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变局时代的来临

在过去的几年里，人类社会经历了太多的动荡：疫情的冲击，战争的影响，技术的变革，政策的调整，以及大国关系的紧张，民粹主义的兴起，国际格局的重组，传统秩序的崩溃，等等。

我们正好处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那一波全球化的深度调整期。我们所面临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动荡与不确定，已经成为这个大变局时代最突出的特征。

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们所处的战略环境就像爬山。山就在那个地方，是相对静止的、稳定的、可预期的。我们只要确立好方向，规划好路线，接下来就是好好执行了。途中我们也会遇到一些挑战，但整体计划是不需要有大的变化的。

今天这个动荡的变局时代，我们所面临的环境却变成了冲浪。浪的特点是动态的、不确定的，一波又一波，整个环境都是动荡而不确定的。

这种动荡和不确定，已经给企业管理者的心理与行为造成了多方面的冲击。

一是焦虑迷茫。人天然希望自己的行为和周边的环境是有序、可控、可预期的。动荡与不确定会使我们陷入焦虑烦躁、迷茫沮丧，有一种失控的感觉，出现情绪化的反应。

二是急功近利。环境是不确定的，未来是不确定的，人们就不愿意对未来进行长远的投入，只能抓住眼前可以抓住的东西，因此就会短视，甚至会陷入机会主义和短期行为。

三是随波逐流。在不确定的环境下，人会有一种强烈的无力感，会放弃主动把握和改变命运的努力，听凭环境裹挟，随波逐流。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现实——今天所处的大变局时代，其本质就是动荡而不确定的，想回到过去那个相对确定的环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已经不可能。

重归管理的底层逻辑

在大变局的动荡而不确定中，我们很容易迷失自己。但不管我们意识到了还是没有意识到，越是在这样一个动荡的变局时代，我们就越应该从长的历史时段、从管理的底层逻辑出发，去把握管理中决定组织命运的那些最基本的东西。

人类的历史从来就是一治一乱的交替，周期性的动荡也从来都是历史的基本特征。把管理这一现象放到数千年的大历史中，把视线从商业世界放宽到军队、政治、国家，我们就会发现，再动荡的时代，也会有卓越的组织、长远的战略、优秀的领导，以及在此基础之上成就的伟大功业。

晚清是一个极度动荡的时代，但湘军这批人为什么能够成事？有两句湘军将帅说的话，我非常喜欢。

一句是胡林翼说的：“世自乱而我心自治，斯为正道。”越是在动荡与混乱的时代，我们越应该找到自己内心确定的东西。

一句是罗泽南说的：“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在极其混乱的环境中依然坚守自己的信念，这才是真正有用的学问。

人是有能动性的。外在的环境固然是我们无法左右的，但即使是在最动荡的时代，只要有好的领导和组织，也可以我命由我不由天。

胡林翼也好，罗泽南也好，当然也包括曾国藩，本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但是却在乱世之中，不因环境的动荡与压力而动摇。

一群人相激相劘，凭着“舍身卫道”的精神，以“打脱牙和血吞”的倔强，以“志之所向，金石为开”的信念，以“而困而知、而勉而行”的意志，以“尚朴实、耐劳苦”的文化，以“不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的战略定力，以“结硬寨、打呆仗”的作战原则，以“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的管理风格，投身挽狂澜于既倒的事业。

他们最终以强烈的使命感、责任心和意志力，勘破得失、勘破利害、勘破生死，名利不足辱其身，生死不足动其性，于关键之地能站住脚，在途穷之日能定住心，一步步扭转了整个局面。

我们从乱世湘军这个组织中，可以看到哪些动荡时代的管理底层逻辑？这个底层逻辑至少包含了这样一些内容：信仰、信念，韧性、意志，专注、执着，远见、格局，战略定力，价值驱动，管理的基本面，以及不求近效、铢积寸累的长期主义。

