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美术馆中的儿童，儿童的美术馆
大家好，我是李杰，一位在美术馆工作的策展人。
可能大家会有一些关于美术馆的美好想象，但是在我工作的10年里，发现当下的美术馆和博物馆，对儿童和家庭来说其实并不是那么友好。比如，我曾听到很多家庭抱怨：美术馆和博物馆的灯光太暗、作品的信息太少或是导览员总是在自顾自地讲，而孩子们只能跟在后面……所以我们开始尝试着去改变。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美术馆的一个项目，叫作iSTART儿童艺术节。
一切都要从2008年说起，当时A4美术馆刚刚创馆，不久四川汶川遭遇了特大地震，A4美术馆的空间也受到了不小的破坏。地震后馆长孙莉女士带着工作团队和艺术家一同去了灾区。从那时起，我觉得成都这个城市在基因上发生了很大改变，因为更多的人不再只是关心自己的生活，也开始关心他者。进入灾区后，作为艺术从业者的我们有一种挫败感，因为面对那么极端的灾难现场，我们很难想到自己可以做些什么。最终，我们只能通过艺术课堂的方式，去帮助在地震当中失去亲人的孩子们做艺术疗愈。在那之后，孩子们就进入了我们日常的工作领域当中，A4美术馆也从一个单纯的当代艺术中心，开始向更多元的公共艺术机构转型。
儿童视角
到了2011年，我们策划了第一场真正为了孩子的展览——“植物奇妙纪”，这个展览的面积只有100平方米。在策展过程中，我们跟植物学家、景观设计师、有机农业实践者、大学生和社区的孩子们一起合作。项目开幕后，社区的孩子们每个星期都会来美术馆几次，因为他们要去看自己播种的植物在美术馆里生长得怎么样。
2013年有一个小插曲，它改变了我们如何去为孩子们创造一个空间的想法。那次展览展出了168位小朋友画的很多漂亮的画，这些画被绘制在一个个圆盘之上。我们当时设计了一个空间，专门展示他们的绘画。但是孩子们觉得这个空间很小，他们希望独占这个空间，不希望大人进去。所以我们就把入口设计为只有1米高，禁止所有成人进入；并在门上方开了一些孔，于是家长就只能像沙漠里的猫鼬一样，在洞口窥视他们的孩子。
这些圆盘都是用鱼线挂在天花板上的，不幸的是，顽皮的孩子们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把上百个圆盘都拽到了地上，圆盘在地上滚来滚去。我的同事说这是一个设计事故，我们应该把门关上，在门板上更低的地方多开几个孔，让孩子们也钻着头往里看。我始终觉得有些不对。我们又连夜奋战把画挂上去了，并且做了一个新的决定——我们在地面上增加了100多个圆盘，孩子们还是可以在里面畅游。神奇的是，再也没有大批量的圆盘被孩子拽下来。年纪小的孩子在里面自在地滚着圆盘，享受他们独占空间的快乐；而大一点的孩子则会非常仔细地观看每一幅画作。
我们所有人都对博物馆和美术馆里随处可见的“禁止触摸”“禁止入内”这样的空间提示习以为常，但从心理上，它其实让更多人远离了所谓的文化和艺术。这个展览结束后，我们开始研究孩子们的行为，希望能让他们在适合的空间和项目中去感受艺术。这些年，我走访了很多国外的儿童博物馆，发现他们采用了让儿童去亲近这些艺术的方式，让孩子们从观察者向创造者和行动者迈近。
治愈童年
在iSTART主题展览中，有一位参展艺术家叫黄淋。2017年，他做了《生活的积木》，这件装置作品彻底改变了孩子和艺术家的现场互动方式。作品所有的材料都来自生活日常——像做家具时会用到的一些小的零件或废弃的零件，这些零件被艺术家自由拼装起来。他的游戏规则是：所有现场的观众，都有权利去改装他的作品，特别是小朋友。当他抛出这个构想时，我们后背一身冷汗，因为这等同于这件作品每天都要被重建一次。结果呢？有些孩子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展厅里会待上4小时，家长不停地对他们说，家里不是有乐高吗？为什么在这玩这个？孩子就是不走。
在这之后，我们开始研究“童年”的历史，发现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忽视儿童的发展，甚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类对于儿童是很惧怕的。因为孩子在没有成人之前是社会的不安分因子。在大部分的童年历史中，关于儿童的记载是苦涩的——儿童有很高的死亡率，很低的教育率，家长实际上是把孩子当成他们自己想塑造的成人。
在这个语境下，2018年，我们策划了“童年疗养院”主题展。我们把整个展厅设计成了不同的科室，每个艺术家为孩子们做了不同的房间，每一个房间代表他们的童年或者他们理解的童年。这个展览中有一个特别的设计：因为我们无法阻止孩子们在展厅里奔跑，所以我们跟设计师徐浪讨论，应该想出一种方法，顺应孩子们在展厅的状态，让他们更自由一些。于是我们把所有展厅的墙面都改造成距离地面有1.3米的“悬浮墙”，孩子们可以在墙下自由地穿行。但是成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必须弯身通过。
