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人口众多。中医药为保障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贡献巨大。就中医传承而言，师徒授受、读书临证是主要的成才路径。如能广拜名师，勤求博采，才有可能成才乃至成为名医。因为名师医术精湛，德高望重，诚心求之，苦心习之，自然易成高足名第。温病泰斗叶天士12岁从父学医，14～24岁10年内拜了17位老师。任应秋教授17岁从师刘有余先生学习中医，20岁即悬壶问世，并遍游沪上及湘水间，亦拜17位老师。

我们敬仰的中医大师们，都是少年拜名师，背诵经典，耳熟能详，随师应诊，勤学善问，深得师辈多年领悟的真知灼见，揣摩老师的妙手绝招。理论结合实践，日积月累，年复一年，这些高足名士中年以后，方成大器。尔后，诸先正被誉为建院元老和学术研究带头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非常重视中医中药事业。毛主席指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为此，1955年12月19日，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前身，下同）正式成立，直属于卫生部（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下同）。1956年8月6日，国务院下达文件，批准成立北京中医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下同）等四所高等院校，并予中医学院在校生以师范生待遇（即免伙食费），可见国家对发展中医药事业之重视。1960年北京中医学院成为国家重点高校，并接收和培养外国留学生。与此同时，国家从各地选拔中医界的名医专家、精英骨干，担任北京中医学院和中国中医研究院的教师和研究员，集腋成裘，聚梁为殿。广大中医药工作者终于有了自己的高等学府和科研基地。中医药事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生机盎然，欣欣向荣。江山代有才人出，盛世更有好经念。

我高中毕业后曾在河南省第一人民医院药局当学徒工两年，主要学习中药炮制。1960年9月，我考入梦寐以求的北京中医学院中医系（本科六年制）。按教学计划，学习四年，实习两年，因“文革”和参加北京医疗队推迟两年毕业。由此算来，我的学习中医之路，横度十年寒暑。我家远在四川，那时正值国家三年自然灾害，大家都很困难。我既无车票又无粮票，况且还有蜀道之难，因此我在北京学习8年，没有回过老家。这样我就有了充足的学习时间，“一心只读圣贤书”，“有闻必录”，因而有了今日的《胡希恕〈伤寒论〉带教笔记》和《跟诊京城七老笔记》两本书。皆大欢喜，不亦乐乎。

北京中医药大学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名医荟萃、国手云集，是广大中医工作者心向神往、流连忘返的学习殿堂。我已耋老，想给常年在基层工作的中医朋友们，介绍几位“二院”建院初期的先正国医名家，他们有深厚的中医理论造诣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其用药少而力专，疗效非凡。学生慨叹“跟诊手记”相见恨晚。我响应毛主席号召建设边疆，早期在农村工作12年，没电；进城后孩子们要做作业，无桌。退休后返聘，忙于诊务和带教，只整理了《胡希恕〈伤寒论〉带教笔记》。转眼已过去了50多年，时下正值疫情期，在家时间较多，不敢有一天偷懒。在昌吉回族自治州中医医院及科教科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我和我带教的规培学生们加班加点，整理出这本尘封50年的《跟诊京城七老笔记》，以冀对中医传承授受增砖添瓦，有所裨益。

本书集有以下内容：刘弼臣未发表的98个儿科医案（另有4个成人医案）；董建华总结的77个温病治疗大法及歌诀；方药中指点中医要学些西医；王文鼎、赵锡武善用经方，炉火纯青；郭效宗独特的针刺疗法及歌诀；袁鸿寿校释《标幽赋》，发前人所未发。谬误难免，请指正。

我人笨手勤，勤可补拙，敬诵叶剑英元帅劝学《攻关》诗，与大家共勉。

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

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陈雁黎，时年八十有三

2022年4月1日于昌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