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亲爱的邦尼，亲爱的沃洛佳；
或，亲近与分歧
一九六五年一个令人难忘的轰动性文学事件是由埃德蒙·威尔逊创造的，他言辞激烈地批评了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四卷评注版的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威尔逊的文章刊登于七月的《纽约时报书评》，纳博科夫八月回复，一九六六年二月又在《遭遇》追加发表详细的反驳。像势均力敌、不择手段的斗争惯有的表现一样，交锋激动人心，许多文学家、学者加入争论，他们分派站边，给两个对手煽风点火，又不分青红皂白地这边一拳、那边一脚。混战的激动之中，很少有人留意到，威尔逊在评论的开篇就称自己“是纳博科夫先生的私交，对他抱有温情，有时又因激怒寒心”；而纳博科夫答复那篇评论时，也首先肯定两位作家的旧谊，认定彼此的感情。“一九四〇年代，我在美国的第一个十年里，他在许多事情上都善待我，而这些事不必跟他的职业相关，”纳博科夫在答复的第一段中写道，“我们有许多激动人心的谈话，通了许多坦诚的信。”
正如本集这些坦诚的信件将证明的，在这场痛苦的、围绕《奥涅金》的翻译与评论的争论之前，是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个人与智性的亲密接触。两位作家不停的、促进性的交往，持续而充满生机的观点的交流，都在他们各自的作家传中得到重要反映。在与纳博科夫亲近的阶段，威尔逊全力以赴地沉浸在俄罗斯文学中；而没有威尔逊的帮助、劝告和文学人脉，就很难想象纳博科夫第二段文学生涯（一个用英语写作的美国作家）会如何开始。威尔逊去世后，纳博科夫写信给叶连娜·威尔逊，谈到他们合作出版目前这些书信的计划，他以这样的字句收尾：“我不必告诉你，重温这些属于我们通信初期光芒四射时代的交流，是多么痛苦。”（未刊书信，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七日）
促成他们亲近、相互同情的因素很多。他们分别来自各自文化中有教养的上流家庭，彼此都对对方的文学和本土的传统感兴趣，有投入。两人对法国语言文学都是行家里手，对宗教及神秘主义虽有分歧，但都抱怀疑态度。他们都是卷入政治的刑法学家之子。威尔逊相信，如果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时期内有职缺，他的父亲一定会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聘用。纳博科夫的父亲是革命前俄国反对派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如果不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十月革命后建立政权，他父亲很可能在革命后的民主政府内阁占一席之地。在许多人的记忆中，威尔逊是一个文学批评家，纳博科夫是一个小说家，但两人都创作并出版小说、文学批评、戏剧及诗歌，对他们而言，文学是他们一生热情之所系。在纳博科夫的熟人中，威尔逊也是少有的对前者另一兴趣领域——鳞翅目昆虫学有着起码的兴趣的人。
在俄国文化、美国文化之中，文学作品常常因其传达的信息而受到重视，如果它们展现出精湛的技巧，则会受到怀疑。但纳博科夫和威尔逊都明白，没有什么可以代替文学品质——不过，什么才构成文学的品质，他们常有分歧。他们各自的作品在影响方面也有有趣的对应。威尔逊的《到芬兰车站》是西方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源的最好指南之一，正如纳博科夫的《天赋》是对其俄国本土根源的想象性检验，因此如果一起阅读，这两部作品几乎构成一个等式的两边。对威尔逊的小说《赫卡特县的回忆》的起诉与查禁，促进了维多利亚式的道德审查制度的瓦解，这种制度在西方国家一直持续到一九五〇年代末；而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在美国和英国的出版，则标志着这种瓦解的完成。
因为有种种相似之处，共同感兴趣的领域也广泛，纳博科夫和威尔逊幸运地在一九四〇年相识了。只要早五年，我们这个世纪的历史之变化无常和一九三〇年代知识界的潮流就会将他们隔开，双方也就无从谈起。他们亲近了二十年，最终痛苦地冷淡下来，而其根源则在他们初次相见前早已形成的观点与态度之中。如果我们简要检查一下彼此相遇前各自的知识轨迹，或许能更清晰地理解他们的关系。
威尔逊曾几次描述他在新泽西及纽约州北部的童年。他被领着跟一个富家子弟玩耍，这个男孩蛮横对待家里的仆人，漠然接受自己的优越地位，令威尔逊吃惊，这其实是他成长阶段的创伤体验。后来他在回忆录文章《在劳雷尔伍德》（收入其《夜思》）及小说《我想起黛西》中描述过这段经历。他的传记作家舍曼·保罗认为，威尔逊终生讨厌“富人界，它会熄灭成就卓越的每一种动力”，讨厌任何根深蒂固的特权，根源就在这个体验。它还可以解释他早期何以同情萧伯纳、亨·路·门肯之类的作家，在他看来，他们打破了现状，搅扰了沾沾自喜的资产阶级。
一九二〇年代的美国是镀金的爵士时代，威尔逊也厕身其中，他几乎跟每个重要的文学家都是朋友、熟人（许多人他在大学时代就相识），他也参与铸就这个时代；对俄国文学或俄国革命，他倒没有特别的兴趣。他成天忙于发现在文学鉴赏力方面的激动人心的新变化，并在那部划时代的著作《阿克塞尔的城堡》中加以探讨。那是一九二〇年代的巅峰之作，确立了威尔逊作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批评家的声誉，并一锤定音地确认了象征主义风格对二十世纪文学发展的重要性。此书出版后，美国就再也无法像过去时常发生的那样，说普鲁斯特难以卒读故不予考虑，说乔伊斯是色情作家，或者嘲笑斯泰因荒诞不经。恰恰是威尔逊，而非任何其他批评家，承认他们是现代大师，指出其共同根源是法国象征主义。
随着大萧条来临，像当时大多数美国作家一样，威尔逊也受潮流的裹挟，对其社会的传统结构与体制的有效性产生怀疑。萨柯与万泽蒂案，*哈兰县的矿工，失业和等待救济食物的队伍让许多人相信，需要更新、更好的社会模式。丹尼尔·阿伦的著作《左派作家》记录了美国知识分子对苏维埃俄国高涨的热情，其时斯大林恰恰在巩固权力。一九三〇年代，一个对苏联现实有起码了解的人，面对美国的知识气氛，都会惊讶于知识界近乎无法想象的轻信，缺乏任何有意义的标准，就将两个国家的状况进行比较。对两个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的仓促审判激起了非常强烈的抗议——这跟列宁统治的最初几年对数百名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以及非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处理怎么比？比较美国失业者排队领面包的队伍与数百万乌克兰农民死于饥荒的情形，也没有意义。
