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维也纳童年
1889年1月31日。那日，埃米尔·雅各布·辛德勒（Emil Jakob Schindler）正打点行李，为眼下的行程做准备。他即将陪同哈布斯堡王朝的继承人、奥匈帝国未来的统治者鲁道夫王储（Prince Rudolf）一起旅行。9岁的阿尔玛·辛德勒（Alma Schindler）立于一旁，打眼瞧着自己的父亲。辛德勒是帝国首屈一指的风景画家，近来受托为鲁道夫王储的书《奥地利君主国图文册》（The Austrian Monarchy in Words and Pictures）绘制以达尔马提亚海岸（Dalmatian coast）为主题的水墨画。他将随同皇室启程前往东方。鲁道夫王储乃年迈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独子，是一个受人欢迎且魅力非凡的人物。他很有天赋，推崇政治自由主义，尤对自然科学与文化感兴趣。
“爸爸对即将看到的新景致感到高兴，”阿尔玛·辛德勒回忆道。但世事总非人愿：“有人冲了进来：‘出事了——王储死了！’”举座皆惊，稍事平静后，人们才了解了事情的原委——30岁的王储与他17岁的情妇玛利亚·韦塞拉男爵夫人（Baroness Maria Vetsera）于前一晚在位于梅耶林（Mayerling）的狩猎别墅双双自杀。多年来，王储的死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谜”，但官方给出的结论称这是“精神失常状态下的”自杀行为。他被葬于皇家墓穴，而玛利亚·韦塞拉的遗体则被匆匆移走，葬于当地某教堂的墓地里，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当年的事有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细节：鲁道夫王储与比利时公主斯蒂芬妮（Stephanie）联姻失败，王储备感不快，终日借酒浇愁，在一众情妇身上寻求安慰。玛利亚·韦塞拉是奥地利宫廷一位外交官的女儿，王储新纳入怀的情人。无论如何，鲁道夫作为哈布斯堡王朝合理继承人的持久形象将永不受玷污。
对后来的阿尔玛·马勒-韦费尔而言，该事件不啻为其生命的早期隐喻，它揭示出19世纪末与20世纪那些重大历史时刻是如何直接影响她的一生的。虽然还只是个孩子，自杀事件带给阿尔玛极大的震动，这种情绪席卷了整个帝国。“梦尚未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她后来写道，因为“这位有地位、有希望的人”的死标志着“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终结大幕的开启，随后的一切唯有平庸”。 1阿尔玛的一生将见证这个帝国的崩溃和灭亡，她也将亲历20世纪持续不断的席卷全欧洲的政治与文化动荡事件。
19岁的阿尔玛生得娇媚，通透的皮肤、神秘的微笑、富有光泽的头发，还有一双锐利、充满警觉的蓝色眼眸，被称为“维也纳最美的姑娘”。很快，她出落成具有致命诱惑力的美人儿，一切迷恋、崇拜与爱慕必在其面前低头臣服。阿尔玛总有本事在顷刻间叫人神魂颠倒。当她步入房间时，所有人都会扭过头来。传言称，阿尔玛富有磁性的迷魅气场在任何集会中好比“持续发电的电荷”。她天性善变，一时还算是行仪得体的贵妇——威严、尊贵，流露出权威；下一秒钟又变得轻松愉悦，一副好脾气、爱调笑的样子，尽显“维也纳柔美的女性气质，即便是在她生命中最糟糕的时刻，也依然如故，叫人很难真正讨厌她”。 2有人把阿尔玛奉为半神的角色，顶礼供奉；另有些人则对她嗤之以鼻。
无论所处的时代怎样风云变幻，阿尔玛始终是一个活在自己时空里的现代女性。带着独立的意志，阿尔玛对自己的智慧与自我价值有着清晰且强烈的感知。她的抱负与19世纪晚期维也纳社会对年轻女性的期望完全不一致。每每向强加于身上的束缚发起挑战，“自由”便成为阿尔玛生命中至为重要的主题。
阿尔玛是个浪漫到骨髓里的人。她需要被热烈地爱着，需要燃烧自己生命的激情去感受爱，但唯有卓越的、富有创造力的天才能激发她的爱意。宛如身陷不可抗拒的漩涡，阿尔玛总是被一众才华横溢的杰出男性所吸引，其中不乏强大性吸引力所带来的情爱色彩，而这些男性无一例外地都将在欧洲文化版图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她头一个迷恋对象是著名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尽管他从不曾为她画过一幅金色肖像。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则成为阿尔玛的第一任丈夫。马勒于1911年去世后，狂野的表现主义画家奥斯卡·科柯施卡（Oskar Kokoschka）成为她公开的情人。她的第二任丈夫沃尔特·格罗皮乌斯是建筑领域现代包豪斯运动的创始人（当年插足阿尔玛与马勒婚姻的第三者正是格罗皮乌斯，阿尔玛与他有过一段婚外情）。而当时广受欢迎的小说家、诗人弗朗茨·韦费尔则成为阿尔玛的第三任丈夫。
其他几位崇拜阿尔玛的作家、作曲家和艺术家也盛赞其“独特的天赋”——正如一位密友所描述的，“对于那些有创造能量的人所要达成的目的，阿尔玛总是能洞察其中要害，深刻地理解创作者的意图；她善于鼓动、说服这些人做他们想做的事情，让他们对自己的能力以及自己所能达到的目标坚信不疑；而正是她，阿尔玛，这样一个女人，了解其中玄机”。 3
年少的阿尔玛尚未预料到这一点。回到18岁那年，音乐是她的激情所在。她强烈地渴望成为一名作曲家，这对一个年轻女性而言是极其雄心勃勃的目标。没有什么比每周去剧院看两次歌剧更叫人动心的了。舞台上的一切令阿尔玛欣喜若狂，她的想象力被歌剧的美与宏大所征服。然而，所谓的女性作曲家在当时几乎不存在。女孩学习钢琴并非为了激发创造力，而是为了炫耀身为优雅且有教养的夫人太太们所取得的成就。女性依然被禁止进入音乐与艺术学院学习。人们认可女性的创造力的确有价值，然而，这种创造力很快就被关进受限的、狭小的框架中，仅限于某个教区或者所谓的“家庭内部”。她们的创造性眼光自然远不如男性。正如发生在阿尔玛身上的故事，但凡有哪部作品显现出非凡的才华，优点便被贬低，或者将功劳归于其他男性作曲家的影响乃至直接干预。
负面的环境并没有挫伤阿尔玛的雄心。阿尔玛不得不作曲，因为这种驱动源于灵魂深处的神秘力量，她没得选择。她始终坚信自己的血统继承了天生的优越性，因为父亲埃米尔·雅各布·辛德勒是一名画家，是女儿心中的艺术天才，也令她对自己的价值有了不可动摇的信念。从父亲身上，阿尔玛得到了某种深刻的信念，便是——追求卓越的艺术是唯一真正有价值的人生目标，并且，唯有具备非凡创作才能的人才值得引发她的爱或俘虏她的灵魂。
到了21岁，一个进退两难的可怕局面摆在女孩的面前。阿尔玛必须做出选择：一边是对年长自己一倍的天才马勒的爱，一边是她珍视的自我追求，即通过音乐实践自我才华。她最终选择了天才。为什么？阿尔玛说服了自己，认定将自己完全交付给一个更优越的人乃高尚之举，因为此人能帮她提升至他的高度，“让我的生命有意义”。这实为阿尔玛内心对主流价值观的屈从，当时人们对于“人妻”的定位确乎如此。尽管阿尔玛天性倔强、思想时髦，但爱的力量势不可当，她终究还是选择了爱情。
