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是一粒种子。
我把自己移栽进了城市。
我要说，我是一粒成熟的种子。我的成熟是在十二岁之前完成的。我还告诉你，我是一个有背景的人。我有许多老师，家乡的每一棵草都是我的老师……早在十二岁之前，我已读完了三千张脸，吃过了田野里生长的各种植物，见识过了各样的生死。此后生活的每一天都是过程了。过程是不可超越的。
我身上背负着五千七百九十八亩土地（不带宅基），近六千只眼睛（也有三五只瞎了或是半瞎，可他们都看着我呢），还有近三千个把不住门儿的（有时候，能把死人说活，也能把活人说死的）嘴巴，他们的唾沫星子是可以淹死人的。
我之所以把自己展览出来，是为了让你了解，在这个世界上人跟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是有背景的。一个人的童年或者说是背景，是可以影响一个人一生的。比如说，在我的潜意识里，电话铃响和狗咬声是一样的突兀。不过，现在不同了。狗也到城市里来了。
在我进入城市的头一个十年里，你要问我最怕什么，我告诉你，我最怕的是电话铃声。每一次电话铃响，都会让我心惊肉跳！
有时候，我又觉得我是一个楔子。
强行嵌进城市里的一个柳木楔子。
虽然我满身是芽儿，可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水泥地上扎下根来，长成一棵树。因为，家乡父老还等着我植下的阴凉呢。
三十年前，当我背着行李来到省城的时候，下了火车，已是黄昏了。满眼都是灯。灯就像菊花一样一盏一盏开放着，却没有一盏是我的。可我心里仍然充满暖意，因为我是一个有“单位”的人了。那时候我顺着柏油马路往前走，公共汽车一辆一辆从我身边开过，自行车的铃声一串串响着，人流像潮水一样涌动，我知道他们都是有方向的人，回家的人。我也有方向，单位就是我的方向。我不急，我没有乘车。不是钱的问题（那时公共汽车坐一站五分钱，三站一毛），我是想用脚步丈量一下这座我很有可能就此扎下来的城市。
每当我走过一两个路口，就会看到一个公共汽车的路牌。那时候的路牌很简约，一根刷了蓝白两色漆的铁杆子，杆子上挂着一个刷了红漆的铁牌子，牌子很多，一路车一个牌。牌子上标着通往各站的站名……那路牌叫人觉得亲切。我以后就是这个城市的人了。
不客气地说，最初，我走在省城的柏油马路上就像是走在红地毯上一样，很幸福。路两旁亮着一盏盏路灯，那光芒是五彩的，这就是我的未来。周围的自行车铃声也十分悦耳，公共汽车刹车后的那一声“吱”很温馨，很生动……我很想给这个城市打声招呼，嗨一声：你大爷的，我来了。
我边走边问，走了一小时四十六分钟，当我摸到单位的时候，我一下子就失去“方向”了。在学院门口，传达室的老者告诉我说：下班了。你明天再来吧。我说我是来报到的。老者说：我知道你是来报到的。人事部门的人都下班了。你明天来，明天上午八点……我站在那里，迟疑了很久，我不知道该往何处去。
我有点蒙。我顺着一条条街道漫无目的地往前走，边走边想，我该往哪儿去呢？我甚至不知道饿。我只是在想，是不是到火车站去蹲一夜？虽然那时我兜里揣着一百二十六块六毛钱（这是我读研节约下来的），可我没有想到可以住旅馆。我根本就没有住旅馆的意识。再说，那时候还没有实行身份证制度，住旅馆是要证明的。在报到之前，我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那就是说，我现在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我无处可去。
就这么走着走着，我脑海里突然蹦出了一个念头：油菜！我紧紧地抓着这个念头不放，心里一遍一遍地念着：油菜。油菜。油菜。
油菜是一个人的儿时小名。他也是无梁村人，吴老根家的儿子，大名叫吴有才。吴有才在部队里当了三年工程兵，复员后转业到颍平市一家建筑公司当了建筑工人。记得夏天里他回家乡时我跟他见过一面，他穿着一件的确良短袖衫，手上戴着一块手表，很骄傲地说：我们的工地迁到省里去了。在省城盖大楼，在某某路某某街……去呀，你们都去，到时找我！我知道，他也就这么顺口一说。他知道村里人没有机会到省城去，才这么说的。这叫“巧让客碰上热粘皮”，我真的来了。
在我苦思冥想之后，我终于想到了这么一个老乡，七不沾八不连的“关系”。可什么路什么街呢？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那是冬天，走着走着，天开始下雪了，小雪。城市的夜晚有灯撑着，那暖意是彩色的，也是有差别的。城市最寒冷之处，是让人看到了差别。
在飘着雪花的夜晚，我顺着马路往前走。那时城市里刚刚时兴羊皮衣，百货商场的橱窗里展示着各式各样的羊皮；大街上行走的也是羊皮，有驼色、蓝色、红色和黑色的羊皮……羊皮衣一旦穿在女人的身上，皮带子一扎，腰就细溜了，屁股一扭一扭，更显臀肥。马路上响着很时尚的“嘚儿、嘚儿”的节奏，圆润饱满的节奏，叫人春心荡漾的节奏（后来，等我穿上羊皮衣的时候，城里已经没人再穿羊皮了，它过时了，成了三陪小姐的着装了）。那时，我的眼是在乡村里经过节俭训练的，尚不敢乱看。
省城的路有经、纬之分，我从经一路一直走到经十路，而后从纬九路拐到纬一路、和平路、文化路、黄河路、农业路、京广大道……夜渐深了，天空飞舞着雪花。有灯光的夜晚雪花像粉色的天幔，洋洋洒洒，给女羊皮们那“嘚儿、嘚儿”的节奏输送着温文尔雅的诗意。可我，走着走着，却闻到了一股薄荷的气味。
灯光里有针，有薄荷，一丝丝的。无论走到哪条路上，我都能闻到一股薄荷的气味，那是从灯光里冒出来的。我的腿很沉，越来越沉。可我的脑海一刻也没有停止转动，就像是大海捞针一样，我先是使用了“联想记忆法”，而后又使用“排除记忆法”“谐音记忆法”，甚至“油菜记忆法”，每到一个路口，我都站下来看一看路牌，而后去想油菜的嘴脸……油菜，你到底在哪条街上呢？
油菜的大嘴一次次在我脑海里浮现。我看见油菜挥着手，他手腕上的表明锃锃的，他说：“上海全钢防震的。”这就是那个时期建筑工油菜的时髦。这就是那个时期城市和乡村的差别：灯光和狗咬，毛蓝布和的确良。他穿着的确良、戴着“上海全钢防震的”手表向我招手呢……走累的时候，我多次靠在电线杆上，靠着一份冰凉，小心地打量着这个城市。它会属于我吗？
有一刻，我以为我想起来了，好像是嵩山路，我就问嵩山路；走到了嵩山路，我又觉得他说的好像是衡山路，而后又是香山路、黄山路、榆树街、椿树街、鼓楼街、清虚街……街边上，楼房里的灯光一盏盏熄了，只有路灯亮着。我还在走，很机械地走。我实在是不想走了，我累了，这已经不是疲惫，是麻木。我对自己说，再走一条路，只一条。如果还找不到，我就掉头回去……我不停地对自己说，回车站吧，回火车站蹲一夜就是了。可我还是不甘心，我怎么这么笨呢？
我走在省城的大街上，呼吸着寒森森的空气，就像走在荒原上一样，满心的凄凉和荒芜。路边的商场已经关门了，连个借脚取暖的地方都没有。路是陌生的，所有的脸都是陌生的。我在寻找一丝温热。那是一个小名叫油菜的人，你在哪里？
此后我问我自己，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几乎走了一个晚上，走了半个城市，执着地去寻找一个小名叫油菜的人？你怎么就这么傻，为什么不先找一个小旅馆住下呢？你还可以打打电话，找一找昔日里的那些大学同学。可你连打电话的想法都没有，你没有“电话意识”。后来我明白了：那不是我在走，是我的背景我的家乡在推着我走。我不能不走。我不是在找人，是找一份庇护。