一天，我在导览过程中听到了突如其来的一声“嘭！”，一个爸爸狠狠地撞在了展墙上，显然他刚才在看手机，没有注意到前面的几道提示。他非常气愤，不住地用拳头砸墙，他那四五岁的孩子反而拉着他的裤管在安慰他。看到那个画面，我们突然明白了这个童年疗养院的意义，在某些时刻，它不是对孩子的疗愈，而是对成人的疗愈。因为此刻，这个爸爸更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从观察者到创造者
2018年，一个小男孩和他的团队做了一个独立动画，叫《先知纪元》。这个小男孩叫吴联成。他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从46个小朋友中脱颖而出，成为短片导演和团队的领导者。然而他把剩下的小朋友都作为他的副导演。他带着这个平均年龄只有12岁的团队整整工作了半年。从原画到设计到所有的分镜头再到最后的电影原声，都由他们独立完成。最后我们找了两个大学生帮助他们剪辑，和他们一起完成了这部时长8分钟的动画。在这之前，他们从来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
那时我正在国外做美术馆的调研，有时差，吴导就用他爸爸妈妈的微信跟我深夜讨论剧本。我经常会接到几十条甚至上百条长度59秒的留言，都是来自吴导非常生动的像说评书一般的剧本故事，每一天的剧本都有变化。这部动画讲述的是两个草根如何历险拯救世界的故事：人类激怒了外星人，他们启动了一个“人类回收计划”，企图侵占地球，毁灭人类。故事的两位主人公要通过练级打怪的方式，战胜外星人……中间有非常多精彩的情节，戏剧性堪比《三体》。但是因为情节太过复杂，最终这个片子可能只完成了不到20%的剧情。在这个动画完成一年后，一些教过吴联成的老师表示已经无法去“教”这个孩子了，因为他的自主学习能力太强了。而因为他的口才和领导力，现在他已经是学校的大队长，还是他们学校音乐课的选修课“老师”。
我一年可能要跟1000个这样的小朋友合作做展览，他们每天都在刷新我对儿童的认识。
同年，由导演杨然、毛姝老师与一位小朋友合作的一部时长60分钟的电影在iSTART儿童艺术展览单元上映。这位小朋友叫冯可人，11岁。
这一年儿童艺术展的主题“Little Bang”是根据刘慈欣的小说《超新星纪元》改编的，这篇小说讲的是人类遭受了一次宇宙辐射，所有13岁以上的人都消失了，所以孩子们要去接管地球。我们把这个命题交给了上千名儿童，让他们来想。冯可人小朋友的方案是和导演一起完成一次“召集”。她会去4个志愿者的家庭，告诉这些父母，“你的孩子必须要了解你终将离开他们，你怎么给他们解释你现在的工作，你要跟他们共同做一件事情，让他们学会独立成长”。
影片中有一个妈妈，她是一名老师。由于工作的原因，她把大量的时间都奉献给了学生，跟自己的孩子之间反而缺少交流。当孩子11岁的时候，她和她的孩子产生了很大的隔阂。所以当冯可人问这个妈妈“如果你离开了这个世界，你的孩子会怎么样”的时候，这个妈妈不假思索地说：“我觉得我的孩子可能会很开心。”而当冯可人去问这个孩子的时候，她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答案。这个孩子几乎无法接受这个现实，面对镜头久久不愿回答。即便到了最后，她仍不愿意相信这有可能会发生。最后这个孩子和她的妈妈11年来第一次面对面聊这个问题，她们哭泣着互相拥抱在一起。短短几十分钟的谈话，帮助她们打开了数年来的心结。
影片的最后拍摄了两个孩子，他们是一对兄妹，是所有被访者里年纪最小的。这个哥哥很内向，一直不愿意直面镜头和问题。故事结束时，他们需要一起做一件衣服，来体验妈妈的设计师工作。影片中，哥哥正在做一件送给妹妹的衣服，但是他一直不停地想在这件衣服上安装LED灯。当冯可人问他，你为什么做这件事的时候，小朋友对着镜头很腼腆地说：“因为妹妹喜欢，妹妹认为这是她的灯塔。”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五六岁的孩子能够理解作为家长应该做什么，或者是作为一个成人应该担当什么。但是我们通过这样的镜头理解了，这个孩子一直不说话，他并不是不明白，而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他知道如果爸爸妈妈不在世界上了，他就是妹妹唯一的家人，他必须承担起一家之主的责任。
“宇宙共和国”
我在2017年的时候得到一本其貌不扬的小本子，这个本子来自3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她们从9岁开始花了3年的时间，秘密地通过传递的方式，在本子上写满奇怪的文字。这个本子是带锁的，所以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个本子是干什么的，包括她们的父母和老师。最后，她们决定把本子交给她们信任的老师，这个老师也很信任我——因为她是我的太太，她把这本带锁的小本子递给了我。我看后很震惊，因为这3个小女孩要干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她们要建立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名字叫作嘎嘎（GAGA）国。