正是在苏联饥荒等不断扩展的十年里，西方对十月革命的赞誉登峰造极，说它是人类对自由、公正社会的最美好的希望。威尔逊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这个时期形形色色的抗议行动中与美国共产党联合，但与许多同事熟人不同，即使在跟马克思主义打得火热时，他也保留了自我思考、自我判断的权利。一九三五年春，他受古根海姆基金的资助去了苏联，想在莫斯科马恩学院研究俄国革命。这是一次朝拜，是那个时代的典型做派与精神。
威尔逊不具有爱·埃·卡明斯那种本能的诗性敏感。三年前，卡明斯也作了一次类似的旅行，像启程时的威尔逊一样，他对俄语和俄国历史几乎一窍不通。他想捕捉一九三〇年代苏维埃现实之精髓，并在那部无人赏识的杰作《艾米》**中予以体现，它跟帕斯捷尔纳克同年写给妻子的信件，以及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的回忆录可怕地吻合。1威尔逊所描述的苏联印象（以自我审查的形式发表于一九三六年的《两种民主旅行记》，更详尽明确的版本是一九五六年的《红色，黑色，金色与橄榄色》）则有着动人的混杂性，自己天真的期待与他极力为之辩解的丑陋现实相混合。在伦敦开往列宁格勒的船上，他碰到三位苏联工程师，他们彬彬有礼，这立即归功于先进的、革命后的新文化；但列宁格勒的人群看上去衣衫褴褛、闷闷不乐——他们会这样的，鉴于他们正处在饥饿之中。但他们的外貌与举止被归咎于“过去农奴制的非人生活”，他们恐怕仍记得革命前的这种生活（一九三五年记得农奴制的人不会太多，因为它在一八六一年就被废除了）。
萧伯纳等西方旅行者访问苏联时，正值饥荒最严重的时期，回去后竟宣称苏联公民是欧洲饮食最好的人民。与之不同，威尔逊看到了够多的苏维埃实际，他发现这不是他指望看到的自由、理想的，由工农管理的乌托邦。访问期间，他与文学史家德·斯·米尔斯基2相遇，激起了他终其一生的对普希金的兴趣，他跟纳博科夫能够走到一起，这个兴趣至关重要。为了阅读普希金原文，威尔逊在旅行结束前开始学习俄语。他对斯大林很失望（但依然对列宁、对十月革命抱有期望），并着手研究、写作《到芬兰车站》，它成为探讨马克思主义起源的经典著作。该书出版不久，他遇到了纳博科夫。
如果说文学学者毫不费力就能想象并理解威尔逊的青少年环境，那么纳博科夫出生的世界，他生命头二十年所度过的世界——这个阶段的俄国是从解放农奴、引入陪审员审判制度及其他改革的一八六〇年代到十月革命——在西方想象中就完全被神话包裹，被宣传严重歪曲，变成千篇一律的陈词滥调，以至于大多数西方人对它的认识还不如他们对法老时代的埃及的认识更清楚。比如说吧，世纪之交的俄国现实，在托尔斯泰、契诃夫和高尔基的私人信件中的反映，或者在这个时期俄国报纸上的记载，都跟我们通常的想法大相径庭，以至于任何一个简单的史实陈述（就像我们在纳博科夫给威尔逊的几封信中看到的那样）都可能被视为刻意作梗的修正论或怀旧性的理想化而漠然置之。
人们脑海中的通常形象是：顽固的专制制度，从“恐怖的伊凡”以来一成不变，生活豪奢、挥舞鞭子的一小撮贵族和卑躬屈膝、饥肠辘辘的一大群农民构成的国度，偶尔有个伟大作家或耽于幻想的革命家在背景中出现。这是王尔德一八八三年的情节剧《薇拉，或虚无主义者》所描述的国家，就是这个形象影响了威尔逊，他在《直言不讳：六十反思》（一九五六）中关于俄国的部分写道：“果戈理粗鄙的偏僻乡村，到处是饱食终日的地主，芜杂蔓生的樱桃树，悲惨的女仆，躁狂的主人；屠格涅夫的那些贵族老巢，混乱的家庭关系，处境可怜的大批农奴［……］当然，列宁向这一切宣战，共产主义者努力清除它们。”
这一切之中，西方社会全然忽视的是革命前六十年的重大社会变革，这些变革使得威尔逊提到的果戈理《死魂灵》的世界和屠格涅夫《猎人笔记》《贵族之家》的世界在纳博科夫出生时都已成为过去。这几十年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传播广泛、影响巨大的公民抗议运动，纳博科夫在给威尔逊的信中反复提起。革命前的几十年中，它迅速扩散，包括的政治范围很广，从温和派到极端激进派，尽管最后两任沙皇顽固地、有时暴力地进行遏制或试图反转，但运动还是给这个国家的社会及政治生活带来真切的解放。一九〇五年革命后，书报审查制度被废除，所有政党都合法化，议会制度被确立，公民抗议运动获得公开倡导的权利。一九〇五年以后，十九世纪末的非法传单、恐怖分子的炸弹基本上被其他形式的社会抗议所取代，比如萌芽中的劳工与女权主义运动，一家畅所欲言、有强烈批判色彩的反对派媒体（布尔什维克的喉舌《真理报》，一九一二年合法销售），大量竞争性的政党，从极右翼的拥护君主制、反对犹太人的党派到温和、开明的团体如立宪民主党（纳博科夫的父亲是创始人之一），再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组织，最突出的是社会革命党，革命前夕拥有一百万活跃成员。改革派和社会主义政党在广泛的基础上形成联合，因此一九一七年二月推翻君主制度只是时间问题，不料不到一年后列宁接管，眼睁睁失去了所有艰难赢得的权利。
纳博科夫的父亲是俄国历史上议会时期（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的重要政治人物。他代表革命前民主的、反政府的异见的优秀传统，曾在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期间的临时政府担任大法官首领和几个关键委员会成员。他的回忆录非常客观，受到托洛茨基、克伦斯基的称赞。这些回忆表明，临时政府致力于公平竞争，以获得统治对象的同意为己任，决心保障公民权利和每个人的表达自由，包括那些执意要破坏它的人，因此它的命运已经注定。社会革命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接受的训练是，革命前反沙皇党派之间要采取相互合作的原则（纳博科夫在第六封信中描述过），面对新政权，他们毫无准备。
