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私党之论惹的祸
孙伯疑惑地看向孔方和黑娃,问道:“你们是……”
“我们是来拜访泰山先生的。”
“可是来求学的?”孙伯的脸上满是期待。
孔方微微摇头,道:“是有事求教先生。”
孙伯眼中那丝期待的光瞬间熄灭了,他说道:“跟我来吧!”
当即,孔方和黑娃跟着孙伯朝前方走去。
山路崎岖,弯弯绕绕。
走了大约一刻钟后,孔方看到一处用许多石头堆砌而成的院落。
院落大门,乃是用树枝搭建的简易木门。
门头之上,有一副匾额,上写着“泰山书院”四个雄浑有力的大字,落款正是孙复。
院落很大。
前方地面上晾晒着一片萝卜干还有腌制的咸菜,后面乃是一排排砖瓦房。
唯有每个房门前悬挂的一副副对联,才让人感觉到有一丝丝书卷气。
这和孔方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这里更像是某个农户的家,而非书院。
但他略微一想,也就明白了。
孙复、石介这类研究学问的儒士,甚是爱惜羽毛,自然不会行贪墨之事。
而书院,需要购置大量书籍和笔墨,这些都是非常耗钱的。
这些人都是一身傲骨,自然不可能去街头摆摊,当个代书先生。
而作为闲官,他们的俸禄也不多。
故而,生活定然是清贫的。
见到这种场景,孔方顿时觉得将泰山先生请到齐州还是有几分希望的。
片刻后。
孙伯将孔方和黑娃引到一方房间前。
还未行至房门口,孔方便闻到一股浓郁的书香笔墨味。
当行至门口时,他不由得一愣。
门内,处处都是书。
堆堆都有一米多高,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
而在最里面,一位身体消瘦、胡须花白的男人坐在那里,正持笔撰写文章。
其非常投入,压根没有发现外面有人。
孙伯待其搁笔的那一刻,拱手道:“老师,有客来访。”
孙伯看上去和孙复年龄差不多,基本都是年过半百之态。
但达者为师,从来都不是以年龄论之。
孙复缓缓抬起头来,面带疑惑。
“两位小友,不知找老夫所为何事?”
孔方拿出陈执中的引荐信,笑着说道:“小子孔方,有意在齐州建一座书院,山长尚缺,幸得青州知州兼京东路安抚使陈执中陈副相引荐,特意请先生出山!”
孙复听到此话,脸带笑意,微微摇头,将手中的笔放了下去。
“陈副相与我有旧,老夫在此谢过陈副相的好意了,也感谢孔公子专门来邀请老夫。”
“但是,老夫所教所授与当下科举之道的理念不甚相同,恐怕做不得书院山长。”
“孔公子有所不知,当下泰山学院只剩下连我带内的八名先生了,学生们都已走完。新政失败,意味着‘精贡举’之策也已经名存实亡,辞藻之学非老夫所长也。正如一学子所言,老夫所教,误人功名!”
孔方从此话中,能感受到孙复的无奈与悲哀。
当下,大宋科举依旧遵循祖宗之法,非常保守。
科举考试的重点为:诗赋、墨义、贴经,策论占比很小。
这导致很多书生在不通经术,不明道理的情况下,只会死记硬背和撰写应试文章。
这种类型的士子成为士大夫官员后,擅长引经据典的诡辩,却不擅长处理国事。
大宋就是被这样一群人生生消耗的毫无斗志的。
全循古人之言,不知变通。
简单来讲:
孙复所讲,都是治国之术,是如何对待百姓,如何报效朝廷,如何振兴江山社稷。
但科举考试考的却是诗赋文章,是辞藻、是虚夸之言。
跟着孙复等人学,自然难以在当今的科举考试形式中取得好成绩。
像范仲淹、富弼那种敢于提出治国之策的人,因损害了多数人的利益,被定义为结党,定义为专权。
故而,当下的朝廷,士风浮躁,弥散着一种得过且过的景象。
当然,这和当今官家太过于优柔果断的处事风格是分不开的。
这点,孔方看得很明白。
孔方拱手道:“先生,小子已知你的心意,自然不会强人所难。科举之制,确需改制,我建设书院,是为助力精贡举之策,能否借用您半个时辰,让小子也讲一讲我办学的想法!”
“助力精贡举之策?”听到此话,孙复的眼睛亮了,一下子站了起来。
“茶室叙话!”
他对科举变法依然很在乎。
见陈执中的引荐信都未起身,但听到孔方言说建书院乃是为了施行科举新策,不由得变得热情起来。
片刻后。
双方来到茶室。
宾主分别坐下,黑娃担当起煮茶的角色。
孙复认真地看过陈执中的引荐信,不由得看向孔方,疑惑道:“孔公子是商人?商人建私学,实不多见!”
建书院,向来都不是一项赚钱的买卖。
有时甚至还需要当地官衙支持或募捐才能活下去。
因为书籍笔墨、雕刻书版的花销,根本不是一般人家能够承受得起的。
一般都是当地的大儒或出仕的官员,会建书院。
书院,并非完全是教学之所。
像历城的县学,就是个编撰县志、存放书版书籍、甚至印刷书籍的地方。
私学也都大多如此,多是一些儒士的学术论辩之地。
至于学生,穷者读不起书,富者大多都是寻名师单独传授学问。
孔方看向孙复,率先抛出一个问题。
“敢问先生,新法之中的精贡举实乃官家支持之策,为何会难以实施?”
赵祯也早就看出大宋士气浮躁,精贡举正是一副良药。
精贡举,其实可归为两点。
其一,在教育上,大力兴办学校,举荐通经有道之士担任教授。
其二,在科考上,重策论而轻诗赋,去辞藻瑰丽虚夸之风。
孙复无奈摇头,道:“通经有道之士在守旧人眼中,皆为私党,私党有专政之嫌,朝廷不愿用。照此下去,恐怕任何一项新法都难行!”
策是好策,但却无法执行。
当下的朝堂。
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想干一番大事业,那定要聚拢一批志同道合的人。
但聚齐之后,只要施行新政,就会损害许多士大夫官员的利益。
后者就上书弹劾,称这些人是私党,是要夺皇权。
奏疏能堆成一座山。
这个大帽子扣下来,谁都接不住。
于是,大宋主张新政的官员们,要么选择在朝堂里和那群守旧的官员们争论招架,要么选择外放,当个地方官,逐渐躺平。
大宋的官场生态,决定了新法很难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