也是过了很久我才明白，要想顺顺利利地在城市里生活，你必须拥有三要素：身份、单位、关系。这三者缺一不可。如果你没有“身份”，也没有“单位”，再没有“关系”，那么你就成了一个漂泊者。城市就像是一个迷魂阵，随时都会有危险。商人是最先明白这个道理的。早在几百年前，精明的晋商就在各地建起了“山陕会馆”，这也许是他们有过许多沉痛教训之后得出的经验。哪怕是到了交通和通讯如此发达的今天，各省仍然在首都北京建起了许多办事处，那其实就是一个为了办事方便的“关系处”，一个据点。
我知道，在报纸上，人们都反对拉“关系”。殊不知，“关系”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壤，人们是最离不开“关系”的。尤其在精神世界里，人们靠“关系”活着。马克思就曾经说过：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于是，所有的反对者反对的都是别人，不是自己。没有人反对自己。我还算幸运，在深夜两点二十七分，我终于找到了“关系”。
我是在一家建筑工地上找到油菜的。他是“有才”，不是“油菜”。为了他的体面，我不能再叫他小名了。守工地的老头告诉我说：有。有这么个人。
建筑工人吴有才睡在一栋正在施工中的七层楼（还没有安装门窗）的毛坯房里。当他穿着裤衩子从床上跳下来，赤裸裸站在床前的时候，眼瞪得像牛蛋，嘴张得像簸箕，那两只手哆哆嗦嗦，像是大冬天握着两把扇子，扔也不是握也不是，他万万想不到这个时候还会有人来找他！
油菜傻了。
吴有才抱着两只膀子，冻得咝咝地说：丢，是丢（我儿时的小名）？你，你你你……怎么来了？我说，看工地的老头人不错，说你在七楼。他说：是老朱吧？朱师傅，老乡，一个县的。说着，他赶忙披上衣服，看了一下手腕上的表：我肏，都两点半了。你咋这时候摸来了？还没……那个啥……吧？说着，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还没粉刷的墙，墙上揳着一颗钉子，钉子上挂着一个提兜，提兜里装着他的碗筷。我说，都啥时候了，早吃过了。找你可真不容易，我都快累死了。你不是说，让来省城找你吗？他听我说吃过饭了，一颗心放在狗肚里了。说是啊，是啊。你怎么不早点来呢？我说，我是来报到的，来晚了……他看着我，连声说：先睡，都快三点了，赶紧睡吧。说着，他指了指对面的一张床，说：这儿，就睡这儿。这狗日的请假回家了。
这时候，我一下子松下来了，浑身像散了架似的。我往“狗日的”床上一躺，那木板床上铺了新鲜的谷草，床单是新洗过的，真软和呀！被子也厚，暖暖和和的！真好。我太累了，太想睡了，眼皮像粘住了似的。可我得说话，必须说话，这是代价。
我们两人躺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家乡体己话。为了能接住他的体己话，我用心支着眼皮，拼命保持着最后一丝清醒，好去接他的话头。油菜的话就像是纷乱的线团一样，七缠八绕，像是永远没有头儿。我心里说：油菜，你饶了我吧，让我睡吧。
他絮絮叨叨地说：丢，毕业了？我说毕业了。他说：还是啥子研究生？我说是。他说：调省里来了？我说是啊。他说：从今往后，你就是国家干部了？我说：……啊。他说：乖乖，大学教师？我说：……啊。他突然坐起来，身上披着被子，两腿一盘，说：丢，我差一点就当空军了。空军飞行员。我说，是……吗？他说：不骗你。丢。我身上有癣。要不是我身上有癣，要是我娘早些用偏方给我治治，我就是飞行员了。我说：是啊。你就上天了。他说：当初，二婶给我说个媒，兔子家还看不上我呢。如今，她算个屁？……丢，老蔡那狗日的还当着支书呢？他老三闺女真不像他亲生的，水灵灵的，瓷白！……我嗯着嗯着，我的心已经睡着了……床很暖和，太舒服了！
第二天早上，油菜请我吃了一顿大餐：豆浆、烧饼、油条、胡辣汤，还有酱咸菜。而后，我正式去学院报到了……报到后，我终于在省城分到了一个床位。
一间房子，住三个人，有我一个床位。
每个城市都有它的气味和特点。
你闻到这个城市的气味了吗？风里、空气里是不是有点沙？有沙吧。
这是一座毗邻黄河的城市，关于黄河的历史记忆就含在那有沙的气味里。在时间里，沙已被磨成了面儿，颗粒很小很小，可它还是沙的味道。带一点碜，一点涩，一点水腥，一点甜，一点点咸。这里还是“十字路口”，一个国家的十字路口。这里有贯穿东西南北的铁路线和飞机航线。更早的时候，它还有黄、淮两条水路……四通八达。就此你明白了吧，这座平原上的城市，就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虽然是一个“十字路口”，可它的历史很厚，厚到了不可言说的程度。那就单说十字路口，十字路口行走着南来北往的人。这是一个叫人淡忘记忆的地方，也是一个喜新厌旧的地方。它的商业氛围是含在骨头缝儿里的，欺生又怕生，是那种一次性交易、不要回头客的做派。但一旦待得时间长了，它又是宽容的、保守的、有情有义的。
我曾认真研究过这座平原上的城市，虽然它交通发达，可它又处于中原腹地，其生活节奏自然比一线的大城市要稍稍慢一些，半拍。生活节奏一慢，人情往来就多，人事关系就相对地要复杂一些。这里的人事关系是由一个个“单位”组成的。单位又与单位相互交叉辐射，一级一级的，成了一个个由人与单位，人与家庭、楼房、街道组成的网。白天里“单位”是魂，人活在一个一个的单位里；到了夜晚，灯光就是魂了。灯光聚拢人气，给人以方向。如果没有灯，城就死了。我很庆幸，我是个有单位的人。
刚进省城的时候，我曾经问过很多人：我脸上刻有字吗？
同事都笑着说，没有。没有。可为什么连卖早点的小贩都用那样的眼光打量我，说新来的？我怎么就是新来的？我怎么就不能是城里人呢？我是学院的老师了。我已经上了户口，转了关系，有了单位，还怎么着？
报到后的第五天，我去学院的电工房借了一把钳子。我住的地方离电工房锅炉房很近，整天嗡嗡响，噪音大。我想修一修那扇一刮风就呱呱嗒嗒响的窗户，就近借把钳子用用。谁知电工房的师傅看了我一眼，说：你谁呀？我说我是这个学院的老师。他冷冷地说：新来的吧？我说：是。他马上说：没有。其实，我看见钳子了，钳子就插在墙上的电工包里……我赔着小心，说：师傅，我就用一下，一会儿就给你送来。他低着头，看都不看我，仍然生硬地说：没有。不借。我前天还见他对办公室管后勤的一个小职员点头哈腰的，小跑着去给人家换灯泡去了……我顿时火冒三丈，这不是欺生吗？我扭头就走，到商店里花三块五毛钱买了一把……不为钳子，为尊严。
初来时，我有一年的实习期，是系里的助教。我的态度很好：上班第一个来，打水扫地抹桌子；下班最后一个走。我见人就点头，恭恭敬敬地对长者微笑……走在学院的路上，一个老教授突然扭过头来，对我说：小豆子，我家的纸箱子……噢，新来的？我很沮丧。我怎么就成了“小豆子”了？我怎么就是新来的？我黑吗？我回房照了照镜子，我像新来的吗？我“新”在什么地方？
我得承认，我是一匹狼。我心里藏有“狼性”。我是一匹企图披上“羊皮”的狼。我混进了城里，可我在城里必须小心翼翼地走出“羊”的姿态。我说过了，我见人就点头，微笑。但点头也得有度。我知道，做学问的都是“刺猬”，要有距离感。不能过于近，过于巴结，不能涎着脸对人笑，要似点似不点，就像见了老熟人一样，浅浅地点，有亲切的意味又不讨人嫌。这且得练呢。
我的敏感是天生的，是田野里的五谷杂粮和百家奶喂出来的。为了融进这座城市，我开始不断地修正自己。我发现，我走路比一般人快，急辣辣的，这也许就是“新”的不成熟的一种表现。我得慢下来，做出一种气定神闲的样子。也不能太慢，太慢了会显得迟疑，大门口的门岗马上就会拦住你问：找谁呢？我的胳肢窝里还得适度地夹上两本书，两眼目视前方，似看似不看，这就对了。这种既快不得也慢不得的走法我练了好一阵子。晚上，我独自一人在校园里走来走去，我很想走出一种从容……