“失去自己的音乐”凝固成一道影响持久的伤疤，尽管如此，音乐始终是阿尔玛力量的源泉，贯穿其充满激情与戏剧性的一生。无论是第一任丈夫的早逝，还是四个孩子中先后有三个夭折给她的生活蒙上的阴影，音乐于她皆良药。爱是她生命的核心，从那时起，这个不安分的、无法克制的女人就已学会对那些环绕在旁的人施展自己的力量。
阿尔玛·辛德勒生于1879年，自小跟随父母——埃米尔与安娜·辛德勒（Anna Schindler）——在波西米亚艺术圈长大。当她还是少女时，极具影响力的先锋派分离运动正在维也纳轰轰烈烈地上演，维也纳成为当时最繁盛、最具活力的文化中心所在。而阿尔玛的继父卡尔·莫尔（Carl Moll）正是分离派运动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宛若一朵面朝太阳的花，这个充满活力和求知欲的年轻女子，带着渴望以及包容一切的心迎向未知的生活与新体验。
她发现自己身处的世纪末维也纳好比一块磁石，将整个奥匈帝国的精英、企业汇集于此，这座城市成为文化、智识以及各个领域创新与新思想的大熔炉。艺术家、作曲家、作家、剧作家、建筑师、心理学家都在力求表达现代男人与女人的精神，他们的不确定、不安与焦虑，他们对僵化的原则的反抗，以及他们又是怎样通过情感、心理的内省来寻找内在的真相。所有这些人的实践定义了20世纪的思想潮流。
然而，在这座城市蓬勃的文化活力之下，氤氲着某种不祥的忐忑。奥匈帝国是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三百多年来始终稳固地维系着，将遍布中欧大部分地区的各民族凝结一处，而今却要开始分崩离析。少数民族要求更多的自治权以及更自主地掌控本土语言与领土的权利，有如撕开的一道裂痕，日益威胁帝国的安定。面对这些棘手的问题，维也纳时代思潮的建构者逐渐转向艺术与文化领域，试图通过对艺术文化的整合与繁荣寻求慰藉，如此一来，维也纳仍可宣称自己是欧洲的首都。
在这股文化的激荡中，父亲埃米尔是小阿尔玛的指引者、导师，乃至指明方向的北极星。她时常在父亲画室里看他作画，一看就是好几个钟头，“他站在那里，盯着那只握着画笔的手，等待它的启示”，阿尔玛因此对艺术创作的过程与其间的挣扎抉择有了直观的感觉。年轻的想象中孕育出某种守护创作者的热望，她毫无保留地爱着眼前的这位艺术家，并对他投以强烈的关注。“我渴望变得富有，只是为了给富有创造力的人铺平道路。我希望拥有一座很大的意大利花园，里面有许多白色的工作室；我希望邀请许多杰出的人到这里来——只为艺术而活，没有世俗的烦恼——而我则永远躲在暗处。” 4她写道。
阿尔玛对音乐的热爱可以追溯到童年时代，那时“极通音律”的父亲以美妙的嗓音演唱他最喜欢的舒曼艺术歌曲，而母亲安娜——一位训练有素的歌者——随后也应和而歌。埃米尔非常重视自己正在成长的女儿。阿尔玛称，他的谈话“引人入胜，从不平庸” 5。阿尔玛8岁那年，父亲将阿尔玛与她的妹妹格蕾特（Gretl）带进画室，对姐妹俩讲述歌德的《浮士德》的故事。“我俩都掉了眼泪，真不知为何。如痴如醉之时，他把那书递了过来，说：‘这是世界上最美的书。好好读一读，珍藏它。’”母亲很愤怒，认为这书并不适合小孩子阅读，径直将它收走。父母因此争吵起来，阿尔玛与格蕾特关起门屏息静听。最终母亲赢得了胜利，阿尔玛事后写道：“但在我心里却种下了不可动摇的念头——我必须把《浮士德》弄回来！” 6
对歌德坚定不移的忠诚激发起阿尔玛对文学的兴趣，继而是哲学问题的探讨。然而，除此之外，她所受的教育很零散。阿尔玛似乎上过一段时间的学，但与其他中产阶级的维也纳姑娘一样，她与格蕾特更多地是在家里接受家庭教师的指导。家庭教师不是叫她厌恶就是半途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解雇，要么是个十足的老好人却也学不到任何东西。自1868年起，女孩才被允许进入维也纳的中学就读；但一直到1892年，阿尔玛13岁时，女孩依然被禁止进入文法学校（Gymnasium）学习，大学毕业更是遥不可及的梦。包括阿尔玛在内的女孩，所受的教育往往侧重于社交技能的培养——法文、缝纫以及钢琴演奏，而非阿尔玛感兴趣的哲学、文学。
阿尔玛称当时的自己是个“神经质的孩子，相当聪明，典型的早熟的大脑常伴随着跳跃性思维……我什么都想不透，也永远记不住日期。除了音乐，我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 7。后来，阿尔玛大声谴责对女孩教育的忽视：“为什么男孩可以接受教育学会如何动脑，可女孩不行？我很了解自身的现状。大脑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每件事都感到艰难，总觉得可怕的困难横亘在眼前难以逾越。有时候我真的很努力，强迫自己去思考，但是想法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真的很想开动脑筋，真的。人们为什么总是要把女孩的生活搞得如此艰难？” 8
另一方面，她从父亲那里学会了如何鉴赏绘画与艺术，日渐养成洞察深刻的品评眼光。虽然受到柯罗（Corot）、泰奥多尔·卢梭（Théodore Rousseau）以及杜比尼（Daubigny）等“外光派”（plein air）画家的影响，埃米尔却独立发展出自己的风景画风格，被称为“诗意现实主义”（Poetic Realism），即氛围绘画。这些创作被感观或情绪所包裹、浸透，在审美和主观的意象中传达出强烈的转瞬即逝之感。他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壮丽的全景景观之上，而是落在了平凡的俗务与日常——种植蔬菜的花园，家附近的磨坊与小溪，杨树大道。埃米尔流畅的笔触在各异的光影中变换身姿，笼罩其上的氛围变成了诗意的真理。虽根植于维也纳的传统，他的风格反映了当时整个欧洲对自然的新理解。在阿尔玛眼中，父亲是奥地利风景真正的先知。
值得注意的是，阿尔玛同样激赏与父亲截然相反的艺术风格，比如埃米尔的朋友兼同事汉斯·马卡特（Hans Makart）——那个时代最时髦的艺术家，其炫彩奢华的大场面点燃了阿尔玛日渐开阔丰厚的想象力。马卡特以富有戏剧性的、华丽的手法再现了讽喻的历史与古典主题，它们装点着维也纳的公共建筑以及新文艺复兴（neo-Renaissance）风格的私人官邸。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绘画、时尚、室内设计领域：“马卡特帽”与“马卡特红”风靡一时，而以干花、鸵鸟的羽毛以及草制成的“马卡特花束”则是装点中产阶级沙龙宴会必备的时尚要素。阿尔玛有一阵子被马卡特彻底给迷住了，“我可真爱那曳地天鹅绒长裙，我想坐在贡多拉里，划船游河，长长的天鹅绒裙裾于船尾摇曳生姿。” 9她如此写道。马卡特的传奇派对叫她陶醉，那些“最可爱迷人的女人身着地道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玫瑰花缠绕成饰带从舞厅的天花板上垂下来，弗朗茨·李斯特整夜地演奏着，上好的葡萄酒源源不断地被递到餐桌上，每张椅子后面都站着一位身着天鹅绒制服的侍从——诸如此类，你所能想象的最华丽的场面” 10。
