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面向未来的历史建构

袁一丹

国学与现代中国的文化认同，与现代中国人的身心安顿息息相关。这一概念包含多重时间维度，将一国之过去、现在、未来绾结在一起。研究国学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要回答：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可忽略国学概念的未来向度，即其中包孕的期待视野。国学不只是“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更是有待兑现的文化愿景。陈平原强调国学必须活在当下，以防止其“博物馆化”。如何让中国文化重新“血脉贯通”，是每一位关心国学命运的读书人都应该思考的大问题。

对于集体记忆而言，四十年意味着一个世代的更迭。从社会学与心态史的角度观察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学浮沉，除了学理上的孰是孰非，更值得关注的是“国学热”折射出的时代氛围、精神需求、民众心理。全书共分四辑：第一辑正面聚焦国学之争，兼及“国学热”引发的反思；第二辑讨论孔夫子及儒家传统在当代中国的命运；第三辑的关键词是“传统”，着重从时间意识切入古今中西之争；第四辑引入对“五四”的纪念与反思，与国学展开对话。

过去是常新的，因而国学也是常新的。过去的某些部分，时而沉入遗忘的深渊，时而再度浮出水面。正如伊塔洛·斯韦沃（Italo Svevo）所言，现在指挥着过去，就像指挥一支乐队。这个任性的指挥，时而需要这些声音，时而需要另一种声音，因此过去一会儿显得很长，一会儿显得很短，一会儿众声喧哗，一会儿陷入沉寂。随着过去的变调，国学亦成为记忆与遗忘竞逐的场所。

人们召唤国学，为了疗治，为了辩难，国学遂成为古今中西之争的战场。与其把围绕国学的论战视为单纯的学术问题或主义之争，不如把国学浮沉看作一种文化症候。诞生于危机时刻的国学，把昨天和今天勾连在一起，把“我”和“我们”捏合到一起。国学的沉浮取决于当下对意义的需要及其参照框架。

围绕国学的定义之争由来已久。国学与晚清以降流行的国粹、国故，既有家族相似性，又构成某种竞合关系。关于国学最有生命力的解释，我以为是王国维《国学丛刊序》（1911年）给出的。王国维从反面立论，把防御性的、封闭的国学概念转换为一个开放的命题，他宣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这一断语把“国学”从“国”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坚持“学”超越于一时一地的独立性。

晚清国粹派所言之“国粹”本是东瀛名词，日本国粹主义思潮实乃对明治维新以来欧化主义的反动。《国粹学报》创办者黄节谓“国粹”非以国为界别：“夫执一名一论一事一物一法一令而界别之，曰我国之粹，曰我国之粹，非国粹也；发现于国体，输入于国界，蕴藏于国民之原质，具一种独立之思想者，国粹也。”换言之，国粹不一定是本土固有之物，从异域移植之思想文化制度，只要适合本国的风土人情，未尝不可视同国粹。

国学的复苏有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胡适等人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国学在胡适看来，只是国故学的缩写。研究中国“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就是他所谓的国故学。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号召用“历史的眼光”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上自孔孟老庄之学，下至一个字、一支山歌，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所谓“历史的眼光”，即取消价值高下之别的平等主义，无所谓经典，无所谓伟大的传统，一切过往都是历史。在无差别的历史眼光里，“两只黄蝴蝶”与“关关雎鸠”有同等的位置，白话小说与高文典册有同等的位置，施耐庵、吴敬梓与司马迁、韩愈有同等的位置。

胡适召唤的国学研究者，并非古典派的继承人，而是现代派的急先锋。可与《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对读的是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在寓言《书籍之战》中描绘的古今之争：国内知识人分裂为古典派和现代派，两派间发生了领土争端。现代派控诉古典派定居的山峰过高，遮蔽了他们的视野，提出两种解决方案：要么现代派让出自己较低的山头，古典派迁居于此，由现代派接管古典派原有的地盘；要么古典派同意现代派自带工具，把古典派的山峰削低到他们认为适宜的高度。胡适主张用“历史的眼光”扩充国学研究的范围，则是双管齐下，既要接管古典派的领地，又要以“科学方法”为利器，削平古典派所居的高地。

“历史的眼光”下的平等主义，再次出现在顾颉刚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撰写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词》中：“凡是真实的学问，都是不受制于时代的古今，阶级的尊卑，价格的贵贱，应用的好坏的。”这篇《始刊词》引发朱自清思考国学与现代生活的关系，他主张国学研究非但要囊括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还要将现代生活纳入其统辖范围（《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因中国人一直是“回顾”的民族，最鄙弃“现在”，极易忽略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近代国学研究仍以经史之学为正途，少有人敢旁逸斜出，另辟蹊径。在尊经史为正统的国学观念笼罩下，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几近于零。朱自清希望以现代生活为出发点，打破正统国学的观念，改变厚古薄今的空气。

