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青石墓志透露的秘密

第一节
驸马都尉鲁潜

葬在安阳的历史名人

在中国的城市中，安阳是特殊的存在。这座城市也许没有北京、西安、洛阳、南京、杭州、开封知名，却是无可争议的“七大古都”之一。

有学者曾按“作为都城所历经的朝代数”以及“作为都城的总时长”给每座城市赋值，结果安阳的得分居然超过南京、杭州与开封，是中国七大古都中排名靠前的重要古都。

历史上的西安、洛阳作为都城的总时长超过千年，成就了大汉、大唐的辉煌。北京曾经是金中都、元大都以及明清两代的都城，至今仍然是中国的政治心脏。安阳自公元前14世纪成为商朝人的“天邑商”，又在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数代为都，总时长达到390余年。

按老百姓的说法，既是都城，必然埋有“大官”。

这也确实不假。不仅有“大官”，更有帝王葬在附近。自商王盘庚将商朝都邑迁徙于此，历代商王便埋在了这里。20世纪30年代，考古发掘确认了商朝的陵园，并发掘清理了至少九位国王的陵墓。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几个朝代，也必有皇帝葬于此。除了帝王，“大官”更是大有人在。21世纪初实施南水北调工程期间，考古队便在干渠沿线发掘出了不少“皇亲国戚”。如北魏大臣李华、东魏将军赵明度，还有北齐贾进、刘杀鬼（刘通）等人的墓葬。这些都是北朝时期的名人。其中贾进是西汉名臣、写过《过秦论》的贾谊的后裔；刘杀鬼曾为梁州刺史，更是位“画门雀于壁间”、使人“拂之方觉”的艺术家型官员。

这些林林总总的名人中，有一位的墓葬扯上了曹操。此人便是鲁潜。

鲁潜也是位“大官”。关于此人，历史文献中只能查到有限的记载。

《晋书》：“晋都尉鲁潜叛，以许昌降于勒。”[1]

勒，即石勒，羯族人，后赵的开国皇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后赵存在的时间很短暂。公元319年建国，公元351年便被另一个短命王朝冉魏（350—352）所灭。

《晋书》上这条文献记载的背景是，石勒领兵在山西、河北、山东征战，所向披靡，山东、河北一带的原西晋将领或被杀，或归降。鲁潜也在归降之列。

数百年后，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回忆起五胡乱华时，也曾提及此事：“都尉鲁潜以许昌叛，降于后赵。”[2]

这条记载中鲁潜的个人信息明确：曾是据守许昌的西晋都尉，后在战事中降了后赵。

古往今来，多数人物都如烟尘逝去。能在文献，特别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留名，鲁潜已经是历史的“幸运儿”了。意想不到的是，这位本来只被古代文献偶尔提及的西晋都尉，却倔强地在历史中寻找“存在感”——1998年，他的墓志鬼使神差般从地里“钻”了出来，并且带来了他更丰富的生平信息。

鲁潜墓志

西高穴村，是豫北大地上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村庄。

说它不起眼，在于它的规模与建筑没有特别之处。百十间瓦房聚集在一起，略显得有些杂乱。村中的小路，曾经狭窄而泥泞，如今已经铺上了柏油路。类似的村庄，在豫北地区几乎到处都是。

西高穴村位于河南安阳市区西北15千米处，行政上隶属安阳县安丰乡（今属殷都区）。该村西依太行，北临漳河。当地人往往以“依水临峰”来描述周边环境。自豪之情，洋溢于言辞之间。