对浪漫奢华的向往只是阿尔玛的一个侧面，与之共存的是一个务实的年轻女子，了解生活的艰辛。对于辛德勒一家而言，他们相对舒适的生活是近几年的努力挣来的。
阿尔玛·玛利亚·辛德勒（Alma Maria Schindler）生于1879年8月31日。父亲是一位苦苦挣扎的艺术家，充满内疚与自我怀疑，时常陷入深深的忧郁。当年，他与阿尔玛的母亲安娜·苏菲[Anna Sofie，娘家姓“贝尔根”（Bergen）]住在维也纳贫民区梅尔霍夫斯街（Meyerhofgasse）一间租来的狭小的公寓里。两年前，也就是1877年，他们相识于维也纳艺术之家（Künstlerhaus），一起演唱了喜歌剧《莱纳多和布兰丁》（Lenardo und Blandine），一场带有玩票性质的半专业表演。安娜刚刚得到了莱比锡城市剧院的合约，但她最终放弃了，两人于1878年12月宣布订婚。隔年2月2日正式举行婚礼时，安娜已怀有阿尔玛。
辛德勒为金钱所困。尽管在前一年，他的画作《月亮在普拉特河上升起》（Moonrise in the Prater）赢得了极有声望的卡尔·路德维格勋章。但欲成为知名艺术家，辛德勒只能是缓慢地、一点一点地积累，他的作品几乎挣不到钱。1879年3月14日，他在日记里写下这样的话：“要是我赚不到40个基尔德该怎么办？”房东下了驱逐令，要求一家人从公寓搬离，他的焦虑变成了绝望：“每次门铃一响，我就浑身颤抖……不幸的人啊！” 11事后，阿尔玛回忆起母亲因为债务所做的挣扎，“还有父亲，最糟糕的时候，他会整日整夜地躺着睡觉，偶尔翻个身” 12。没有钱买颜料或画布，埃米尔万念俱灰：“死倒是一了百了……我全部生活就只是大写的赤字，缺钱、缺乏满足感与荣誉。” 13更糟糕的是，埃米尔担心自己身为艺术家的精神内核已在琐碎中牺牲殆尽——那些曾经拥有过的视野与雄心：他不再憧憬伟大、诚实与不朽。“我的大脑不再思考形式、色彩，一心只思虑着面包。” 14妻子安娜是辛德勒的安慰，若没有妻子，“我的存在将只有痛苦，或者，我肯定已经死了” 15。
埃米尔愧疚于自己的贫穷，这为第一个孩子的降临蒙上阴影。“只有那些当天躺下并能够在第二天死去的人才应该结婚，这样他也不会眼见着至亲至爱活活饿死。”他写道。在不断的自我谴责中，他深信自己的婚姻是一种应受谴责的行为。“唯一重要的是家里有没有钱，可这个家一贫如洗，甚至都不够支付自己的葬礼。” 16安娜的分娩过程令埃米尔惊恐不已——“不啻为大自然最不体面、最可耻的行为”，他深爱的安娜因此成为受苦受难的殉道者。有一段时间，他对那孩子只是漠不关心，孩子的存在意味着他与妻子的部分分离。他为自己的无能备感苦恼，出于爱，他甚至考虑把她们俩都送走，至少这样她们可以受到很好的照顾。
安娜·苏菲承受了丈夫的全部忧愁。朴素的家庭出身使她能应付逆境。1857年11月20日，安娜生于汉堡，在九个孩子中排行老二。父亲克劳斯·雅各布·贝尔根（Claus Jakob Bergen）拥有一家小啤酒厂。1871年，父亲破产，孩子们不得不依靠自己的才能与朋友们的救济维生。安娜对着阿尔玛回忆起残酷的青春时代：“有一个晚上，她（连同整个贝尔根家族）不得不连夜逃离威德尔岛（Veddel）……他们甚至没有足够的钱支付房租……11岁那年，她成为一名芭蕾舞者……演了整整一年的跑龙套的角色，成为一家人的经济支柱……后来她当了保姆，不得不清洗尿布，睡在厨子的房间里……她去当所谓的‘互裨’姑娘（译注：指以授课、协助家务等换取膳宿），靠给人做家务以换取住宿；再后来是浴室收银员，最终成为一名歌手。” 17安娜有副女高音的好嗓，1876年被派往维也纳，跟随备受尊敬的老师阿黛尔·帕西-科尔内（Adele Passy-Cornet）学习声乐。然而，她爱上了埃米尔，事业前途也随之破灭。
1880年2月，埃米尔感染了白喉与败血症，在北海度假胜地博尔库姆（Borkum）待了六个月。回来时，他发现安娜又怀孕了。尽管埃米尔将其视作自己的孩子，但几乎可以肯定这孩子的生父是埃米尔的画家同事朱利尔斯·贝格尔（Julius Berger），贝格尔自埃米尔婚后一直与他们合租公寓。这在当时并不为人所知，玛格丽特[Margarethe，昵称“格蕾特”（Gretl, Greta）]于1880年8月16日出生，埃米尔视若己出。
埃米尔起初对孩子们颇为冷漠，随着境遇的好转，他对女儿们的爱亦逐渐加深。1881年2月，他被授予莱切尔艺术家大奖（Reichel Artist’s Prize），1 500基尔德的奖金足以还清债务，一家人搬进了更大的公寓。一位富有同情心的艺术资助人，维也纳银行家莫里茨·迈耶（Moritz Mayer）委托埃米尔为其新公寓作画，承诺画作完成后支付200基尔德，这在当时可是不同寻常的高报酬。隔年春天，另一位奥地利金融家买下了埃米尔的获奖作品《月亮在普拉特河上升起》。
埃米尔开始教授绘画。由于当时女性被禁止进入艺术学院学习，有条件的年轻女子只能聘请老师做私人辅导。很快，他的周围便聚集起一群才华横溢的女艺术家：玛丽·贝佳斯-帕芒蒂埃（Marie Begas-Parmentier）、蒂娜·布劳（Tina Blau）、玛丽·埃格纳（Marie Egner）以及奥尔加·维辛格-弗洛里安（Olga Wisinger-Florian），皆是日后艺术界响当当的名字。1882年，20岁的卡尔·莫尔以埃米尔助手的身份加入这个圈子，成了辛德勒家里的常客。他在同一街区租了一间公寓，始终与“大师”相伴左右，随辛德勒一家前往萨尔茨卡默古特（Salzkammergut）的巴登格尔森小镇（Bad Goisern）度假，夏天与学生们前往魏斯基兴（Weissenkirchen）与林登贝格（Lundenberg）游学。莫尔的忠诚延伸到安娜身上，两人极为谨慎地发展成一对地下恋人。或许敏感聪慧的小阿尔玛注意到了这一点，但在日记和自传中对此未有提及。她对卡尔·莫尔始终感到厌恶，强烈的厌恶。
阿尔玛5岁那年，埃米尔租下维也纳森林附近的普兰肯堡庄园（Plankenberg Manor）——照莫尔的说法，“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生命里最隐秘的……愿望” 18。在阿尔玛眼中，那里“写满了美、传奇与恐惧……据说那里闹鬼，我们这些孩子躺着颤抖了好几个晚上” 19。楼梯上有一个花坛，坛上立着一尊木雕人像，还有一盏闪闪发光的枝形吊灯，姑娘们每天晚上经过它时都感到惊恐不安。这座15世纪的建筑是列支敦士登王子卡尔（Karl）名下的财产，约两层楼高，顶部是山墙屋顶，建筑物正面饰有巴洛克式的洋葱尖顶钟楼。庄园坐落在几乎无人问津的荒凉公园里，占地面积达三英亩（译注：约1万2千平方米）。“当年规划的痕迹依稀可见。庄园四周被起伏的群山包围，辽阔的远景，森林与田野，杨树林立的乡间小路，一条安静的小溪蜿蜒而过。” 20
在这里，阿尔玛“与世隔绝，宛若公主般生活着，身处大自然美景的怀抱中”；而父亲，这位“大自然真正的先知”则在她眼前作画。卡尔·莫尔称埃米尔像一个“一无所有的封建领主那样生活”，埃米尔出身贵族的谣传开始不胫而走，人们皆称“他年轻时曾与叔叔住在利奥波德斯科隆城堡（Schloss Leopoldskron），如今回到了自己的城堡” 21。阿尔玛乐于接受这样的说法，并将自己描述为“承继艺术传统的女儿”，而父亲“总是负债累累，这似乎是一个天才该有的样子。他出身贵族世家，是我心中耀眼夺目的偶像” 22。
