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周邦彦词传及词作编年

周邦彦生平事迹在王偁《东都事略》、潜说友《咸淳临安志》、陈郁《藏一话腴》以及《宋史·文苑传》等公私载籍中略有传述，而以《东都事略》最可传信：“元丰中献《汴都赋》，神宗异之，自诸生命为太学正。绍圣中，除秘书省正字。徽宗即位，为校书郎，迁考功员外郎，卫尉宗正少卿。又迁卫尉卿，出知隆德府，徙明州。召为秘书监，擢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未几，知真定，改顺昌府、提举洞霄宫。卒，年六十六。”(1)《宋史·文苑传》略为详尽：

元丰初，游京师，献《汴都赋》余万言，神宗异之，命侍臣读于迩英阁，召赴政事堂，自太学诸生一命为正，居五岁不迁，益尽力于辞章。出教授庐州，知溧水县，还为国子主簿。哲宗召对，使诵前赋，除秘书省正字。历校书郎，考功员外郎，卫尉、宗正少卿，兼议礼局检讨，以直龙图阁知河中府，徽宗欲使毕礼书，复留之。逾年乃知隆德府，徙明州，入拜秘书监，进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未几，知顺昌府，徙处州。卒，年六十六，赠宣奉大夫。(2)

宋朝留下的美成文集、词集序跋或解题如强焕《题周美成词》、楼钥《〈清真先生文集〉序》、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刘肃《陈元龙集注〈片玉集〉序》，都是研究周邦彦的珍贵资料，尽管各种资料互有异同，但从中还是可以了解周氏生平事迹的概貌。其中楼钥与周氏家族有往来，所载行谊尤其值得关注：“公壮年气锐，以布衣自结于明主，又当全盛之时，宜乎立取贵显，而考其岁月仕宦，殊为流落，更就铨部试远邑，虽归班于朝，坐视捷径，不一趋焉。三绾州麾，仅登松班，而旅死矣。……公讳邦彦，字美成，清真其自号，历官详见志铭云。”(3)

关于周邦彦生平事迹、游学仕宦行谊、是否隶属新党或旧党等问题，自陈思《年谱》、王国维《遗事》以来，一直存在争议。尽管罗忼烈《周邦彦清真集笺》、孙虹等《清真集校注》、薛瑞生《清真事迹新证》《周邦彦别传》等有较大推进，但也未能定于一尊，相关讨论还在延续。

上世纪末，刘永翔先生发现了宋朝吕陶所撰《周居士墓志铭》，周居士是周邦彦的父亲周原。刘永翔《周邦彦家世发覆》一文据此考证出周氏家世背景，并同意其未曾依附新党的主张。主要结论如下：一是邦彦父亲周原（字德祖）与周邠为兄弟，“其名其字都与《咸淳临安志》卷六十六所记邦彦之叔周邠（字开祖）埙篪相合”；二是邦彦世居钱塘，其五世祖在五代吴越时曾有过一官半职，曾祖幼时随父辈流散入汴，但“至少在邦彦祖父维翰一代，周氏已迁回故乡钱塘”；三是周原“对书籍的绝端崇拜所造成的家庭氛围无疑对邦彦有巨大的影响，他‘博涉百家之书’（《宋史》本传），‘经史百家之言盘屈于笔下’（宋楼钥《攻媿集》卷五十一《清真先生文集序》），作《汴都赋》‘期月而成’（同上），神宗‘以太学生献赋颂者以百数，独邦彦文采可取’（《长编》卷344）。没有家庭环境对他的自幼熏陶，光凭天分，要取得如此高超的文学造诣是无法想象的”；四是“有人因邦彦在《汴都赋》里歌颂新法，在《田子茂墓志铭》中美吕惠卿而毁范纯粹，还在蔡京生日献诗祝寿，便把他视作新党中人。其实，表面的文字哪里能代表内心的真实想法呢？还是王国维先生讲得对：‘先生于熙宁、元祐两党均无依附。其于东坡为故人子弟，哲宗初，东坡起谪籍掌两制时，先生尚留京师，不闻有往复之迹。其赋汴都也，颇颂新法，然绍圣之中不因是以求进。晚年稍显达，亦循资格得之。其于蔡氏亦非绝无交际，盖文人脱略，于权势无所趋避，然终与强渊明、刘昺诸人由蔡氏以跻要路者不同。’（《遗事》）邦彦向吕陶求志之事则更证明，他不仅与新、旧两党均无依附，而且也一无避忌”；五是周原葬于黄山祖茔，但“邦彦及其叔周邠之墓皆在南荡山”，即“杭州百丈凤凰山之原”，而“南荡山与周原所葬的黄山并非一地。邦彦及其叔父看来是另觅佳城了，其故则不得而知”；六是周原卒于熙宁九年（1076）四月辛亥，“葬于元丰八年（1085）二月壬辰，已是死后九年。须至入仕之后方能为父营葬，邦彦少日之贫可知”。父亲九年不能入土为安，可能也是他“疏隽少检，不为州里推重”的重要原因(4)。

