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答案是城市

我出生于1952年，当时世界总人口为26亿1。自那之后，世界人口增长了三倍。1952年，全世界只有3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2014年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2，到21世纪末，这一数字将增长为85%。所以，城市的品格特性将决定人类文明的气质。

1952年，很多欧洲城市的条件甚至比不上如今的发展中国家。巴勒莫，欧洲最南部的一个城市，也是西西里区的首府，其战后重建因为贪污腐败的问题而搁浅。人们住不起房子，只能拖家带口地在城市周围的洞穴里安家，而黑手党却在城郊建起了高楼、公园、农场、桥梁和道路，甚至威胁当地官员，完全不考虑建筑和区域划分应有的规律，造成了“巴勒莫衰落”。

而在北边的德国，1200万人中有800万因战争而流离失所，他们没有稳定的居所和工作。西边的伦敦笼罩在含硫煤造成的致命“烟雾”之下，那是伦敦历史上最严重的空气污染事件，造成1.2万人死亡。而在东边的布拉格，鲁道夫·斯兰斯基（Rudolf Slánsky）正上演审判秀，犹太人受到折磨、处决，又遭到政府的驱赶，这更加深了苏维埃与西方世界的冷战隔阂。

当时盛行的观点是，经济增长是解决世界所面临的难题的关键。受美国马歇尔计划的刺激，战后欧洲也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经济腾飞，人们成功战胜了饥饿，不计其数的难民得到了工作与家园，社会服务得到了资助，数百万人的生活品质得以提升。美国则经历了更为瞩目的经济增长。制造业的工资水平飙到了大萧条时期的3倍，中产阶级数量大幅增加，许多城市的人口也达到新的峰值。然而，只关注经济增长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安康。

20世纪50年代是大自然备受摧残的时期。世界大城市的发展，是以大量自然资源的掠夺性消费为动力的：凿山开矿、砍伐树木、竭泽而渔、断流筑堤、开采地下水——所有这一切都以迅猛的节奏进行。在此过程中，很少有人去想资源浪费的问题。盐化的地下水、污染的河流、流失的水土大大削弱了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最终导致大自然越来越难以完成养育城市的任务。尽管世界上许多城市在20世纪50年代发展迅速，但这种发展缺乏远见，忽视了几千年来城市建设的经验教训。

放眼观察当今的绝大部分城市，你会发现20世纪50年代规划和建造的建筑是最没有吸引力的。历史广场成了停车场，河流被填充为高速公路，低俗的“国际范”写字楼取代了原本独具匠心的建筑，郊区一栋栋庞大却无灵魂的庄园别墅拔地而起，工作、购物、文化和社区因此被割裂开来。

当然，到20世纪中期，许多19世纪的建筑群都需要翻新整修。柏林的威赫敏娜环区（Wilhelmina Ring），据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寓群，大片大片的小公寓挤在一块，全都用煤炭取暖，而其中只有15%的公寓设有卫生间和浴室。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85000个家庭居住在异常拥挤、老鼠遍地的19世纪建筑里，其中很多都要使用公共卫生间。纽约的下东区是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地区，面临着严峻的健康和安全问题。这些社区都需要重建。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城市重建设计的主流方法建立在瑞士建筑师查尔斯—爱德华·让纳雷—格里斯（Charles-Edouard Jeanneret-Gris），也就是众人熟知的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理念之上。1928年，勒·柯布西耶和一群有着共同抱负的同侪组成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将其城市建设理念正式化并传播出去。1933年，他们公开宣称城市规划的理想是要建成“功能城市”，提出城市社会问题可以通过按功能严格划分用途的规划设计来解决。跟巴赫一样，勒·柯布西耶也寻求通过作品来表达宇宙性。“数学，”他写道，“是人类用以理解宇宙的最伟大形式。它既有绝对又有无限，既通俗易懂又高深莫测。”3受毕达哥拉斯黄金分割的启发，勒·柯布西耶认为它也是按照建筑物的高度与宽度确定建筑物相对距离的理想标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建成了许多相互隔离的、等距的高楼，这些高楼往往坐落在不受欢迎的公园里。

功能城市的实践于是在全世界大行其道。大城市核心区的具有历史意义却脏乱差的区域、商铺以及公寓楼林立的繁华街道，开始大受诟病且遭到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勒·柯布西耶的“公园高层”——整洁、有序的全新公寓楼里配备了小厨房和小浴室，再由绿意盎然却无法使用的空地隔开。商铺和工作室数量有限，仅勉强够用。阿姆斯特丹外围的拜尔美米尔（Bijlmermeer）便体现了该理论的要求，这是一栋20世纪60年代末建成的由31栋10层八角形公寓楼组成的综合体，共有6万人在其中生活，却没有一家商店配套，综合体与城区之间由一大块公园绿地隔开。