事实上，辛德勒并非贵族出身。埃米尔的曾祖父是一名铁匠，来自上奥地利（Upper Austria）的斯太尔山谷（Steyr Valley）。他的祖父是一家纺织厂的老板，育有两子。朱利尔斯（Julius）——即埃米尔的父亲——生于1842年；另一个儿子亚历山大（Alexander）后来成为一名自由党议员，并以贵族笔名“朱利尔斯·范德特劳恩”（Julius von der Traun）出版小说。住在利奥波德斯科隆城堡的亚历山大生性挥霍无度，负债累累，最终连城堡也抵押了个干净。在债主们的逼迫下，他在某个夜晚可耻地逃离了城堡。只是这场逃跑被演绎成一场盛大的表演：“许多仆人簇拥护送着他，游行队伍在火炬的照耀下浩浩荡荡。” 23
朱利尔斯接管了家族的生意，并迎娶玛利亚·彭茨（Maria Penz）为妻。这位玛利亚是个十足的美人，画像被悬挂于维也纳霍夫堡（Hofburg）的群芳廊（Gallery of Beauties）。但一场大火烧毁了工厂，这家人破了产。埃米尔4岁时，父亲朱利尔斯感染了肺结核。眼见着自己命不久矣，朱利尔斯带着妻子乘坐一辆四轮马车，开始了穿越意大利与瑞士的旅行。临终前，他让玛利亚穿上最华美的、最令他感到赏心悦目的晚礼服，坐在床边，直至他死去。 24
这位美丽的寡妇后改嫁奥地利帝国军队的上尉爱德华·纳帕莱克（Eduard Nepalleck）。1859年，第二次意大利独立战争期间，她随夫前往意大利参与军事行动，奥地利最终在索尔费里诺战役（Battle of Solferino）中被意大利和法国军队击败。17岁的埃米尔在意大利遇见了画家阿尔伯特·齐默尔曼（Albert Zimmermann），隔年正式拜入齐默尔曼门下，成为维也纳美术学院的学生。与导师在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徒步旅行期间，他被大自然景观的壮丽所折服，“一切美好而富有诗意的东西都可以在大自然中找到”。最后他说：“在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上，大自然，这个最美丽也最残忍的女人，以她的迷魅蛊惑着我们。” 25从此，对自然的迷恋成为他作画的灵感来源。
1886年，由于受到哈布斯堡王朝继承人——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独子鲁道夫王储的赏识，埃米尔的名望迅速蹿升。王储委托埃米尔为自己的书《奥地利君主国图文册》绘制插图。不久，银行家赫尔曼·赫维茨（Herman Herwitz）支付给辛德勒一笔可观的预付款，委约一幅题关“南方”的大型作品。阿尔玛清楚地记得父亲带着家人展开为期数月的旅行，沿着达尔马提亚海岸一路向下。埃米尔在途中为鲁道夫王储的书绘制素描，并顺便为赫维茨的委约作品《希罗科激浪》（Brandung bei Scirocco）搜寻素材。与他们同行的还有卡尔·莫尔，以及一位女仆。
1888年1月，全家搬到科孚岛（Corfu），“那里简直就是梦幻的天堂” 26。阿尔玛坐在一旁，看着父亲作画。他只是愉悦地享受着随性的画笔，不再为委约而思虑。“亲爱的父亲以画家的眼光看待一切……向我们揭示所有的美丽”。他们住在一座没有灯光的、低调的小石屋里，屋子位于山坳处，可以远眺亚得里亚海与爱奥尼亚海（爱琴海）的景致。大量逾百年的空心橄榄树环绕着他们，附近的瀑布旁，紫罗兰与野风信子正在盛放。可怕的风暴降临时，“海面就像一大片硅晶体，月光穿透乌云直射下来，这里一簇，那里一束”， 27阿尔玛以一种生动而令人心碎的怀旧情思回忆这段往事。
阿尔玛的母亲将房子收拾得宜居，还尝试着教两个女孩乘法表，但并未成功。阿尔玛的心思早就被另一样东西占据。9岁那年，镇上送来了一架小钢琴，她开始尝试作曲——“写下属于我自己的音乐。作为家里唯一的音乐家，我可以自己找寻自己的路，无须他人强迫” 28。这是她迈出的试探性的第一步，日后这股子创作的念头将成为吞噬她的野心。
1888年5月，一家人回到了维也纳。如今的埃米尔是帝国最重要的画家之一，诗意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1888年，他被任命为维也纳美术学院（Academy of Fine Arts）荣誉成员以及慕尼黑学院（Munich Academy）成员，一举拿下了几个极具声望的奖项。他的作品定期在维也纳艺术之家展出，并在柏林与慕尼黑巡展。一家人仍住在普兰肯堡庄园，周围环绕着如画的田园诗意。埃米尔·雅各布·辛德勒稳定的产出令原本沉重的债务减轻了不少。
1892年8月，在卡尔·莫尔的陪同下，一家人前往北海胜地叙尔特岛（Sylt）度过了长达三周的假期——据阿尔玛回忆，“这是父亲还清债务后，全家人的第一次自费旅行” 29。彼时，埃米尔一直遭受间歇性腹痛的困扰，经维也纳医生诊断，认为是“神经过敏”引发的问题。前往叙尔特岛途中，安娜、卡尔·莫尔以及孩子们拜访了定居汉堡的安娜的母亲；而埃米尔则与自己的老友——巴伐利亚的摄政王卢伊特波尔德（Luitpold）待在一处；并着手慕尼黑画展的布展工作，监督画作的悬挂摆位。摄政王生性爱作弄人。有一回，宾客正在露台上用餐，他忽然往毫无戒备的宾客身上浇水，以此取乐。埃米尔瞬间冻僵，胃病加剧，继而引发剧烈的肠道疼痛。当他抵达叙尔特岛时，卡尔·莫尔称：“大师愈发感到不适……他毫无胃口，总在抱怨肚子疼。” 30
埃米尔日益恶化的病情令家人感到惊慌，安娜先是叫来了当地医生，随后致电德国基尔（Kiel）著名的外科医生与胃病专家弗里德里希·冯·埃斯马奇（Friedrich von Esmarch）教授，埃斯马奇教授答应派自己的助手前来。但那人来晚了。1892年8月9日，埃米尔·雅各布·辛德勒死于腹部并发症。
当时，阿尔玛与妹妹格蕾特两人独自待在一家餐厅里，信使冲了进来，喊她们马上过去。“我瞬间明白爸爸走了，”阿尔玛回忆道，“我们在呼啸的风中跑过沙丘，一路上我都在大声哭泣。莫尔在小屋前等我们，他说：‘孩子们，你们的父亲走了。’” 31
这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姑娘们被锁在自己的房间里不许出来，但她们找机会“溜了出来，发现爸爸躺在隔壁房间地板上的一个木盒子里。他是那么美。他看起来像一具精致的蜡像，高贵得像希腊雕像。我们一点儿也不害怕。他曾经是我的父亲，他躺在棺材里，我只是惊讶，原来父亲看上去那么矮小”。 32
一家人带着父亲的棺材返回维也纳安葬，为了躲避汉堡的霍乱检疫，父亲的棺材被藏在一个钢琴盒里。归途中，阿尔玛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失落与失去。她的记忆混乱不堪，但关于父亲离世所带来的影响却相当确凿。“眼下所发生的一切，我并不完全明了，我为爸爸精致、镶金的棺罩感到骄傲。下葬时，母亲在墓地发出疯狂的尖叫声，令我感到烦闷。但我越来越意识到我失去了生命的向导、我的指引——除了他，别无他人。我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让他高兴，我所有的野心与虚荣心都因他的双眸而满足，它们永远闪着善解人意的星光。”她写道，“海滨之死，一路颠簸辗转回到维也纳，北欧的灰，叙尔特岛上风暴般的绝望——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关于父亲不可磨灭的记忆的一部分。”后来，为了纪念他，人们在维也纳城市公园（Vienna Stadtpark）竖立了一座“漂亮而浪漫的纪念碑”。在大理石雕像的揭幕仪式上，“那大理石做的父亲逼真得仿佛就要活过来”，阿尔玛几欲昏厥。 33