在我正式成为披着羊皮的“狼”之前，我还需要适度的“包装”。那时候，“包装”是一个新词，还没人用呢。我是在生活实践中最先发现的。于是，拿到工资后，我给自己添了几件衣服，衣服是在火车站附近的批发市场上买的，大多是仿名牌。这没人能看出来。这样，我走在学院里，走在大街上，就自如多了。没人再说我是新来的了。虽然，在这座城市里，我只有一个床位。
我开始大量地阅读，我所有的闲暇都泡在了图书馆里。八十年代是一个读书的时代，国内国外所有的新书我都找来读。从历史到文学、哲学、心理学，一直到世界各国的名人传记；从黑格尔到莎士比亚，从希特勒到尼克松，从蓬皮杜到田中角荣，我逮谁读谁，一边读一边记笔记……这就是我的武器。我知道，在大学里，一个没有学问的人是很难混下去的。我还知道，对付城里人，舌头上必须有新词。
学院后边有一工字楼，也叫朝阳房。工字楼坐北朝南，采光很好。上边是古色带檐筒子瓦，下边是古色红墙，廊前有中西合璧式的圆柱，楼道里铺着红木地板，朴中透着贵气，显得厚实，庄重。前边还有两个几何形的花圃，有一排丁香树，朱墙上爬满了红叶，那是一栋教授级别才能住的楼，每户都是三室一厅。不时有穿着红色塑料拖鞋的小保姆挎着买菜的篮子，“呱嗒、呱嗒”地从楼道里走出来……那就是我奋斗的目标。
我的机会来了。一个副教授，在临上课时突然病了。我作为临时救场的“替补”被系主任急火火地找去，要我代他上一课。我问讲什么？系主任说：老周的讲义在桌上放着，你替下来就行。系主任老魏又很知心地告诉我说，这届学生底子薄，你只管放开……于是，我就这么“匆匆”上了讲台。
说老实话，我并不“匆匆”，我是早有准备。
没想到，我的第一课是在学院最大的梯形教室里上的。那是一堂大课，我带着我的笔记本进了教室。教室坐有大约三四百名学生，最开初时乱嚷嚷的……现在，我已忘记我到底讲了些什么了。开始，一看那么多人，我有点慌。可我记住了一句话，我童年里大队支书蔡国寅说过的话。他说，喏，你一旦站在台上，台下的都是白菜，一地的扑啷头大白菜！我豁出去了，我是对着一地的扑啷头白菜讲的那堂课……临进教室前，我在教研室里偷偷翻了老周的讲义。老周他五十九岁了，讲的都是些“文革”前老掉牙的东西。而我，讲的全是新东西。我慷慨激昂地给学生们上了一课！
站在梯形教室的讲台上，沉默了三秒钟之后，我在黑板上写下了三个大字：吴志鹏。这是我自己的名字。我知道他们不认识。我想，从今以后，他们就认识了。这也是我童年的老师——“慢毒药”先生告诉我的。我说：同学们，一八四八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创作《共产党宣言》时说过的一句话，你们知道吗？……南北战争时期，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葛提斯堡演说》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一九四〇年以首相的身份出席下院议会时，在即席演说中讲的最著名的一句话，你们知道是什么？（我心里说，白菜们，我得先把你们吓住。）……于是，我放开喉咙，一直讲到下课铃声响的时候，同学们仍瞪着眼在教室里坐着……而后是雷鸣般的掌声。
下课了，学生们忽一下全围上来了。女同学乱纷纷地拿出笔记本向我提问题。她们一个个甜甜地叫着：吴老师！吴老师！吴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可以吗？……说实话，这时候我的贼心悄悄地溜出来了，我看似漫不经心而又十分敏锐地打量着这些女大学生，我的“第三只眼”在寻觅、扫描着人群中最漂亮的女生，鸭蛋脸儿？苹果脸？笼烟眉？柳叶眉？要是有可能的话，我会……可我必须矜持。我告诫自己：要矜持。
那个日子我至今不会忘记。
那是五月二十七日。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七日，也是课后的第七天。三个“七”，所以我记住了。那天下午，一个女学生来到了我的寝室。她敲门的声音非常优雅，富有弹性，像打电报一样，“嗒嗒、嗒嗒”，两下一节，一共敲了四下。当我拉开门的时候，一股香味随着阳光扑进来。那不是化妆品的香味，那是带有夏日阳光的女人的肉味，鲜活的、生动的、甜的。她背对着阳光，金灿灿地立在那里。她身上穿着一条红色的短袖连衣裙，两只臂膀上的皮肤闪动着象牙般的光泽。她静静地站在门前，在她身上，阳光是流动着的，就像是镀了阳光的金色液体，熠熠地环绕着一个美丽的活色生香的女人。一个按现在的说法，叫有态儿、有范儿的女人。我觉得连阳光都醉了。是的，先有光线和味道扑过来，而后才是活色生香。那气息准确地告诉我，那是可以点亮整个世界的、熟了的气息。就像是樱桃，向阳坡的，鲜艳欲滴的。就像是葡萄，吐鲁番的，晶莹剔透的，熟了的玉色。那么，一个女人熟了的时候，是什么样子，那几乎是几何级的果实了……此时此刻，我才真正理解了古人造的那四个字：蓬荜生辉。我明白了，那是专对女人的，只有女人才能照亮一间屋子。
她说：吴老师，我是外语系的，听过你的课。
我像是被人打了一闷棍，我的神思还没有转回来，我“噢、噢”了两声。
她说：对不起，打搅你了吧？
我说：噢噢……而后又急忙更正：没没没，没有。
她笑了。她的笑容像“蜜制三刀”，那是我童年里最爱吃的一种小点心。她听出了我的混乱。她的眼睫毛很长，眼睛大大的，像鹿一样。嘴也大，嘴唇肉肉的，红鲜鲜的，牙齿很白，笑意在嘴角上含着，鼻尖上亮着细细的汗珠，一切都亮着，饱含着汁液，饱含着韵致和味道，好像随时可以溢出来。真好！樱桃熟了，真好！
我承认，我竭力掩饰着，不让我眼里跳出“手”来。可我仍然不能抑制心里生出的欲望，一种强烈的想去抚摸她的欲望。那白嫩的皮肤就像丝绸一样，流动着光的液体……我恍恍惚惚地听见她说：我姓“mei”，叫“mei cun”。
我说：是美丽的美吗？
她说：是梅花的梅。
我立即说：这个姓氏不多呀。哪一支？是商王的后人，还是八旗的后人？
她睁大眼睛，惊讶地望着我，笑了，说：我也说不清……我是东北人，满族。
说实话，我醉了。我不知道你是否醉过？我知道有喝酒喝醉的。有吸烟吸醉的。有吃肉吃醉的……可我说的不是这些。我坦白地说，我是看女人看醉了。也许你不相信，可我确实是醉了。也许，我忍耐的时间太长了，我对那鲜艳怦然心动，对女性的美丽怦然心动。我一连醉了七天，七天之后我才清醒过来。
那天下午，我只觉得我的天灵盖在咝咝地冒冷气，那是一种集合全部能量、要冲上去的感觉！……如今，我已忘记了我都给她说了些什么。可我知道我醉了。
人都有醉的时候，可醉的方式不同。你绝对想象不出我醉后的表现。我像疯了一样，一连七天在操场上跑步！……梅村，她叫梅村。就住在女生宿舍最前边的那一排，正对着学院的大操场。我破例给自己买了一身红色的运动衣，穿在身上，疯狂地、像晕瓜一样地到操场上去跑步。我每天一早一晚，都到大操场上跑步，其余的时间是在准备“跑步”。那七天，我整日里晕晕乎乎的，走路都深一脚浅一脚，可我一直跑啊跑。早上，当晨铃响起的时候，我绕过电工房，绕过学生宿舍，猴急猴急地蹿到操场上，就为看上她一眼！晚上，当熄灯号吹响之前，我仍在操场上跑步，就为能看她一眼！
天哪，我一共才看到过她三次。