不过他们本该有所准备的。俄国革命前的公民抗议运动存在明显教条、专制的成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派激进的、功利主义的文学批评有许多这样的内容，它们长期主宰十九世纪俄国文坛。契诃夫意识到了这一点，并通过暴君式激进分子的形象予以揭示，如《伊凡诺夫》中的里沃夫医生、《带阁楼的房子》中的莉达、《古塞夫》中的巴威尔·伊凡内奇等，他们自认为是自由和公民权的热情支持者，别人也这样看待他们。托尔斯泰（在小说《复活》中）描绘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诺沃德沃罗夫的形象，可谓直击要害，这个人物受到那些生动的理想主义革命者的尊敬与支持，他却准备一旦掌权就去诋毁他们。安德烈·别雷的《彼得堡》处理的则是革命的纪律和反动的压迫之相互替换性，以及它们最终的趋于一致，而没有《彼得堡》，纳博科夫的文学起源就难以想象。
纳博科夫在中学时代就遇到这种伪装成自由的思想强迫与遵从的现象。开明的父亲为他在彼得堡先进的捷尼谢夫学校注册报名，十一岁的纳博科夫受到来自老师和其他同学的巨大压力，要参加各种课外俱乐部，后来则要加入政治讨论小组。他抵制这种压力，但他也一定始终遭到嘲笑和反对。在英文、俄文版自传中，他描述过这种处境；《庶出的标志》（第五章）的一段情节也是以此为基础的，校长威胁年轻的亚当·克鲁格，如果他不参加学生讨论小组就给他不及格。“校长强调，参与纯属自愿，又警告克鲁格（他在班上名列第一）说，他的特立独行是糟糕的榜样［……］确实，校长思想非常开放，他主动要求那些比较富裕的孩子组成强大的资本主义群体，要求那些反动贵族的儿子与自己的阶层步调一致，联合成兄弟会（Rutterheds）。他所要求的只有一条，他们要听从社会与经济本能；他谴责的只有一条，一个人会全然缺乏这种本能。”
两部自传、一部小说都反映了这种经历，说明它对纳博科夫来说也是一种成长性体验，就像威尔逊的《在劳雷尔伍德》描绘的他与那个纨绔子的相遇一样。它很可能是纳博科夫后来激烈拒斥弗洛伊德、马克思及其他任何分析的根源，这种分析强行把人分配到方便的、基本上是想象性的一格一格之中，随心所欲地对他们进行分门别类，其原则的有效性甚至连分类者本人也不认可。这种拒斥让纳博科夫与契诃夫的联系增进了一层（“我的前辈”，他在给威尔逊的信中这样称呼契诃夫），后者终生反对各种“标签”和“吊牌”，反对把人细分成种种幻想的小组、类别和阶级，而纳博科夫则是与生俱来地讨厌这样做。几个大型社会主义及民主政党虽然成员数百万，却被列宁领导的一小股布尔什维克击败，这种景象一定强化了纳博科夫后来对任何形式的组织政治的厌恶，他不信任群众运动。他的一家开始流亡，几年后父亲又在柏林被右翼亲君主主义狂热分子暗杀，这无疑加深了他对政治的反感。
随后二十年，纳博科夫生活在俄国侨民世界，它跟革命前的俄国一样复杂而形形色色。这里有流亡的大小皇室成员及贵族，末代沙皇及其家庭成员毫无意义地被杀害，让这些人在西方赢得了很大的同情和喜爱。这里有民族主义的右翼流亡者，带着俄式茶炊和吉卜赛歌舞队，带着反犹主义和军事主义思想，他们在一九三〇年代企图支持德国，一九四〇年代则因为崇拜苏联军事力量和斯大林的政策，偶尔转向亲苏立场。在一九四〇年代的短篇小说《谈话片段，一九四五年》《助理制片人》中，纳博科夫不掩饰自己的憎恶之情，对侨民的这种光怪陆离进行描绘。《助理制片人》来源于一个右翼流亡者的真实事例，他原来是个双料间谍。流亡者中间还有相当比例的农民和工人，包括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他们离开俄国是因为他们发现，生活在列宁治下，要比之前更加艰难。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负责俄国侨民丰富的知识文化生活的，是成千上万流亡的自由派分子、社会主义者及民主派马克思主义者。正是这部分人运营主要的侨民出版社，出版优秀的文学杂志（两本主要刊物，布拉格的《俄罗斯自由》和巴黎的《当代纪事》，都由社会革命党人出版），给读者提供更为严肃的侨民作家的文学作品。纳博科夫在给威尔逊的信中提到一些主要的革命前的异见人士，他的属于这个团体的朋友们：伊利亚·丰达明斯基，约瑟夫·赫森，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伊拉克利·采列捷利。就西方流行的思想及媒体而言，他们过去是、现在仍是被无视的男人和女人。在西方，有人哀悼尼古拉、亚历山大，把所有的俄国流亡者都浪漫化为贵族绅士，他们失去了财富；也有人为斯大林的苏联欢呼，说是“第一个真正的人的文化”，是真正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胜利；但在西方的俄国观和俄国人观中，就没有自由派的一席之地，他们既反对革命前的沙皇政权（并且实际上促使其垮台），也反对列宁建立的国家。但是，如果不明白俄国政治与知识史的这个方面，就无法理解纳博科夫。
在完成剑桥学业后不久，他就开始了他的第一段文学生涯，为流亡的俄国人——那是些被无视的人，生活在他所谓的“物质贫困，知识丰饶”状态——写作的俄语作家。他以弗·西林（西林是俄罗斯民间传说中的天堂鸟）为笔名发表作品，是众多年轻的文学新秀之一，他们在同一时期、相似的环境中啼声初放。老一辈侨民作家属于二十世纪俄国文学光辉榜样的是蒲宁、列米佐夫、霍达谢维奇和玛琳娜·茨维塔耶娃。他最初的一些小说发表后，人们普遍认为，西林是年轻一代中最有趣、最有天赋的散文作家。同时侨民批评家又存在某种困惑甚至敌意，主要是因为，他们无法将他的小说纳入现实主义或象征主义的窠臼，也因为他坚决拒绝加入任何团体或圈子。
非常有趣的是，他欧洲时期两个最突出的成就是两部关于政治主题的俄文小说。《斩首之邀》（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是一部超现实主义的反面乌托邦作品，对二十世纪警察国家的终极未来给出了结论：一个偏狭的后院，一套腐朽、过时的技术，所有的隐私和个性都被废除，一个人会因为拥有些许知性的独立而被斩首。《天赋》（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无疑是二十世纪俄语写作的三四部最伟大的小说之一，是一个年轻人的故事，他在探究写作车尔尼雪夫斯基作家传的过程中发现并发展了文学天赋，发现了爱情。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十九世纪的激进批评家、小说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政治风格及美学思想就来自他。在《天赋》中，纳博科夫首创了将小说叙事与学术性的文类混杂的方法，比如传记、评注、文学史等，这个方法后来在《微暗的火》《爱达或爱欲》《看，那些小丑！》，还有《奥涅金》的评论中得到进一步演变与拓展。