埃米尔·雅各布·辛德勒逝世时不过50岁，他的早逝对13岁的阿尔玛而言好比爱之抽离，仅留下痛苦的情感真空。这道伤口如影随形，她的生命从此蒙上了阴影。1899年，她在日记里感叹道：“如果他今天还活着，我确信我的人生轨迹将完全不同。他是我的唯一，一个如此真诚、无私地爱我的人。如今的我更知父亲的心，若当时就能懂这些，今天又会是什么样呢？” 34
据阿尔玛本人的说法，她的整个青春期“完全与周遭的一切疏离。我变得对身边的人漠不关心，完全沉浸在音乐中”。父亲像个魔咒依然抓着阿尔玛的心，她总是“被神秘的事物所诱惑”，着迷于“某些文字描述”，比如“当父亲望向叙尔特岛海滩上的游泳者时，他嘴里吐出这样的话：‘人类在神的锁中玩耍。’这是我从他那里学来的，我还从父亲那学会了许多其他漂亮的表达方式”。 35
他们从普兰肯堡庄园搬到维也纳位于泰丽莎街（Theresianumgasse）的一套公寓。随着卡尔·莫尔逐渐掌控家里大大小小的一切事务，阿尔玛对他的怨恨与日俱增。他不仅取代了她的父亲，身为敏感的年轻姑娘，阿尔玛很可能已经有所觉察，甚至是下意识地嗅到莫尔与母亲之间的真实关系。卡尔·莫尔是“我父亲的学生——他永远只是个学徒，一辈子流转于各个老师间，在他们身上挥霍自己微薄的天赋，然而他与老师绝无可能相提并论”，阿尔玛以轻蔑的口吻写道：“他以教导者的身份，利用我来测试他自己的技巧……但仅能从我这里收获敌意。他不该是指引我的人。” 36她偷偷地给自己建了一个图书馆。“感谢上帝，母亲并没有多少时间可以陪我”，阿尔玛常常独自出门，在二手书店里把孩童题材的书换成现代文学与哲学，将这些书偷偷地藏在宽大的斗篷下面，溜进自己的屋子。 37
当时的阿尔玛并不十分同情母亲的境遇，然而从1898年阿尔玛18岁那年开始记述的早期日记来看，她关于母亲与卡尔·莫尔的描述也并非如后来的自传《爱是桥梁》中所述的那般苛责。她强烈地感觉自己遭到了遗弃，因失去不可替代的父爱而感到空虚，所有这些负面的情绪成为贯穿该时期日记的主题，时而发展为叛逆，时而演变为痛苦与绝望的嚎叫。最重要的是，这些情绪奠定了她与母亲的紧张关系。阿尔玛的内心深处有一种孤独感，她借助阅读与音乐——钢琴演奏、作曲以及聆听音乐，尤其是瓦格纳的音乐——加以克服。她写道，自己“如此向往人间大地上的那片蓝天，并终在音乐中找到它” 38。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决心追求独立，走自己的路。与此同时，她也越来越渴望找到一个能给予她全部爱与忠诚的人，那人能够理解她，激发她的尊重与奉献精神，填补父亲离去后的空缺。
1895年11月3日，父亲逝世后三年，母亲嫁给了卡尔·莫尔，令阿尔玛更感孤立无援。阿尔玛在自传中记录了这一事件，语带讥讽：“真是可怜的女人，她就这样嫁给了一个钟摆，我的父亲可是一座钟！” 39他看起来像“中世纪的圣约瑟夫木雕，对旧时代的画情有独钟，最令人讨厌的是，他搅扰了我的人生道路”。即便他是阿尔玛的继父，阿尔玛坚称“他无权干涉我”。 40
阿尔玛笔下的继父形象可谓充满痛苦、挣扎且不足道也，然而事实上，卡尔·莫尔在维也纳文化界是一个极突出、重要的人物。他与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共同创立并发起了维也纳分离派运动，这一运动挑战了当时学院派、古典主义者以及历史主义者在维也纳文化舞台上的霸权。1897年6月21日，分离派的第一次集会在莫尔家中举行，杰出的画家、雕塑家与建筑师纷纷到场，各路英才相互结交，互通有无，探讨艺术与思想，“长时间地沉浸在我们的思想和情感中” 41。阿尔玛被青年才俊所包围，兴奋不已。
当时的官方艺术家协会组织——维也纳艺术之家日趋狭隘僵化，不愿接纳更开放的艺术观，来自各个艺术领域的四十多位“叛逃者”公开脱离组织。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环城大道（Ringstrasse）所传达的气质与精神一直是维也纳文化风格的主导。这一巨型建筑项目于1857年由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发起并主持建设，通过拆除旧墙以重塑城市格局，于市中心周围创造出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环城大道上，150座富丽堂皇的公共建筑依次排开，包括国会大厦、市政厅、维也纳城堡剧院（Burgtheater）以及为新兴的中产阶级建造的650套私人公寓和宫殿。巨幅浮雕诠释寓言式主题，华丽的装饰图案塞满了建筑的内部，一切皆仿照历史风格而建——新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新哥特风格、新巴洛克风格等不一而足。报酬可观的委托与赞助为各路艺术家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与名望。这道“环”成为哈布斯堡帝国的象征，昭告富丽堂皇的帝国气派；与此同时，“环”的存在带动了企业家阶层地位的提升，他们也越来越具有影响力。
年轻一代的艺术家、雕塑家、设计师与建筑师在寻找风格时拒绝接受夸饰、模仿的风气，认为新风格理应反映现代生活的真正精神。在他们看来，环城大道所展示的风格不过是一种表象或一张面具，掩盖了维也纳社会的本质。“由于历史决定论与文化传承屏蔽了某种真实，布尔乔亚隐去了他们身份认同中更现代的、更务实的一面。” 421898年，28岁的建筑师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将此等浮夸与当年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将军波将金为了向女皇掩饰日常生活的贫穷而建造的虚假的、纸做的俄罗斯村庄相提并论。
古斯塔夫·克里姆特是运动的中心人物，也是阿尔玛·辛德勒情感与性觉醒的核心驱动。他是“他们中最有天赋的一位”，35岁就已名声大噪，“长得异常好看”，阿尔玛如此写道，他是一个“擅长诠释拜占庭式精致的画家，我从爸爸那里习来的艺术眼光因为他而愈加敏锐，也看得更深入了” 43。早些年，克里姆特正是靠着接受委约创作、装饰宫殿和公共建筑而出名，如今却追随分离派高举反动的大旗。
克里姆特出身卑微，是某金雕刻师的次子，1862年7月生于维也纳近郊的鲍姆加滕（Baumgarten）。在1873年的金融危机中，他父亲的生意无以为继，一家人陷入近乎一贫如洗的境地。14岁那年，克里姆特进入维也纳艺术学校学习，随后与同为艺术家的兄弟恩斯特（Ernst）以及同学弗朗茨·冯·马奇（Franz von Matsch）建立了合作关系。他们第一个享有盛誉的委约作品是为新城堡剧院——奥地利国家剧院（Austrian National Theatre）设计入口大厅。1881年，大厅竣工揭幕现场爆发欢呼的掌声，克里姆特听到人群中有人用维也纳方言嘟囔：“是这作品叫我们变蠢了，还是这作品本就是个蠢蛋？” 44此后，克里姆特的委约任务越来越多。但到了19世纪90年代初，克里姆特开始反思自己的成就，质疑保守的维也纳精神，并试图探索表达自己观点的新方式。
