个词来理解尴尬是不够的。
在研究过尴尬的方方面面之后，我意外地从中体会到了共同人性（common humanity），而不是像内向、害羞或者神经质之类的让人感到孤立的个体特征。如果它是一种感觉，就像幸福、嫉妒或者好奇等其他老派的美国情感，那么它就是一个我们可以完全认识的概念。“没有什么尴尬时刻，”奥普拉·温弗瑞曾说，“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有机会体验……别人不曾有过的经历。”顺便说一句，“窘迫”是“尴尬”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为尴尬的时刻也是令人窘迫的（或者至少包含了令人窘迫的风险）。在我看来，“尴尬”是“窘迫”中体现自我意识的一面，再加上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哦，天哪，我现在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者做什么。无论如何，我并不是要和奥普拉展开论战，但是“尴尬”或者“难堪”的显而易见的普遍性中的事实并不意味着这种感觉不存在。恰恰相反，这一事实凸显了这种感觉的重要性。那些让你尴尬的事情通常是值得分享的，因为它们可以帮助别人减轻孤独感。每当你从别人那里体会到“二手”尴尬时，你都会经历这种感觉。在2005年左右，我曾与一个精神敏感的人约会，每次我们一起看《美国偶像》的海选时，他都要离开房间，因为那些在国家级电视台上让自己难堪的歌手会让他感到非常不舒服。他感觉得到他们的痛苦，就好像那些都是他自己的痛苦。逃离那种让自己尴尬的处境是可以理解的反应，但是如果你能教会自己忍受那种情况呢？说不定你可以学着以同理心为途径去同情，同情他人，也同情自己。从某种角度来看，尴尬是一种有价值的感受，是一种值得探索而不是需要逃避的情感。如果我们允许，小小的耻辱可以把人们团结在一起。同是天涯荒唐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回到我在《窘迫》的试镜，我最终偶然发现了一些能让制作人振奋起来的内容。“1998年4月26日，”我读道，“去年这个时候，我和我的朋友们才刚刚开始喜欢汉森乐队。我们正在为亨茨维尔之旅做准备。我记得我们想在公共汽车上唱MMMBop，但是我们不知道歌词。”
多契奇突然大笑起来，我认为这又是一个让我停止阅读的信号。“你们想唱MMMBop，”他重复道，“但你们不知道歌词——哦，我的天哪！”他转向了楚帕斯卡和加兰特。“要我说，这就是典型的‘窘迫’。”他对他们说。在为节目选角的过程中，他们寻找的是仍然生活在我们内心的那些可爱、天真、认真、全然不知所措的青少年，而我的这篇日记显然已经满足了所有条件。尽管我知道这不是一次真正的试镜，但当他们把我列为3月份的参演嘉宾时，我还是有点惊讶。我和楚帕斯卡搭档，他会帮我把我的日记编辑成一则10分钟的故事，一则我可以在节目中朗读的连贯故事。第二天，以及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告诉我的朋友和同事们，几个月之后，我将在台上朗读我七年级时写的日记，几乎每个人的反应都是用这样或那样的措辞问出同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为了研究”，我对这个问题没有其他的回答。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以让自己尽可能地少经历尴尬时刻为目标来构建自己的生活，然而，在《窘迫》中，有这样一群古怪的人在故意地寻找这种感觉，他们每个月都聚在一起，以此为乐3个小时。他们知道些什么我们其他人不知道的事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