苏联对“功能城市”的概念特别感兴趣，在大萧条时期聘用了许多国际现代建筑协会的建筑师。“二战”之后，这些建筑师的理念被当作一种成本较低的方式大规模应用在战后城市的重建中，也加快了苏联向东欧的扩张。1951年1月，苏联共产党主席尼基塔·赫鲁晓夫就建设工作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提出民众住宅应当用价格低廉的预制混凝土板来建造。在第二年的全联盟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预制板住宅建造项目正式进入土地法，但奢华别墅和政府大楼的选项仍做保留处理。

尽管协会建筑师们的理念在苏联大受欢迎，“二战”还是让其中很多人选择前往美国，成为美国各大建筑学院建筑系的负责人或系主任。他们教授的建筑理念指导着美国的城市重建计划。20世纪50年代的新住宅项目，比如山崎实（Minoru Yamasaki）设计的圣路易斯的普鲁蒂—艾戈（Pruitt-Igoe），因其鲜明独特的造型赢得多项设计大奖。1954年，康涅狄克州纽黑文市新上任市长迪克·李（Dick Lee）采用柯布西耶的城市重建方法，承诺要将纽黑文打造成模范城市。纽黑文用粗犷现代的建筑取代过去的老式街区引起了全美国的关注，也赢得了许多设计大奖，但到60年代后期，许多项目由于贫困集中，居民服务配套设施分散，小企业的机会有限等原因而宣告失败。

除了住宅，经济发展——企业的创办、就业机会的增长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城市重建的关键因素。20世纪中期主流的城市经济发展模型，大多是集中力量发展几个大型项目，从而让城市中心重焕生机。但得到大量补贴的大型购物商场或会展中心屡屡失败，因为规划者并未意识到在高度重叠的复杂系统里，经济活力会有程度上的区别。小企业——比如乐器商店、纺织品商店或者街边杂货店等——其实跟那些全新住宅和多功能中心一样重要。纽黑文市为了兴建市中心的购物商场，推倒了一大片具有历史意义的老建筑，真是让人惋惜。一个地方一旦失去活力，写字楼也就只会有少量公司愿意入驻，租金收入也将大量减少。1969年迪克·李在任期结束时说：“如果说纽黑文是模范城市，只好恳请上帝帮帮我们了。”4

1970年，我到位于纽黑文的耶鲁大学上学。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纽黑文是18世纪末美国最早开始工业化的城市之一，随着工业制造转移到没有工会的南部或者沿海区域，纽黑文随之失去了许多中产阶级工作岗位。越南战争让美国四分五裂。经济持续衰退、利率不断上涨、城市犯罪率居高不下加速了美国城市的衰落，而黑豹党鲍比·希尔（Bobby Seale）谋杀案的审讯更加重了纽黑文市的种族对立。

我本科的学业目标就是要了解和贯通几大命题：自然与人类大脑的运转，社会制度的功能，以及在万物盛衰中不断复杂化的生命奇迹。我的推断围绕着一个主题，那就是能够提升人类幸福与自然系统的原则，也可以用来打造更快乐、更健康的城市。

20世纪最重要的生态学家，G.伊夫林·哈钦森（G. Evelyn Hutchinson），当时还只是耶鲁大学斯特林讲座教授。他欣然同意与我见面，讨论本书中这些当时尚未成形的想法。1931年，年仅28岁的哈钦森前往拉达克藏区海拔最高的山峰，研究那里的湖泊生态和佛教文化。哈钦森是第一个提出生态区的人，所谓生态区就是大环境中的各类生物与周围环境互相融合促进的小区域。

查尔斯·达尔文在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建议下，在第五版的《物种起源》里加上了那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的重点是“最适者”而不是“最强者”。他这里指的就是那些最能适应生态环境的物种。大自然的大趋势是不断增强万物对变化着的环境的适应力。哈钦森的生态区理念是一种把住宅社区看作城市系统组成部分的思维方式，这里的城市系统包括地区、国家和整个地球。唯有适者才能成长繁盛。

哈钦森对于气候的变化也很有先见之明。1947年，他预测人类活动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将改变地球气候。如果预测成真，地球的最大系统将面临巨大威胁，气候系统中所有的生态系统也将危在旦夕。20世纪50年代，哈钦森将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与气候变化联系起来。他还是第一个交叉探索控制论（信息反馈控制系统）与生态学的自然科学家，致力于研究能量和信息是如何在生态系统中流动的。哈钦森的理论，加上阿波尔·沃尔（Abel Wolman）的最新作品，为我提供了素材和指引，让我最终明白城市其实就是一个复杂的、具有适应性的系统。