当纳博科夫于一九四〇年五月跟妻儿乘船赴美时，他已是各处俄国流亡文化中心——从波罗的海国家到中国——公认的大作家，他的一些小说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翻译出版（第173封信及其注释3提到，萨特对法译本《绝望》作了负面评价，这是一九三〇和一九四〇年代西方普遍的对待侨民写作态度的典型反映）。但在美国，他抵达时，知道他文学成就的人数不会过百。威尔逊的可称赞之处就在于，他能不顾当时广为流传的反侨民偏见（比如，这种偏见导致一九四三年纳博科夫的朋友马克·阿尔达诺夫的小说在入选月度书单后被企图抵制，理由是，一个反对斯大林的侨民一定是自由、民主的敌人），向一个在美国其实属于无名之辈的人伸出了援手。
我们看到，纳博科夫抵美后数月内，威尔逊安排他给《新共和》（当时威尔逊是它的文学编辑）写书评。后来的岁月里，威尔逊某种意义上成了纳博科夫免费的文学经纪人和顾问。纳博科夫在美国最初几年找到的每条重要的文学出路，背后都有威尔逊的身影，威尔逊让他结识《新方向》的詹姆斯·拉夫林、《大西洋月刊》的爱德华·威克斯和《决定》的克劳斯·曼。这始于威尔逊真正了解纳博科夫的整个文学高度之前，并且持续了许多年，不管威尔逊欣赏（如对《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或不欣赏（如对《庶出的标志》）他的近作。吸引威尔逊走向纳博科夫的，不是对他文学成就的认识——他似乎认为理所当然——而是私人情谊和文学兴趣的一致性。
研读最初几封书信，他们知性关系的两个对立磁极便暴露了：正极，普希金，负极，列宁。从苏联返回后不久，威尔逊发表了关于《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文章；两年后，谈《青铜骑士》的文章随他对这首叙事诗的散文翻译一起发表。两篇文章收入威尔逊的著作《三重思想家》（一九三八），这是美国批评的开拓性事件，因为对当时大多数美国批评家和读者来说，俄国文学是从屠格涅夫开始的（可能到高尔基结束）。对威尔逊来说，开始跟纳博科夫接触，与他重新对普希金感兴趣巧合。他们的书信反映了他对普希金全部作品的研究活动，而部分活动得到纳博科夫的指引。纳博科夫翻译了普希金的诗剧《莫扎特与萨列里》，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一年四月的《新共和》，威尔逊写了一段序言，这个译本其实是跟威尔逊合作完成的——在纳博科夫的文学生涯中，跟另一个作家合作的情况很罕见。
一九四三年，威尔逊写了多篇关于普希金的文章，先是发表在《大西洋月刊》，后收入其著作《俄国之窗》，这些文章都是跟纳博科夫就此话题进行讨论、交换意见的直接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能够看到，每个作家都深深地沉浸于普希金的作品和传记，每一方都摆出非我莫属、舍我其谁的架势。最初还只是一些友好的分歧，诸如普希金是否拥有或缺乏韵律的多样性、他的拉丁文或英文水平程度如何，慢慢就变得不耐烦，直到后来围绕《奥涅金》的翻译与评论，分歧终于急剧扩大。
一九四〇年，纳博科夫收到并阅读了威尔逊的《到芬兰车站》（显然是他读过的第一部威尔逊的著作），与威尔逊所能认识到的相比，纳博科夫更有资格去评价它、称赞它。就在几年前，纳博科夫写作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传记，归于《天赋》主人公的名下，构成小说的重要部分，纳博科夫自己承认，比起后来完成的果戈理研究，这部传记创作的研究更加彻底。如果我们同意一度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彼得·司徒卢威所说的“进口的外国药剂与本土的俄国劣酒的混合”，《到芬兰车站》的开头两部分记载的就是“外国药剂”，而纳博科夫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到芬兰车站》没有提到他）传谈到的则是“劣酒”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写作车尔尼雪夫斯基传的过程中，纳博科夫有机会深入研究了威尔逊著作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黑格尔、费尔巴哈、傅立叶、圣西门和马克思。因此，纳博科夫被威尔逊迷住就可以理解了，后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的空想社会主义先辈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与结果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细致而客观，叙述妙趣横生。
同样预见得到的是，由于家庭的联系，纳博科夫得以在前排观察俄国革命，在写作《天赋》的过程中，对革命的起源已经有充分的了解，因此他无法附和威尔逊著作的第三部分，那差不多完全是基于列宁、托洛茨基派的材料来看待俄国历史，认为列宁是俄国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唯一真正的代言人，将列宁的社会主义与自由派对手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以为他们只对保护私有财产感兴趣。纳博科夫强烈反对把列宁描绘为温情脉脉的人道主义者、敏感的文艺批评家（《到芬兰车站》《三重思想家》都如此）。
针对纳博科夫对他的列宁形象的批评，威尔逊宣称，他已经避开了官方传记，根据的是“家庭回忆录、托洛茨基的著述、列宁本人的作品，以及高尔基、克拉拉·蔡特金等人的回忆录”，他们都“试图说出真相”（第7封信）。这让人想起了一个基督教历史学家，他肯定他的叙述都是事实，因为他所有的信息都来自梵蒂冈。威尔逊在写作《到芬兰车站》时，他手头没有更完整的苏联版列宁著作（一九六〇年代开始问世），那包括了基本文本如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日的《关于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务》，其中列宁计划发动一系列“示范性”审判。对这类文献的研究完全支持了纳博科夫反复宣称的那个说法，斯大林主义不是对列宁政策的背叛而是直接的继续。
威尔逊最终认识到，他用于《到芬兰车站》的那些关于列宁的文献是“刻意制造神话”的例子。3该书一九七二年再版时，威尔逊补充了《导言，一九七一》，引用了他在一九三〇年代未能注意的大量文献，包括彼得·司徒卢威和尼古拉·瓦伦提诺夫的证据，记录了列宁的个性及政治风格，还有伯特伦·D. 沃尔夫对高尔基回忆录中许多历史错误的证明。我们一方面佩服威尔逊有勇气承认早年的误解，但另一方面也感到遗憾，这来得太迟了，对他与纳博科夫的关系而言已无济于事。
