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凡例中的文学生态

文集编纂与文学作品的生产一样，必然折射出特定时代的政治背景、社会生活、地缘特征、文人心态和文学思潮等文学生态环境。而凡例在对文集编纂缘起、宗旨、过程等的介绍中，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杂糅着对这种文学生态圈的描述，从而为理解正文本营造了鲜活生动、多姿多彩的历史现场。如汪端《明三十家诗选》凡例开宗明义，交代此书编纂缘起：

观青邱以魏观贻害，而七子标榜成习，牧斋、归愚选本推梦阳而抑青邱，大恨之，誓翻诗坛冤案。因选明诗初、二集，有论世知人之识，明代贤奸治乱之迹，亦略具焉(15)。

高启之死，为明初文坛一大惨案。通常认为，此案之发，乃受苏州知府魏观牵累所致。明太祖藉魏观之狱发布诰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成说其来远矣。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16)如此高压统治，在明代文人心中笼上沉重的阴影，深刻影响着后世对高启人格及文学成就的判断，很少有人能摆脱成见，深入考察并大胆揭示高启真正的死因。直至明清之际，钱谦益、尤侗等仍坚信高启因作《宫女图》诗、《郡治上梁文》等，语涉讥讽，触怒太祖而获罪，纯属文人轻薄自取杀身。汪端本着知人论世的精神，广泛研读史乘，考证出魏、高等人被诛，实酷吏王度进谗言所致，与高启之创作及人格无关，并对文坛数百年集体失语深感痛心，对沈德潜等文学巨擘盛推李梦阳而压抑高启深表不满，故发愤编纂《明三十家诗选》，“誓翻诗坛冤案”，一来还高启人格之清白，二来重新评价高启的文学史地位。在凡例中，汪端批评明七子标榜之习，斥“李空同其人与诗”为“不足道”，而盛推高启乐府“清华朗润，秀骨天成，唐人之胜境也”，“自当为乐府正宗”，盖“乐府之体，语近情深，含蓄微婉，不必模范汉魏而始谓之复古也”；七古“沉郁宕逸，兼太白、杜、韩之长”，五律“上法右丞，下参大历十子”，七律“超妙清华”，与刘基之“激昂悲感”，“足称两雄并峙”(17)。综合而论，高启在诗歌创作上，可谓各体兼工，才气纵横，实有明三百年中第一人。闺阁中人而具如此胆识，不阿附，不媚俗，足令须眉汗颜。故梁德绳称赞《明三十家诗选》为一部“史论”，“不特三百年诗学源流，朗若列眉，即三百年之是非得失，亦了如指掌，选诗若此，可以传矣”(18)。而朝廷的思想钳制，士流的奸贤斗争，政治命运与文学命运的交织、激荡等文学历史氛围，都在凡例中得到生动、集中的体现。

除了尖锐的政治冲突，社会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如经济、军事、文化、科举、边防形势、民族矛盾等，只要对文人思想和创作产生了影响，往往也会在文集凡例中得到体现。如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选文主经世致用，故凡例多及时事，如第十六则曰：

国家外夷之患，北虏为急，两粤次之，滇蜀又次之，倭夷又次之，西羌又次之。诚欲九塞尘清，四隅海燕，方叔、召虎，一时咸慕风采，奕世犹仰威名，指受方略，半系督抚。如北摧劲虏，则详于王威宁；南伐麓川，则详于王靖远；两广寇乱，则详于韩襄毅；剿灭土达，绥戢荆襄，则详于项襄毅；处置宁藩，则详于王文成；河套恢复，则详于曾襄愍；倭奴抄略，则详于胡少保、戚总戎、唐荆川。顺义封贡，则详于王鉴川。平播则详于李襄毅。水蔺地界，则详于郭青螺。西征则详于梅客生，东征则详于宋桐冈。若经略奴酋，则详于熊芝冈。抚赏插部，则详于王霁宇。水西本末，则详于朱恒岳。姑举数端，以该远近。至于山川扼塞之形，营阵车骑之制，部落种类之异，测候侦探之法，凡可资于韬钤，罔弗施夫罗弋(19)。

此则凡例，介绍明代外夷之患，表彰王越、韩雍、王守仁、胡宗宪、戚继光、唐顺之等戍守要塞、平定寇贼、治理天下的赫赫事功，以及边患、内乱、事功等在明人文章写作中的具体体现。陈子龙深感“本朝文士，风云月露，非不斐然，然求之经济，十不一二”(20)，故辑纂《明经世文编》，并在凡例中指陈当世急务，不厌其烦地表彰这些决朝政清浊、定天下安危的经世名臣的皇皇勋业。又王志坚《四六法海》凡例第三则：