1974年1月，我独自前往喜马拉雅山。旅程从伊斯坦布尔开始，我以汽车修理工的身份一路工作，横穿亚洲。一个寒风刺骨的冬天，我站在阿富汗赫拉特城的入口处，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油然而生。赫拉特曾属于波斯帝国，在亚历山大大帝挥师东进时被占领、摧毁，后又按照希腊城市的风格重建。后来，它又被西征的塞琉古王朝征服，接着又落入东边的伊斯兰入侵者之手，千百年来一直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站在赫拉特的城门处，我体会到文明的浪潮也是城市建设内在基因的一部分。我还领悟到，要了解一座城市，我必须先了解城市的历史。

我还试着去了解这些城市所在的大环境。同年秋天，我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研究生，跟随《设计结合自然》的作者伊恩·麦克哈格（Ian Mcharg）学习区域规划。麦克哈格提出，要对一个区域的自然、社会及历史架构进行分层，然后再把这些分层信息汇总，去研究这些架构之间彼此是如何相互影响的。不过我渴望学习的东西——更具包容性的复杂结构——并未包括其中。

世界如此变幻莫测的一个原因，就是人类和自然系统太过复杂，而复杂的系统又加大了不确定性。要把握这种复杂，我首先得弄明白它复杂在哪。

复杂的系统包含很多变动的东西，不过这些都是可预测的，属于线性变化。尽管复杂系统的输入和输出各不相同，但系统本身是稳定的。就拿纽约市的水供应系统来说，水先是在上流的水库汇聚储存，然后再在重力的作用下通过大渡槽送达城市，最后通过水管终端送到千家万户。这个系统由许多部分组成，但所有部分从输入到输出都是按照线性模式进行。本质上来说，在过去150年的时间里，纽约的水供应系统并没多大的变化。尽管从水库到水槽的水流会根据沿途水阀的状态而有所不同，但水系统本身的结构还是相当稳定的。线性系统的变动性小，而且可预测。

复杂系统中有许多组成部分和次生系统是相互依存的，所以彼此之间也会相互影响。你很难在复杂系统中预测某种输入的输出是什么，因为组件之间的相互影响会放大或者弱化输入。全球经济就是一个复杂系统。这也是为什么2011年，当希腊威胁要拖欠其3000亿美元债务的一半时，全球股票市场应声暴跌万亿美元。地球上最复杂的系统非大自然莫属。而最复杂的人造系统应该就是城市了。

棘手难题

1973年，面对一系列棘手的规划难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规划学院的W. J.里特尔（W. J. Rittel）和梅尔文·韦伯（Melvin Webber）发表了一篇名为“规划概论的困境”（Dilemmas in a General Theory of Planning ）5的文章。他们观察到，20世纪50年代倡导用科学和工程知识解决所有城市问题的科学理性主义并不奏效，城市居民也不接受规划者的建议。民众用静坐来抗议意在改善市容的整修项目，还对修桥铺路多番阻挠，尽管修桥铺路的目的是让交通更高效。城市居民不喜欢学校课程，也不喜欢公共住房。就连山崎实失败的普鲁蒂—艾戈项目也在1972年借助大规模的内向爆破而被拆除。规划者们的尝试无一奏效。这到底是为什么？

里特尔和韦伯的结论为新兴的复杂性研究做出了早期贡献，尽管他们并未如此自我标榜。两位教授把科学和工程学可以解决的问题归类为可控制的问题，也就是可以明确定义目标和实际解决方案的问题。在本书中，我将称其为“可控问题”（tame problems）。里特尔和韦伯观察到的一些更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方案，因为每种外在介入都改善了部分居民的生活条件，然而又让另一些人的生活条件恶化。也没有清晰的思路能够确定何种结果是最公平最合理的。两位教授最后得出，在效率和平等之间实现平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们写道：“规划者要应对的社会问题与科学家或者部分工程学家应对的问题有着本质区别。”

棘手问题的定义并不明确，它们总与“捉摸不定的政治判断”有关。这些问题根本无法得到解决。每一个棘手难题都是另一个难题的具体表现。而每一种外在介入都会改变问题及其发生的情境。

20世纪70年代民众对城市和区域规划的排斥，更使其日渐衰微。那时候绝大部分的规划者没有提出改造的愿景和理念，而是成了项目经理。他们推行的区位编码让城市割裂而不是融合成为整体。城市规划者们也是后来才意识到，他们原来受制于一种自己无法掌控的更强大的外力。

全世界最大规模的断电

印度首都新德里，是地球上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它不仅连接着孟买、加尔各答这些印度次大陆上的城市，还连接着迪拜、伦敦、纽约和新加坡。新德里有着超一流的医疗中心、多样的全球化商业、充满活力的IT业和蓬勃的旅游业，所有这些都让这座城市越来越繁荣，一大批成长迅速、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由此产生。