管理者强烈的信仰与坚定的信念，是这个底层逻辑的起点。有了强烈的信仰和坚定的信念，便在九死一生、屡战屡败的逆境之中有了强大的韧性与意志，有了专注与执着的精神，有了长远的眼光与宽广的胸怀，不为一城一池的得失、一时一地的成败所动。管理者便可以凭借强大的战略定力，着眼于管理的基本面，打造出价值驱动的组织，从而以长期主义的信仰，带领组织在动荡时代成就其所从事的事业。

湘军领袖们的这些特点，恰恰也是历史上那些在身处动荡环境的优秀管理者所具备的共性。他们的出身背景不同，所处的时代不同，所从事的事业不同，但他们的管理底层逻辑是相通的。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动荡的变局时代同时也是大浪淘沙的时代，是倒逼组织回归管理本质的时代。那些虚幻的管理假象注定会破灭，那些在凯歌行进的狂欢与喧嚣中很容易被忽略的管理底层逻辑，反而会清晰地显现出来。在动荡而混乱的环境中，我们会更加清楚地看到，管理中那些最基本的要素，才是决定竞争胜负和组织命运的根本力量。

回到这样的基本要素，管理者才能找到应对不确定环境、决定组织命运的基本要素，并且不断从这些基本要素来反思自己的组织，夯实管理的基础，筑牢组织的根基，从而在大变局时代把握自己的命运。

本书的基本内容

本书的出发点，是围绕变局时代管理的基本主题——不确定、逆境、周期以及战略定力，从战争与历史的维度，提炼动荡而不确定的时代管理的底层逻辑，以帮助管理者提升在变局时代进行战略决策的能力、应对困境的能力以及驾驭周期的能力。

本书的第一个维度是战争。

战争本质上就是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自古以来，军人就必须面对不确定性的挑战。在中国，早在2000多年前，大军事家孙武在《孙子兵法》中就提出了“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命题。在西方，19世纪的军事理论家、《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维茨也明确提出了不确定性的概念，并将不确定性作为研究战争的基本出发点之一。今天商业领域的人常谈的VUCA这个概念（VUCA是四个英文单词的缩写，分别代表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就是20世纪80年代美军基于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提出来的。

战场是最危险、最残酷、最恶劣的环境，战场上的军人每天都在直面生死。战争充满了压力，充满了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带来了战争的最大悖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战争的环境却是不确定的。没有人对大势的理解能够一步到位，更没有人能一次性看清所有过程和细节，但战争的决策者又必须驾驭战争，驾驭这样的不确定性。

战争的艺术，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动荡而不确定的环境中，驾驭不确定性和利用不确定性的艺术。在残酷、动荡、艰难而不确定的环境中打胜仗，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战略思维、什么样的组织能力，战争的指挥者需要具备什么样的领导力，在战场上如何做出正确的决策，在绝境中如何杀出生路……军事史上留下了无数的案例和经验教训。对于商业世界的管理者来说，要想思考变局时代管理的底层逻辑，这可能是最好的他山之石。

本书的第一部分“决策：变局时代如何应对不确定”和第二部分“逆境：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就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

本书的第二个维度是历史。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今天这样一个动荡而不确定的时代，我们之所以焦虑，往往是因为我们只看到了眼前，纠结于一时一地的得失。

身处大变局时代的管理者，很容易被眼前的动荡本身裹挟，陷入当下旋涡苦苦挣扎，无法顾及更大的场景和长远的发展，这反过来会使管理者不断地陷入新的动荡而不可自拔。

达利欧曾经说，每个人都只能经历历史的一小部分，我们就像蚂蚁一样，在短暂的一生中全神贯注地搬运面包屑，无暇拓宽视野，无暇发现事物发展的周期。一旦遇到没有经历过的重大事件，认知的局限就会完全暴露出来。

读历史的好处，是帮助我们跳出一时一地的局限，从长的历史时段，从更大的格局，用更长远的眼光，来分析治乱兴衰背后的规律，来冷静观察当下发生的各种扰动，进而更好地看清管理世界中哪些东西只是一时的喧嚣，哪些东西才是稳定不变的深层结构与基本逻辑，从而把握住大势演变的基本脉络。

