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前言

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一直萦绕在哲学家们的脑际，即哲学研究到底意味着什么。根据古希腊的这个术语，哲学（φιλοσοφία）一词是“爱智慧”（love of wisdom）之意。这个短语在英语中的歧义使它有了另外的意思。作为“爱智者”（lover of wisdom）的哲学家，既可以被理解为智慧之爱的对象，因此幸运地被祝福为有智慧的人，也可以被理解为对智慧渴望的主动追求者。

正如人们所怀疑的那样，恋爱中的人不一定能最准确地感知他们所爱的对象。那么问题可能就会出现：到目前为止，许多哲学家是否回避了智慧的本质？特别是在当代哲学学术的背景下，哲学与智慧之间的联系可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成问题。

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不同哲学流派关于古希腊语里的那个“哲学”的概念、其意义分歧和对立的潜在根源，它承载了“知识”“技能”“了解”甚至是“合理判断”等诸多不同的含义。事实上，正如本书所显示的那样，“哲学”的这些不同含义都成为当代哲学不同流派的基石和路标。随着时代的推移，尽管哲学一词的原初意义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它有着几千年源远流长的历史，不仅把我们这个时代的后现代主义者和分析哲学家与前苏格拉底学派和柏拉图学派联系起来，而且还将西方传统与现已进入世界哲学领域的东方传统联系起来。在当代学术界，目前哲学（作为智慧）的这些古今中外的关联性往往集中体现在价值判断（社会的）或系统知识（自然的）领域：智慧作为认识论。这一点也不令人感到奇怪，只要考虑到哲学的原初概念（爱智慧）以及它相对的含义：拥有智慧——追求智慧——是如何在不同语言中构想的，这就不足为奇了。

英语中“wisdom”（智慧）一词，来源于古高地德语Wistuom，它将“wise”（明智的）与抽象的后缀“tuom”（判断）组合起来。因此，根据当代哲学学术圈的普遍认识，哲学就是“对理性判断的热爱”。这是相当恰当的。但奇怪的是，在哲学这一术语被启用之前，在启蒙运动时期德国人对哲学的传统称呼是“Weltweisheit”，翻译过来就是“智慧的世界”或“关于世界的智慧”。

如今，那些寻找一种不辜负“爱智慧”之名的哲学家们，往往特别倾向于寻找“东方”传统，将这门学科与其“真正”或“原始”使命重新联系起来。然而，要想解释这一趋势，必须谨慎行事，并对当代中国和日本对“哲学”的处理进行深入思考（要考虑“哲学”一词在当代中国和日本的演变）。19世纪中叶，日本哲学家西周（Nishi Amane）创造了一个新词“tetsugaku”（哲学），用于翻译他在西方学术机构中所遇到的哲学概念。虽然这个术语最初被直译为hirosohi（ヒロソヒ），但是西周于1874年对tetsugaku的采用，标志着“贤”（ken）从日本的哲学概念中被特意剔除了。取而代之的是，西周提出了“哲”（tetsu）的概念。[1]西周明确选择了这个词，用以强调哲学是一种基于现实世界的适用科学。这个术语经由西方渊源（用来描述学院哲学家的实践），后来在汉语中被确定为“哲学”。因此，在中国和日本，哲学的当代概念是“哲的科学”，而这与“爱智慧”的意义相去甚远。

然而，东方哲学家对古代西方典籍的研究，反射出西方哲学家对古代东方典籍的偏好。换句话说，哲学在其经典意义上确实需要重新融入智慧。哲学家们已经不满足于哲学研究的认识论偏重，至少因为这种研究已经有好几个世纪了。

目前情况下，哲学的学术意义也许能够在微妙的佛兰芒语词汇“Wijsbegeerte”（哲学）中得以最好表达，这个词中的“begeerte”具有“欲望”“贪婪”和“妒忌”等多重含义。就此而论，本书可以说反映了哲学领域的一个大趋势，那就是哲学研究对于贪求明智判断的不满，以及让哲学回归“爱智慧”之意的愿望。把智慧看作是一种人所缺乏和交易的商品，或者把它看作建立在认识论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知识衍生物，这两种压迫性的观念都将被抛弃。我们应该形成一种共识，正是应该回到拥抱生活世界中智慧之爱的时候了。

本书收录的论文，从跨文化的角度，探讨了智慧与哲学之间的关系，论述了东西方在寻求智慧方面的相似与不同之处，并尝试将两者结合起来。这些论文涵盖的主题，包括儒家伦理、先秦文学中的智慧习得，以及中国古典传统中的趣闻轶事，同时还涉及全球佛教和分析形而上学等当代论题。作为对比较哲学的原创性贡献，这些论文考察了孔子、庄子、朱熹等思想家的观念，以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海德格尔的著作。因此，这些文章提供了理解智慧如何与哲学联系的新途径，并强调了将其重新引入当下哲学实践的意义和必要性。

本书第一部分，涉及智慧与哲学的主题。这些主题在儒家、道教和佛教等中国古典传统中都有所体现，所收集的论文侧重于不同的智慧实践和对智慧的不可言说性的认识。

在第一章中，王蓉蓉（Robin R.Wang）对中国早期御的实践和教育提出了新看法。文章认为，作为“融合才能”的御，是一个中和状态或内心和谐的例证，它不仅“超越了从柏拉图到黑格尔哲学所公认的悖论性存在”，而且“直接指向人类活动”。