2012年7月31日星期一，印度北部电网突然不稳，负荷不足，进而崩溃。整座城市都陷入瘫痪：交通堵塞，火车、地铁、电梯停摆，机场关闭，停电，停水，工厂停工。估计有6.7亿人断电，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0%。发生这种事显然是因为电资源的供不应求。新德里气候炎热潮湿，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希望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有空调，这也造成了夏季的用电高峰。但这一事件的深层原因则要错综复杂得多。

全球气候不断变化，极端天气出现次数越来越多，屡破纪录的高温也造成新德里空调供电的高消耗。气候变化还导致季雨期的缩短和延迟，水力发电厂的水量因而减少，供电输出量也随之降低。印度有越来越多的人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这催生了巨大的食物需求，而食物的生产必然需要能源。20世纪70年代，印度的农民舍弃适应当地环境的粮食作物改种现代化的杂交作物，而后者需要多得多的水才能生长。面对降雨量减少的严峻现实，农民便用电泵抽取地下水灌溉。随着用水需求不断增加，地下水位不断下降，从深井中抽取水源就要耗费更多的能源。

印度超负荷的能源基础设施缺少设计精良的软件和控制措施来平衡供需。更糟糕的是，有27%的电力会在传输过程中流失或被盗用。印度没有采用智能系统、节约用电和提高效率的方式来减少能源需求，而是选择加大供应量，让自己成为世界最大的火力发电国。但是，燃煤会加速已经威胁到印度众多生态系统的气候变化过程。污染让印度很多城市的天空弥漫着焦黄色。最近一次去新德里时，我竟从未见过太阳钻出笼罩整座城市的厚重灰黄色大气层。

印度也缺乏及时有效的管理措施来应对发展带来的各种复杂问题。其实，新德里会出现“黑色星期一”是意料之中的事。电力系统可以追踪电流并预测电力短缺发生的时间，但他们却缺乏管理文化利用这一信息进行有效应对。区领导应该从大局出发按照系统的指示减少本区用电，但他们没有这么做。相反，许多政府官员要求下级想办法从电网中获得更多电力。

这种情况揭示出所有城市领导者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到底是让本区、本部门或本公司的利益最大化还是从全局利益出发？按照进化论的观点，短期让个体利益最大化更好，但长期而论，还是为大局着想的好处更大。自从世界上有城市以来，人们就用监管和文化来平衡“我”和“我们”之间的关系。监管提供必要的保护、制度、法规、角色划分和责任来分配资源并让频繁流动的大量人口保持团结。文化则为社会提供一种运行系统，这个系统建立在有效的集体智慧之上，以集体利益的使命为指引。一座发展良好的城市应当有强大且适应力强的监管，以及重视集体责任和普遍同情的文化。

全球大趋势

气候变化加剧了新德里的问题，也是全球所有城市必须面对的趋势之一。其他趋势还包括全球化、越来越紧密的联系网络、城市化、人口增长、收入不均、消费剧增、自然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减少、移民数量增加，以及恐怖主义等。对于这些大趋势，我们既时常耳闻，又知之甚少。我们知道世界正面临着这些新的变化，却无法准确预测它们的影响。

气候变化尤其会给城市重重一击。到21世纪末，很多低海拔城市，比如东京、新奥尔兰以及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等，若不投入大量金钱筑造堤坝就很可能会被水淹没；纽约、波士顿、坦帕这些海滨城市也需要付出高昂的基础设施成本来应对不断升高的海岸线；临近河流或水域的内陆城市也将面临洪水多发的困境；地处河流与海洋交界处的肥沃三角洲的城市将涌入大量因气候或资源枯竭而逃离故土的难民。

这些气候变化的趋势威胁着地球上每一个国家。在2014年的一份报告中，美国国防部称：“气候变暖、降水类型改变、海平面升高以及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将令全球面临的各种问题愈加严重，如动乱、饥饿、贫困和争端。这些问题很可能在全球范围内造成食物和水资源短缺、大规模流行性疾病、难民、资源争端以及自然灾害。气候变化是一台‘威胁倍增器’，因为它有可能加剧我们当前面临的从传染性疾病到恐怖主义的许多挑战。”6