周邦彦由于人品受到争议，入仕后政迹也不显著；是主要凭借创作诗词文赋赢得极高声誉的文人。在宋人史乘载纪中，周邦彦是钱唐的风流才俊，虽不是科第出身，但却以文采荣显。其在太学时所上七千余言《汴都赋》，曾得神宗、哲宗、徽宗三朝皇帝眷顾，声名震耀一时。而他在多地为官的具体行谊及业绩，则如云中鳞爪，特别是入太学之前游学荆州、长安，中年为睦州某县令，晚年游宦长安的经历扑朔迷离，甚至于付之阙如。殊不知，清真词作也是寻找其生平及感情线索的重要途径，这与其特殊的写作方式密切相关。

清代词学理论家周济曾指出：“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5)北宋应歌之词与南宋应社之词相比，除苏轼等采用长序并在词中直接抒怀言志的特例之外，相对缺乏交际功能，因而象南宋应社词那样通过考证题序中交游者核考作者事迹的可能性随之减弱。周邦彦词属北宋应歌之作，除《西平乐》外，仅偶有词题或短序显示作词的模糊背景。但他的词中却有“故事”，吴世昌先生曾评价周邦彦的小令：“于短短小令中写复杂故事，为其独创，当时无人能及，后世亦少有敢企及者。”(6)吴熊和先生对此说持赞赏态度，认为其长调亦复如此：“周词之所以为人生发附会，与他在词中加强‘述事’的因素不无关系。词自唐五代以来，以写景抒情见长，述事的成分很少。但词不述事，景与情有时会失去附丽，不免是个缺陷。周邦彦就在情、景之外，渗入事迹。他的有些词作，粗具有故事结构，表现出某种传奇性的境界，《少年游》一词就是很好的例子。这首词有情节，有人物，还有口吻毕肖、娇声可闻的对话。寥寥五十一字中，重现了发生在京城坊曲中的一幕寒夜情剧，而且还传达出室外严冬、室内春温的特定的环境气氛，这就不是一般写景抒情所能达到的。前文所举的《瑞龙吟》，亦具有这种述事性强的特点。因此，有人认为以传奇入词，是清真词的一个创造，也是对词境词法的一个重要开拓，并不是没有道理的。”(7)

需要指出的是，周词中的“故事”大多具有记实的性质，因此，未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本事”（尽管宋朝流传的周词“本事”多数为杜撰，有效信息量少之又少，详后说）。美成词浓郁的书卷气为论者所公认，他的词作隐括唐诗（涵盖先秦至宋朝诗歌）以及历朝事典，属于典型的典丽派词人。这使他在锻造典籍中人文资源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更为重要的是，他是秦观之后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的词人，词中触目皆在的语典与事典也助力了“故事”向“本事”转化。笔者将尝试利用周词的这一特点，在甄辨王国维、陈思、罗忼烈、薛瑞生诸位先生考证结论的基础上，佐以辑佚诗文辞赋、相关史料乃至同调词在不同版本中的序列等，厘清周邦彦行谊及创作分期，总其大成地对其现存185首词中绝大部分词作进行编年（能够系于某一时间段者也类归于此），排列出周邦彦游学游宦的轨迹，在直接史料受限情况下，此种方法或可成为去伪存真的有效途径。

结合周邦彦的词学创作活动，其生平可分为三个时间段，即熙宁三年（1070）至元丰二年（1079）为青少年时期，元丰三年（1080）至大观四年（1110）为青壮年时期，政和元年（1111）至宣和三年（1121）为中晚年时期。他一生所经之地除家乡钱塘之外，还有荆州、武昌（今湖北鄂州）、郢州（今湖北钟祥）、宜城（今属湖北襄阳）、襄阳、长安、临潼、咸阳、扬州、天长、汴京、庐州（今安徽合肥）、溧水、睦州（今浙江建德）、越州（今浙江绍兴）、苏州、河中府、隆德府、明州、真定、顺昌府（今安徽阜阳）等地；并且三寓荆州、三入长安、四过扬州、五入汴京。中年之后，官运较前期显达。周邦彦一生先后纳娶三任妻子，并与多名歌妓有或深或浅的交往。各阶段可以系年的词作分别是52首、63首、32首，共计147首词，基于此，周邦彦185首词作中的名篇基本都得到编年。系年词作与王国维、陈思、罗忼烈、薛瑞生等先贤相比，自成考证系统。特别是首次对《苏幕遮》（燎沉香）、《齐天乐》（绿芜雕尽台城路）、《六丑·蔷薇谢后作》、《瑞鹤仙》（悄郊原带郭）等的准确编年，赴任庐州、溧水（增考白梅词）、睦州、河中府等地的词作则是以组词的形式系年；而三寓荆州、三入长安、四过扬州、五入汴京也都整合“碎片”，犁然可观。这些考订或能揭除蔽障，推新行谊。

笔者此前曾有词选以及系列专文对周邦彦的部分词作进行过编年，因本书词作编年仅作为周邦彦生平事迹、词作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的叙述背景，除补充材料或对结论纠偏之外，采用连接琐细之“点”形成生平之“线”，也就是采用略于过程、详于结论的叙述模式。周邦彦流传下来的词作多为应歌而制，特别青少年游学时期留存较多赠妓篇什，反映出北宋词坛真实的创作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