操场边上有一盥洗台，水泥台上装了一排自来水管，那是让学生洗漱用的。第一次，是早晨，我看见她刚起床，端着一个洗脸盆从寝室里走出来，头发束成简单的马尾辫，站在水泥台前洗漱。我控制着跑步的速度，刚好在她仰起脸的那一刻，跑到水泥台附近，我扬起手，很矜持地跟她打了声招呼：早上好。她望着我，笑了，说：吴老师，跑步呢？我说：噢，锻炼锻炼……而后，我招招手，就慢速跑过去了。那时候，她脸上还挂着水珠儿，一脸睡后的海棠红，带着晶莹水珠儿的海棠红，她的笑容已刻在了我心里。我第二次见她，是晚上。我看到的只是她的一个剪影，朦朦胧胧的剪影：那是临风的玉树，夏日的荷花，秋熟的海棠，虽然隔着很远的距离，我已经很满足了……我在操场上跑步时，昏昏沉沉的，像中了邪一样，满眼都是她的影子。第三次，黄昏时分，在阶梯教室的外边，她站在台阶上，朝着我微微一笑，有一束光亮，撕锦裂帛般地、响箭一般地射中了我……我爱她爱得神魂颠倒，几乎到了发狂的地步！有一天半夜里，我实在是忍熬不住了，竟然鬼使神差地冲到她寝室门前，“咚咚咚”敲了几下门……可就在最后一刻，一声“谁呀？”把我给吓醒了！我的心怦怦乱跳，扭头就跑，像兔子一样。我听见我的脚步声像炸响的鞭炮，心跳像偷灯油的老鼠，吓得我七魂走了六魄！当我一口气跑进操场南边的杨树林，觉得安全的时候，我大口大口地喘气，用最恶毒的语言在心里咒骂自己……骂是骂了，可我仍然贼心不死，在操场上整整跑了一夜，一边跑一边在心里大声呼喊着她的名字：梅村！梅村！梅村！
要是换一人，可能就疯了。可我没疯。
我要问，你能扛住这种诱惑吗？谁可以抵得住这样的诱惑？！
我告诉你，我扛住了。
第八天，在我跟她接触后的第八天，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我发现了自己的贫穷。从里到外，彻头彻尾的贫穷。我曾经不惜丧失尊严地混进了一个检查寝室卫生的小组，以检查卫生的名义进了她的寝室。她寝室里有四张双层高架床，共有八张床铺。梅村住的是靠里的一个下铺，一个靠窗的位置。我在她那漫散着淡淡香气的床前站了不到十秒钟（我多么想躺上去呀），她床上铺着素雅的蓝白格格床单，在床单的外沿，还罩着一条长条的毛巾垫单；我看见她床头的架子上摆放着一个精致的皮箱，牛皮的。箱子上叠放着她的一摞摞衣服，她的衣服竟然是成套的！床头上，她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竟然是那种很贵的、当时商场很难见到的丝绵被……床下摆着一双小巧的丁字形的女式半高跟皮鞋，也是很贵的那种。桌上除了课本、书籍，还有个人自费订阅的《大众电影》《诗刊》之类。这还是一个喜欢吃零食的女孩子，窗台上放有铁制的、有彩色图案的饼干筒，有成听的奶粉，大白兔奶糖，还有诸如美加净银耳珍珠霜洗发香波之类的一溜小瓶子……都是上海产的。这在八十年代，都是高档的、最贵的奢侈品。我也从侧面了解过她的情况，她的家庭条件很好，她在班里学习也很好，很有优越感，她还是她们班里唯一带工资上学的学生。看到这些后，我心里直打鼓：天哪，这是我能养得起的女人吗？
说实话，她把我吓住了。我知道，在城市里，追一个你喜欢的女人是要花钱的。我一个还未评上职称的助教，一个月才五十二块钱。我凭什么？
经过一夜痛苦的思考，我反复地问自己：你想当蔡国寅，还是想当吴春才？一想起老姑父，一想起梁五方，还有“八步断肠散”……我就不寒而栗！罢了，罢了。既然你想做一个城里人，既然你那么喜欢她，既然你想占领这座城池，那就得有一个长远的狩猎计划——“狼计划”。慢慢来，不可操之过急。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已经有了人生的第一个目标：我要追到这个女人。我要娶一个美丽的城市女人做我的妻子。我再一次告诫自己：要矜持。要有步骤。要忍。
此后，我开始实施我的“狼计划”了。我得有论文，我得先把讲师评上。而后还得有著作，有了著作才可以评教授职称，这都需要时间……我再也不到操场上去跑步了。时间每一分钟对我都是宝贵的，我得张开每一个毛孔去吸收、消化那些由古人造出来的方块字……而后化蛹为蝶。我得把自己磨成锥子，顽强地钉在一个点上。我得是一张弓，把自己拉满，而后才能射出那支响箭！每当我看到梅村的时候，我都背过脸去，尽快地走开。我咬住自己的舌头，咬住自己的心，我的牙齿像铁钉一样坚韧！……我得扛住自己，站稳了。
我要说，如果不是那些可怕的电话铃声，我就会在本校娶一个漂亮的女学生当老婆。而后戴着金丝眼镜，围着驼色的羊绒围巾（我童年的梦寐以求），顺着讲师、副教授、教授、硕导、博导的台阶一路走下去，成为一个著名的学者。
可电话铃响了。
我接的第一个电话莫名其妙。
电话里，一个老憨腔，上来就说：……丢啊，我是你舅。
我一下子火冒三丈！我心里说：我是你姥姥。你谁呀？这时候，电话旁边出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说：叫我说，叫我跟他说。
接下去我就哑了。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我只有“嗯”的份了。打电话的是国胜家女人，按辈分我应该叫她三婶的。童年里我吃过她的奶，她奶上有颗黑痣……我说：三婶呀，你……她说：丢，丢啊，你三婶子可从没跟你张过嘴呀。我说：你说吧。三婶你说。她说：我侄子，我亲侄子，我娘家兄弟的孩子，考大学了。你在省里，可得给录了啊！我说：三婶，他考多少分？报的是哪所学校？是不是第一志愿？……她说：这吧，丢。让你舅给你说吧。我亲兄弟。你舅，让他说吧……
往下，我无话可说。我不能告诉她，在省城，我什么也不是，我只是一个助教，我只有一个床位……我说不清楚。我只能说，好吧，我给你打听打听。三婶最后还叮嘱说：该花钱花钱，该送礼送礼，到时候我还你。
这话重了。饥饿的年代里，我吃过人家的奶，我不能不问。可我问谁呢？我先是找了系主任，魏主任说：你去院招办问问。院招办的人跟省招办的人熟一些。我说：招办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找谁呢？主任看着我，看得我脸都红了……这时，他才说：你去找院招办的赫主任，我给他打个电话。在那个夏天里，为找这个赫主任，我三天往学院的招生办公室跑了十八趟。我记得这个招办的赫主任是个麻子，麻子点多，他躲起来了……于是，我动用了我刚刚在学院里靠微笑建立起来的、薄得像一张纸似的人际关系，我甚至觍着脸去找我那些家住省城有些背景的学生……总之，我打听来打听去，终于把三婶家亲戚、“舅家孩子”的分数打听出来了。
他的成绩是387分。那一年全国统一招生录取分数线是388分，他差了一分。差一分就没希望了。
我正替他惋惜，电话铃又响了。电话是三婶打来的，三婶说：丢，咋样啊？你舅家孩子那事，成了吧？我说：没成。他差一分。她说：多少？我说：387，差一分。她说：嗨，不就一分吗？你说说，给录了。我吓一跳，说：三婶，这可不是我说了算的。全国统一定的分数线，谁也不行……三婶说：丢，你不是在省里吗？我说：我我我……三婶说：丢，我就求你这一回。孩，你办了吧。当年你连吃带咬的，奶头都给我咬烂了，我那奶水可没收过你一分钱呢！……（别急，叫我跟他说。）丢啊，明儿，我就带着你兄弟找你去了。天坍下来，你也得给我办了！
当天晚上，我咬咬牙，提着两瓶酒两条烟，去给赫主任送礼。我想求招办的赫主任帮帮我，想办法把“舅家孩子”给录了，这也算是我给村里人办了件事情。那天夜里，我先侦查好了路线，而后顺藤摸瓜找到了民政厅家属院二栋六单元三楼302房（据说，赫主任的小姨子在民政厅工作，这里有一套空房子，他躲到这里来了）。屋里有灯，这说明我找对地方了。那是我第一次单独去给人送礼，没有经验，心里揣个兔儿，老怕被人撞见。我在楼道里站了很久，三上三下，每当我鼓起勇气，要上去敲门的时候，总有人从楼上走下来……在黑暗中，我发现，找到这里来的人还真不少，这都是些有“门道”的人。我躲在楼梯台阶的后面，听见一男一女从楼上走下来，那女的说：一千够吗？少不少？那男的说：够，够了。有局长的条子，都是熟人。楼道里很黑，我看见人一拨一拨地从上边走下来，我看不清他们的脸，但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等人都走光了，我才上去。