如果说关于列宁人格的分歧是因为对同一组历史事实的不同解释，那么关于俄语诗律法的更激烈的分歧则表明，他们或者是鸡对鸭讲，或者说的是两码事。这个观点开始是在私下讨论时提出来的，后来在威尔逊比较普希金和莎士比亚的诗歌时反映出来，他发现普希金学究般地中规中矩（第47封信），威尔逊显然是将英语诗律法原则用于普希金了。纳博科夫的回答（第48封信）是一篇长长的、细致而阐述丰富的论文——不是关于俄语的重音系统或标准的俄语音步，纳博科夫从不会想到威尔逊竟不懂这些——而是普希金所用的俄语抑扬格在音步与节奏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篇论文是纳博科夫后来附于《叶甫盖尼·奥涅金》评注且单独印行的《诗律学笔记》的早期形式，它概述了别雷的研究发现，一种“可变的节奏流”贯穿“俄语抑扬格的常项结构”。纳博科夫试图教给威尔逊这一“俄语诗的韵格变异”，没想到他是在给一个没有学过各种音符的音高及音长的人上复调课，或者换一个领域做比较，他在给一个不知道算术四则运算或阿拉伯数字的学生上代数。
直到七年后，威尔逊才从格列布·司徒卢威（第200封信）那里得知俄语单词的重音是如何构成的，俄语每个单词只有一个重音，没有次重音——这是一则关键信息，否则就无法指望理解第48封信。威尔逊也没有意识到，比起英语诗歌来，俄语音步和诗律法已被几代诗人和理论家更彻底地研究过。纳博科夫并非像威尔逊所以为的那样，谈的是他自己设计的诗律法理论，或他上学时学到的东西，而是一种高度复杂的分析，是象征主义时期主要靠安年斯基和别雷改进和发展的（最近几十年，苏联发展了对音步的计算机化研究和符号学研究，从而取而代之）。包括四音节、抑扬抑格、抑抑格的希腊术语，在现代俄语中代表着跟希腊古典时期所代表的非常不同的意思，这也让威尔逊怀疑纳博科夫是在卖弄学问，所以他在回信（第49封信）中指出，英语已经不复任其韵律、语法落古典语言之窠臼了。
为方便威尔逊起见，纳博科夫基于俄语形式的韵律编造了一些英语诗例子，结果问题变得更复杂，反而妨碍了威尔逊的理解。这些例子忽视了英语的次重音，而大多数学习英语的俄罗斯人——不管学得多好——本能上都会这样，但英语母语者又同样本能地将这些重音作为音律体式的一部分。看得出来，威尔逊对混淆两种诗律法的做法是将错就错，他在回信中写道，俄语诗歌“从韵律角度说，我认为基本上就像你说的英语诗一样”。误解因此根深蒂固，后来他们关于诗律法的争论明显就是，威尔逊讨论英语或俄语诗时，他心里想的是英语韵律学，而纳博科夫大多数时候则相反。正如威尔逊在《州北》（第157页）刊行的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日记条目所示，他从没有弄清俄语重音系统、韵律或诗律法究竟是怎么回事。由于纳博科夫明显不了解威尔逊对俄语的掌握还存在根本性空白，他无意之间就没有交代基本信息，造成了这种情形下的交流障碍。后来威尔逊从原文阅读契诃夫、遇到一些语法问题而寻求纳博科夫的帮助时，纳博科夫也未能全面地予以阐述。
尽管在列宁、在俄语抑扬格方面存在分歧，但他们在一九四〇年代早期的书信记录的是两位作家与日俱增的亲近，彼此对对方文学及学术兴趣与追求的稳步介入。这个时期，两人都在不同的高校有临时教职。一九四二年的通信表明，他们分享得到的工作信息，彼此推荐学术职位。一九四五年三月，威尔逊写信给纳博科夫说，他们的“谈话”是他过去几年的生活中“为数不多的慰藉”（第118封信）。一年后，在给老师克里斯蒂安·高斯的信中（引于第139封信注释1），威尔逊说纳博科夫已经成为他的密友，并说“我对他的能力评价相当高”。他们亲密的另一表现是，纳博科夫跟威尔逊分享他对美国和美国人的观察，这是他作为演讲人在美国巡回演讲时收集到的。出色的第55封信构成了学术与非学术人物典型的肖像画廊，表明纳博科夫是一个社会观察家，善于积累、储存许多印象，后来在《洛丽塔》和《普宁》中加以充分运用（实际上，这封信可以视为这两部小说某些段落的初步素描）。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威尔逊提议，他们合写一本关于俄罗斯文学的著作，纳博科夫接受了这个计划。最初的想法是一本书，由威尔逊的文章构成，伴之以纳博科夫的翻译。他们一九四四年的通信精神抖擞地讨论了这件事，计划很周详。随后几年，通信一再提及。这部作品所设想的形式有过几次变化。道布尔戴出版社最终同意出版，并为此向两位有前途的合作者预支了稿费。一九四八年他们还在讨论该书，尽管热情衰减。不用说，它从未变成现实。
欧文·豪敏锐地指出，威尔逊最显著、最吸引人的一个品质是，他对所有的文学持开放态度，迫切地跟朋友分享他文学上发现的每一种乐趣。纳博科夫则像《天赋》中的主人公，认可“仅两种书：床头的或者废纸篓的”，结果常常让威尔逊这位文学天才的抬轿人失望。自托尔斯泰以来，没有哪位作家像纳博科夫这样，无视既有的文学声名。威尔逊的趣味广泛而包容，与之相对的是纳博科夫的态度，《天赋》中的费奥多尔充分地表达为，“我要么狂热地爱一个作家，要么彻底抛弃他”。因为他拒绝的花样无法逆料，人们于是普遍而错误地认为，纳博科夫所谓的优秀作家，总是指优秀的文体家，也就是说，他只是根据文体来选择他喜爱的作家，而不考虑其作品内容。这种理解与他对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深厚感情相抵牾，两人都不是俄国代表性文体家，也与他对拉辛和司汤达的摈弃相违背。纳博科夫始终如一地讨厌的是：屈服于时代流行的标准诗学的作家（因此他蔑视整个新古典主义，尤其是十八世纪文学，除了英国的蒲柏、斯泰恩和俄国的冯维辛、杰尔查文），过分依赖现成惯例和格式的作家（比如司汤达和康拉德，依他看来），努力追求感情而非艺术效应的作家（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福克纳）。
纳博科夫相对更熟悉俄罗斯文学传统，所以他喜欢将威尔逊坚持推崇的西方作家转换为与之相对应的俄国作家。因此，亨利·詹姆斯，纳博科夫所谓的“灰白的鼠海豚”，在他看来就是稀释过的屠格涅夫（纳博科夫对他并不特别喜欢），福克纳是一八六〇年代俄国次要的、有着社会意识的小说家，马尔罗是一九二〇年代苏维埃作家的穷亲戚，模仿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他们在主题和场所方面都与马尔罗相像。纳博科夫比较接纳菲茨杰拉德和约翰·毕晓普，但人们怀疑，这是因为他个人喜欢威尔逊，而这两位作家曾是他的同学和亲密的朋友。从更长时段的书信往还看，文学教员威尔逊屡屡受阻，纳博科夫顽固地拒绝对他的文学兜售报以欣赏。
