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学医不赚钱，赚钱不学医”的家风

我来到卫生室半年后，一位姓张的老师跟我说，他们家世代行医的家风是“学医不赚钱，赚钱不学医”。他还经常跟我讲一些治病的故事。

他们家老人给富人诊病，开贵重的药；给穷人诊病，他们到山上采药或分文不收。他们家的业务涵盖了中医各科，他的曾祖父、大伯的名气最大。

父亲逼着他，熟读《内经》《伤寒》，专修陈修园的《时方妙用》。20世纪20年代，一个军阀的父亲得了病，春天时一病不起，高烧不退，群医束手无策，其伯父用小柴胡加保和丸煎汤，3剂而热退身凉。老师说：“明明是一个消化不良引起的‘滞烧’，用几分钱一剂的消食化滞药就可以解决问题，偏偏难倒了众多名医。”

老师还告诉我，1942年闹灾荒，饿死了很多人，又遇上流行病和瘟疫，他家父亲张如汉和大伯张如愿就当街舍药，分文不取。那时瘟疫夺走了很多人的性命，他们家当街支两口大锅煎药，摆出几张木床，看到有人摇摇晃晃过来，就扶到床上进行刮痧，再给患者喝一碗热药，就这样救活了一个又一个人。由于患者很多，全家上阵，有的煎药，有的熬粥，每天平均百十号人，累得全家要死要活。他家老人还说：“不要乘人之危发国难财。”这对我们现在当医生的来讲是不可想象的，这也应该是中医世家的一个传统教育。通过老师的叙述，我得知当瘟疫暴发时，政府束手无策，大部分民间各村的医生自发地行动起来，履行一个医生救死扶伤的天职。新中国成立前，医生的行医资格不是政府给予的，国家也没有系统的医疗卫生体系，在历史上很少获得政府和国家支持也是中医没有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政府没有力量支持中医的发展，可当时各村的医生都自觉地联合起来，担负起维护国民健康的职责，这就是大医精诚的真正内涵。

老师还说：“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5月南麻、临朐战役，我参加敌后武工队，负责抬担架、救治伤员的重要任务。这次战斗我军伤亡很大，粮食、药品供不上前线，很多伤员无药可治。有的枪伤后得不到治疗，伤口又红又肿，伤员痛得在担架上大吼大叫。有的伤员鲜血直流，我们把衣服撕成条做绷带用，但也很不够用。当时我想出一个办法，就地取材，挖桑树根，用桑白皮做绷带。发动当地群众献桑白皮，结果发现用桑白皮包扎的伤口出血很少，实践证明桑白皮有止血的作用。武功队长在陈毅和粟裕将军面前表扬我。那时很多伤员伤口感染，无药救治，队长又找我献计献策，解决伤口感染的问题，当时我就地取材，用白酒浸泡桑皮纸敷在伤口上，再用桑木烧成炭烤伤口。伤员治疗几次后肿消得很快，可伤口很难愈合，当地有一个80多岁的老中医告诉我桑木霜治疗枪伤的方法——桑树的木材烧成的灰叫桑柴灰，可治疗水肿、金疮出血、目赤肿痛等，用桑柴灰加水制汁，经过滤后所得的结晶状物名桑霜，可治疗噎食积块、痈疽、枪伤、疔毒。那些感染的伤口敷上桑霜后很快消肿，再将伤员转到后方医院治疗，给众多伤员赢得治疗的时间，使很多战士很快可以奔赴战场。”

他还说：“老桑树木材上的结节名桑瘿，古人认为能祛风除湿，疗风湿痹痛、老年鹤膝风等。”由于解放军战士南征北战，浴血奋战，患风湿性关节炎、腰腿痛的很多，这个验方也救了很多伤员。

1948年张如汉逝世，群众自发前来吊唁，当时排队烧纸的人排出我们村两公里以外。他说：“我爷爷去世时，把他的医书、药柜等物均分成两份，一份给他学医的大儿子张如汉，一份给二儿子张如愿。他们把这些家当都留给我，我把这些东西一直保存着。留下来的药碾子、药柜都是祖辈传下来的，我十几岁就走村串户行医了。”说到这里，他的双眼直盯着我，最后说：“我把这些传给你吧，我要把你培养为我家的第六代传人，你再传给下一代。”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要求老师进联合诊所，这里大部分是西医，他们头疼治头，脚痛治脚。但老师骨子里铸就的是中医，那时中医与西医有许多格格不入之处。20世纪50年代，他在黄家宅卫生所工作，是拿二十几元月工资的医生。西医的模式不适合老师，老师的工作方式是那种作坊式的，他是根据运气学说，在流行病暴发前就备好药。可医院不允许老师这么做，他用药又活又广，有时候自己到山上采药，他的许多常用药有的是禁药。诊所的分科更是限制了老师，因为他是全科医生，所以他感到被捆住了手脚，于是他放弃了联合诊所的工作。1960年，他也是响应国家的号召到农村去，在大队行医。1974年他患中风偏瘫，去世前把我叫到床前，把他家几代治病经验的手抄本亲手传给我，并告诉我要牢记“世医之家的家风”。他于1976年5月7日病逝，享年6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