后来，我们通过美术馆招募到近150位小朋友，成为嘎嘎国的公民。
在这个“国家”里，有他们关于这个世界的想象。他们甚至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我问他们，你们做了这么酷的事情，为什么还要那么费劲地去创造语言呢？他们告诉我，因为违法呀。他们知道不能在一个国家上建立另外一个国家，所以要做一套成人看不懂的语言。
他们创造了嘎嘎国的《宪章》，在《宪章》的第一条写了一句话，意思是：嘎嘎国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共和国。我一想觉得不对，又是君主立宪制，又是共和国，这不是矛盾吗？嘎嘎国的“外交部长”非常自信地告诉我，嘎嘎国虽然有女王，但女王只是一个吉祥物，他们真正的国体实际上是一个共和国，叫宇宙共和国。
嘎嘎国的阶层非常有趣，最高等级的国民是叫花子，最低等级的是“总统”。
他们还在美术馆里“建”了一个大使馆。真正的大使馆是要运作的。他们是大使馆的官员，级别比我高，我无法安排他们的工作，他们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所以在现场有非常多的观众每天都在等他们发护照。为了发放护照，他们还设计了10道问题，第一道问题就是关于嘎嘎国的国旗：“请问嘎嘎国国旗上面的‘蛋’是鸡蛋还是鸭蛋？”对于儿童来说，这些根本不是问题，但是一些不认真看展的成人，大部分问题都答不上来。他们就会偷偷地找我们递答案，帮他们获得嘎嘎国的护照。
嘎嘎国有完善的国家体系：国民有独特的生理结构；有非常严谨的地理系统；有拼音表，就是这个国家的语言系统；有货币——可以发现他们通货膨胀还是很厉害的；有宇航飞船，因为嘎嘎国是飞到地球来的，为此他们做了一个巨大的装置；还有神话和历史；甚至还有璀璨的艺术品。“嘎嘎艺术博物馆”里有两幅“名画”，一幅是《长夜》，画面上，一个长得像鸡爪子的外星民族，驱赶了嘎嘎国的国民，侵占了他们的国土，于是他们整体逃到了地球；另一幅画则画着一只酷似蒙娜丽莎的鸭子，创作者称，嘎嘎国移民地球后受到了地球文明的影响，所以才会出现这幅向《蒙娜丽莎》致敬的名画。
他们还在某个角落画了一张“霍嘎尔学校”，这是嘎嘎国的学校。学校的外立面是没有窗户的墙，墙上都是象征鸭子脸的装饰物，但是外墙旁边装有许多跳板。在霍嘎尔学校，孩子们是通过“跳楼”的方式毕业的。在他们画这幅画前不久，国内出现了一些学生自杀的报道。我们发现很多时候学校没有进行太多的心理干预，而孩子们把这些信息留存到了意识当中，他们不知道如何去疏解，通过这个项目正好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在霍嘎尔学校，毕业跳楼不会死，你会掉到一种清澈的水里，这种水有一种特殊的功效，孩子们跳进水里之后，对学校和教育的所有抱怨和负能量都会被水吸收掉。这样，他们面对下一段人生的时候会变得非常轻松快乐。这所学校的下部像一座巨大的冰川，大一些的建筑体都是实验室，在这些实验室里可以分类吸收各种负能量，并通过机器转化成能源。他们告诉我，这个能源是帮助这个学校继续招生的。
我看过这么多精彩的小说，批评和反思教育体制，但我从没有看到过这么精彩和有锐度的言论。
再见学校，你好学校
到了2019年，iSTART的聚焦点回到了学校。这一年的年度展览主题叫作“再见学校，你好学校”。对我而言，我很快就要“下岗”了，因为我已经把展览的创想与策划也交给了孩子们。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从幼儿园到高中，去学校里做公开课和工作坊。我们收集到了来自不同学校的海量问卷。当孩子们无法用语言去回答我们的问题或是他们自己写的问题时，就用图画来完成。他们需要表达的空间，但是显然我们过去没有给他们足够多的出口。我们做了不少数据分析，发现学生——特别是小学生——不太喜欢教室，他们喜欢操场；他们也不喜欢厕所，不希望有太多的作业，但他们希望有更多图书馆这样的空间，可以让他们自由地学习。
面对这些具体问题时，他们不会像成年人那样一直抱怨，而是会想出很多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越来越多的孩子把他们的方案投递给了美术馆，希望在美术馆里来呈现。准备好方案的孩子们会像大学生一样来美术馆“答辩”，他们通过分享各自不同的方案去了解彼此，找到共同点。
2019年，我们还开辟了更多的分展场。更多社区、学校向美术馆开放了。有些学校甚至把这些项目变成了它们的年度项目，更多的学校在校园里建立起自己的美术馆和博物馆，举办艺术节。以前都是老师提出想法，学生完成作业，现在变成了孩子们自己来想象，自己来表达。会有更多像冯可人、吴联成、嘎嘎国的创始人这样的小朋友，开始成为项目的主角。
现在，iSTART儿童艺术节已经成为A4美术馆10余年历程中最受公众欢迎的项目。我希望通过这次演讲，能够让更多人打破行业壁垒，打开空间，让更多的孩子去参与，去发声，因为他们不单只是模仿者和学习者，他们其实是创造者和行动者。
本文为李杰2019年6月在杭州一席现场的演讲，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