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女教师和女用人
中产阶层住宅的土地规划以父母的卧室作为其含有象征意义的中心。那是一个特权的地方：这里有性生活的优先权，家庭的其余成员是没有这种优先权的。赫尔曼·布罗赫在他的长篇小说《梦游者》中用冷嘲热讽的口吻描写这种奇特的状况：“就这样，晚上到处都给东家的床铺上床单，这些床单在内衣床单室里伪善地折叠得平平整整，雇工和孩子们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用人和雇工都贞洁和不交配地睡在房屋交配中心周围的各个角落（……）。”30岁的卡夫卡1913年7月底还在日记中记下，他的“父母”的“做好过夜准备的床铺上的长睡衣”在他心中引起身体上的不舒服的感觉。三年后他告诉菲莉丝·鲍尔，说是“家中父母用双人床”简直到了会“令他作呕的地步”。中产阶层家宅的卧室是一个恰恰因其舒适宁静而得到加强的统治中心：对此这孩子已经隐约有所预感。卡夫卡的小说中的床绝非偶然地是一个暧昧的场所：本能的力量在这里似乎与丧失控制力的软弱无能结合了。
艾丽出生后，卡夫卡家除了厨娘和女佣，还雇了22岁的安娜·丘哈洛娃当保姆，她和家里人一起住在米诺塔屋里。来自布拉格周边乡村地区的通常很年轻的女佣频频更换，而厨娘弗兰蒂斯卡·内德韦多瓦却一直料理家务，直到卡夫卡上中学的时候。孩子们的日常生活起居——从身体保养到朗读故事——起先由20岁的捷克女人玛丽·采马诺瓦负责。在28岁的卡夫卡的一则日记中对她记下了这样的话：“我从前的保姆，脸色黄黑，有棱角的鼻子，面颊上长着一颗我当时觉得很好看的疣，今天是近期内第二次到我们家来看我。第一次我不在家，这一次我要睡觉不想受打扰，我就假装不在家。为什么她把我教育得这么坏，我是很听话的，现在她自己就在穿堂对厨娘和保姆说，我性情温和，是个听话的乖孩子。”
1888年，男孩快要入学的时候，雇了28岁的比利时家庭女教师路易丝·贝吕，不过她不住在主人家。起先她的职务是监管儿子的家庭作业并和他做改进文体的写字练习。后来她也照管和教育成长中的姑娘们，她带她们到城市公园去散步，教她们用文雅的口气谈话，并开设绘画课和钢琴课（卡夫卡自己在上九年制高级中学期间曾上过短时期的小提琴课，然而他不久便中断了这一学习）。这一计划反映出父母努力以富裕市民阶层的教育标准和行为准则为指导。1900年，卡夫卡已是高级中学毕业考试在即，家里聘用了德意志人埃尔维拉·施泰尔克当姑娘们的女教师，1902年她又离开布拉格去亚琛接任一个新职位。她的继任者，捷克人安娜·波察洛娃只在这一家待了12个月——一种典型的人员流动，因为事实上年轻妇女往往只把自己的工作看作谈婚论嫁途中的一个中途逗留地。在以后的几年里家里雇用——显然根据已经在上大学的儿子的建议——法国女教师，以便增长姑娘们的语言知识。捷克人玛丽·维尔纳，在以前的传记中被错当成卡夫卡的女教师，1910年在26岁上才加入到这个家庭中来。由于妹妹们在这期间已达到成人年龄，她便担任“女管家”的角色，主管从购物到衣服保养直到晚间谈话的各色各样家务。玛丽·维尔纳被人们恭敬地称作“小姐”，直至1931年赫尔曼·卡夫卡去世，一直住在父母家里并最终护理年老体衰的尤丽叶·卡夫卡，在比莱街陪她度过她生命中的最后三年。
虽然和父母讲德语，然而捷克语对于这男孩来说却依然是日常交往的一个固定的组成部分。卡夫卡家的女佣（贝吕和埃尔维拉·施泰尔克例外），还有商号里的员工全都是捷克人，几乎全都不懂德语。频频更换的女佣和厨娘在与孩子交往时始终讲捷克语。这门语言对于卡夫卡来说始终是一门带感情色彩的特用语，它使他远离学校或父母规则体系的约束和准则。虽然他从未完美无缺地写过捷克文，然而他一生都相当流利地讲捷克语并声称自己颇有捷克语的节奏感。捷克语对他来说不是会折磨人和解救人、会招致狂喜和破灭的书面语言，而是口头交谈的媒介手段：一种无拘无束的特用语，几乎不受到达到预定目的的压力，像德语施加在学生、后来施加在法学家和作家身上的那种压力。所以卡夫卡在几乎只使用德语的大学求学期间注重让妹妹增长其捷克语知识，建议女教师安娜·波察洛娃给她们朗读鲍日娜·聂姆佐娃的《外祖母》（1855），这部描写19世纪波希米亚乡村生活的带忧伤情调的小说。1920年5月，他告诉米莱娜·波拉克：“德语是我的母语并因此而让我感到自然，但捷克语让我感到亲切得多（……）。”
