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们关于古代玛雅的知识来源于百余年来的考古学研究，通过东墨西哥、伯利兹、危地马拉、洪都拉斯以及萨尔瓦多等地的遗址挖掘，人们发现了玛雅文明的相关记载。考古学研究的结果也有赖于其他学科，特别是历史学的强有力的支持。绝大多数象形文字材料，过去被认为只是零星图表和文字的载体，现在被铭文学家破解，被认为其中蕴含丰富的信息，举凡历任玛雅国王和王后依靠何种超自然力量获取权力，如何结盟，如何征战，以及胜负结果如何，皆不难从中找到答案。随着民族史以及相关资料和文献的延伸和拓展，对玛雅文明研究也愈加深入。前哥伦布时代玛雅典籍不乏传世之作，自西班牙统治时期起更有大量文书档案留存于世。其中部分是玛雅土著的记载，如源自玛雅高地的“圣书”《波波尔·乌》（Popol Vuh），最早用基切语书写，后由欧洲人转录。在该书初版“前言”中，西尔韦纳斯·G.莫利（Sylvanus G. Morley）对此类书写的本质做了很好的概括：
在西班牙统治后的一个世纪（1550年—1650年），相当一部分土著和西班牙作者为我们传承了古代玛雅文化。早期天主教传教士教会当地土著识字，以便于指导他们奉行天主教的礼仪；与此同时，当地土著也将玛雅古代历史资料简单记录下来，或许其中部分资料直接取材于当时幸存的象形文字资料。除了前文提及的土著的记载，好几位早期（17世纪中期前后）方济各会的神父也留下了令人惊叹的丰富资料，其中最为重要的文献无疑来自于尤卡坦的第二任主教迭戈·德·兰达（Fray Diego de Landa）神父。迄今为止，他的《尤卡坦风物志》（Relacíon de las cosas de Yucatǎn，1566年）仍是古代玛雅研究无可争辩的权威之作。
但古代玛雅大部分城市至今仍未被发现，其文明程度如何，人们也一无所知。这一状况在19世纪有了很大改观，通过专家学者与公众的共同努力，玛雅文明被重新发现。继续引用莫利的话说：
1839年至1841年，美国旅行家、外交官、业余考古学家约翰·劳埃德·斯蒂芬斯（John Lloyd Stephens），在英国艺术家弗雷德里克·卡瑟伍德（Fredericle Catherwood）陪伴下，两次走访玛雅遗址，结果留下两部杰作：《中美洲旅行记：恰帕斯和尤卡坦》（1841年），以及《尤卡坦游记》（1843年）。两部书中的精美插图都由卡瑟伍德绘制；迄今为止……它们仍是有关该地著述中最有趣的读物。斯蒂芬斯的著作很大程度上将公众视线转移到大都市的玛雅文明。在他的大作问世之前，除了尤卡坦和中美洲北部，人们根本无从知晓这类大城市的存在。在此之后，玛雅文明乃美洲文明源头这一论断，才成为大西洋两岸的共识。也正是斯蒂芬斯，开启了对该地的现代探险之旅。
在随后数年间，若干旅行者对玛雅遗址人迹可到之处进行了实地勘查，并重新发现了大量史料。对上述史料加以研究，也就获得了古代玛雅社会的第一手材料，包括风俗、神话、宗教、历法，以及文字书写系统，等等。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对玛雅遗址的首次考古挖掘正式举行。在此，再次引用莫利原书的“前言”：
自斯蒂芬斯时代起，若干科研机构及在校学生致力于完成玛雅文明的完整拼图（picture-puzzle）。篇幅所限，其名称无法一一列举，但其中最重要的三家值得留意：一是英国考古学家阿尔弗雷德·P.莫兹利（Alfred P. Maudslay）勋爵，他对玛雅地区长达13年（1881年—1894年）的研究成果最终体现在巨著《中美洲的生物》论述考古的有关章节中，该书也是科学研究玛雅文明的首部专著；二是哈佛大学皮博迪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该馆在1888年至1915年间，相继派出数支探险队去往玛雅，带队首领皆为本领域声望卓著之人；三是华盛顿卡内基研究所（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该研究所对玛雅文明的深入研究逾30年，其中至少有25年，其探险队在训练有素的考古学家率领下，每年前往玛雅不同地区，所肩负的使命也各不相同——既涉及考古学、人种学、人体测量学、历史学、语言学，也涉及植物学、动物学、地理学、医学以及流行病学，等等。
在此名单之上，人们还可以添加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杜兰大学中美洲研究院，以及拉丁美洲、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一些大学，它们对玛雅文明研究也贡献良多。当然，对于文明研究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如何保存和保护玛雅遗址，承担这一职责的是坐落于玛雅文明遗址范围内的各国政府机构，如墨西哥国立人类学与历史研究所（INAH）、危地马拉人类学与历史研究所（IDAEH）、伯利兹大学考古系，以及洪都拉斯人类学与历史研究所（the Instituto Hondureño de Antropología e Historia，IHAH）等，它们都为此付出了艰苦努力。