脱离艺术家协会后，维也纳的分离主义者逐步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与艺术创作目标，正如他们高举的座右铭——“还时代以艺术，还艺术以自由（Der Zeit Ihre Kunst, Der Kunst Ihre Freiheit）”。维也纳必须对同时期席卷欧洲的艺术与文化之风保持开放的心态，包括新艺术运动（Art Nouveau）、法国印象主义（French Impressionists）、比利时表现主义（Belgian Expressionists）、英国拉斐尔前派运动（English Pre-Raphaelite movement）以及德国新艺术家（German Jugendstilisten）。他们宣告了一种新语言的诞生——真实、简洁、朴素、纯净的线条与明晰的目的，事关艺术生命之再生的终极目标在名为《圣春》（Ver Sacrum）的先锋派杂志上得以呼应。杂志创刊号上刊登了克里姆特的作品《努达·维塔斯》（Nuda veritas），努达·维塔斯手中举着一面空镜，正是分离派运动目标的象征，套用建筑师奥托·瓦格纳（Otto Wagner）的话说便是：“展现现代人的真面目。” 45克里姆特在分离派1898年3月的首展海报中展示了忒修斯杀死牛头怪的场景，智慧女神雅典娜则立于一旁见证整个过程。当局审查了海报，坚持画家要用树干掩饰忒修斯的男性生殖器，该事件无疑反过来佐证了这群“叛军”的立场与观点。
美学复兴的精神在世纪末的维也纳大行其道，渗透创作与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音乐领域有古斯塔夫·马勒、理查·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以及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戏剧领域有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ahl）；写作方面则有现代派作家团体——青年维也纳（Jung-Wien），代表人物包括赫尔曼·巴尔（Hermann Bahr）、皮特·阿尔滕贝格（Peter Altenberg）以及贝尔塔·祖卡坎德尔（Berta Zuckerkandl）；当然，还要算上尼采的哲学观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对于“隐藏自我”的精神分析研究。总之，当时的人们努力寻求一种语言来理解现代人的灵魂。它所关注的焦点是“心理层面的个体”，包括内在的、本能的“焦虑的”自我。这便意味着“我”不仅是理性的，而且是感情和本能的产物，个体在充满痛苦的不确定时代登场——政局不再稳固，社会分崩离析。快速的社会变革，以及日渐式微的道德确信感构成了哈布斯堡帝国暮年的主题。“我们这一代人分明能嗅到……在艺术领域里，有些东西随着旧世纪的终结而消逝。一场革命，或者至少是价值观的改变，即将发生。”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言之凿凿，“父辈时代那些出色、扎实的艺术实干大师们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一样，都心怀不安。他们冷静、温和、平稳的步履节奏已不再适用于我们这个不断加速的时代。” 46
阿尔玛·辛德勒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她崇拜父亲的诗意现实主义，如今又被卷入了维也纳最具活力和革命性的艺术运动，这场运动势必进化出一种新的，属于维也纳独有的美学和艺术语言。分离派首展于1898年3月举行，“简直美轮美奂，”阿尔玛说，“那是艺术，真正的艺术，以及真实的人。” 47展览吸引了五万七千名观众到场，阿尔玛与众人一样兴奋不已。首批入场观展的人中甚至有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展览共售出218件展品，后因大众要求而延期。 48现代主义倡导者赫尔曼·巴尔称其为：“一场没有一件次品的展览！一场关乎所有现代绘画的回顾！这个展览表明我们在奥地利的人同样可以与最优秀的欧洲人相较，一决高下！一场奇迹！” 49阿尔玛参观了由约瑟夫·玛利亚·奥尔布里希（Joseph Maria Olbrich）设计的极富革新色彩的分离派大楼。“一座艺术殿堂……一个安静、优雅的庇护空间。墙壁白而闪耀，神圣而纯洁。” 50此外，阿尔玛发现金色、白色与绿色的搭配“珍奇巧妙”，内部装饰也“极为精彩”。 51
卡尔与安娜·莫尔的住所堪比助燃这场运动的热能中心。正是在如此纷繁嘈杂的背景声中，阿尔玛以开放、好奇的心态吸纳周围各异的潮流，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目标与抱负。除了家中亲友，分离派成员——克里姆特、科洛曼·莫泽（Koloman Moser）、约瑟夫·霍夫曼（Josef Hoffmann）、约瑟夫·奥尔布里希以及其他年轻的文化领袖定期到访，或共进晚餐，或举行热闹的聚会。每每这样的场合，阿尔玛会亲自演奏钢琴助兴，她尽情地跳舞，喝着香槟，加入众人的讨论，一聊便是通宵达旦。
虽被艺术家包围，但音乐仍是阿尔玛心中压倒一切的激情所在。阿尔玛一星期去看两三次歌剧，每个星期天更是雷打不动地出席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音乐会现场。她在日记中记录了音乐带给自己的强烈的情感反应。1898年5月7日，瓦格纳的《女武神》（Die Walküre）竟“呈现出如此的激情，如此神奇的声音”；与她最喜欢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Tristan und Isolde）截然不同，她“从未感到如此心醉神迷，几乎喘不过气，叫人疯狂”。 525月18日的《诸神的黄昏》（Götterdämmerung）“美妙极了……这个世界不配拥有这样的作品”。 53三日后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无与伦比，有着非尘世的神秘诡谲——那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神”。 54“疯狂的激情与无限的渴望……只为追逐未知，为了那些存在着但我们无法认识的东西” 55，这炽烈叫阿尔玛折服。当聆听备受赞誉的女高音莉莉·莱曼（Lilli Lehmann）演唱贝多芬的《费德里奥》（Fidelio）时，“如此有才华，火一般的激情，天才般的演绎”，她的心“开始怦怦直跳，如此猛烈，我害怕自己的心要整个儿炸开”。 56