毁灭性的叙利亚内战就是因气候变化而起。2006年，叙利亚遭遇了百年一遇的长期干旱，水资源系统的贪污腐败又使灾情雪上加霜。粮食颗粒无收，超过150万走投无路的农民和牧民搬到城市。这些农民和牧民不知道也没有办法知道未来该向哪里前行，而专制政权让他们更加绝望。他们的反抗引发了内战。在接下来的混乱局面中，“伊斯兰国”（ISIS）和“基地组织”攻城略地，进一步让叙利亚四分五裂。7、8到2015年，数以万计的叙利亚人在内战中丧生，还有1100万叙利亚人成为难民，蜂拥逃到周边的土耳其、黎巴嫩、约旦、伊拉克和欧洲等。2015年夏天，联合国难民署宣告，叙利亚内战是十年以来最大的难民危机。因人口负增长面临500万劳动力短缺的德国，在利益考量和道义的驱使下打开了大门，接纳了数百万的难民。而如何安置和接纳这些难民，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在21世纪，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城市将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本地没有足够的自然资源和能源支撑发展，越来越依赖于高风险的食物、水资源供应链。集中的人口也让他们更容易受到流行性疾病的威胁：如今，全球的繁荣需要各个经济体彼此相连，因此始于其他城市的危机会在整个系统迅速蔓延，波及全球。2009年发生的那种全球经济危机，再发生一次可能会无法控制。城市赖以为生的技术和社会系统，可能会在网络攻击下崩溃。而这些将无一例外地影响到城市中的所有人。

或许城市面临的最让人头疼的未知威胁来自恐怖主义，因为恐怖主义的目标是要削弱人类最伟大的集体成就，也就是文明本身。如今，恐怖主义者成分多样，有宗教极端分子，也有毒品黑帮老大。种族主义、仇恨、宗教激进主义和贪婪让他们无所顾忌。而发达国家对石油、钻石、海洛因、可卡因的迷恋为他们提供了资金来源。他们奸杀掳掠，还被许以圣徒之名（也许还有永生）。道德是2500年前轴心时代的思想家们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宗教激进恐怖主义则完全站在了道德的对立面。要解决恐怖主义的问题，需要思虑周全、多方联手，最重要的是要强化文明的关键因子——文化、沟通、凝聚力、族群社区和同情心——从世界观的大局出发。面对诸多压力，尤其是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植根于自由开放社会的强大社会网络是提升城市韧性的关键所在。与恐怖主义斗争，需要勇气、安防和多方介入，但最好的武器是一个团结凝聚的社会——一个互帮互助、为所有人提供机会的社会。沟通联系、文化、凝聚力、族群社区和同情是文明城市的保护力量。

信任也是城市应对这些压力的关键元素。信任需要慢慢建立，而焦虑和恐惧却会迅速传播。不幸的是，不平等的经济发展摧毁了信任的根基，除此之外还有存在于非洲、中东、印度的部落和宗教争端，以及欧洲和美国越来越狂热的反恐热情。

所有这些挑战都会威胁城市的未来，甚至还有更多我们无法预料的危险。我们的任务是要为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规划。

美国军方把这种情况称为VUCA，也就是变动（volatility）、不确定（uncertainty）、复杂（complexity）和不明确（ambiguity）四个词的首字母。面对全球大趋势和VUCA的现状，我们必须转换思路。未来几十年，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城市，我们必须想办法让城市系统更包容、更有韧性、适应力更强，同时还要学着缓解这些趋势。从全局来看，只有对各方都有益的行动才是最好的。比如，一个简单的策略就是让城市所有的建筑物都严格节能，这定然能大幅减少能源的使用，减轻人类对气候的影响，并把运营成本降低到可控的范围内，增加城市居民的生活舒适度，出现断电也能更好地应对。而这反过来也会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并减少城市对全球能源供应的依赖。

变化的支点

若要问人类文明该如何在21世纪繁荣下去，答案必然是城市。城市是文明的节点，是在VUCA的时代促成机会平等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键支点。

系统思想家多莱拉·米道斯（Donella Meadows）在她的经典论文中写道：“支点……是复杂系统（企业、经济体、人体、城市、生态系统）中牵一发动全身的地方。”9 一个支点就可以让事情发生巨大的变化——只要把支点放在对的地方。在1995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新引进了33对狼到黄石公园。灰狼的主要猎物是麋鹿，如果没有狼的捕杀控制，麋鹿数量将出现爆发式增长。麋鹿的胃口很大，吃掉了黄石公园的许多植物景观。

引进灰狼6年后，黄石公园的山丘峡谷又重新变得绿意盎然，这也有助于水土保持，避免河堤崩塌。鸟儿的婉转啼鸣又回来了。熊、老鹰、乌鸦的数量也有所增长，这些动物以被狼猎杀的麋鹿腐肉为食。灰狼的出现也让郊狼的数量有所减少，狐狸、老鹰、鼬鼠、土獾的数量也随之上升。海狸的数量逐年上升，它们会为自己筑造堤坝，公园里又出现了沼泽，这也让水獭、麝鼠、鱼和青蛙的数量有所增加。海狸的堤坝降低了水流速度，让固沙植被有了良好的生长环境，同时也改善了水质。10

重新把灰狼引入黄石公园的生态系统，相当于在一个紧密协作的生态中重置了一个关键元素。灰狼的回归就是这个支点，将不计其数的其他元素带回到良性平衡，也让整个系统重焕健康。

