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从环保运动到可持续发展

1.2.1　环保运动的兴起

正如本书前言中提到的，人类是具有理性和反思能力的物种，当预见到巨大危机时可以作出更明智的决策，并采取自救行为。事实上，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各类环保运动就不断兴起，直接促进了可持续思想的复兴。推动这一进程的主要因素包括：与污染相关的科学研究，尤其是放射性尘埃、烟雾和化学物质的研究，以及这些污染对人类和生态系统影响的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19)、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20)等人将这些专业知识转化成大众化阅读的书籍，起到了积极的传播作用（图1-3）；此外，同时期的其他社会运动，如反殖民、反越战、女权主义浪潮以及民权运动等，带动了价值观的相互影响与传播，促使社会各界对环境议题产生了极高的关注度。

“二战”之后的经济复苏，使得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庞大的中产阶级，普通民众受教育水平上升，这是大众意识觉醒的背景。1962年，以《寂静的春天》出版为标志，环保运动在美国开始兴起。蕾切尔·卡逊在书中描述的事实给美国新兴中产阶级带来了巨大的不安。那个春天异常地安静，因为鸟儿啄食了被杀虫剂污染的昆虫和植物而大量死亡。更可怕的事实是，环境中的毒素最终对人类自身造成了严重伤害。《寂静的春天》在民众中激起了强烈反响与广泛讨论。在此影响下，196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环境政策法》，并成立环境保护局。之后陆续通过了清洁空气法和清洁水法。1970年4月22日，美国参议员纳尔逊发起了著名的“地球日”活动，当天有超过2000万人在纽约、华盛顿、旧金山等地进行游行和集会，对全世界的环境保护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71年，著名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成立，由此环保运动进入了高潮。

1972年，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出版了著名的《增长的极限》，该书利用系统理论和计算机模型，预测了人类从1972年到2100年的发展轨迹。指出随着指数增长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人类将很快冲破地球环境的安全界限，造成粮食生产和世界人口的锐减。其观点引发了社会对未来人类发展的“乐观派”与“悲观派”的大争论，加深了人们对未来人类命运与发展道路的理解和认识。《增长的极限》一书被誉为人类发展问题研究的一块丰碑，意义深远。

1.2.2　可持续发展的定义

1972年是可持续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当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并决定成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为维护与改善人类环境、造福全体人民以及我们的后代而共同努力。该宣言的内容相当丰富，包含了保护环境、防治污染、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保障不发达地区的人权与生存权，以及加强国际合作等，为之后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宣言奠定了基础。这次会议开创了人类社会环境保护事业的新纪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西方众多学者就开始广泛讨论“可持续性”思想，并出版了一系列书籍。他们借鉴了当时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生态经济学理论，为民众描绘出一幅“可持续社会”的愿景，研究领域涉及环境问题、气候变化、人口、生产与消费、可再生能源利用，以及可持续城市和农业系统等。(21)而作为专业用语，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一词最早出现于1980年，是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在联合发表的报告《世界自然保护战略》中提出的。

1983年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由当时的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担任主席。联合国希望通过该组织，以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纲领，为全世界制定变革的议程。经过四年的努力，1987年正式发布了《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又称《布伦特兰报告》，提出了沿用至今的可持续发展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该定义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性原则（fairness）、持续性原则（sustainable）、共同性原则（common）；强调了两个基本观点，一是人类要发展，尤其是穷人要发展;二是发展有限度，不能危及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报告分为“共同的问题”“共同的挑战”和“共同的努力”三大部分，集中分析了全球人口、粮食、物种和遗传资源、能源、工业和人类居住等方面的情况，并系统探讨了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这份报告鲜明地提出了三个观点：①环境危机、能源危机和发展危机不能分割；②地球的资源和能源远不能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③必须为当代人和下代人的利益改变发展模式。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方面，《我们共同的未来》明确指出，对“生态资本”（ecological capital）的不平等使用，既是“地球上主要环境问题，也是主要发展问题”的原因。(22)因此，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只有共同协作，通过减少不平等，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综上所述，可持续发展包括三个主要方面：以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基础，以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前提，以谋求社会的全面进步为目标。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UNCED），是世界可持续发展史上又一次重大突破。大会发布的《里约宣言》，第一次将可持续发展视为一项人类“权利”。《里约宣言》与布伦特兰报告的精神主旨一脉相承，明确了环境与发展之间互相冲突，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同时也明确了各国对可持续发展“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此次大会成果卓著，还推出了为人熟知的《21世纪议程》（Agenda 21），高度凝聚了人类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认识；同时提出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和《生物多样性公约》（CBD）。《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1997年被《京都议定书》(23)（Kyoto Protocol）所取代。(24)至此，可持续发展理念已经成为了全球共识。