本书的雏形源于考古学家西尔韦纳斯·G.莫利，他就职于华盛顿卡内基研究所。莫利是玛雅考古学先驱，更是玛雅天文历算方面的权威。在大部分玛雅遗址尚与外界隔绝之时，莫利花费若干年，凭借骡马穿行于低地热带雨林，发现并记录下大量玛雅纪念碑铭文。此行的结果诞生了两部划时代的巨著，至今仍见重于当世学者——它们分别是《科潘的碑铭》和《佩滕的碑铭》。此外，他还利用闲暇时间指挥卡内基研究所在奇琴伊察（Chichen Itza）的挖掘工作（1924年—1940年）。临近晚年，莫利终于推出玛雅文明研究的首部综合性论著《玛雅史》（1946年）；次年再版。该书第二版迅速成为玛雅学的里程碑式著作。然而，随着科学研究的正常拓展，新的考古发现使得该书很快过时。新的考古发现绝大多数来自玛雅潘（Mayapan）的实地考察，既包括帕伦克碑铭之下墓冢的挖掘，也包括博南帕克城墙的发现，以上材料为加利福尼亚大学乔治·W.布雷纳德对莫利著作的修订提供了依据。其结果是第三版《玛雅史》于1956年问世。
正是该书的第三版吸引我步入玛雅文明研究的殿堂。然而，当它成为我研究生一年级“中美洲考古学”课程——宾夕法尼亚大学威廉·R.柯伊教授这门课程——的指定书目时，该书已然过时。就在该书出版的当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启动蒂卡尔项目（Tikal Project），这是新大陆考古学界发起的规模最大、最为全面的勘查项目。它的重大发现完全颠覆了人们对玛雅文明的认知。该项目实际上也是由美国、欧洲、墨西哥、危地马拉以及其他政府研究院共同资助的玛雅地区考古探险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幸运的是，在宾州蒂卡尔项目于1970年结束后，危地马拉人类学与历史研究所继续坚持了该项目的研究。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玛雅地区又开展了若干重大考古项目，为首的是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资助的祭坛和塞巴尔大规模挖掘项目，以及杜兰大学中美洲研究院资助的齐比尔恰滕项目。上述项目取得的成果使有关古代玛雅的信息储备出现史无前例的迅猛增长。不仅信息量增长，从20世纪60年代起，考古学家以问题意识为导向，采用了更为直接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也取得了突出成效。
玛雅研究于20世纪70年代取得至关重要的突破，原因在于搜求并解析古代玛雅遗留文本的强劲驱动力。这一工作为考古学家提供了由解析象形文字所获取的重要信息，尤其使得玛雅古典期的研究从史前一团迷雾步入到有文字记载的光明前景中。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考古学和铭文学的进展表明，之前有关古代玛雅的社会形态、组织结构以及历史进程的基本假设统统不能成立。
上述进展也使得对莫利原著进行全面修订成为当务之急。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和我接洽之后，我着手对莫利和布雷纳德这部著作1980年的版本加以修订，并于1983年推出第四版。然而，时至20世纪80年代，新的研究加速推进，到20世纪80年代末，该版本已显得颇为陈旧。一大批崭新资料面世，再次迫使我对该版本进行修订。这一工作开始于1992年，两年之后，推出修订后的第五版（1994年）。
自第五版问世，玛雅研究的节奏越发加快，我于2002年开始新一版的修订工作，试图将近十年间出土的新材料和新数据悉数囊括其中。在此期间，我得到我妻子洛尔·特拉克斯勒的鼎力协助。作为玛雅研究的同道中人，她帮助我整理手稿，绘制插图，想方设法将最新的数据融入本书当中，使之成为迄今最为全面彻底的修订版。
像之前的版本一样，第六版仍以莫利的初版为蓝本，旨在将古代玛雅研究的最新成果整合在一卷当中，但其中的资料与半个多世纪前莫利所接触的资料已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上，本版中关于玛雅文明进程部分乃是全新的改写，其内容也占据了本书一半以上的篇幅。由于既定篇幅不超过第五版，作者在材料取舍方面大伤脑筋，这也意味着之前版本中的一些话题以及插图不得不忍痛割爱。取而代之的，是尽量加入最新的资料，尽管这些资料在过去十年出版的浩如烟海的著述中不过是沧海之一粟。
第六版由引言、十三个章节和后记这三个部分组成。引言部分探讨过去和现在玛雅文明经久不衰的传奇，并呼吁采取对策，制止窃贼和盗墓者对玛雅遗址的亵渎和残害。第一章描述玛雅文明丰富多彩的历史背景。第二、三章从考古学家的角度阐述我们对玛雅文明的理解。此后，本书重点追索前哥伦布时代玛雅文明变迁的复杂多样性。从中美洲复杂社会的古老起源（第四章），到玛雅文明于16世纪西班牙统治时期遭受荼毒，文中对此跨越两千五百余年的漫长过程进行了详细讨论（第五至第十章）。在以上章节中，我们会不断回顾推动这一独特文明形态生发和演化的要素。由此，本书逐渐展开，详尽讨论其中一些隐秘的要素，比如与玛雅社会经济（第十一章）、政治（第十二章）以及意识形态（第十三章）等相关的内容。本书在结尾部分对欧洲人与玛雅文明的初次接触以及随后的西班牙统治史做了简要回溯（后记）。和之前版本一样，所有引用文献在书末文献摘要部分都按章节顺序逐一列出，并列出全书参考书目以便读者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