等我敲开门的时候，赫主任愣了，他看着我，说：吴志鹏，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赫主任不简单。麻子点多呀。学院那么大，人那么多，他跟我也就照过几面，居然能记住我的名字？！我有些激动，我说：赫主任……赫主任摇了摇头，没容我说下去，手一伸，很勉强地说：进来。进来说。我就这样灰溜溜地进了门。进门后，赫主任看见了我手里提的东西……赫主任说：吴志鹏，课上得不错嘛。怎么也学这一套？我说：赫主任，我老家的一个孩子……没等我把话说完，赫主任就笑了，赫主任“星光灿烂”。赫主任再次摇摇头，仿佛很理解，也很无奈。他下意识地拢了几下头发，他的头发着实不多了，前边那一绺用发胶粘在脑门上，看上去很滑稽。待赫主任象征性地拢了头发之后，淡淡地说：坐，坐吧。我忐忑不安地在沙发上坐下来，把手里提的礼物顺手放在了茶几上。
不料，突然间，他的态度变了。赫主任看着我，很严肃地说：小吴，不是我批评你。你年轻轻的，不该呀。你怎么……啊？说着，他很不屑地咂了一下舌儿：我告诉你，我不吃这一套。把东西掂走。有事说事，东西必须掂走！……就这么三言两语，他把我打发了。我知道，是我的烟酒寒酸（不是最好的。我没有钱买最好的），人也寒酸。我手里没有某某领导写的条子。
我哭了。我的心哭了。我不知道该怎么给三婶说……
接下去，电话就多了，隔三岔五有电话打过来。保祥家女人在电话里哭着说：……丢，天坍了呀！我说：婶子，你别急，天怎么就坍了？她说：你叔的农用车在漯河撞着人了，让那边警察给扣了。这车是六家凑钱买的，你四婶、五婶、六婶，还有春成家……你打个电话，让派出所把车放了吧。我说：婶，这、这事……她说：你不在省里吗？你一个电话，事不就办了。我说：我我我……句儿奶奶声音颤巍巍地在电话里说：丢，真欺负人哪！不叫人活了呀！你七叔都当了十六年的民师了，这会儿叫人裁了……都是因为咱没人哪！丢，你是省里大干部，你打个电话，给县里说说吧。说啥也不能裁你七叔，你七叔几天不吃饭了，寻死觅活的，咋办哪？……海林家女人在电话里说：……丢，你这个穷婶子你还认吧？你帮个忙吧，你侄子眼看就匪了呀！你不能看着他住监狱吧？丢啊，你救救他吧，孬好在省里给他找个事做，这对你不算啥，就一句话的事……
我的心一阵一阵揪着疼，就像是在火上烤。我知道我欠他们的，我欠他们很多很多。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心里说，我怎么不是省长呢？我要是省长，全都给他们办了。我很想腐败，可我没有腐败的条件呀！
我接的第二百二十七个电话是东城区公安分局打来的。接了电话，里边是一个男子的声音：你姓吴吧？我说是。他说：吴志鹏？我说是。他说：拿钱吧。拿钱领人。我说：怎么了？电话里说：你说怎么了？你这哥是怎么当的？你妹子干的事你不知道？拿八百块钱领人。回去好好教育。我说：你谁呀？我没有妹妹，凭什么拿八百块钱？电话里说：我分局的。一个叫蔡苇香的，你认识吧？我迟疑了一下，说：认识。她怎么了？他说：你说怎么了？在洗脚屋把人家玻璃门给砸了……你领不领？你要不领，就送她去“劳教”了。我说：等等，你等等。能不能少交些钱？……电话里说：你买红薯呢，还讨价还价？这是罚款！我说：那那那，分局在哪儿呢？他说：分局在哪儿？你说在哪儿？你不会问！“啪”一下，电话撂了。
天哪，那时候我一月才七十九块钱，原来才五十二块，刚提的工资。他一张嘴就是八百，我上哪儿凑钱呢？可她是老姑父的女儿，我已经找了她两年多了，我不能不救。
当我骑着一辆自行车赶往东城区公安分局的时候，一路上头嗡嗡的，人就像个火药桶，差点撞着人。我想骂人，我甚至想杀人！我好不容易在省城建立起来的一点点人际关系，在一次次求人办事、四处借钱的过程中已经用尽了。我的同事看见我都躲着走，生怕我向他们借钱。可我没有办法，我还得借……
到了分局，我堂堂的一个大学讲师，却像孙子一样，见人就点头，一路叩问，终于问到了治安大队办公室。一个胖胖的警察对我说：你是吴志鹏？我说是，我是。他问：钱带来了吗？我说带了。他说：不是你亲妹子？我说：也算是。一个村的。他噢了一声，说：你等着吧。他走了几步，又回过头说：这姑娘匪了。我抓她两次了，屡教不改。要不是看她怀了孕，就送她去“劳教”了……我惊讶地望着他：她……怀孕了？
等我见到蔡苇香时，她穿得是那样少，少得让人不敢看。她上身穿着一件米黄色的、露着半边奶子的丝绸短衫，下边是米黄色的绸短裤，头发烫得像鸡窝一样，脚上趿拉着一双红拖鞋，半蹲在那里，真成了一只“鸡”了。虽然是夏天，昨晚上下了一夜雨，她大约是冻坏了，缩着膀子，身子半弯着，我差点没认出她来。当着警察的面，她还埋怨说：哥，你咋才来呀？
出了门，我本想给老姑父打个电话，让人把她接回去。可她的眼像锥子一样瞪着我，说：交了多少钱？我说：八百。她说：好，我会还你的。可有一样，不准告诉我爹。不准给村里人说一个字。要不然，我就说我肚里的孩子是你的，你信不信？……我无话可说。这不活脱脱的一个女流氓吗？
我说：香，我给你买张火车票，还是回去吧。
她说：我不回去。不混出个人样，我决不回去。
我说：香，老姑父都快急疯了……
她说：别提他。别提我爹。
我说：那你，就这么……
她说：你说这话有意思吗？得了便宜卖乖。我爹把好处都给了你了。所有的机会你都占尽了，你还想怎么着？
我说：我听说，你，已经被抓了两回了。你说你……
她说：你的机会不也是送礼送出来的吗？卖啥都是卖，我卖我自己，又没卖你。咋，心疼钱了？我说了，我会还你的。
我说：我是心疼你呀。
她说：别。丢哥，你是名人，我是贱人。各走各的路吧。
我这已经是第二次跟她见面了。调进省城之后，我平生第一次进洗脚屋，就是她给我洗的脚……我知道她恨我。她也恨她父亲。她是一颗仇恨的种子。她眼里有很多蚂蚁。我从小就熟悉蚂蚁，她眼里汪着一窝一窝的蚂蚁。蚂蚁的灯是黑的。
我说：你身子……
她说：这事你别管。我有办法。
我说：那你……
她说：你走你的。我走我的。钱，我会还你的。记住，别告诉我爹。说完，她很快混在人群里不见了。
我推着自行车，傻傻地在马路边上站着。
我几乎就要崩溃了。
我身上的“包袱”太沉重了，一个无梁村就快要把我压垮了。伟大领袖说，他身上既有猴气也有虎气。我倒很想变成一只狐狸。我要是狐狸就好了，我很想轻巧地把“包袱”甩掉，站在高处看风景。我想说：我是个孤儿，我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可我做不到。
我害怕接电话。我一听见电话铃声就头皮发麻！我始终也没有弄清楚是谁把单位的电话告诉村人的。我曾经怀疑过“油菜”。我在心里无数次地大骂吴有才，我不就在你那儿住了一晚吗？你就把我供出来了……可我也知道，这与“油菜”没有多大关系。自分别后，“油菜”从未找过我。我想，我大约成了无梁村的一根“稻草”，成了他们唯一能抓住的东西……他们一旦有了困难，迫切地希望能得到一个“官人”的庇护。可我不是官员。
有一段时间，我试着想当一当狐狸。我很想当狐狸。我看不起自己，我蔑视自己，可我禁不住还是想当狐狸。每当有电话找我的时候，我就拿捏好腔调，对着电话撇一串北京话说：喂，你哪里？谁？找谁？……噢，找姓吴的是吗？什么，口天吴，他不在呀，不在。出差了……什么时候回来？这就难说了……喂，找谁？王，这里没有姓王的。胡？没有。没有这个人。打错了，你打错了。这是机关！……喂，哪位？兔子？哪有兔子？谁是兔子？你？噢，你找……丢？谁丢东西了？找派出所去，乱弹琴。噢，找姓吴的，口天吴，吴志鹏是吧？好像……有，是有这么个人。可他走了。是啊，是。走了，调走了……调哪单位？那就不知道了……我甚至试着想流氓一下，我对着电话说：喂，我是谁？我是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我调你一万吨小麦。你谁呀？……我是你大爷！