提升城市健康的关键方法之一是要理解城市系统究竟是如何运作的，然后把主要精力放在系统的支点上。1988年，巴勃罗·埃斯科瓦尔（Pablo Escobar）的贩毒集团与北河谷卡特尔（Cartel del Norte del Valle）开展争夺，《时代杂志》因此称哥伦比亚的麦德林为全世界最危险的城市。时过境迁，到了2013年，城市土地协会（ULI）却将麦德林评为全世界最具创新力的城市。

究竟是什么让麦德林这座城市产生如此大的改变呢？关键因素就包括联邦政府加强城市安保、保护民众不受犯罪侵袭的决心。因此，从1991年到2010年，麦德林的谋杀率下降了80%。与此同时，麦德林投入了大量资金在贫民区兴建公共图书馆、公园和学校，还创造性地用缆车和沿陡峭山地修建的垂直电梯把贫民区与市中心联结起来。缆车与现代化的地铁相连，通往更繁华的住宅中心、商业中心和购物中心，穷人也因此获得了工作、教育和购物的机会。安全的公共交通提供了私家车之外的另一个出行选择，污染和交通堵塞也随之减少了。

麦德林城还在城市周围建起了保护性的绿色地带，将尚未规划的郊区与耕地区隔开来。绿色地带也让死亡之路（El Camino de la Muerte）——以前黑帮常常把敌人的尸体挂在这条路两旁的树上——变成了生命之路（El Camino de la Vida），变成了风景优美的山谷。11

着力于这些支点，麦德林仅用了20年就从一个连居民安全都无法保障的城市变成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城市。国家安保人员的进驻让麦德林重新恢复了平衡，就跟当年黄石公园引入的灰狼一样，让更富饶、更健康的生态系统得以重现。

新城市主义：整合规划

20世纪80年代晚期，几位出生于理想主义盛行的60年代的城市规划者和建筑师开始为美国进行全新的整体规划，这些人对欧洲古老且紧密相连的村庄、城镇和城市相当熟悉。1993年，他们在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功能城市”的基础之上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新城市主义大会（CNU），不过它的主旨不是要割离城市，而是让城市重新聚拢，尽可能地强化城市的多样性和连通性。

时至今日，新城市主义大会的理念已大面积取代国际现代建筑协会的观点。1996年，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亨利·西斯内罗斯（Henry Cisneros）重金聘用新城市主义大会的联合创始人皮特·考尔索普（Peter Calthorpe）为公共住宅打造全新的规划格局。在HOPE6计划之下，联邦政府开始出资支持各大城市拆除此前失败的公园高楼类住宅，取而代之的，是收入来源多样、服务多元、功能多样的新社区。考尔索普给出的规划方针包括缩小街区规模、连通街道，以及重新将各社区联结起来。新城市主义的原则快速流行开来，因为它符合人类的天性，还能适应地域、文化和环境的变化。

除美国之外，其他国家的城市重建也开始向着整体化、多元化和紧密化的方向发展。荷兰的拜尔美米尔高楼曾经容纳了10万人居住，他们大部分是来自加纳和苏里南的贫苦移民，无法被当地的中产阶级接受。到了20世纪80年代，拜尔美米尔成了欧洲公认最危险的社区，原本理想的城市社区沦为了贫民窟。1992年，以色列航空1862号班机撞入拜尔美米尔的一栋建筑物，数十人因此丧生。这场灾难也在荷兰激起一股关于重建城市的新思潮。

社区的高楼被大范围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密度更高的中等高楼，配以私家花园。新规划还为个体商铺留出了空间，这一方面服务了住户，另一方面也为移民提供了跃入中产阶级的机会。在此基础上，警察提供了更好的治安保障。此外，拜尔美米尔还开通了地铁，使居民享有更多的城市机会。原先被道路系统区隔开的骑行者、行人和司机又重新汇集在一起，街道变得生机勃勃。社会服务和学校方面的投入也增加了。这些举措综合在一起，让拜尔美米尔变成了机会之城。如今，生活在拜尔美米尔的第二代移民的收入与受教育程度已经达到了与当地荷兰人一样的水平。

和谐城市

我迫切地想把脑海中的想法变成事实。1976年，我从规划学院退学，成了一名房地产开发商，重点关注城市环境问题与社会问题。我需要预测某个社区未来土地和建筑的发展状况，思考并提出解决方案。为我们提供资金的既有政府也有私人，关系错综复杂，我和同事们需要在众多的咨询顾问、建筑师、工程师以及承建商之间进行协调，打造出理想的项目解决方案，让城市变得更快乐、更健康、更平等。此外，我还要在从南布朗克斯到圣保罗，从南塔基特岛到新奥尔良的诸多社区中广泛收集规划意见。

