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董仲舒《春秋》学的方法论：辞

一　辞的重要性：因辞见义

按照传统的说法，《春秋》一书为孔子所作。孔子修《春秋》依据的主要材料是鲁国的史记。而《春秋》之所以由“史”而成为“经”，是因为孔子在作《春秋》时加进了自己的观念，按照传统公羊学的讲法，就是“加王心于鲁史”。后人读《春秋》，最重要的是探求孔子加在《春秋》中的“王心”。那么问题就在于“王心”体现在何处，或者说“王心”是通过怎样的途径显现出来的。我们可以通过后世对于孔子修《春秋》的记录，来看这个问题。

一般认为，最早言及孔子作《春秋》的是孟子，孟子云：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1]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2]

司马迁对于孔子作《春秋》之事，则有更加详细的表述。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3]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4]

按照孟子和司马迁的说法，孔子作《春秋》，包含“事”“辞”“义”三个方面的内容。而孔子所重的是《春秋》所表达的大义，所谓“其义则丘窃取之矣”。通过《春秋》大义，使得“乱臣贼子惧”，进而达到“王道备，人事浃”的理想状态。但是《春秋》之义并不是直白、抽象的表达，而是依托于春秋两百多年的历史，即孔子所云的“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5]而这两百多年的史实，被各国的史书记录着，如“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等，然而这些史实记录本身，并没有孔子所要表达的大义，只有对其进行“笔削”，才能体现大义。而“笔削”所针对的对象，就是“辞”。孔子通过对于“辞”的修改，使得“事”和“义”得以贯通。正是因为“辞”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孔子修辞非常谨慎，“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简单地说，“辞”就是对于事实的表现方式，而其中又蕴含了对于事实的价值判断。[6]具体说来，这里的“辞”，指的就是《春秋》书法。“辞”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于作《春秋》的孔子来说，微言大义要通过“辞”来寄托。另一方面，对于读者来说，《春秋》之大义，需从《春秋》的修辞中探求。[7]所以公羊学大家段熙仲先生认为：

孔子之修《春秋》，修其辞也，故曰“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何谓其义？因鲁史加王心之谓也。何以见之？则于属辞见之。[8]

庄存与《春秋要指》云：

《春秋》以辞成象，以象垂法，示天下后世以圣心之极。观其辞，必以圣人之心存之，史不能究，游、夏不能主，是故善说《春秋》者，止诸至圣之法而已矣。[9]

由此可见，“辞”对于《春秋》非常重要。下面我们就司马迁所举的两个例子，看《春秋》之“辞”“事”“义”。其一为“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案春秋时期，周天子失去了权威，周围的夷狄时刻威胁着中原的礼乐文明，很多诸侯国相继被夷狄灭亡，所谓“南夷与北夷交，中国不绝若线”[10]。夷狄具有了足够的力量，就不满于原先周天子所定的爵号，而僭称王。《史记》记载了吴、楚之君僭越称王之事。《吴世家》云：

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11]

之后吴国称王的还有“王诸樊”“王余祭”“王余眜”“王僚”“王阖庐”“王夫差”。《楚世家》云：

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12]

吴、楚之君僭称王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却违反了王道之义。《春秋》作为拨乱反正之书，就不能对于吴、楚之君僭称王这个事实直书其事，必须要在文辞上有所变化，通过文辞对于这种僭越行为施加价值判断，直接的做法就是去其王号，改为子爵。[13]《春秋》对于名分是极其重视的，天子、诸侯、夷狄三者在名号上有很大的差别。唯周天子方可称王，诸侯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而夷狄再大，只能称子。[14]这种书法体现的大义就是严夷夏之防，坚守华夏自身的礼乐文明。可见将夷狄的称谓由“王”而贬至“子”，是孔子的特笔，目的是通过文辞体现“夷夏之防”的大义。而读者也可以将吴、楚之君称王之事，与《春秋》中称子之辞相比较，从中得出严“夷夏之防”的大义。

第二个例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晋文公之召周天子，《春秋》如此记载：

（僖公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盟于践土。公朝于王所。

冬，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娄子、秦人于温。天王狩于河阳。壬申，公朝于王所。[15]

按照《春秋》的记载，实际上晋文公分别于践土之会和温之会，召了周天子两次。当时的背景是晋国联合齐国、宋国、秦国在城濮之战中战胜了楚国，晋文公因此想成就霸业，但是考虑到自己年老，恐霸业不成，故而想到通过召周天子的方式大合诸侯。正如何休所云：

时晋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故上白天子曰“诸侯不可卒致，愿王居践土”，下谓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16]

可见晋文公虽然有尊戴周天子之意，然而又夹杂着称霸的私心，使用两种说辞，促成了践土、温之会，并率领诸侯朝周天子。《春秋》记录这件事情，需要分别两层意义，首先诸侯朝周天子，是王法之正，需要肯定；其次，“召”是上对下之辞，而晋文公以臣召君，是僭越的行为，需要否定。所以《春秋》首先针对践土之会，书“公朝于王所”，表示只有鲁君见了周天子。既回避了晋文公召见天子的事实，又表明诸侯朝周天子本身是天经地义之事。同样的，针对再召天子的温之会，《春秋》也书“公朝于王所”。同时，晋文公两次违礼召见周天子，那么第二次的性质就更加严重，需要更深的避讳，所以补充说明周天子是因为狩猎才来到了河阳。既然是这样，依照古礼，天子巡狩，有朝诸侯之礼，所以下面的“公朝于王所”就很自然了。通过这样的修辞，《春秋》理顺了君臣之义，同时又达到了为周天子和晋文公避讳的目的。[17]可见《春秋》大义要在“辞”中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