企业管理者今天的焦虑，其中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商业所处的大的政策环境。政策的变动或模糊，往往会造成企业管理者的茫然无措，甚至焦躁不安。

但把这种政策变动或模糊放到更长的历史维度去看，你就会发现国家发展有一个基本的逻辑：短期看政策，中期看制度，长期看规律。短期的政策往往会引起周期性的波动，但从长的历史时段来说，任何政策都不可能长时段地大幅偏离常识与规律，相反，最终一定是要向常识与规律回归的。规律最终决定了历史的大趋势。

从这个角度来说，变局时代战略思维的关键之所在，是对外在环境的把握，要更加着眼于深层的结构与脉络，而不仅仅关注浅层的表象与事件。这就需要周期思维。

历史的演进从来都是动荡的，但动荡的背后是有其周期的。从大历史的维度把握历史演进的逻辑与周期，你就能把握住历史的大方向与大趋势，你就可以用未来的确定穿越当下的不确定，你就可以用长远的乐观来战胜短期的悲观，你就不会因为一时的喧嚣与扰动而丧失信心，你就可以把不解和不安化成豁然开朗和笃定从容。

常人追逐风口，高手驾驭周期；常人关注机会，高手把握大势。周期思维是变局时代战略思维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变局时代的管理者，一定要从具体微观的层面跳出来，学会周期思维，并以周期思维来驾驭外在环境的不确定。认识周期，把握周期，就可以从长期主义的视角，以周期为单位，从容地提前进行战略布局，而不为眼前的动荡与情绪所裹挟。

本书的第三部分“周期：理解变局背后的逻辑”，就是希望帮助管理者跳出单纯的商业和政策视角，理解与培养周期思维，并以周期思维来提升自己驾驭变局时代的能力。

本书最后一部分是“定力：回归管理的基本面”。

《大学》讲：“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追求，你的内心才能有定力，才会心不妄动，才能从容安详，才能展开深层的思考，才能找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从而得到最好的结果。

治人、治事、治世的前提，首先是治心。潜其心，才能观天下之理；定其心，才能应天下之变。以自身的确定应对环境的不确定，是我们这个时代管理者的必修课。越动荡，越困难，我们越需要定力。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就是以对话的形式，围绕什么是战略思维、如何在变局时代保持战略定力、变局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组织与领导力等主题，进一步从战争与历史的维度，讨论在变局时代如何从管理的基本面入手，打造驾驭动荡与不确定的能力。

本书付梓之际，我首先要感谢宁高宁董事长、宋志平董事长、田涛老师、刘东华老师、樊登老师对本书的推荐。宁董和宋董是我非常敬佩的企业家，我也一直受益于他们两位的管理思想。田涛老师、东华老师、樊登老师也对我多有提携。一言之褒，荣于华衮。在此我向他们表达最衷心的谢意！

我还要感谢《中欧商业评论》的尹晓琳女士、陈艳女士，正和岛的陈为先生、杨丽英女士、曹雨欣女士，以及我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同事张宇伟老师、王贤青老师、张彤老师等等，感谢他们为本书所做出的贡献，尤其要感谢宇伟老师和贤青老师为本书所付出的努力。没有他们的帮助，也就不会有这本书。

最后我要感谢中信出版集团的黄维益女士、付颖玥女士、周志刚先生以及审稿的其他四位老师。维益及其团队的敬业、严谨与耐心，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是我在中信出版的第三部著作，期待未来还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本书所探讨的不确定、逆境、周期与战略定力，都是变局时代管理的一些基本命题。需要说明的是，在经营管理领域，我最多只能算是一名旁观者。这本书的定位，就是从战争与历史的维度，对变局时代组织管理的底层逻辑做一些粗浅思考。一得之愚，仅供感兴趣的朋友参考。

宫玉振

2023年1月28日初稿

2023年5月18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