西高穴村出现于何时？史书无载。

散落分布的邻村，以及村与村之间延绵的田畴，却不时揭开他们荣光的过去。村民们在田间地头，捡块秦砖汉瓦、拾枚古钱残贝，早就习以为常。

20世纪70年代，西高穴村办了一家窑厂烧砖，但砖的价格始终卖不上去。据说是因为烧砖的土中瓦渣、瓷片太多。

西高穴村的邻村渔洋村，有一位叫龙振山的村民，喜欢收集古董，被人称作“土博士”。

龙振山的收藏与众不同，只着眼于自己村庄附近的田间地头。长年以来，他不仅收集铜器、瓷器、卜骨，也拾回家大量历朝历代的陶片。他的藏品已达3 000余件。2007年在安阳师范学院和安阳市博物馆支持下，他从中选出1 000余件，在自家院中建了一个展室，让来客免费参观。考古学家曾经拜访龙振山，惊讶地发现其藏品的年代涵盖了从中国史前时期至明清两朝所有不同时期，足以说明他所在的渔洋村是一座“至少6 000年没有间断”的古村[3]。

龙振山的收藏中，有1枚铜质门钉，外观简洁大气，让人联想起北京紫禁城内的朱门。见过此枚门钉的考古学家，都断定这枚门钉是规格很高的建筑物残留下来的，年代应属东汉，至少也是魏晋时期。

既然与渔洋村相邻，西高穴村一带深厚的历史背景可想而知。

西高穴村不仅与渔洋村相邻，村北先前还有古刹一处，名槐荫寺，据说东汉就已存在。该村南尚有无名冢数座，当地人说已历经千余年的沧桑。

北宋名相韩琦曾写下：“西山遗冢累累在，衰草寒烟几度秋”的诗句。

西高穴村往北跨过漳河，有当年曹操练兵的“讲武城”。由此再往北去，便是著名的北朝墓群。自西高穴村东行约15千米，还有曹魏至北齐时期的邺城遗址。邺城与西高穴村之间，有一条南北通衢的千年古路，文献中称为“车马大道”[4]。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支考古队曾发现过这条大道的路基，证实它与今天的107国道基本平行。“车马大道”两侧，同样古迹众多。

身处古迹包围的西高穴村，自己的历史根脉又在哪里？作为七大古都之一安阳的一部分，这里地势高亢，应是亡人归葬的佳壤。曾经活跃于安阳政治舞台的名人，是否也曾魂归此地呢？

1998年4月，西高穴村村民徐玉超在村西北取土烧砖，无意间发现一块略呈方形的青石，石上刻有文字。此事传到渔洋村的“土博士”龙振山耳中，龙振山赶忙找到徐玉超。看过青石后，龙振山大吃一惊：这不是一方墓志吗？

墓志是古人死后的特殊随葬品。它的作用是追记死者生平，因而成为考古学家探究死者身份最重要的物证之一。

龙振山先做了一张拓片，同时建议将这方墓志交给文物部门。徐玉超接受了劝告。随后二人携带着墓志来到安阳市，找到当时分管文物工作的安阳市文化局副局长党项魁和市文物工作队队长孟宪武。

青石上的秘密

龙振山和徐玉超带来的墓志，宽31.5厘米，高20.7厘米，厚4.5厘米。

党项魁和孟宪武与龙、徐二人寒暄过后，便迫不及待地阅读起墓志上的文字。

墓志上刻14行120字。全文如下：

赵建武十一年，大岁在乙巳，十一月丁卯朔，故大仆卿驸马都尉勃海赵安县鲁潜，年七十五，字世甫，以其年九月廿一日戊子卒，七日癸酉葬。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卌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上党解建字子泰所安，墓入四丈，神道南向。

墓志的文字并不深奥，加上些许历史背景知识，便可读懂它的主要内容。

墓志的前几行，介绍了鲁潜的生平。

建武，是历史上著名的“杀人狂魔”、后赵皇帝石虎（295—349）的年号。按照墓志所载，鲁潜是勃海郡赵安县人，死于后赵建武十一年（345），享年75岁。由此推算，鲁潜应生于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时的泰始七年（271）。其生平最好的年华属于西晋时期。石勒攻取许昌时，已是不惑之年的鲁潜降了后赵。