我在这段工作中特别快乐。同事们聪明、高效，有着让世界更美好的共同愿景。通过我们的努力，人们的生活更好了，大自然受到的践踏也少了许多。我们充分调动想象，开发能够解决城市问题的项目，最后将项目的经验推而广之。我们发现，打造成功模式再广泛分享经验，就是一个关键的支点。我们的项目成了探索绿色经济适用房、交通导向型发展、绿色建筑及理性增长的早期模型。

这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问题错综复杂，全球的发展大势与良好的意愿背道而驰，我们需要直面整个时代的挑战。我常常工作到后半夜，苦思当今城市与大自然以及人类是如何脱节的，思考何种转变可以让这三者重新和谐相处——每当这时，我都会聆听巴赫的音乐。他的音乐充满智慧与激情、渴望和决心，而最重要的是，我在里面听到了一种完整感。巴赫的音乐给了我启发，既然平均律的理念可以让巴赫实现音律的和谐，那运用同一理念不也可以帮助我们规划城市，使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吗？毕竟，对和谐的追求深植于每座城市的基因中，这是自五千多年前城市创立之初便有的宗旨。

我把这称为打造和谐城市，这一抱负融合了五种和谐特质，来增强城市的多向适应性，使其在繁荣、幸福、效率、平等、完整之间实现平衡。

和谐城市的五种特质

城市和谐的第一种特质是凝聚（coherence），这在《平均律钢琴曲集》的创作中也有所体现。正如初次创作能融合24种调式并使其互相影响的音律，城市也需要一个框架来让不同项目、部门和想法意愿实现融合统一。比如，我们知道孩子的美好的未来，与家庭、住房、学校质量、健康医疗水平、食物质量、环境污染、人与大自然的关系这一切息息相关，然而其中的每一项都是由单独的部门来负责。绝大部分城市缺少一个综合性的平台来支持每个孩子的成长。融合正是和谐存在的基础。当一个社区有了这样的愿景，也有了实施的计划，并且能够把分散的职能任务贯彻统一，这个社区便迈出了实现和谐的第一步。凝聚对于城市的兴旺繁荣至关重要。

和谐城市的第二种特质是循环（circularity），而这一点建立在凝聚的基础上。只有实现了平均律，音调才能彼此联系。平均律的五度循环让音乐曲实现转调。

城市有其新陈代谢的过程，能量、信息和材料在此过程中流动。面对自然资源短缺这样的危机趋势，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可循环的城市代谢系统。我们现有的城市代谢系统是线性的，必须按照自然的存在方式转换成环形。

到21世纪中期，世界人口将达到100亿。如果不改变这种线性系统，妥善处置废弃资源，并在回收的基础上建立循环系统，我们必将陷入水资源、食物和资源匮乏的困境。曾饱受干旱困扰的加利福尼亚州告诉我们，废水可以净化为饮用水，有机废物可以转化为农作物的肥料，饮料空瓶也可以回收制作巴塔哥尼亚背心，既创造就业机会又能实现自然资源的再利用。

和谐的第三种特质是韧性（resilience），也就是受压时恢复原状的能力，这对塑造城市适应复杂多变的21世纪至关重要。要增强城市的韧性，我们就需要打造更节能、更宜居的建筑，并将住宅与公园、花园和自然景观等连成一体，把自然带回城市。既然城市中心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的严寒、酷热、洪水、干旱等极端情况，和谐城市就需要通过自然基础设施来调节温度，让居民免受寒热之苦。

和谐城市的第四种特质是社区（community）——由和谐的人组成的社会网络。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幸福不仅只是一种个人状态，它同时也与集体相关。这种共同的和谐来源于普遍的繁荣、安定、健康、教育、社会联系、集体效率以及公平的福利分配等，所有这些构成了人类的福祉。如果有很多人要忍受来自贫穷、种族歧视、创伤、危险毒物、居无定所、学校短缺的痛苦，就意味着这个社区缺乏应对VUCA时代问题的能力。最终，一个社区的健康状况也会传导到我们自身。毕竟，人类的幸福是共通的。

上述四种特质恰恰反映出世界的极端复杂。正如钢琴音符如果零散地堆砌只能称之为声音，而一旦按照某种形式谱曲，就有了音乐的活力。原子和分子本身不具备活性，而当它们有序地结合起来，就形成了生命。城市也是建立在各组成部分的相互依存之上。

大自然的普遍相关性自古以来就存在，人类必须选择一种方式与之建立联系。和谐城市的第五种特质是同情（compassion），它对于城市实现个人幸福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健康平衡至关重要。作家保罗·霍肯（Paul Hawken）发现，当生态社群因雪崩或森林大火而遭受损失，它总能自我修复。人类社会受压之后却未必总是能重建秩序。恢复秩序的一个关键条件就是同情，它是个人和集体之间的纽带，让我们关注那些超越自我之上的东西。关心他人，是通向个人完整以及群体完整的大门。