江文思（Jim Behuniak）通过研究宋国人的各种故事，寻求一种智慧的否定性定义。他认为，如果智慧在中国传统中表征任何事，那么“它很可能表征宋国人正在做的、无论什么事的反面”。他指出，这种智慧的表现与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智力概念相似，因为“涉及以有效行动协调方法和目的”。

卜松山（Karl-Heinz Pohl）的论文，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东方古典教义中许多不同的、支配一切的共性上，尤其是一种指向行动的焦点之上。卜松山运用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生活方式”的说法，考察了把知识和行动统一起来的理论力量，以及中国哲学对不可说、虚空和无为的重视。

第二部分的文章对不同的智慧概念作出了许多对比性论述，也提及了比较的智慧问题。这些文章在不同的智慧概念和不同的存在生活世界的描述之间作出区分，也揭示了不同哲学传统中显著的相似点、共有的各要素和共享的基本原则。

保罗·米勒（Paul Allen Miller）的论文，区分了将智慧作为知识抑或作为行动之间的差别。他广泛借鉴各种理论，指出比较哲学如何可用于突破自我理解并打开新的话语形式。米勒认为，正统的智慧概念通常用来形成同质的传统，而细致的比较分析可能会动摇这一点，并表明那些传统是多样的和分裂的。

戈尔·西古德松（Geir Sigurðsson）的《无名的圣人：希腊和中国哲学中的智慧与名望》一文，讨论了名望在东西方当代社会，特别是在哲学史上的作用。文章指出，“追求荣耀，渴望扬名四海，存在于古今中外绝大多数传统之中”；不管在哪种文化或历史时代，“需要名望”实际上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欲望。

沈美华（May Sim）的文章，比较分析了亚里士多德和朱熹的著作中对智慧的态度问题。她特别关注这两种哲学中的基本形而上学命题；认为对于朱熹和亚里士多德来说，问题在于如何理解万物必然归一的原理。沈美华指出，以朱熹的太极和亚里士多德的神作为第一原理来看，这两位思想家在智慧的中心必然触及相同的一个根本问题：“存在是什么？”

史蒂文·布瑞克（Steven Burik）的文章，把海德格尔的思想与庄子的道家思想作了比较分析。布瑞克指出，庄子和海德格尔都关注他们同时代人过度沉浸于知识而最后没有参与或处理更为严肃的智慧问题的情况。他认为海德格尔和庄子可以被理解为某种情境主义者，但不赞成对他们进行大量的认识论挪用，因为他们“都认为，当我们恰当思考时，事实上我们的确实现了一个世界，而不是仅仅符合于它。”

第三部分的文章是当代有关智慧的一些主要争论，涉及精神实践、全球化问题、气候学和环境伦理学，以及概念隐喻在建立哲学目标中的作用。

肖恩·麦克格拉斯（Sean J.Mc Grath）坦率地认为，“当下的哲学研究受到各方面的挑战”，哲学发现它自身所处的文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顽固地非哲学”。麦克格拉斯借助于知识与智慧之间出现的裂缝和17世纪出现的一种新的哲学模式——“知识的知识”，提醒我们“哲学最初是一种顾及自身的实践，它假定一个人尚不明智，尚不博学，需要经历转化才能认为自己有能力获知”。出于这种考虑，我们应该依据实践哲学的要求，优先关注我们心理的、精神的、生态的、政治的停靠港，以及我们的思想、欲望、希望和恐惧。

马丁·肖恩菲尔德（Martin Schönfeld）的《面向未来的哲学与东西方智慧》一文，指出目前沦为否定推理的哲学可能已迷失了方向。他提倡改变路线，特别是规定我们应该“向气候科学中显示的理性类型学习”的路线。他将智慧定义为“存在的相关信息”，认为这些信息对存在繁荣而言至关重要。因此，肖恩菲尔德概括了智慧的三个特色，即它是伦理的、审美的和整体的。

最后一章是维多利亚·哈里森（Victoria S.Harrison）的文章，详细阐述了概念隐喻在确立和支撑哲学目标中的作用。她提醒我们，西方早期的哲学目标以视觉隐喻为基础，而中国早期的哲学目标以行动隐喻为基础。哈里森认为，这些隐喻，孕育了两种独特的把智慧作为知识的理解方式。在西方，理想的知识状态被设想成神的视角。相反，在东方，知识“主要是指在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有效地找到路径的能力”。哈里森指出，这也意味着“如此构想的知识理想能够被描述为完美的行动”。

感谢所有为本书的出版提供帮助的人，特别感谢Seth Crownover在本书定稿时提供的宝贵建议，还要感谢澳门大学对编辑工作的资金支持，以及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Bloomsbury Publishing）Andrew Wardell的耐心和支持。

汉斯—格奥尔格·梅勒安德鲁·K.怀特海德

注释

[1]值得注意的是，西周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借用的语言，相当清晰地表明那个时代的智慧意味着培养个人的精湛技艺，以便与其所处的环境进行最佳的融合。根据这一传统，大多数当代哲学家认为“哲”这个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它至少在古典语言中被使用，也因为它的确意味着“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