除却欣喜若狂的热情，阿尔玛还逐渐养成一双敏锐挑剔的耳朵。她首次听莫扎特的作品时并未留下什么印象。但她“非常喜欢”1900年4月上演的《费加罗的婚礼》（The Marriage of Figaro），“比起瓦格纳，这种音乐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元素，没有什么伤脑筋的地方，但很平和，有着罕见的中性与甜蜜”，因此应当这么说，“莫扎特的东西比瓦格纳的来得健康”。她认为，莫扎特对自己的影响之所以不如瓦格纳来得大，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的世纪，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血液，我们的心——一切都是颓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更喜欢歌剧，因为歌剧中的音乐能激起我们的各种情感，像旋风般将我们撕裂。我们需要疯狂——而非秀丽的田园，唯有疯狂可以提神醒脑。老实讲，今天我学会了尊重莫扎特……我喜欢他的音乐”。 5720岁的阿尔玛演奏贝多芬时，总觉得“自己的灵魂仿佛在干洗店里，瓦格纳的杂质与神经创伤所造成的黑色污渍被一一涤清” 58。
自1894年起，年15岁的阿尔玛开始每周与盲人管风琴手、作曲家约瑟夫·拉博尔（Josef Labor）学习音乐，并师从阿黛尔·拉德尼茨基-曼德里克夫人（Frau Adele Radnitzki-Mandlick）学习钢琴演奏。阿尔玛经常花好几个小时练习，是一位颇有造诣的钢琴家。19岁时，阿尔玛已经能将瓦格纳歌剧的大部分乐谱熟记于心，常常沉浸于这些音乐里不能自拔。“昨天我一直弹奏《女武神》直到深夜。”在1898年1月的日记中，她写道，“齐格弗里德充满热情地将齐格林德吸引到他的身边，这个乐段很精彩——火一般的、真正灼热的情欲！还有什么能与之相较吗？今天，我的喉咙痛极了。” 59
阿尔玛对作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周写作两到三首钢琴小品、变奏曲，并以歌德、勒内·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理查德·德默尔（Richard Dehmel）、古斯塔夫·法尔克（Gustav Falke）等人的诗作为歌词蓝本，创作了一系列艺术歌曲。每周上课时，阿尔玛会把自己的作品交由老师拉博尔品评指点。面对老师的肯定，她喜出望外，也谦虚地接受批评。1898年11月，阿尔玛写道：“他极严肃认真地教导我不要浪费自己的大好年华，求我更认真地对待。不得不说，他是对的。” 60当老师找不出一点错误时，她真是“欣喜若狂”；偶尔老师还会发现她的创作中有特别值得称道的东西，这真叫人感到惊讶。“我当他的面演奏了我的歌曲，以及我写的奏鸣曲中的两个乐章。他称这三首都很好，并指出了一些错处。” 61阿尔玛听从了他的劝告，从前，她总是“在有限的乐段内接二连三地塞满各种主题”，如今她注意到自己应当尽量“从一个主题中衍生出各种不同的情绪”。 62
母亲以自己受过良好训练的美妙嗓音为女儿配唱，有时两人会公开演出，时而是在钢琴老师曼德里克夫人安排的音乐会上，更多的则是在亲朋好友的私人晚会上。阿尔玛在日记中写道：“人们普遍认为，这些音乐听起来不像是出自女人之手。” 63这些歌曲复杂、浓烈且情绪化，往往是反映她情绪状态的晴雨表。有一回，妹妹格蕾特听完阿尔玛为《我在花丛中漫步》（Ich wandle unter Blumen）所写的音乐后，说道：“可真叫人惊讶，你总是能设法找到一首符合你心境的诗歌。我当然了解你，但事实上，任何听到你的歌曲的人都能感受到你当时的心情。”对此，阿尔玛回应道：“的确如此，只有当歌曲符合我的心境时，我才会被情绪推动着提笔写作……我从来没有写过一首情绪欢快的歌曲或一首雀跃的乐器作品。我就是写不来那样的东西！” 64阿尔玛不清楚自己的歌曲到底好不好——她“只知道那音乐里倾注了爱的激情” 65。
18岁的阿尔玛对自己内心的抱负已有了明确且极为具体的感知，她决意成为一名作曲家。“我想做一些非常了不起的事。我想要创作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好歌剧——尚没有哪一个女人可以做到。” 66她对着日记本吐露心曲。“哦，上帝啊，求你赐予我力量，使我成就心里的想望——一部歌剧……那是我的梦想！……我几近绝望，然而全部的身心、整个的存在都在努力争取着，争取实现这个目标。我向你祈祷，在与自身之软弱以及‘女性特质’的斗争中，我不会败下阵来。” 67
这恰恰是一种默认，阿尔玛不自觉地在心里接受了当时普遍的看法——即女性的创造力是缺乏价值的。她将自己的女性特质视为一种“软弱”，是她成功的障碍。当她在冷漠的氛围中挣扎时，她被毁灭性的自我怀疑所困扰，并因自己的失败而自责：“但愿我真的是个人物——一个实实在在的扎实的人，因能做大事、有能力而有所成。可我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一个平庸的年轻女孩。但凡有人提出要求，她的手指便在钢琴的琴键上优雅地来回移动；一切皆遵循‘他人所想所需’，她还会对傲慢的问题做出傲慢的回答，她与成千上万的其他女孩一样，喜欢跳舞……总之，我就想要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但那是不可能的——可为什么不可能？我并不缺乏天资，只是我的态度如此轻浮，根本够不着自己所设的目标，艺术成就更不必提，远远不够。” 68
阿尔玛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年少时的雄心壮志是多么大胆，几无可以效仿的先例。当她把自己的八首歌曲演奏给老师拉博尔听时，得到的评价是：“真是令人尊敬的成就……对一个女孩来说相当好了。”阿尔玛愤愤不已，“做女孩真是诅咒，你根本没办法克服你的局限性”。 69她非常失望地发现女作曲家塞西尔·夏米纳德（Cécile Chaminade）的作品不过是些“风骚、做作，巴黎腔十足”的东西。阿尔玛曾抱有希望，认为这世上“必可以找出至少一个例外来支持我”，但最终她只能屈从于主流观点，“听了这场音乐会，我明白了一个女人是一事无成的，永无可能有例外”。 70
即便如此，拉博尔依然鼓励阿尔玛称：“你的作品比她（指塞西尔·夏米纳德）的好。你的东西没有模仿的痕迹，很天然，至少，你的写作风格与手法是与生俱来的。” 71尽管缺乏安全感，阿尔玛还是不能放弃音乐。创作的欲望叫她着迷，沉浸其中无以自拔。一首歌若在创作过程中出现问题，她“便非常沮丧”——“所有的快乐都消失了”， 72而当她搜肠刮肚遍寻灵感而不得时，又会陷入另一种惶恐。“我害怕失去自己的创作力，失去我对旋律的感觉。亲爱的主啊，这是我所拥有的最好、最纯洁、最美妙的东西。请求你，别将它带走。” 73进展顺利时，“没有什么比把一首刚完成的作品从头到尾弹奏出来更叫我开心的了。我一遍又一遍地演奏，在声音中我能听到自己的形象。当妈妈演唱我的歌时，那感觉非常特别；如若她在演唱过程中犯错，我的愤怒便无法抑制……就好像我整个人被撕裂” 74。