多尼拉·米道斯（Donella Meadows）说：“系统中最不容易被发现的部分，无论是功能还是目的，常常就是系统行为的关键性决定因素。”12要挖掘出城市的最大潜力，所有身处其中的人都要怀抱同样的无私精神，注重整体利益。

从物质角度来看，和谐城市通过科技与自然的联合来加强自身的承载力。从操作角度上看，建立具备迅速适应能力的系统且与大趋势动态平衡，可以维护人类与大自然的利益。从精神角度上看，和谐社会就是个人的人生目标与整体的理想合二为一。

和谐城市进行时

和谐城市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本书要探讨的许多相关事项都已在有序推进中。我们现在在规划、设计、工程、经济、社会科学、城市管理等方面的优良举措，正让我们一步步靠近提升城市幸福感的目标。这些举措如果只是孤立进行，可能收效甚微，但一旦综合运用互为促进，便能显现出巨大的能量，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应对资源紧缺、人口增长、气候变化、收入不均、移民问题和其他威胁的办法。和谐城市将是应对波动的避难所。如果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开始投资基础设施，整合管理体系，恢复再生自然系统，并让美国国内所有大都市有机会更为和谐，就将为变动中的世界带来稳定。

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城市同时拥有新加坡的廉租房、芬兰的公共教育、奥斯汀的智能电网、哥本哈根的自行车文化、河内的城市食品制造、佛罗伦萨的食品系统、西雅图的贴近自然、纽约的艺术和文化、香港的地铁系统、库里提巴的快速运输系统、伦敦的高峰期行车收费文化、旧金山的回收系统、费城的绿色雨水计划、首尔的清溪川河恢复项目、温特和克的废水回收系统、鹿特丹港应对海平面上升的办法、东京的健康状况、悉尼的幸福度、斯德哥尔摩的平等、雷克雅未克的平静祥和、北京的调和形式、卡萨布兰卡的市场活力、博洛尼亚的合作工业化、麦德林的创新、剑桥的大学、克利夫兰的医院，以及温哥华的宜居，城市会是怎样的？这些与和谐城市有关的方方面面如今都真实存在着，而且也将不断改善。每一个方面都具有普适性，也可以结合起来。把这些部分组成一个互相联结的整体，大城市将升级成更幸福、更繁荣的全新城市。

巴赫的一生都在寻求对宇宙和谐的理解，试图表达宇宙和谐的规则。即便历经数百年，巴赫创作的音乐仍然深深打动着我们的心。和谐城市将延续巴赫的这种伟大，让城市系统朝着平等、韧性、适应、幸福以及文明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向发展。这些目标或许永远无法全部实现，但只要我们坚定地追求，在计划、实施的每个步骤都贯彻这一理念，我们的城市一定会越来越富有，越来越能使人快乐。

在接下来的篇章中，我们将探讨从人类文明伊始至今的城市发展历程，让读者了解城市形成的环境，以及打造最幸福社区所需要的条件。愿诸位阅读愉快。

脚注

1http://www.geoba.se/population. php?pc=world&page=1&type=028&st=rank&asde=&year=1952.

2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en/news/population/world-urbanization-prospects.html.

3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 模度：人体尺度的和谐度量标准(The Modular, A Harmonious Measure to the Human Scale) [M]. 2004, 1:71.

4http://www.yale.edu/nhohp/modelcity/before.html.

5W. J. Rittel and Melvin Webber. Dilemmas in a General Theory of Planning [J]. Policy Sciences 4 (1973): 155–69, http://www.uctc.net/mwebber /Rittel+ Webber+Dilemmas+General_Theory_of_Planning.pdf.

6http://www.acq.osd.mil/ie/download/CCARprint_wForeword_c.pdf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Roadmap.

7http://www.nytimes.com/2015/03/03/science/earth/study-links-syria-conflict-to-drought-caused-by-climate-change.html?_r=0.

8https://www.upworthy.com/trying-to-follow-what-is-going-on-in-syria-and-why-this-comic-will-get-you-there-in-5-minutes?g=3&c=ufb2.

9http://www.donellameadows.org/wp-content/userfiles/Leverage_Points.pdf.

10George Monbiot.RSA Journal Nature’s Way[J]. RSA, 2015, (1):30–31.

11Stephanie Bakker and Yvonne Brandwink. Medellín’s Metropolitan Greenbelt Adds Public Space While Healing Old Wounds [J]. Citiscope, 2016/04/15.

12Donella H. Meadows,Diana Wright. Thinking in Systems: A Primer [M]. White River Junction, VT: 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