夹在成长中的妹妹们、常常更换的女佣和女教师之间，这位长子的处境颇为艰难。作为完全投身于商务的父亲以外唯一的一位男性家庭成员，这个男孩势必拥有一种特殊身份。这有助于他采取不拘礼的态度，一种用对越来越乱哄哄的家庭生活在内心保持距离而建立起来的态度。这个树大招风的角色同时使他承受负担，因为它禁止他沉入家庭温暖之中，这正是他羡慕的妹妹们拥有的那种家庭温暖。特殊的困难产生自一天中他不得不与父亲见面的时段。在星期天以外的日子里，这主要就是中午和晚上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了。这时候儿子意识到，他所在的这个妇女世界代表了幻想的王国，这个王国闭合在一个只是表面上空荡荡的权力中心的四周。这个真空地带每天在父亲坐在餐桌旁用简明扼要的命令、追根究底的提问和言简意赅的评语证明谁在扮演家庭主宰角色时重新被填满。卡夫卡1919年冬季的那封著名的信用示范性的细腻笔触刻画了用餐时的那种氛围：“我童年时主要在吃饭时同你在一起，所以你给我上的课一大半是关于吃饭时的行为的课。”儿子在这里认为赫尔曼·卡夫卡是日常生活中的专制暴君，这个暴君宣布明确无误的行为准则、一成不变的处世之道和乏味空洞的常用套语。严格规定的分发饭食的程式，让孩子们遵守的不许说话的规定，用来巩固自己的地位的辱骂厨娘（“畜生”）以及遵守先前规定的行为准则时的故意前后不一致构成父亲行使权力的基本要素，儿子怀着一种既恐惧又厌恶的复杂感情记录下了这些基本特点。不管赫尔曼·卡夫卡客观上是否符合勾画出来的这个形象，这个男孩像经历一个不可逆转的生疏和威吓的基本模式那样经历的这个模式是与一种权威的原型吻合的。
儿子觉得父亲是一个闯入者，天天都在向自己展示自己如何生性柔弱的闯入者，而母亲则一直是他的带情感色彩的要求和期望的受领者。在这方面，长子的一个重要策略便是间歇式重复出现的卧病不起。在身体虚弱的情况下，儿子仿效他的兄弟们的生活状况。这种状况包含永远失去亲人的威胁，而母亲则只需在感情上给予她的儿子多多关照便能避免这一威胁。已经长大成人的卡夫卡回忆起她在他患病期间对他的关怀。他那种有时闪现出的渴望，那种没有真正的症状也想躺到床上去的渴望源自对“母亲会如何安慰人”的这一记忆。长子的疾病以独特语言表达出一种对爱的热望。平日生活在用人们中间，一旦卧病在床就有了难得的与非常忙碌的母亲亲密交往的机会，但是这也是温和的恐吓手段，使用这种手段就会让人想起早夭的兄弟们的命运。尤丽叶·卡夫卡似乎凭直觉隐约意识到了这些间或出现的疾病的心理背景：她在她1931年左右撰写的一篇生平事略中扼要提及，说儿子是“一个敏感但健康的孩子”。
年轻的卡夫卡像艾丽和瓦丽那样表现出了迟钝，这种迟钝不仅源自他的禀性，而且也符合他的自我设计草图的需要。使这种设计草图受到激励的，是与公开展现出来的（不过并非不动摇的）父亲的活力的对立。在少吃、罕笑和寡言的、性格内向不善于交往、采取保留态度的儿子的角色中，卡夫卡尽情发泄对父亲的反抗。这一自我模式受到把这儿子围在核心的妇女世界的支持。他的生活就这样受到双重遮护：受到内生的冲动的遮护，这种冲动迫使自我建立防御危险的现实的“保护建筑”，此外还受到女性支持者们的干预的遮护，她们试图使他不受不愉快体验的侵害。1922年9月卡夫卡声言，他受的教育“完全是在孤独的、极冷或极热的男孩床上进行的”。这暗示缺少力量平衡、缺乏与外界接触和无法松懈的紧张，也表现在身体自我感觉方面——一种我们还会谈到的状况。
在迫使这个少年进入一个温室世界的腐败教育学之外，还有上了岁数的人的考虑，他们不让孩子体验陌生事物，以便能够行使其权威的支配权力。1916年10月8日卡夫卡写道，“作为大人们的阴谋的教育”，目的在于把“到处自由嬉闹者”关在家庭狭小的屋子里。父母之爱的表现形式末了只是追求统治地位、占有思维和自私自利的变形：这一直是他的坚定信念。“父母的自私自利——这种原始的父母情感——无比强烈”，1921年秋在谈到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1726）中的一则教育按语时卡夫卡如是说。对于卡夫卡来说，这种自私表现在“专横”或“奴役”中，他——和斯威夫特一起——从中推导出这样的要求：让挑选出来的教育家掌管儿童的教导并坚决取消作为教育机构的家庭。
孩子感受到的来自父亲方面的压力无法直接承受，而只能用不同的自我设计草图加以处理。成长中的人的作用就是重新评价父亲的显得不会枯竭的精力，并将其改造为情绪矛盾的组织安排。卡夫卡在较后期的岁月里把进餐、性生活、职业和生活计划看做试验田：他必须在这些试验田里挫败父亲的期望并使它们蒙受宗教仪式的牺牲。不管现实的生气勃勃的力量会在哪儿行动起来，它们在他那儿仍然是出奇地紧张和模棱两可。这样的内心分裂就是卡夫卡对父亲在安乐椅里向他呈现那种自鸣得意的权力的回答。虽然在家庭保护区女性帮手们的包围下，这位正在成长中的人却只敢把这场反权威的斗争当作虚幻战争来进行。在长篇小说《诉讼》中，神父指责约瑟夫·K，说是他过分寄希望于女人们的支持。在这个意义上，想逃脱父亲的作为儿子的卡夫卡仍然是一个对自己的防卫力量没有强烈信任的被指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