虽然所受的正规教育十分有限，但她对知识的渴求几近贪婪。读书是一种激情，一种慰藉，读书也是某种防御，抵御内心的遗弃感。她兼收并蓄，涉猎广泛。19岁的阿尔玛已熟读柏拉图、苏格拉底与尼采的作品，斯宾诺莎（Spinoza）的伦理学以及歌德、里尔克与海涅的诗歌。她曾在1898年5月仅花三个多星期的时间读完阿尔弗莱·德·缪塞（Alfred de Musset）的法文原作，以及拜伦的《该隐与唐璜》（Cain and Don Juan）。阿尔玛的秘密藏书屋里存放着现代德国作家赫尔曼·苏德曼（Hermann Sudermann）、伯莎·冯·苏特纳（Bertha von Suttner）、海因里希·乔克（Heinrich Zschokke）、理查德·沃斯（Richard Voss）等人的著作，此外还有左拉、福楼拜的作品以及亨利·米尔热（Henri Murger）的《波西米亚人的生涯》（Scènes de la vie de Bohème）——“一本生动的、令人愉悦的书，尽管它非常不道德……它叫我如此感同身受……妈妈发现我们居然读这样的书，整个人吓呆了！” 75阿尔玛还十分喜欢阿尔封斯·都德（Alphonse Daudet）的《小弗里蒙特和老里斯勒》（Fromont jeune et Risler a椃në，又译作《巴黎姑娘》），这篇小说“演绎出一种恢宏、骇人的真实，叙述精彩绝伦，绝对能打动每一位读者”。 76
接连几晚在剧院看戏的阿尔玛，回到家中在日记里对格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阿图尔·施尼茨勒、亨里克·易卜生（Henrik Ibsen）、乔治·希施费尔德（George Hirschfeld）等人的戏剧发表尖锐的评论。当她不弹钢琴、不学法语、不做针线活、不作曲的时候，她会去拜访亲戚和家人的朋友，或者去听日间音乐会。分离派大展持续引发轰动，它是城中最激动人心的热门话题，观展的人络绎不绝。阿尔玛几次前往展览现场会见朋友，身为分离派核心圈的一员，阿尔玛还负责会见、问候赞助商与赞助人，并与艺术家们一起庆祝。
对艺术领域的熟悉和理解始于父亲的教导，阿尔玛因而成为一个有鉴赏力的评论家。尽管十分熟悉现代的分离派精神，并且沉浸其中，她对于父亲所代表的老一辈艺术家精神的欣赏从未有过动摇。在为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而举办的周年庆典艺术展上，阿尔玛看到了父亲埃米尔·辛德勒的三十幅画作，以及若干“精美”的马卡特作品，更坚定了自己内心的想法。“不管分离派怎样谩骂，怎样轻蔑地耸肩，他们依然没有一人可以与之相较——佩滕科芬（Pettenkofen）、瓦尔德米勒（Waldmüller）、马卡特以及爸爸的时代不会轻易被超越。即便有一千个恩格尔哈特（Engelharts）与克里姆特也不行。只是时代变了。” 77
阿尔玛稳步成长，逐渐走出属于自己的独立天地，然而父亲的缺位所留下的疼痛并没有因此减轻。1898年8月9日是埃米尔逝世六周年纪念日，似乎所有人都不在意，唯有她一个人记得。不过，她转念一想，“我相信没有人比我更爱爸爸了。尤其是现在，此刻。他是我永远的避难所” 78。又过了一年，阿尔玛仍然活在这种情愫中。“我的思绪几乎每天、每分、每秒都和他在一起，我希望他在我身边。我比他活着的时候更爱他，也许比任何时候都更哀悼他……我内心始终憋着一股最最疯狂的渴望，我想要在他身边说话、恸哭、寻求安慰。” 79她与母亲、继父间本就不平衡的关系时常因冲突而陷入僵局，阿尔玛总是会想到自己的父亲，痛苦的、缺失的爱。“要是我有个能说说心里话的人就好了。我和陌生人同住一个屋檐下。如果我亲爱的爸爸在这儿，我相信他会理解我。” 80
虽然阿尔玛也参与了莫尔的社交圈，但她觉得自己更像是个局外人。时隔多年，她依然很难接受莫尔的个性和他在家中的支配地位。两人的关系紧张，时有冲突。阿尔玛是个性情反复无常、有主见的年轻女子，生来有反骨，表达自己的看法与情感时向来直言不讳。有一回，母亲在一次争吵中打了她，她生气地说：“如果妈妈认为可以用暴力来约束我，那她就错了。这只会让我更加目中无人，固执己见。每当这个时候，我希望我能走得远远的，远离这里……离开。” 81
1899年3月，母亲宣布了一个令她更为震惊的消息，“不久你将会有一个小弟弟或小妹妹”。阿尔玛痛苦地嚎叫起来，“我看着她——眼泪夺眶而出。格蕾特在一旁哈哈大笑。未来仿佛在一瞬间划过我的眼眸。这一边站着莫尔，辛德勒则站在对立面。我们被开除出局了，我们与家人日渐疏远，我们怨恨那个入侵者。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几欲昏厥”。 82
她感到被孤立、被排斥且困惑。阿尔玛原本打算为母亲写一首摇篮曲，如今将它弃置一旁，“我突然想到，对我们而言，这个小家伙预示着某种——失去” 83。当母亲离开夏季休养所前往维也纳分娩时，阿尔玛深感忧虑：“谁知道我还能不能再见到她？”她哭喊着。然而，最深的伤害是母亲对婆婆与他人的关注超过了对自己的关心，这引发了又一愤怒的哀号。“在这样一个令人担忧的时刻离开，在一个母亲心中，我们理应比任何其他人都来得重要。我也将自己内心的想法说予母亲。我眼里含着泪水，骑着自行车穿过村庄，当时克里斯汀·盖林格尔（Christine Geiringer）和古斯塔夫·盖林格尔（Gustav Geiringer）跟在后面。他们邀请我去家里做客，言语温柔友善。可是，亲爱的上帝啊，他根本不知道我当时处于何种状态！我们再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如果一切进展顺利，这个孩子会使我们失去母亲的爱——如今，可以说，这已是部分事实。但凡这中间有半点差池，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放眼望去，除了结婚，我毫无获救的希望……亲爱的主，如果我有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该多好，一个拥抱我的人，一颗爱我的心，一个理解我的灵魂。可，永远不会有！” 84
什么都不能减轻阿尔玛的绝望：“周遭的氛围并没有改变，我们的晴雨表依然指向风暴。” 85阿尔玛从一个家庭朋友而非母亲口中偶然得知了新生儿的天主教受洗安排，她几乎发了狂。“所有外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可我们却被蒙在鼓里……我哭得都快站不住了……我找到一张长凳，坐下来，痛苦，仿佛我从来没有如此哭过。都结束了。就在妈妈告诉我们她怀孕的那天，就在那天……就在那一刻，我已经预见了今天的一切。‘孩子们，我如今得了一个新玩具，你们应该结婚去了。你们当然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但这事与你们无关。你们现在是陌生人了，住在我屋子里的陌生人！’……我的眼睛痛得几乎看不见！在我心里，自己仿佛被强行撕裂。我的母亲为了另一个孩子抛弃了我们，我怎么能爱她呢？我们现在对她毫无意义——我们只是挡了她的路。” 86
阿尔玛思索着自己的选择，感到万分沮丧。她可以向父母讨要足够的钱搬出去独居，尽管曾无数次梦想过逃离维也纳，她始终觉得自己不适合如此激进的挑战。当陷入僵局时，命运给了她另一个选择，那就是结婚，阿尔玛刚过20岁生日，这不啻为一个出口。但到目前为止，她并不急于结婚。更重要的是，身边并没有一个值得深爱且合适的结婚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