一九五〇年春，通信密集起来，因为两位作家都因种种病痛卧床。威尔逊连中三元，成功让纳博科夫喜欢上三位不可能喜欢的作家：狄更斯，简·奥斯丁和让·热内。狄更斯碰巧是纳博科夫的父亲特别喜爱的作家。孩提时代，纳博科夫就接触了狄更斯的许多作品，他父亲用英语给家人朗诵他的作品。后来他对狄更斯失去兴趣，父亲喜欢的另外两个小说家巴尔扎克、左拉也失宠了。威尔逊认为，狄更斯的后期小说有独特价值，在他的劝说下，纳博科夫在康奈尔比较文学课上把《荒凉山庄》列为主要作品。
至于奥斯丁，威尔逊认为，她跟乔伊斯分享“英语小说中具有形式感的几乎独特的荣誉”4，他特别成功地打消了纳博科夫对女小说家的那种典型的俄罗斯偏见。情况是这样的，俄罗斯虽然有重要的女诗人，一些人还是不错的戏剧家，但直到晚近，都没有女性写作的小说能超过纳博科夫在短篇小说《海军部大厦塔尖》中嘲讽过的妇女通俗小说的程度。还有一个事实是，奥斯丁在俄罗斯文化中默默无闻。别的英国女小说家在俄国都受到礼遇，安·拉德克里夫和勃朗特姐妹在十九世纪很著名。玛丽·伊丽莎白·布拉顿粗制滥造的作品《奥罗拉·弗洛依德太太》不但莫名其妙地受到托尔斯泰的喜欢，甚至还是《战争与和平》几个段落的样板。而简·奥斯丁过去、现在都不知名，《傲慢与偏见》第一个俄语译本直到一九六〇年代才问世，却少人问津。
一经威尔逊劝说阅读《曼斯菲尔德庄园》后，纳博科夫不但把它包括到康奈尔的课程中，还着手在《奥涅金》的评注中引用奥斯丁的作品，进行平行对比（确实，奥斯丁比其他外国作家更接近普希金的散文品质；他的小说《罗斯拉夫列夫》片段读起来就像俄国失传的奥斯丁小说集的一章）。更后来，纳博科夫会在《爱达或爱欲》中提到《曼斯菲尔德庄园》。至于热内，那是纳博科夫那年春天应该归功于威尔逊的第三个文学发现，他过去显然讨厌热内主题的某些方面，但这位作家艺术眼光的原创性征服了他，他在福楼拜、波德莱尔的艺术中看到了其根基。
纳博科夫和威尔逊的通信与友谊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们作为作家的彼此尊重上。纳博科夫十分推崇《到芬兰车站》的文学品质，从那时起，他对威尔逊的所有散文集、单篇文章、小说和戏剧都赞赏有加。纳博科夫对威尔逊有一些特别的异议和非难，但始终是因为威尔逊想对十月革命及其制造者理想化，或者是因为纳博科夫看出，威尔逊武断地引入社会性评论，并非文章的内在逻辑使然，而是对流行知识时尚的迎合。纳博科夫不断劝他，要漠视社会学视角，降低创作的意识形态内容，这令威尔逊困惑，他冒失地认为（第186封信），纳博科夫青年时期一定接受了世纪末“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此后始终在机械地运用它们。
没有什么比威尔逊的这个假设更能说明，俄罗斯与西方的知识潮流在时间上是断裂的。在俄国，为艺术而艺术与介入社会的艺术之争不像西方那样发生在世纪之交，而要追溯到一八六〇年代。艺术自由主要是由屠格涅夫以及他与托尔斯泰的朋友、诗人费特所捍卫的，他们的对手是激进的功利主义者，由车尔尼雪夫斯基领导，后者宣称所有作家都要对当前社会及政治事务发声，对那些不遵从他们要求的作家他有权逐出文学界，他们就是这样对待费特的。从一八六〇年代到一八九〇年代中期的三十多年里，俄国文学及其他艺术不得不跟这种其实是激进功利主义批评的独裁作斗争。他们的霸权受到契诃夫无声的挑战，而作为报复，有影响的功利主义批评家就竭尽所能贬低他，诋毁他的声誉。公开的挑战是由十九世纪末谢尔盖·佳吉列夫的杂志《艺术世界》发动的，怀着蔑视和故意的傲慢，这种挑战被整个象征主义一代继承。
像契诃夫、像俄国象征主义者一样，对纳博科夫来说，问题不是要忽视或压制经济或社会的诸种因素。他称赞威尔逊《赫卡特县的回忆》中对劳工阶级女孩安娜的描述，并明确指出（第185封信）问题的症结，即要将这些因素有机地融入文学作品，不要把作品降格为社会学的布道或说教，也不要迎合日常关注的热点话题。纳博科夫在许多访谈中常说，他对社会目的、道德信息或一般观念“极度无动于衷”，读者们往往没有认识到，他这是在针对强大的俄国传统而言，它在一个世纪里两次囚禁了文学和其他艺术，借口是同样的社会目的、道德信息和一般观念。第一次是在十九世纪，托尔斯泰、契诃夫遭遇系统性攻击，一些优秀的小作家被逐出文学界，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社会意识。第二次是在苏联时期，纳博科夫在许多方面都推崇的作家如左琴科、奥列沙、扎波洛茨基、曼德尔施塔姆等，遭到迫害，有些人则被消灭，他们以此实现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社会相关性的要求。纳博科夫拒不承担这种责任，态度激烈，就是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他是史上唯一得以有讨论机会而加以声讨的俄国大作家。
纳博科夫的这个方面在西方常常无法被准确地理解，这是妨碍威尔逊充分把握纳博科夫某些作品的原因之一。另一个障碍是，威尔逊顽固地忽视二十世纪头二十年的俄罗斯文学场景，那恰恰是纳博科夫的个性和艺术观念形成于其中的阶段。比起任何非专职俄国文学专家的美国批评家来，威尔逊对俄国文学的研究非常深入。他让通晓文学的美国读者认识到普希金和果戈理的重要性，他在这方面无人能及。他论述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文章所依据的文献只能从俄文原文获得。他那篇关于丘特切夫的文章——在我看来，对诗人不尽公允——对俄国文学的领域涉猎甚广，大多数美国批评家甚至不知道有这些领域存在。同样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两位杰出的戏剧作家的兴趣：格利鲍耶陀夫，威尔逊恰当地称他的《聪明误》“处在博马舍和《哈姆莱特》之间”；亚历山大·苏霍沃—柯贝林，他贡献了一篇出色的文章。
不过，虽然涉猎广泛，威尔逊几乎没有注意二十世纪初那非凡的白银时代——就像写作《到芬兰车站》时，他对反对列宁的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团体视而不见一样。威尔逊熟悉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著作，后者完全公正地对待那个阶段；但威尔逊对一九〇五年以后状况的看法早已被列昂·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所定型，这部著作以无产阶级作家的名义巧妙地对二十世纪初一些最优秀的俄国作家加以贬低、诽谤，在托洛茨基的格局中，前者将取代后者，但始终没有实现（或者，如果他们成功取代了，又都被消灭）。一九〇五年以后，官方书报检查制度被废除，激进的功利主义的反审查被弱化，俄国文学的创造力得以爆发，任何熟悉这种壮丽景象的人都会对威尔逊的说法感到吃惊。他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后来每个版本的《三重思想家》都照单全收）表达了受托洛茨基影响的观点：一九〇五年之后，俄国文学衰落了；俄国革命产生的唯一重要的文学就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作品，还有勃洛克的《十二个》（这好比说，英国浪漫主义没有产生有名的文学作品，除了托马斯·潘恩、威廉·戈德温的写作，还有雪莱的诗歌《暴政的假面游行》）。
