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本文写成于1948年夏，时就学于燕京大学研究院，是在先师陈寅恪教授指导下所作的硕士论文《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之中国政局》。此亦当时先师所指导学位论文中惟一属于中国近代史领域者。形成此一特例之原委，可追溯至1944年冬季。时先师因目疾致盲，在成都存仁医院手术后，生活不能自理，夜间尤需人照料。作为入室弟子，我经常去值夜班。每当先师中夜失眠，则陪侍闲叙，兴之所至，几于无所不谈。某夜，先师问及毕业论文拟作何题？我率尔答称：对中国近代史感兴趣。近人王信忠先生已写成《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一书，私意颇欲就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之内政背景进行探索：何以中国与日本同于19世纪60年代起步仿效西方，而二十余年后，以甲午战争为标志，竟乃成败判然，国际形势、国内政局皆因之发生重大变化，下启我国此后更为动荡之历史新阶段？拟寻究其所以然之故。当时虽有此愿望，实未敢信其必能实现，因先师当时之主要研究领域乃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史。不料先师竟予首肯，认为此题可作，并告知：“其实我对晚清历史一直是很注意的，不过我自己不能作这方面的研究，认真作，就容易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所以我不作。你想要作，我可以指导你。”聆听之下，不禁喜出望外，此后即逐步搜集史料，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直至1947年春，始正式撰写。历时年余，终于完成。
写作过程中，进行每一章之前，皆曾向先师说明自己的初步看法，经首肯，并大致确定范围后，始着笔。每完成一大节或一小章（各章各节大小不等），则读与先师听，详细讨论后定稿。先师对史料之掌握，极为严格：首先，必须充分占有史料，凡当时闻悉并能见到者，皆须尽力设法搜集、查阅，不容有丝毫遗漏；而选用于学位论文时，则又尽量筛汰，力求精炼。其次，则尤注意于史料之核实，同一史事，尤其是关键性的记载，彼此有出入者，必须认真加以鉴定，确证其某一部分为史实后，始得引以为据。在观点方面，则持之尤慎，必以史实为立论之基础。论文中每有分析性之论点提出，先师必从反面加以质询，要求一一作出解答，必至穷尽各种可能的歧见，皆予澄清以后，始同意此部分定稿。其高度谨严之科学精神，对我此后一生的治学态度、途径与方法，皆有深远影响。
此篇学位论文亦颇历沧桑。当年清缮方毕，未及最后校阅，即逢国民党政府之“8·19”点名拘捕，仓促脱身离校，进入华北解放区。清缮本虽得师友帮助，代为上交学校，但解放后经院系调整，久已不知下落。而本人身边之底稿，亦在“文革”中荡然无存！原以为从此消失于世，空存追忆而已；岂料1991年获悉，北京大学图书馆在接收燕大图书馆的资料中，竟存有此篇在，遂于1993年前往复印全文。失而复得，快何如之！不仅重获四十余年前的研究成果，尤要者，此乃先师昔年精心指导，使我深受教益的物证，是弥足珍视的纪念品。
先师晚岁以口述方式，倩黄萱先生代笔，写成《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以记叙家世及父祖三代所经历之晚清政局，惜于“文革”浩劫中又复散佚，仅存残篇，经由复旦大学蒋天枢教授整理后，作为“附录”收入《寒柳堂集》中（见《陈寅恪文集》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6月版，页163—182）。先师于“弁言”中谈到写作此篇之心情与态度云：
今既届暮齿，若不于此时成之，则恐无及。因就咸同光宣以来之朝局，与寒家先世直接或间接有关者，证诸史料，参以平生耳目见闻，以阐明之……既不诬前人，亦免误来者。知我罪我，任之而已。（见《寒柳堂集》，页165—166）
又云：
清代季年，士大夫实有清流浊流之分。寅恪本人或以世交之谊，或以姻娅之亲，于此清浊两党，皆有关联，故能通知两党之情状并其所以分合错综之原委。因草此文，排除恩怨毁誉，务求一持平之论断。他日读者倘能详考而审查之，当信鄙言之非谬也。（《寒柳堂集》，页167）
又于“弁言”之末句云：
寅恪以家世之故，稍稍得识数十年间兴废盛衰之关键。今日述之，可谓家史而兼信史欤？（《寒柳堂集》，页168）
据上所引，可知先师此时已改变往昔不研究晚清政局之初衷，决心在晚年亲自着手阐明所知晚清史事真相，自信已能“排除恩怨毁誉”，作出经得起审查的公正论述，以存信史而待后之识者。此亦足显示师门三代人爱国之家风与史家的高度历史责任感！
追忆当年先师指导写作本文时，亦持此种态度。在严师教诲下，自己一方面必须以认真审订的史实作为立论基础，不敢凭空臆测；另一方面则排除个人好恶等感情因素之干扰，力求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作出公正客观之论述；由此确信，只有保持历史本来面目，认真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始能对后人具有真正之借鉴意义。
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史在史学领域中颇受重视，成果迭出，远逾过去。而关于甲午战争前后之清廷内政背景方面，作过较全面系统研究，并提出相应看法者，似尚未多见。如能借本文抛砖引玉，有助于此课题之进一步探讨，则所深幸！至于文中之观点与见解，由于当时学术环境与自身思想认识之局限，衡以现今标准，必有疏失之处，幸祈读者不吝见教。私忖此文恐只能作为40年代，建国以前之产品看待，自不能与当前科研成果已达到之水平相提并论也。本人久已转事荆楚区域历史地理之研究，现今工作与社会活动已臻饱和，又年事已高，更无余力再就本课题作进一步探讨，如能以此作为后人研究本课题之一块踏脚石，于愿足矣。
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为甲午战前三十年间政局概观。
第二章至第五章论述甲午战争期间清廷内部政局之变化。战争期间为时虽短，但因国内政治势力颇倚外患之日亟而乘机加强活动，通过谋划战局以兼遂其打击对手（实力派之李鸿章与淮军将领，中枢之孙毓汶等）之政治目的，终于随败局演变之同时，亦逐步形成朝局之重大变化，故以四章之篇幅，论述其迅速递嬗之迹，与夫转折之焦点所在。
第六章则概括论述战后政局新形势。
各章注释共931条，总计约二十余万字。此次公开发表，将题目改为“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以更求确切。
此文写于解放前1948年之北平，依当年母校风尚，行文例用文言，此次发表，除个别误字外，皆仍旧贯，借存原貌，以资纪念。
本篇之终能问世，得自内子李涵（缪希相）教授之督促鼓励，并承担了包括校改与联系出版等一切最繁杂的工作；在目前学术著作出版难的形势下，为了争取此书的及时出版，我们的一些至亲好友先后有王苗、刘阳、纪辛、孙晓林、刘涛、王蕾等同志为此竭心尽力，作出宝贵贡献；最后得到三联书店总编辑董秀玉、副总编辑周五一与责任编辑曾蔷诸位的鼎力支持、热情帮助，责编仔细审校全文，提出修改意见，在版式、装帧、图片、印刷质量等方面精益求精，方使本篇能以现在的面貌呈献于读者之前，谨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石泉（刘适）
写于珞珈山武汉大学寓所
199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