这方墓志的主人是鲁潜，按照习惯，便称鲁潜墓志。

如果说这方墓志的前半部分与文献记载形成“互证”，并补充了鲁潜的个人信息，后半部分却透露了一个惊天秘密。

叙述完墓主人信息之后，墓志开始描述墓葬的位置。

墓志的后半段提及一个地点：高决桥。

高决桥显然指某个地点。“高决”二字的发音，与今天“西高穴村”实在太相近了，使我们不得不相信后赵的“高决”就是今天的“高穴”。今天的西高穴村距漳河很近，高决桥是否会是位于今天西高穴村附近跨漳河的一座桥呢？

叙述了鲁潜墓与高决桥的位置关系后，墓志突然提及魏武帝，说鲁潜墓在“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卌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

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魏武帝就是曹操。

鲁潜墓志的一番“套磁”，无意间透露了曹操陵墓的位置：即从魏武帝陵的西北角往西四十三步，再往北二百五十步即可到达鲁潜墓的明堂。

四十三步是多远？二百五十步又是多远？

按西晋前后的度量衡，一步为五尺，而一尺约相当于现在的24.12厘米[5]。四十三步，即大概51.85米。二百五十步，大概等于301.5米。

曹操墓就在鲁潜墓明堂东南300余米的范围内。

党项魁、孟宪武看过墓志，感到事关重大，又邀请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的笔者前来研究。笔者读过墓志，也认为其所言魏武帝陵很可能就是指曹操高陵。

出于慎重，笔者和龙振山找来徐玉超，专程赶往鲁潜墓志发现地勘查。可惜现场早已被破坏，墓志发现地点由于取土烧砖，变成了一个深近10米，面积达数千平方米的巨型土坑，要想找到鲁潜墓的位置已无可能。龙振山说，1992年砖厂取土时，曾发现多座古墓。这些古墓都有一定规模，不像是平民百姓的墓葬。其中一座古墓距鲁潜墓志出土地只有8米左右，可能被盗过，只保存了死者骨殖、数枚“桥形饰”和数枚铜钱。龙振山猜测这里原来可能是后赵时期的一处墓葬群，鲁潜墓只是其中之一。

虽然鲁潜墓本身没了着落，但并不影响墓志内容的价值。大家不希望事情就此没了下文，便极力怂恿龙振山将墓志在考古学界公布出来。龙振山本来就是个“土博士”，很快以手中的拓片为基础，结合自己了解的情况，写成了一份简报送到河南省文物研究所（2013年起改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主办的《华夏考古》[6]。为了这篇文章，龙振山改了又改。2003年，《华夏考古》终于将他的简报登了出来。鲁潜墓志从此为考古学界更多人所知。

在简报中，龙振山根据鲁潜墓志所提供的位置，直接推论曹操墓就在西高穴村南。

既然掌握了曹操墓的位置，为什么安阳市文物部门不启动发掘申报程序呢？

这是因为法律方面的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一章第四条规定：“文物工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这一方针，被业内称为“十六字方针”。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护为主”。因此文物管理部门掌握的标准是：帝王陵墓原则上不得发掘。

2003年有关鲁潜墓志的简报在《华夏考古》发表后，考古界没有任何一个单位或个人主动提出过勘查和发掘曹操墓。原因正在于此。

然而考古学界的自律却并不能挡住不法分子的贪婪。

没过多久，盗墓贼盯上了西高穴。

[1] . 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五。

[2] . 司马光：《资治通鉴·晋记·卷十五》。

[3] . 唐际根：《渔洋村的传说》，《中国文物报》，2007年。

[4] . 安阳市交通志编纂委员会：《安阳市交通志》，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

[5] . 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中国历代尺之长度标准变迁表》中，魏：一尺合24.12厘米；晋：一尺合24.12厘米。商务印书馆，1957年。

[6] . 有关鲁潜墓志的资料，见龙振山：《鲁潜墓志及其相关问题》，《华夏考古》，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