嘘，他们有话要说
临睡前，我发现4岁的儿子穿着一条底裤呆坐在床上一动不动。我静默不语，在一旁观察。时间过去了一分钟，两分钟。他表情严肃，眼神放空，没有一丝“回神”。我俯身向前，用手在他面前比画了两下。他终于忍不住咧嘴，对我认真地说：“我是一个雕塑。”
我有些惊讶，因为我们从没有和他讨论过“雕塑”这个话题。询问其中缘由，原来他回想起了一年前在博物馆看到古希腊、古罗马雕塑的经历。那时，我和太太带着他花一个月时间逛遍了几十家博物馆。他像只小鸭子一样很有耐心地跟着我们，走马观花，一路问题不断。但我没有想到的是，时隔一年，很多好玩的场景他都已不记得，却对静止的雕塑这样容易被忽略的细节记忆犹新。
儿子3岁时，我曾送给他一个旧的卡片式相机作为随身玩具，让他多一种观察周遭的视角。刚拿到相机几分钟他便学会了按快门，之后在家或出远门时他会时常带着。我不干涉他拍照，也不教授技巧，只是一旁看着，尽量少出声。到了晚上，默默回看他的照片时，会收获非常多的惊喜。比如，他很快就自己琢磨出一套运用晃动机身拍摄拖影的方法；他对自己拍摄的树叶、石头以及各种影子如数家珍，几个月过后还能说出不同照片拍摄时的情景。
有一次我们走进博物馆，他带着相机，提出要给喜欢的画拍一张照片。之后他在一个藏品展厅里转了数圈，犹豫不决，最终在一幅莫奈的画前按下了快门。我并没有刻意告诉他这些东西是不朽的艺术，因为在幼龄阶段的儿童眼里，这些东西并不比一片落叶信息量更大或者更美、更有趣。他更关注的是进行选择、捕捉以及与我讨论的过程。后来有一天他回看相机里的照片，看了一遍又一遍后，突然说道：“我是一个艺术家，我要做好多作品。”我没有追问他决定做什么“作品”，只是作为一个永远期待新作诞生的观众点头肯定。
我们常常会抱怨儿童缺乏耐心，半途而废。但当我们回看一些家庭录像或者儿童纪录片时，往往会发现，在短短的几分钟里，家长打断了孩子多少次。对于这些矫正权力的过度使用，我们往往选择性失忆，并下意识地将其视为关心儿童的本能。但“孩子碰着的不是一个为他方便而设下的世界，而是一个为成人们方便所布置下的园地”[1]，儿童暂时没有能力创建新的世界，又对成人所建立的旧秩序难以适应，经年累月下来，我们对儿童难免产生认知上的隔阂。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太能觉察儿童发出的真实信息，而习惯于享受他们迎合我们需求的“表演”。我们逐渐忘记了如何观察他们，以及怎样与他们建立有效的沟通。
冯可人是一个爱写诗、爱画画的可爱姑娘，她曾两次参加我策划的iSTART儿童艺术节儿童展览单元。2018年，11岁的她除了作为“召集人”参加展览影片《是不是》的拍摄，还提交了两幅绘画作品参展。其中一幅《自画像》，令我记忆犹新：画面中一个身着校服的女生，体态消瘦，动作有些僵直；略微蓬乱的黑色头发映衬着一张骷髅化的面容，眼睛如同一对“黑洞”，暗淡无光，却流下了蓝色的泪水。干净利落的黑白线条与块面贯串画面。一处容易被忽视的细节特别吸引我：画面中女孩的身体部分——绘制着校服的纸张上，背景可以清晰地看到字迹，是一张打印稿。后来我和她的母亲沟通，才知道这是她母亲学生的论文稿。事情的起因是有一次可人做事拖延，没有完成约定，母亲便启动权威家长模式，严厉地批评了她。可人也采取了“非常手段”反抗，从书房桌上撕走了一页母亲正在批改的学生论文，把自己关在屋内。可以想象当时母亲站在门外的愤怒。但她并没有立刻冲进屋子与女儿讲理，而是等待。过了一会儿，母亲进门看见女儿在画画。她等女儿画完，两人平静下来，才与女儿讨论起这幅画以及刚才的行为，彼此打开心扉，最终和解。可人后来对我们说，母亲每次骂完她也不好受，心里非常愧疚。母亲还认为需要让她知道：大人会犯错，也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小孩也会犯错，也能接受自己的错误。这样对双方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可人母亲与我交流时说，她认为，时代变化太快，教育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不过交流始终是两代人彼此理解的关键。她说自己不忍心让孩子独自面对这么大的世界，而自己却在这个世界之外。
冯可人（11岁）：《自画像》，马克笔、钢笔、涂改液、修正带、打印纸，2018，作者自藏。图片由冯可人提供
无论图画、声音，还是肢体行为，都与语言一样具有丰富的含义。它们不仅能够被欣赏，也可以触发创造者与观者超越语言的心灵交流。我习惯将儿童的艺术表达当作一种思维与对话的实验。我们不必苛求通过一幅涂鸦就能参透儿童所思所想，但应该将其作为进入他们内心的起点。特别是青春期的青少年，由于心理的悄然变化，不再想什么就说什么，这时言语的交流往往是低效的，艺术则是更立体的沟通方式与纾解渠道。
2018年iSTART儿童艺术节开幕现场，我邀请冯可人作为小艺术家代表上台即兴发言，她开腔第一句就是：“今天是我的人生巅峰！”其实，可人所谓的巅峰并不难触及，那是一种久违的被倾听、被理解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1]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