恰恰是托洛茨基向威尔逊所隐瞒的那个盛开文学之花的时代，纳博科夫的艺术从此发端：列米佐夫和别雷的实验性散文，较为传统但文体精湛的蒲宁的散文，更重要的，安年斯基、勃洛克、别雷，之后是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等人写作的伟大的创新性诗歌。（威尔逊在生命的暮年开始对那个时代的作家如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和阿赫玛托娃产生兴趣，但对他理解纳博科夫已经太迟而无所用处。）5
在我们掌握的威尔逊写给纳博科夫的第一封信（第3封信）中，他告诫纳博科夫，避免玩文字游戏，避免用双关语。在谈到他最喜欢的纳博科夫的两部作品《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尼古拉·果戈理》时，他对此也有责备。威尔逊也许没有认识到，这与其说是纳博科夫的个人特征，不如说是俄国现代主义文学大潮的一个方面。喜欢文字游戏，喜欢在言语的语义与语音之间发现迄今未发现的关系，不是为了追求文字游戏，而是寻求发现、揭示隐秘的新意义，这是列米佐夫、别雷及其他俄国象征主义者散文的基本特点。这甚至也是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诗歌的基本特点，这三位诗人的作品与纳博科夫的散文有着共同根基，他跟他们一样，喜欢词语实验，他用英文写作的小说始则令读者困惑，继则让他们开心。6
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威尔逊对纳博科夫的文学源泉缺乏理解，但在评价《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时，威尔逊下笔之间仍然捕捉到了真正的精髓：“它整个是在一个很高的诗性层面，你已经成功地成为一流的英语诗人。”（第23封信）确实，正像鲍里斯·艾亨鲍姆对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来源进行出色的研究，揭示了丘特切夫和费特的抒情诗对那部小说起源的重要性一样，纳博科夫的英语散文作品尽管有巨大的原创性和毋庸置疑的个性，却常常从俄国象征主义和象征主义之后的诗歌吸收重要的处理手法。
威尔逊喜欢《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甚于喜欢纳博科夫后来的任何作品，这是纳博科夫赴美前用英语创作的。一九四二年，他阅读了纳博科夫更早的两部以英译本出版的小说，他对《黑暗中的笑声》的喜爱不及《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而《绝望》则更逊一筹。他似乎对《庶出的标志》的草稿和独立的章节抱有热情，纳博科夫向他展示了尚在写作中的内容，但读到完成稿后他表示彻底否定。
《庶出的标志》与《斩首之邀》《天赋》构成纳博科夫关于威权主义的小说三部曲。如果说《天赋》处理的是威权主义的根源，植根于早先一代貌似自由主义其实是教条的和狂热的意识形态，《斩首之邀》关注的是这种制度凄凉、遥远的结果，《庶出的标志》则是对暴虐者掌握权力的想象。
尽管纳博科夫先前曾敦促，但威尔逊面对《庶出的标志》时，并没有读过《天赋》或《斩首之邀》，他的感觉是对的，他所掌握的俄语还不足以让他对付这两部复杂的小说（那时还没有译成英语）。因此，威尔逊认识不到纳博科夫早期作品重要的政治色调，而《庶出的标志》延续了这种色调。他在第160封信中宣称：“你对这种主题不擅长，它涉及政治及社会变革问题，而你对这些东西毫无兴趣，从不耐烦去理解它们。”鉴于这是对《天赋》的作者说的话，它委实让人震惊。同样令人震惊的是，威尔逊一生都保持这样的看法。在他1971年批评《奥涅金》评注的文章附录（见于《俄国之窗》）中，有一段这样写道，纳博科夫“蔑视新政权，我认为，他甚至不明白它的运作方式，不明白它是如何出现的。实际上，他的俄国知识很特殊，极其有限”。
不过，正如纳博科夫在该小说一九六四年版的序言中所说，恰恰是威尔逊帮助安排出版了《庶出的标志》。尽管不喜欢这部小说，但威尔逊不偏不倚，豁达无私，他克制自己，没有写评论，却努力安排其他评论家予以好评；后来他还帮助纳博科夫找制作人，安排戏剧版的《庶出的标志》（第265封信）。一九四〇年代和一九五〇年代初期，他不断与编辑、出版商和大学交涉，捍卫纳博科夫的事业。威尔逊真正刊发评论的纳博科夫的唯一一部作品是《尼古拉·果戈理》。这篇评论刊登在《纽约客》上，后收入威尔逊的文集《经典与商业广告》，是赞美之词，但也包含许多非难，反映了两位作家对一些问题始终抱有的分歧态度，这些问题本文已经论及。
威尔逊不喜欢《庶出的标志》，造成了关系的裂痕；他对《洛丽塔》的反应想必让裂痕扩大成了裂缝。像《庶出的标志》那样，纳博科夫的书信一直让威尔逊知晓这部新小说的进展。纳博科夫再次极其焦虑地想让他阅读完成的作品，这次更甚，因为他认为《洛丽塔》是他用英语写作的最好作品。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威尔逊读了作品，他告诉纳博科夫，“比起你的其他作品，我不太喜欢这一部”。威尔逊的厌恶很难解释。《洛丽塔》没有那种导致他拒绝《庶出的标志》的政治方面的内容。他所作的批评差不多是清教徒式的，但这竟然出自《赫卡特县的回忆》的作者之手，让人难以置信，他还是让·热内的热情崇拜者呢。尽管如此，威尔逊仍表现了他那特有的公正，在对《洛丽塔》作了否定评价之后，他附了另外两个意见：一个是他前妻玛丽·麦卡锡同样否定性的意见，另一个不同的意见来自叶连娜·威尔逊，敏锐而有预见性，令人称道，她是三人中唯一认识到这部作品的美与价值的人。