是编虽自为一书，然大抵为举业而作，故入选宁约无滥。凡文体、题目不甚相远者，但存其尤，余不得不忍情割爱。惟是俗学相传，有一种议论，谓无用之书不必读，无用之文不必看。果尔，则腐烂后场之外，皆可束高阁乎？不知今人所规摹之程墨，皆从古人陶铸而出。熟读古人书，不知有几许程墨在也。夫弃阡陌而守囷仓，已为愚矣；弃囷仓而守釜甑，弃釜甑而守残杯冷炙，不亦愚之愚哉！凡吾同志，当相与力破此惑(21)。

凡例痛斥八股取士造就的“俗学”严重戕害了明代士人的知识结构、阅读旨趣和写作思维，破坏了明代文学生态的健康和活力，号召有识之士当熟读古书，不可亦步亦趋于科场程墨。又清《御制全唐诗》凡例第十则：“唐人世次前后，最为冗杂，向来别无善本。《全唐诗》及《唐音统签》亦多讹谬，应以登第之年为主，其未曾登第，及虽登第而无考者，以入仕之年为主；处士则以其卒岁为主。”(22)廖元度《楚风补》凡例第七则：“明代之诗，其名次先后除藩封外，一以乡、会科目为准；次明经，次诸生，次荫袭各途宦籍；次有里无爵，悉改原本次第，庶考世知人者便焉。”(23)梁善长《广东诗粹》凡例第四则：“《岭南文献》编诗先宦达，后布衣才士。兹于有爵位者，各以科目分先后，非科目者，则随时代附入其中。至诗则先古体而后今体。”(24)历来文集编次，或依文体，或依题材，或依世代及卒年先后为次。明清时期，科名成为士人政治、社会地位和文学声誉的重要标杆，风气所及，凡编文集时，上至朝廷，下至普通士子，动辄以作者会试或乡试科名为次，足见科举制度对社会文化生活和文学活动无远弗届、浃髓沦肌的影响。

如果说，政治、经济、军事、科举等还处于文学生态外围的话，那么，文学思潮、流派等，则处于文学生态的内核，更贴近文学自身，也更易表现于文集编纂中。明清时期，文学思潮迭变，流派纷涌，许多选本都有明确的派别意识，并藉凡例鼓吹、标榜。如朱彝尊《词综》“发凡”以洋洋万余字的篇幅，介绍为编此书而访求唐宋词籍的情况，阐述了选词宗旨及辨体、辨调等词学理论问题，高倡“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25)的主张，推崇姜夔为词家正宗，而史达祖、吴文英、张炎、周密、王沂孙等为之羽翼，此为“浙西词派”的核心观点。“发凡”最后还交代了“佐予讨论编纂者”如汪森、周筼、龚翔麟、柯崇朴等二十一人。编纂队伍尽管人数众多，身份复杂，词风和词学观念也不尽一致，但显然是以师友、乡谊为纽带而联结起来的文人团体，其骨干则为浙西六家。《词综》是一个通过词集整理、编纂而结派的典范，其凡例则起到了展示浙西词派队伍、阐发和宣扬本派理论主张的作用。又如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例略”描述桐城派的发展声势：

自桐城方望溪氏以古文专家之学，主张后进。海峰承之，遗风遂衍。姚惜抱禀其师传，覃心冥追，益以所自得，推究阃奥，开设户牖，天下翕然号为正宗。承学之士，如蓬从风，如川赴壑，寻声企景，项领相望。百余年来，转相传述，遍于东南。由其道而名于文苑者，以数十计，呜呼，何其盛也！(26)

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桐城派“正宗”地位的拥戴。“例略”还对入选作家一一考述其师承关系，如述梅曾亮、方东树等姚门高足曰：“姬传之徒，伯言、异之、孟涂、植之最著。硕士行辈差先，伯言，其年家子；异之，典试所得士也。仲伦、春木、生甫出姬传门少后。姜坞曾孙硕甫，亦姬传高第弟子，而名业特显，不徒以文称。”又述曾国藩的文学渊源曰：“曾文正公以雄直之气，宏通之识，发为文章，冠绝今古；其于惜抱遗书，笃好深思。虽謦咳不亲，而涂迹并合。”(27)这种对师承关系的条分缕析，体现了王氏强烈的以桐城文为正宗的文统意识、流派意识。这一点，还可从“例略”对阳湖派的考辨中看出来：“自惜抱继方、刘为古文学，天下相与尊尚其文，号桐城派。当海峰之世，有钱伯坰鲁思从受其业，以师说称诵于阳湖恽子居、武进张皋文。子居、皋文遂弃其声韵考订之学而学古文，于是阳湖古文之学特盛。陆祁孙《七家文钞序》言之，此阳湖为古文者自述其渊源，无与桐城角立门户之见也。”(28)以恽敬、张惠言、陆继辂等为代表的阳湖派，创作上兼容骈散，往往被目为与桐城派不同的文学流派。王先谦对此深表不满，斥“宗派之说”为“乡曲竞名者”之私见，“疑误后来”(29)。可王氏力辨阳湖文派渊源于桐城，正是一种宗派之见，其动机无非是张大桐城声势，维护“天下文宗”的正统地位而已。而这种声势、地位，是影响清代古文写作和批评最重要的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