没有人愿意活在愧疚之中，每当我打完电话，回过头来，我心里的泪就下来了。我看见了无边的田野，我看见了家乡的牲口棚，我看见倒沫的老牛正在瞪着眼骂我呢：吴志鹏，你吃人奶拉猪屎，驴粪蛋外面光，真不是人哪！
我躲避电话，就像是躲瘟疫一样。流氓很好，流氓很轻松。你只要不把自己当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染一染，用墨汁把心染一染。我跳出来了，心一墨，我就跳出来了。有那么几次，我也来点恶作剧。每每有电话铃响起，凡是找我的，我把电话听筒拿起来，我坚决不说人话，不说中国话，我给他来叽里咕噜：first， second， third，forth……听着那二百里外的声音，就像是跟土地爷说话。满嘴跑舌头，作的是假揖，烧的是空香。在乡村，只有土地爷是可以日哄的。
也有躲不过去的时候。一次，一位女同事大声喊我接电话，我不能不接……可我接了之后就后悔了。那个电话是老姑父打来的，我不敢推辞。老姑父在电话里说，丢，出事了。我一听，顿时心惊肉跳！我壮着胆子问，出什么事了？老姑父说，你六婶，也就是印家女人，还记得吧？你吃过她的奶。她孙女，三岁，去年掉河里淹死了。我噢了一声，竟然不敢大声回话……老姑父说，你听见了吗？我说电话里有杂音，听着呢，我听着呢。老姑父说，好在她儿媳妇又怀孕了，就是坤生他两口，偷偷托人让县医院查了，还是“龙凤胎”。不管怎么说，这算是一悲一喜，我心里松了口气……可就在这时，老姑父又在电话里说，这会儿他们正往省城赶呢……顿时，我的心又提起来了。我声音都变了，开始颤抖，说：怎、怎么了？老姑父说：难产。医生说，得剖腹……丢啊，你给找个好点的医院，平平安安地把孩子给生下来。要不，一家人都坍天了。我硬着头皮说：行啊，行。
我心里说，我又得托关系了。我找谁呢？可我还得找，我不能不找。有时候，我觉得我脸上真的刻有字，我就是一个卖“脸”的，村里人派我卖“脸”来了……当我四处求告，上下托人，终于把孕妇送进病房的时候，我才暗暗地松了一口气。我觉得，我终于给村里人办了一件事情。
可是，没过几天，又出事了。那天下午，我刚刚下课，六婶的儿子坤生又找到学校来了。他丫站在教室外边，脸苦得像倭瓜，眉头皱得像晒干了的生姜。我心里一沉，忙问：生了吗？他说：生了。我说：是龙凤胎吗？他说：是……我说：大喜呀。不料，就在教室的外边，他却慢慢地跪下了。他满脸都是泪，跪在我的面前。
我说：坤生哥，你这是干什么？
他神魂颠倒地说：……我看见阎王爷了。
我说：谁？……怎么了？
他喃喃地说：阎王爷举着勾魂牌勾人来了。
我说：你起来，起来说。到底怎么了？
他说：兄弟，你是贵人，学问大，你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我厉声说：起来！
他突然扑上来抱住我的双腿说：脑瘫。医生说是脑瘫……兄弟，你救救孩子吧。
“轰”的一声，我脑子一下子短路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紧紧地抱着我的腿，说：兄弟，妞（病）重，妞就不说了。这男孩（病）轻，你得帮我保住，我求你了。
我哄着他，把他从地上拉起来。可我同样是六神无主。我只是说：你别急。想想办法，咱想想办法……我突然发现，这是个无底洞。他是想把我拽到无底洞里去。我吓坏了，立时就有了想逃跑的念头。
此时，坤生哥已经迷了。他像个疯子似的紧紧地拽住我，哀求说：丢，兄弟，我求告无门，只有来找你了。你嫂子剖了腹，还在病床上躺着，俩小的都在保温箱里……一夜抢救花了五千七，我就带了三千块钱，就这还是凑的。人家说，得再交两万，再不交钱就停药了！兄弟，妞我不要了。妞不说了，那男孩还有救，你救救他吧……说着，他又要下跪。
我拽住他，不让他往下出溜，再一次问：脑瘫？
他机械地说：脑瘫。
我继续哄他，我说：你别跪我。走，我领你去个地方……这是个无底洞。我不能再向人借钱了，我也借不来钱了。我对自己说，我不要脸了。我的脸已薄成一张纸，这人情我再也不能欠了。我领着他走上大街，在茫茫人海里漫无目的地走着。天黑了，到处是灯，彩色的灯，霓虹灯一处一处闪烁，晃得人心慌。我望了望天空，如果天上能下钱就好了。可天上下不来钱……他紧跟着我，一步不落地往前走。我却只想把他甩掉。我一边走一边想着甩掉他的办法。坦白地说，那时候，我随时都会抽身走掉。
走着走着，我终于想起了一个办法，甩掉他的办法。我把他领到了一家报社的门前，伸手一指，说：坤生哥，不是我不帮你，你兄弟一月才七十九块钱，村里一天到晚有人找，我已欠下了一屁股债，打死我我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我说：我给你想个办法。
他神色迷离，两眼发直，说：……你是说抢银行？
抢银行？我脑海里飘过了一丝念头，这念头把我吓住了。我也看见银行了，我看见了银行的大字招牌：中国人民银行……是啊，人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往歪处想了。
我说：你找死啊。谁让你抢银行了？你看见对面了吗？那是报社。你也别跪我了，跪我没用。我给你写几个字，你到报社门口，往地上一跪，把这张纸举起来，只要里边有人走出来，你就跟人说，边哭边说……这事，只要报纸登出来，说不定就有人管了。
他很无助地望着我，说：兄弟，你呢？
我说：我现在就去给你借钱，能借多少是多少。记住，他们不答应你，千万别站起来……说完，我拔腿就走。
我真是个流氓啊。我就这么把他撂在了大街上……我狠下心来，像逃跑一样大步往前走。我对自己说：别回头，千万别回头。一回头心就软了。等我走了一段路，拐过一个街口，侧过身，悄悄地回望着报社门口，只见他果然跪在了报社的台阶上，手里举着我写的那张纸……他很无助，不时地四下望着，他在找我呢。我眼里的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坦白地说，我没打算给他借钱。我已经很“孙子”了，借钱的人都是孙子。我堂堂一个大学教师，见人就借钱，这算怎么回事？我很无耻。我知道自己很无耻。童年里我吃过六婶的奶，吃过六婶擀的芝麻叶面条，我还吃过印叔的烤红薯，在大雪漫天的时候，印叔在麦秸窝里找到我，把我背回家去，给了我一块烤红薯。我上大学时，六婶塞我手里六毛五分钱……这些我都记着呢。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拿什么报呢？
我一时悲凉，一时气愤，心里五味杂陈，百感交集，只想一头撞到墙上去。我怎么活得这么窝囊？这么憋屈？说起来我是个大学教师，走出来也人五人六，体体面面的。可我算是什么东西？！我怎么就割不断这层关系？怎么就扒不掉“农民”这层皮呢？我心里说，我都快要给逼死了。我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上午，我刚刚跟系里的主任吵了一架。老魏是个好人。一直对我很赏识、很照顾。就连我的职称，我的讲师资格，都是人家老魏给争取的。评讲师需要在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三篇论文，可那时候我只发表了两篇，有两篇还在“路上”呢……是人家老魏在评委会上力排众议，给我争取来了一个指标。可老魏也开始对我有意见了。老魏一激动喜欢叩桌子角，他的指头弯起来在办公桌上连连敲击着说：志鹏，做学问应该心无旁骛！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你说说，你都干了些什么？我说：我怎么了？老魏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堕落。你，怎么能这个样子呢？一个做学问的人，不老老实实做学问，整天勾勾连连，到处拉关系？还到处伸手问人家借钱？！一个知识分子，应该视金钱如粪土！你看看你？成什么样子了？一身的农民习气！……说实话，那一刻我很不冷静，我就像是给人揭了秃疮上的疤，我就像是让人踩住了老鼠尾巴，“农民习气”这四个字太扎心，是我最不爱听的。我一下子暴跳如雷！我把手里的书往桌上一摔，说：我他妈就是“农民”。谁不是“农民”？查一查，查三代，谁敢说他不是“农民”？！老魏气得嘴角上冒白沫，他没想到我居然出言不逊，敢顶撞他？！老魏的语调突然低下来了，他无比失望地说：好，下不为例，我再也不说你了。你走吧。我当时一怔，赶忙挽回。我说：魏主任，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他摆摆手：不说了，不要再说了。