事情在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间开始走下坡路。关于诗律和十月革命的争论翻来覆去，已经习以为常了。威尔逊的《直言不讳：六十反思》谈俄国的部分引用了沃格7的一段话，旨在证明除了列宁的民主政权外，俄国从中世纪到斯大林时代都一成不变。这令纳博科夫惊愕而痛心，这表明威尔逊在这个特别的话题上几乎没有从他们全部的书信和谈话中学到任何东西。同样让纳博科夫沮丧的是，威尔逊一九五六年版的契诃夫小说的集子存在大量翻译错误，导言几乎全是社会学的内容。威尔逊表达的观点也奇怪，他认为契诃夫的人物形象就是斯大林时代的那些主事的人。
但通信和偶尔的家庭拜访又持续了两年。一九五八年，帕斯捷尔纳克（一九四一年一月，纳博科夫曾想让威尔逊对其诗歌发生兴趣）出版了《日瓦戈医生》，国际舆论一片赞誉，这让他们的关系进一步紧张。威尔逊在《纽约客》为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献上一篇狂热的评论，这是他在俄国文学领域最优秀的文章之一，他称赞这部作品是“人类文学史和道德史的伟大事件”。而在纳博科夫看来，《日瓦戈医生》是一部通俗小说，是他推崇的诗人创作的一部遗憾之作，正如他在《洛丽塔》俄文版后记中所说，这部作品写的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医生，像廉价的惊险小说一般，怀着神秘的冲动和庸俗的说话腔调，还有一个妖冶的女人，直接来自恰尔斯卡娅”（在革命前的俄国，利季娅·恰尔斯卡娅为十几岁的姑娘写作关于她们的甜蜜小说，广为流传）。如此深刻的分歧之后，一九六五年围绕《奥涅金》的冲突就只有一步之遥。
一九六〇年代，两人关系疏远。随《洛丽塔》《普宁》而来的，是纳博科夫的国际地位得到认可，他的影响与日俱增。部分是因应这种影响，出现了新的作家和文学潮流，纳博科夫都能予以回应。但他无法以同样的方式回应他和威尔逊那一代的文学人物，而威尔逊二十年的通信所促使他感兴趣的正是那些人物。在美国，有约翰·契弗、厄普代克、约翰·巴思；在法国，有阿兰·罗伯—格里耶、雷蒙·格诺（纳博科夫比威尔逊更欣赏他）。还有贝克特的散文体小说，纳博科夫评价很高，但对他的戏剧嗤之以鼻，认为这是对梅特林克那些被遗忘的室内剧的模仿。所有这些作家都得到纳博科夫的高度评价，于威尔逊却没有什么意义。跟过去几十年相比，一九六〇年代的威尔逊很少关注文学新的动态。如果威尔逊能活到阅读埃德蒙·怀特《忘记埃琳娜》的那一天，他也不可能跟纳博科夫一样，对这部文体优雅的小说充满热情，那是对势利体态语的分析。关于文学事务，他们见解的最后一次交汇是一个否定性意见，他们显然一致低估了索尔仁尼琴的才能。比起威尔逊来，纳博科夫的否定更加严厉。
一九六五年围绕《奥涅金》的冲突让彼此都很受伤。后来几年，有过几次修补的努力。本集最后两封信流露出了怀旧之情，他们一度是亲密的，彼此是信任的。但是，熟知内情的读者会明白，后面还有更刻薄的呢：威尔逊在《州北》中对纳博科夫其人说不上大度的描述啦，纳博科夫在致《纽约时报书评》信中愤怒的反驳啦，还有在《俄国之窗》中，威尔逊对纳博科夫的主题及文学意义的概括也显得目光短浅。不过，威尔逊跟纳博科夫的最后一次书面交流——他们现存的通信以此结束——涉及一个学术问题，事关纳博科夫家族和一位伟大的俄国作家，安东·契诃夫，这倒很合适。两位通信人都喜欢契诃夫，尽管他们看待他的方式大相径庭。
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威尔逊的视野之宽广尽管令人敬畏，但反常的是，他未能助其建立或确认声誉的一个大作家，恰恰是他的密友与通信人，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威尔逊喜欢《说吧，记忆》，它在《洛丽塔》之前；非常喜欢《普宁》，它在《洛丽塔》之后。他在给纳博科夫的信中这样说，却没有在批评文章中说。他对《微暗的火》不置一词，他的前妻玛丽·麦卡锡则是赞美评论合唱队的领袖。《爱达或爱欲》有着丰富的俄罗斯文学主题的对位性变体，从没有令斯拉夫学者扫兴，威尔逊却说它难以卒读。他似乎从没有读过《天赋》，而倘若他正确理解了纳博科夫这部作品，可能也就获得了理解纳博科夫的艺术、理解现代俄罗斯历史的那把失踪的钥匙。
但如果威尔逊把揭示纳博科夫天才之全貌的任务留给了别人，他享有的则是历史的优先权，发现、鼓励并与他人一起分享纳博科夫其人的独特原创性，使之能作为一个美国作家，去追求并发展他的第二段文学生涯；而且这并非一般的批评成就，它构成了威尔逊对丰富我们这个世纪美国文学的额外的、迄今没有得到认可的贡献。
西蒙·卡林斯基
加利福尼亚州，肯辛顿
1．卡明斯将这部作品的影响降到最低，严格限制其可能的读者的范围，用晦涩难懂的习语表达，令人想起乔伊斯和斯泰因，同时又将他描绘的苏联名人加以伪装，比如梅耶荷德、帕斯捷尔纳克和莉莉·布里克，都以古怪的假名代替，如某人、某事及波提乏夫人。对苏联场景不熟悉的读者无从知道作品的主要人物都是谁。
2．D. S. Mirsky（德米特里·米尔斯基大公，1890—1939），1922年至1932年生活在英国，在那里用英文出版了关于俄国文学史的两部著作，迄今仍是所有语言中对俄国文学最优秀的概述，他还出版了一本论普希金的书。他在1932年回到苏联。
3．1950年4月4日给阿瑟·迈兹纳的信，《文学与政治书信，1912—1972》，第479页。
4．给吉尔伯特·特罗克塞尔的信，《文学与政治书信，1912—1972》，第74页。
5．《阿克塞尔的城堡》是威尔逊研究象征主义运动对20世纪文学影响的伟大作品，但没有提到俄国象征主义。在论普鲁斯特一章的开头，威尔逊说，“普鲁斯特是将象征主义原理运用于小说的第一个重要的小说家”，他不知道——当时西方没有人知道——索洛古勃、列米佐夫和别雷已经出版了主要的象征主义小说，起码比《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出版早十年。
6．西方评论家、采访者想把这种影响归之于乔伊斯，其实是纳博科夫本人对俄国现代主义特征的继承和发展，在听说乔伊斯以前，他对此早已熟悉。
7．Eugène Melchior de Vogüé（1848—1910），法国作家、文学史家、法兰西学院院士（1888），曾担任法国驻俄国大使馆秘书，在俄国生活七年。
* 萨柯（Sacco, 1891—1927）和万泽蒂（Vanzetti, 1888—1927）都是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工人，被指控杀人定罪，1927年被处死刑。此案引起世界范围的抗议示威，被认为判决系出于政治偏见。——译注
** “艾米”（Eimi）是作者杜撰的词，可以有多种解释，如“嘿，我！”（Hey, me！），“哎，我？”（Eh, me？），“敌人”（enemy）等。——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