1.2.3　全球共识与当下行动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可持续发展的讨论逐渐超越了联合国的号召，开始走向研究机构和大学，甚至工商和金融机构。部分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的大学开始提供相关课程，甚至可持续发展学位。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此外，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也开始采用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该机构在报告中指出：如今，健康的环境对于可持续发展和健康的经济至关重要(25)。在商业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概念应属John Elkington提出的“三重底线”（triple bottom line，TBL），即经济底线、环境底线以及社会底线。Elkington认为，如果企业希望长期保持生存和盈利，则必须重视环境质量和社会福祉，并努力缩小贫富差距，同时也应该促进健康和教育。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企业不应从人类的痛苦中获利，也不应采取加剧社会问题的措施。(26)

21世纪伊始，189个国家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通过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该计划旨在2015年前实现，共分8项目标，包括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普及小学教育、两性平等和妇女赋权、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产妇保健、对抗艾滋病及其他疾病、确保环境可持续，以及全球发展合作。(27)其中在全球范围内减少贫困是该计划的核心目标。到2015年为止，尽管该计划取得了重要成果，但仍有部分发展目标尚未实现。(28)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实现减贫等多项千年发展目标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这一雄心勃勃的全球共同计划的延续，在2015年9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193个成员国正式通过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其中包括无贫困（首要目标），零饥饿，良好健康与福祉，优质教育，性别平等，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减少不平等，可持续城市和社区，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气候行动，水下生物，陆地生物，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共17个目标。SDGs呼吁所有国家（不论贫穷、富裕还是中等收入的国家）共同行动起来，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保护地球。该目标旨在到2030年，以综合方式彻底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并最终转向可持续发展道路。(29)在本书写作之时，新冠疫情还未消除，而距离最后期限不足十年。可以想象，全面达成该目标任务艰巨，或几乎不可能完成。但SDGs的意义在于，人类世界拥有了一个关于未来的共同故事和美好愿景，引导着我们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前行（图1-4）。

1.2.4　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探索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运动风起云涌的半个世纪中，中国也积极参与其中，承担了人口大国与经济大国的基本责任，为实现人类共同富裕与可持续发展探索本土道路。从1972年首届人类环境会议至今，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行动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30)

第一阶段：明确环保战略，推进环境立法。1972年，中国正式回归联合国一年之后，就参加了首次“人类环境会议”。1973年8月国务院就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通过了中国第一个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确定了“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保战略方针。1978年，宪法第一次列入了“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内容。1979年，全国人大决定每年3月12日为植树节，同年我国开始营造三北防护林。1982宪法列入了“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的内容。1989年12月，第七届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环境立法。

第二阶段：确立可持续发展理念。1992年，中国参加了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庄严承诺履行《21世纪议程》文件。1994年3月，我国发布《中国21世纪议程》。1995年，我国正式将可持续发展战略写入“九五”计划，提出“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实现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也是第一次在国家正式文件中使用“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召开，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强调，“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人和自然和谐，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由此，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得以确立。

第三阶段：生态文明的科学发展观。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在2005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同志提出“生态文明”概念。党的十七大把生态文明建设列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2010年10月，我国“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并首次将碳排放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规划，确立了绿色、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方向。

第四阶段：最大包容性的美丽中国建设战略。2012年，党的十八大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把美丽中国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在报告中强调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基本理念。

党的十九大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要素和基本方略之一，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31)

中国对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探索是具有创新性的。从早期单一的环境保护，到基于小康社会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再到具有实施框架的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发展观，直至包容了环境、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美丽中国建设战略。这一理论与实践的创新过程，既有对世界先进经验的积极学习和借鉴，也兼顾了中国具体的发展阶段与社会经济背景，是对可持续发展内涵的不断充实和拓展，同时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生态安全和人类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卓有成效的积极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