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时髦服饰用品

“你以自己的力量单枪匹马奋斗到这么高的位置，因此你对自己的见解抱有无限的信任。”儿子1919年所描绘的这种特性既反映了父亲的发展抱负，也反映了他的头脑狭隘。赫尔曼·卡夫卡是一个暴发户，孜孜追求自己生意上的成功。然而他竭力试图获得的经济上的安全系数却只是缓缓地出现。他之所以能够在1882年9月开设他的缝纫所需零星用品店，仅仅是因为尤丽叶·勒维结婚时带来了一笔可观的嫁妆。起初赫尔曼·卡夫卡与一个股东合伙经营他的商店，以便把经济上的风险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后来除了按犹太人的家庭观念可以在其丈夫的职业生涯中扮演平等角色的妻子以外，也有好几个店员在商店里当帮手。人们起初不能期盼大的收益，主要是由于所售商品价格低的缘故——毛利一直很微薄。赫尔曼·卡夫卡经营的商品有手套、雨伞、缝纫小用品、布料和棉花——中产阶层市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妇女时髦服饰用品生意这一领域在德国和奥地利被公认为是犹太人的领地。

在开店的头几年里，赫尔曼·卡夫卡多次与当局发生冲突。1887年9月，他不得不应对因违反基督教星期日禁止商店营业并在节日售货所带来的指责；1888年夏，市企业劳动保护监督局指控他销赃，但在严格审查案情并检查了（根据约瑟芬的政令用德文记的）账本之后宣告他无罪；1890年12月底，他再次因星期日售货而受到告发；他多次被怀疑使假币流通，但每次都能经证人作证减轻自己的罪责。赫尔曼·卡夫卡是否确实在独立开业的头几年里有不法行为，现在已经无法证实。可以料想到的是，对犹太人竞争对手的反犹偏见导致这些告密站不住脚。但是怀疑和指责没有长时间地有损于他：1895年他被任命为奥匈帝国贸易法庭鉴定人，并从而作为受到普遍尊敬的商人融入城市的市民生活中。在这些年里，他的企业的庄重的信笺上已经装饰着一只橡树细枝缠绕着的、画成单色的穴鸟（Dohle）——对姓氏词源学的一种提示，这个姓氏源于捷克文词语“kavka”（Dohle）。这位从事写作的儿子以后将游戏这一含义并在他的好几部文学作品中——《往事一页》（1916—1917）、《猎人格拉胡斯》（1917）——利用它。

在开业的年份里，赫尔曼·卡夫卡将他的店铺安置在旧城环路北端金锤饭店的房屋群里，自1887年起一直在3号采特纳尔小街，1906年与1912年间在12号采特纳尔小街屋子的二楼；一家人在离此不远的2号屋里一直住到1907年6月底，随后就住在有众多豪华新建住宅的尼克拉斯街（道路拐角处高屋“船家”，36号）。1912年10月，这家从此开始做批发生意的商店搬迁到旧城环路边上金斯基宫殿底层右侧。这是经济上升的一个象征，因为他们如今居住在现代的、经济生活活跃的市中心了。一年后，1913年11月，一家人搬迁至旧城环路北角边上豪华的奥佩尔特屋居住。赫尔曼·卡夫卡在1882年至1918年间经营商行的四处住所相互间隔不到100米：可测度性和延续性构成这位店主经济上成功的主要前提。

1900年后，赫尔曼·卡夫卡已经赢得了一批固定的顾客，店员的人数开始增长。在1910年商店已经拥有好几个雇员（售货员）和女徒工以及一个经理（“店员”）。赫尔曼·卡夫卡是一个乖张的、情绪和策略变化无常的老板——不是儿子后来把他描绘成的那种专横的暴君，而是一个令人摸不透的、内心充满矛盾的权威人士。弗朗齐歇克·克萨韦尔·巴舍克，此人1892年进这家商行当学徒，他回忆起一种父亲般宽厚和关怀的态度，然而这种态度往往会被突如其来的感情冲动和盛怒所取代。这种家长式的态度中既有友情也有专制，既有乐于助人也有恶意刁难。放错了地方的商品往往会被赫尔曼·卡夫卡扔到地上，伙计就得在其他店员的眼皮底下将它们捡起来。怀疑和责备是常有的事，这位多疑的老板，在经历了非常匮乏的年代后含辛茹苦取得了自己物质上的富裕，他认为他的员工们都是“花钱雇来的敌人”，都一味地试图欺骗他。“欺骗”这个概念将在卡夫卡的文学价值体系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不过它在那里从不代表客观的事实情况，而是表明想象空间中的一种主观色彩。

1919年卡夫卡还记得，他小时候对员工们态度谦卑，以抵消父亲的不友好：“即便我这个无足轻重的人在下面舔他们的脚，也不足以弥补你这个主人在上面对他们的大砍大劈。”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位有外交才能的儿子有时不得不在父母的委托下做些调解工作。在受伤害的员工们1911年10月全体向他们的烈性火暴的老板提出辞呈后，他耐心地和他们进行个别谈话，要他们改变决定。即使在家庭成员面前，这位喜怒无常的业主也会大发脾气。当伊尔玛·卡夫卡，他的小弟路德维希的二女儿，在她父亲去世后于1911年进入旧城环路边上的商行时，她受到赫尔曼·卡夫卡的百般刁难。她表现出“健忘、漫不经心、苦笑”，她试图以此，一如卡夫卡回顾往事时证实的那样，以自暴自弃的方式进行自卫：这就是儿子也试图赖以履行他自己的角色的那种策略。1918年伊尔玛·卡夫卡离开了这家商行，因为她再也忍受不了与她伯父的这种紧张关系（表面上的因由是她与捷克人古斯塔夫·韦塞屈的订婚）。在她1919年5月英年早逝后，赫尔曼·卡夫卡用一句没有怜悯心的、毫无掩饰的套语回忆她：“这个虔诚的人给我留下了许多使人恼火的事情。”

至晚自世纪之交起卡夫卡的双亲便身处有名望的中产阶层之列。他们在经济上有保障，家里雇了两个用人（在布拉格只有不足12%的家庭能做到这一点），并住在一幢相当宽敞的寓所里。尽管他们有着可靠的社会地位，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紧张的时代气氛他们还是感受到了。父亲与他的雇员们进行的无休止的争吵，其根源也许不仅是他的——毫无疑问被儿子夸大描写了的——性情暴躁，同时也是捷克雇员们的反犹偏见。弗兰茨·莫尔纳尔的剧本《利利奥姆》（1909）精辟地揭示了奥匈双重君主国中蜕化了的小市民对犹太人的敌对情绪，她针对布达佩斯的状况所做出的判断毫无疑问也适用于波希米亚。

赫尔曼和尤丽叶·卡夫卡在创业年代常常迁居。商店扩大，员工的人数增长，生活不安定，但是这种不安定听从商品交易和商务往来的有条不紊的节奏。卡夫卡后来解释说，在一旁观看他父亲工作，这总是令他感到愉快。打开箱子，与顾客交谈，与供货商磋商，在这个孩子的眼里都是掌握生活的象征。在这种观察中已经掺和进了对别的人安度日常生活而不被它的重压击倒的那种轻松闲适的向往。成年的卡夫卡的重压之一就是他心情沉重地确信：生活不会给予他不言而喻的事，而只会给予他由于一种他无法体验到的正常状况而产生的种种令人诧异的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