从胡适、顾颉刚到朱自清，国学的概念似乎无所不包，不仅摘掉了“经”字招牌，甚至要跨越古典世界与现代生活的边界。不断扩容的国学概念，能否解决现代派与古典派的领土争端，促进古今对话？至少不断追问国学与现代生活有何关系，可以防止这一概念的僵化。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国学复苏之势，或能与近四十年来的国学浮沉构成参照。在那一轮的“国学热”中，固然有“赛先生”之国学，同时起哄的还有“冬烘先生”之国学、“神怪先生”之国学。据曹聚仁描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学热”中的种种怪象：“略识‘之无’，能连缀成篇，谓为精通‘国学’；咿唔诗赋，以推敲词句自豪者，谓为保存‘国粹’。他则大学设科，研究中国文学，乃以国学名其系；开馆教授四书五经，乃以国学名其院。人莫解国学之实质，而皆以国学鸣其高。”（《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这番话亦可挪用作世纪之交两波“国学热”的写照。

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波“国学热”出现于1993年。1992年北京大学成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次年5月《国学研究》创刊。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推出专题报道《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编者按称，在商品经济大潮的拍击声中，“国学的再次兴起，是新时期文化繁荣的一个标志，并呼唤着新一代国学大师的产生”。8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又刊出时评《久违了，“国学”！》，肯定北大重新树起国学的旗帜。这一波“国学热”中影响最大的是季羡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季先生认为到二十一世纪，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走到尽头，而东方寻求整体的综合必将取而代之。

2004年文化保守主义抬头，第二波“国学热”兴起，标志性事件如少儿读经之争、签署《甲申文化宣言》、《原道》十周年纪念等。关于读经问题的争论，发端于蒋庆编选《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在2004年文化高峰论坛闭幕会上，许嘉璐、季羡林、杨振宁、任继愈、王蒙等人发布《甲申文化宣言》，主张保存和发展传统文化，“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2004年适逢《原道》创刊十周年，杂志方举办座谈会，主题为“共同的传统：‘新左派’、‘自由派’与‘保守派’视域中的儒学”。由于上述事件，2004年被命名为“文化保守主义年”。2005年人大成立国学院引发的争论，“科举百年祭”，山东曲阜等地举办祭孔活动，都是第二波“国学热”的表征。

徐友渔批评2004年以来兴起的“国学热”不是一场有深厚根基的文化运动，更多地表现为被媒体支撑和炒作的新闻风波。在“国学热”中推波助澜者，或热衷于发宣言、开会、搞对话录，或为种种开张、庆典、祭日办红白喜事，他们大肆鼓噪和炒作国学，实在有悖国学的本质。不同于种种高调的、表演性的国学复兴论，徐友渔把复兴国学理解为知识、教育方面的补课、还债和基本建设（《“国学热”的浅层与深层问题》）。可惜这种平实的主张，反不如政治儒学或沦为文化营销的国学吸引眼球。

百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古今之争的终结。事实上，古今之争更像是一场时断时续、反反复复的拉锯战，新文化派曾一度在文教界、舆论界占据上风，然而更隐匿的古今之争，随时可能发生在讲坛上、报刊中、图书馆里、街头书摊上及青年必读书与爱读书的榜单中，新旧双方尚未分出绝对的胜负。

国学是否成立，是该复兴还是打倒，不只是知识界争执不休的问题。国学牵涉诸多切身议题，关系到普通人如何面对生老病死。吴飞《慎终追远：现代中国的一个童话》一文将国学论争从空对空的主义对峙，引渡到当代中国的日用人伦。作者从丧葬业的乱象谈起，提出我们每个人都躲不过去的问题：“人们不知道怎样为死去的亲人寻找一个平静的安身之处，不知道该如何对待那些亡者的宛在音容，更不知道自己百年之后所葬何处。”在遭遇生老病死时，当代中国人，即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人，也基本处于无所适从的状态。回顾近代以来官方的丧礼改革，再稽考民间乡野的丧葬习俗，是为了重新确立当代中国人的礼制生活。在儒家传统中，丧礼的基本态度是事死如事生，祭神如神在。丧礼的安排，需要在仁与智、生与死之间寻得一个微妙的平衡。研究丧礼不是为了恢复旧衣冠，而是为了安顿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使其能从容面对死生大事。国学只有走出书斋，与吃饭穿衣、生老病死，与普通人的忧惧、希冀生出干系，才有生生不息的原动力，才能真正参与当代中国的信仰再造。

国学浮沉不是一个轻巧的话题，因而选编此书的心情并不轻松。在选文时，编者尽可能兼顾各方立场，力图呈现众声喧哗的思想现场。就文章趣味而言，作为编者的基本感受是：冠冕堂皇的正经文章太多，庄谐杂出的游戏笔墨太少；四平八稳的论文腔太重，掐臂见血的大白话太少；引经据典太多，贴近现实的深描及社会学剖析太少；论理太多，嬉笑怒骂、冷嘲热讽、皮里阳秋太少。较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国学论争，参战者的观点高下且不论，仅就言说姿态及论辩策略而言，不禁让人感叹小品文的衰微，尤其是杂文的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