现在想想，人家老魏说得对呀。我是个做学问的人，我好不容易、连骨碌带爬地逃出来了。我何必呢？……我要割断与无梁村的一切联系。我必须割断这种扯不断理还乱的“狗狗秧”关系。不然的话，我一天也不得安生！
我一路走，一路安慰自己：不是你不想救，是你救不了他们。他们没文化，不知道脑瘫是一个什么概念。我查过资料，脑瘫就是新生儿先天性缺氧缺血性脑病、脑损伤并发的综合征，而且就目前的医疗状况来说，全世界尚无特殊治疗方法……那就是个无底洞！我不能把自己填到无底洞里去。我卖脸卖够了，我再也不想求人了。
我对自己说：跑了吧。
这天夜里，我像做贼一样，又偷偷地去了一趟儿童医院。我心虚，我要看看“包袱”甩掉了没有。儿童医院门前熙熙攘攘的，到处都是抱孩子的妇女。那些孩子的哭声乱麻麻的，就像是油锅里煎出来的号角；那些妇女的眼光更可怕，一个个都像刀片一样……我尽量躲着她们，侧着身子走，我连正面对人的勇气都没有了。
我悄悄地来到后院的住院部，顺着一排病房的后墙朝着婴儿室看。看了婴儿室又去看特护室，我不知道哪个保温箱里的婴儿是六婶家的“龙凤胎”，他们不是下凡的“金童玉女”，是阎王爷派来的“小鬼小判”，他们是讨债来了。我不敢走得太近，我怕被人认出来。这时候，要是谁叫我一声“丢儿”，那会把我魂儿吓掉！
我趴在窗玻璃上往里看，灯光下，电流嗡嗡地响着，我看见患病的婴儿在一个个保温箱里躺着……孩儿，你那么小，你受罪了。孩子，这可不怨我。谁让你不托生在富贵人家呢？你要是希腊船王的女儿就好了，生下来就是亿万富翁的继承人，有整整一个顾问班子为你效劳；你要是英国皇家贵胄也行，生在白金汉宫里，有皇家御医为你操心……可你生错了地方，谁让你生在了平民百姓家呢。孩子呀，你要是有怨气，就去找阎王爷告状吧。千万别怪到我头上，我担不起呀……我心里很酸。我不是狼，我还没有变成狼呢。我只有当狐狸了，逃跑的狐狸。也许明天或者后天，老姑父就带着无梁村的人来了，他们会把我“吃”了。他们一个个会点着我的鼻子说，忘恩负义的东西！
我冤哪，我冤死了。现如今我已欠了一屁股的债，我甚至不敢到学校食堂里去吃饭，我怕人看出我的寒酸。我总是趁没人时才去打饭，我只吃五分钱的咸菜……我还知道那个名叫梅村的女学生已开始对我有点意思了。我看出来了。可我已顾不了那么多了。鲜花是人家的，美女是人家的，你是一堆臭狗屎，就不要瞎想了。
唉，我本想着，再熬上几年，评上教授职称，说不定就当上“博导”了。可我连自己的事情都解决不了，还怎么给人“解惑”？
我就是“惑”。
那晚，我在大街上整整走了一夜。
我在考虑，是不是把这个好不容易挣来的“铁饭碗”给砸了？
这几年，我已先后发表了九篇论文。我的新作就要出版了，我快要评上副教授了，还有女学生梅村的目光，媚媚的、水水的、含情脉脉的……这一切我都不想舍去。
鲜艳欲滴呀。就那声音，滴溜溜的，火焰焰的，实在是挡不住的诱惑呀。我曾告诫自己：忍住。啥贵不吃啥。可我还是忍不住偷一眼偷一眼地去看她。我说过，我不再“跑步”了。我咬着牙，苦读苦熬，这是我给自己定下的铁律。可是，从此，那梅村倒找上门来了，不时地找我提些“问题”……有几次，我在食堂里碰上她，她说：吴老师，你怎么这么晚呢？都没饭了。我说：噢噢，有点事，耽误了。我忍着，不看她，故意不看她。再后，在通往饭厅的路上，我又碰上了她几次……我发现，她是有意的。她的衣服经常换，每次都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我面前。事情就是这样，你不招惹她，她招惹你。这就是反作用力效应。有时候，距离拉得越大，向心力就越大。我有什么办法？
女学生梅村告诉我说，要常喝酸奶，酸奶养胃。我应着。我说，噢。女学生梅村说，早上最好吃一个鸡蛋。晚上最好喝一杯牛奶，吃一个苹果。我说，噢噢。可钱呢？钱。她还说，你听音乐吗？日本喜多郎的，浩瀚，广袤，苍凉。你一定要听。她知道什么是苍凉？城里人，干部家庭，家里四个老人供着，还说苍凉？她不知道，我背着一座山。我不会告诉她，我也不敢告诉她，我到底是谁。我还是想看她，远远地……农家孩子，活人要紧哪。
在她面前，我还要伪装下去吗？
在这里，我还要伪装多少年？
大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少了，车声渐稀，天空中残缺着半个带豁口的月亮，惨白。我望着一座一座楼房，我望着那一格一格的灯光，我到现在还没混上属于自己的“灯”呢。我还需要熬很多年，才能在其中一所楼房的“格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盏灯。纵是这样，我也愿意熬下去。我本来就是个苦出身，我不怕吃苦。再说，这比我以前好得太多了……可那些电话搅乱了我的专家梦，我实在是待不下去了。
我一脑门子都是电话铃声。我被狗日的电话困住了，一根线就把我给拴死了。电话实在是太可怕了，我都得了电话恐惧症了。兔子说，丢，大事你办不了，小事总可以吧？你给我买几瓶农药，我地里生虫了。五方说，丢，你给我递个状子吧。也就是串个门，递给省政府，最好给省长说说我的事，老冤……铁蛋说，丢，你给我弄个文凭，假的也行，出门让我也唬唬鳖儿们。国灿说，兄弟，给你哥办个证，就是那种营业执照，肏，我卖个凉粉，动不动就罚我。连成哥说，丢，你在省里，人头熟，给银行说说，也给咱贷点款……保贵说：丢丢丢，我靠，给弄两吨化肥！到时候咱五五分成，我给你回扣……狗日的电话！
我脑海里突然冒出了“走”的念头，这念头如此强烈。我心里说，我得走，我得离开这里。不然的话……
我难受啊！我心里还是很难受。我把坤生哥撇在了报社门口，他还在那儿跪着呢，不知要跪到什么时候。我实在是无法面对他们……钱，在这里，成了一种声音。成了尊严的象征。钱已经把我逼到了死角里，无路可走。钱爷爷，钱奶奶，钱祖宗，我的乡亲在那儿跪着，你叫我怎么做人？！
我像游魂一样在大街上转着，从大学路，到大石桥、九孔桥、栈桥、湖北路、南京路、花园路……我对自己说，辞职吧。你没有办法，你见死不救，你也救不了谁。既然如此，你实在没脸再在这个城市里待下去了。
其实我心里熬煎着呢，我仍然担着一份心。一直到黎明时分，卖早点的小摊一个个都摆出来了，我到卖胡辣汤并代卖晨报的小摊前买了一份报纸。翻开报纸，我一眼就看见了坤生哥，坤生哥的照片上了二版的“头题”！坤生哥跪在那里，手里举着一张纸……二版上有一行烫眼的黑体字：救救孩子！
我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我对自己说，孩子有救了……你可以走了。
我之所以敢辞职，敢把饭碗给砸了，也是有原因的。
在省城的这些年，我一直与一个绰号叫“骆驼”的昔日同窗保持着书信往来……他一直在诱惑我。可以说，是他的一句话打动了我。他说：一个伟大的时代就要来到了。他还卖弄一句英文：new money（新钱）。我们将成为这个时代的——new money！
可临走之前，我还想见梅村一面。
我对自己说，做个了断吧。
其实，那只是个借口，我还藏着一份私心。我希望她能等我，等我五年。五年后，我回来娶她。古人说得好，“花开堪折直须折，莫等无花空折枝”。樱桃熟了，假若五年后再摘，那还是“樱桃”吗？只怕早变成“核桃”了？我也知道，这么美丽的一个女子，她身后怕是站着一个连的追求者……可这是我此生第一次恋爱。我不抱希望，我只是这样想。妄想。
虽然不抱什么希望，可我还是想见她一面。你看，我痴心不改呀。
就要走了，我一下子变得勇敢起来。在我递了辞职报告之后，第二天夜里，我把她约到了学院的操场上。操场很大，月光下，人是墨的，一影儿一影儿的淡墨，是夜色遮蔽了我身上的“穷气”。我一无所有，可我已经有了武器。
我说：我要走了。跟你告个别。
她很惊讶，说：走？去哪儿？
我说：我辞职了。离开学院……
她说：你疯了？不会吧？
我说：就快要疯了。可惜，没疯。
她笑了，说：不发烧吧？
我说：三十七度。正常。
我说：你还不知道吧，我是个孤儿。
往下，我坦白地告诉她，我的出身、我的童年、我的成长过程……这就是我的“武器”，我早已准备好的“武器”（记住，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你还有一件东西可以使用，那就是“诚实”）。看着对方的眼睛……有时候，“诚实”也可以当作武器。
夜色里，美人还是美人。梅村在朦胧的夜色里就像是仙人，恍恍惚惚地呈现着飘逸的、凹凸有致的身体曲线，有一种虚拟化了的淡雅之美。她的呼吸让人麻醉，就像是虚拟的仙间幻景。她的脚步声一格一格的，节律分明，就像是告别的挽歌，让人心碎。我深吸一口气，我知道我没有希望。可我还想做最后一次努力。我想好了，即使我得不到人，我至少还能保存这么一份美好的记忆。
月光下，我们两人在操场上漫步。我很平静地讲述着“自己”，就像是诉说一个外人的故事。她静静地听着，有时候，她会突然回过身来，侧着身子，一边退着走，一边惊奇地望着我，好像在说，这就是你呀？真的是你吗？有时候，她会意地笑了。笑得很含蓄，很动情，眼里流露出母性的光芒。
我告诉你吧，据我的观察，对那些家境好、出身好的女孩子来说，“诚实”一旦成为武器，是最能打动人的。
她说：童年里，你的作业本都是烟纸盒做的？
我说：是。
她说：大雪漫天，你独自一人睡在草窝里？
我说：是。
她说：三天里，你就吃一块烤红薯？
我说：是。
她说：抱着一块窑里的热砖？
我说：是。
她说：你对那块热砖说：妈，暖暖我？
我说：是。
夜色里，我看见她眼里有了泪光……
我说：我坦白地告诉你，我是个穷人……我穷得就剩下思想了。
她说：你要我等你。等你三年？
我说：是。（我没敢说五年，五年时间太长了。我怕她等不及。也许，到了一定的时候，我再告诉她，再等我两年吧。那时候，她如果真能等我三年，就不会在乎再等两年。你说是吧？）
她说：你说，三年后回来迎娶我？抱着九十九朵阿比西尼亚玫瑰。什么是阿比西尼亚玫瑰？
我说：世上最好的玫瑰。
说实话，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什么是阿比西尼亚玫瑰。我是从一本外国小说上看到的。阿比西尼亚玫瑰表达的是一个态度：我爱她。这也是我想象力的极限。三年，或者五年后，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回来？有没有这个能力？假如我回来，假如她等我……我手里一定会有九十九朵玫瑰！
当时，她并没有答应我。她说：你让我想想。我得想一想。
月光下，我望着她。我的眼舍不得离开她。四目相对，我就快要傻了，一个绝望的傻子。我说：好。再见。说完，我扭头就走。我对自己说，走。赶快走。该说的你都说了。再不走，你就失控了。到目前为止，你还正常。一旦失控，往下就不可收拾了……
现在，我也坦白地告诉你，那天晚上我所说的“真实”，只是局部的。我虽然是苦出身，也不是没人管的。我的“诚实”里有诈。
这天夜里，回去后，我躺在床上，却没有一点睡意。房间里空空的。原是三个人住的，现在一个搬走了，一个回家了，寝室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明天天一亮，我也要走了。我心乱如麻，我想着梅村，我想着村里人，我想着坤生哥，我想着躺在医院保温箱里的孩子，我还想着我的未来，这一切都不可知。就要离开这座城市了，我说过我要切断一切联系，包括……梅村。可是，下半夜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了敲门声，声音虽然很轻，一豆一豆的，但急切。
当我拉开门的时候，月光下，一股带着香气、带着肉味的甜丝丝的气息扑进了我的怀里。这是梅村。梅村一下子扑到了我的怀里，气喘吁吁地说：我睡不着。我想……暖你。让我暖暖你……我脑海里“轰”的一声，炸了！
往下，我就没法跟你说了。我崩溃了。我一泻千里……我又一次失败了。是惨败。我的痛苦是无法言说的。我哭了，满脸都是泪水，我委屈，我尴尬，我捧着光艳艳的肉体却……她小声地安慰我：你怎么了？吴老师，你别哭，这不怪你。是我不好……我无话可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没人对我这样，我长这么大，从没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让我暖暖你。这话足可以让我记一辈子！
那晚，我和梅村光光地躺在床上，我们赤诚相见，却……这是我的耻辱。也许，是那对“龙凤胎”害了我。那一对“龙凤胎”各自躺在医院的保温箱里，睁着一双眼睛默默地看着我，他们在嘲笑我。
我说：你……真好。
梅村说：实话告诉你，我不是处女。
梅村说：我的童年，也不幸福……
梅村说：我七岁时跟着母亲嫁到了继父家里，我继父很坏……
梅村是善良的。正是我的诚实，还有我的失败……也许是为了安慰我，梅村也坦白地讲述了她的身世。她的声音像玉米粒一样，一粒一粒地、断断续续地响在我的耳畔。可那时候，我整个人就像条死鱼。我被痛苦撕咬着，悔恨交加，脑海里嗡嗡响，根本无心听她说些什么。我只是一遍遍地恨自己的无能！我已经绝望了。
黎明时分，门响了一声，梅村走了。梅村没有责怪我。她只是悄无声息地穿好衣服，走了。
我们没有说再见。梅村，让我心痛的、我唯一爱过的女人，就这么默默地分手了。
我说过要送她玫瑰的。
——近乎谎言的阿比西尼亚玫瑰。
一直到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有一个世界上最著名的花卉市场。全球百分之九十九的玫瑰都来自这里；全世界所有最名贵的花卉也都在这里交易、定价。这里拥有花卉的最终定价权，而后由飞机空运到世界各地。另外，当我有了钱，当我买得起玫瑰的时候，我才知道，阿比西尼亚玫瑰并不算是世界上最好的玫瑰，它只是花期长，朵大，是玫瑰的一个品种。
是啊，当我有钱的时候，当我可以买得起任何品种的玫瑰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了爱情。我有钱买花了，可我已没有了可以送花的人。
等我后来再见到梅村的时候，她已是离了两次婚的女人，正打着第三次离婚官司，憔悴得不成样子了。见到她时，在一个大风天里，她包着头巾走在大街上，手里牵着一个孩子……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仍然认为梅村是善良的。在此意义上说，善良并不等于幸福。善良的人容易轻信，也是最容易受到蛊惑的。这是后话。
对于花卉，我了解得并不多。应该说，就我见到的、最让人惊心动魄的，还是那盆“汗血石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