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鼓励中医系统论研究

遵照钱学森的倡导，我从1980年开始致力于中医系统论研究。基本方法是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医的理论和实践，揭示其驾驭的健康与疾病的系统特性和规律，进行新的理论总结。这是在系统科学与中医学的交叉上进行的研究，一方面要学习和掌握系统科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其对医学意义更大的内容，用以研究中医的相关问题；另一方面要了解和研究中医的理论和实践，从中找出那些具有系统论性质的内容，主要是健康与疾病的系统特性和规律；然后，把这两个方面的研究统一起来，提高到现代系统科学的高度，进行新的理论总结，提出作为中医系统论的新的概念、观点、理论、方法，其基本性质是系统科学的，具体内容是中医学的。

中医系统论研究的核心是提出基本原理。1985年总结为4条，1990年拓展为5条，1998年又拓展为6条，即元整体原理、非加和原理、有机性原理、功能性原理、有序性原理、自主性原理，构成中医系统论的理论体系。我先后发表近百篇文章对这些理论进行讨论和阐述，《系统中医学导论》（1989）、《中医系统论》（1990）、《中西医学差异与交融》（2000）、《中医系统论与系统工程学》（2002）等专著，对这些理论做了全面的总结和论述。后来又面向整个医学，把中医系统论发展为医学系统论，总结提出了既适于中医又适于西医的系统论基本原理，主编了《系统医学新视野》（2010）。

中医系统论研究的交叉性质决定着，理论总结也必须从两者的交叉上进行，不能不创用新的概念和论点，先后提出了大大小小100多项。例如，分化系统、元整体、组合系统、合整体、非加和、系统质、非解剖结构、功能子系统、关系网与网上钮结、功能A与功能B、疾病在本质上首先是功能性的、自主调理是防治学第一原理等。

这种研究对于我来说有相当的困难，因我是学哲学出身，系统科学和中医学都需要从头学起，其交叉研究又有更大的深度，没有前车可鉴。非常幸运地是，我得到了钱学森的关怀、鼓励、指导，是钱学森的倡导为我指明了方向，是钱学森的鼓励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力量，是钱学森的指导启迪了我开拓前进的思路。我的每一进步，都与钱学森的指引和提携分不开，没有他引领，就没有我的中医系统论研究。我把研究的进展和成果向钱学森汇报求教，他每次都给予具体的教导和指引，不顾年事已高，曾6次亲笔回信。

我1983年开始为全校硕士研究生开设公共理论课“中医系统论”，1985年编出教材《中医系统论导论》，友人将其呈送钱学森，钱学森看后于6月25日直接给我来信，热情地鼓励说：

“据我所知，国内外研究中医的工作很多，工作大都是仪器测定，比较定量而严格……当然，这些工作也往往由于不知道系统论而未能解决问题，但这正是您可以大有作为之处。用系统论一点，‘点石成金’！

“您如能把中医固有理论和现代医学研究用系统论结合起来，那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一定能实现一次扬弃，搞一次科学革命。”

9月15日我给钱学森复信，提出人们对于中医是不是经验科学在认识上有较大分歧，建议钱学森在适当时机和场合就此系统地谈点意见。钱学森于9月23日回了一封写满3页纸的长信，详细摘引恩格斯的原话，论述了经验科学及对中医科学水平的评价。信中还是强调中医的系统论思想，说：

“我并不是个中医，但我认为传统医学是个珍宝，因为它是几千年实践经验的总结，分量很重。更重要的是中医理论包含了许多系统论的思想，而这是西医的严重缺点。所以，中医现代化是医学发展的正道，而且最终会引起科学技术体系的改造——科学革命。”

经请示钱学森同意，该信发表于《山东中医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后又刊于我的《中西医学差异与交融》书首。

1989年8月，我把刚的《系统中医学导论》呈寄钱学森，并就中医现代化的问题求教。钱学森9月27日回信说：

“我对中医现代化只提过一个总的设想，至于具体怎么实现，我也说不出什么了，因为我毕竟对中医既无研究，又无实践。但从您来信看，您对中医现代化是有实施方案的，而且已集合同道，在《中医现代化研究丛书》中出了五本专著。我祝您成功，那将是一件大事！”

“我的唯一建议是，在中医现代化过程中，可能要参考人体科学其他方面的工作。为此奉上我们集体写的文集一本，请您指教。”

随信收到钱学森寄来的《论人体科学》，在扉页上有工整的题词：“请祝世讷教授指正。钱学森1989-9-27”钱学森的这部著作成了我的案头经典，其思想指引了我后来的研究。

1991年3月，我将新出版的《中医系统论》一书呈寄钱学森，他已从《山东中医学院学报》看过我的《论中医系统论》一文，他回信讲：

“近接到所赠尊作《中医系统论》，十分感谢！不久前还读到您在《山东中医学院学报》1990年6期的文章。”

“这使我感到您对系统学及系统论的认识似尚未‘现代化’，我们在北京的同道近年来已明确地认为：①有一类特殊复杂的系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②人体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③研究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不能用Prigogine的方法，也不能用Haken的方法，那些都不行，只能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前曾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综合集成法一词）。见《自然杂志》1990年1期及《自然杂志》1991年1期。请您找来看看。”

“因此中医系统论也必须用这一概念，老的一套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以为中医理论其实已蕴育着我上述现代化的观点。”

钱学森指出了我的研究的局限性，讲了他的新思想，指引我向新的方向和高度努力。经反复思考，我给钱学森回信致谢，并分析了我的差距和定位。我说自己的岗位是教学，任务是把系统科学和中医系统论的研究成果向学生们传授，推动他们运用于中医的临床和研究，不是也不可能带领他们进到系统科学的研究前沿，我自己也没有条件和能力直接站到研究的最前沿去进行开拓，但一定会努力学习，紧紧跟上钱学森引领的前沿研究。

我的研究是在教学中进行的，研究的成果直接地转化到教学中，目的是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中医的系统论思想，用于中医研究和临床防治。从1983年开始在山东中医学院为硕士研究生开设了公共理论课“中医系统论”，每年40课时，后又拓展为本科生的选修课。至2018年，教材更新了三版，教师更替了三代。1988年在国内首次招收了以中医系统论为主攻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研究的课题有“阴阳自和是人的自组织规律”“五藏是人体功能子系统”“证是各具特征的疾病功能态”等。同时，把中医系统论的研究成果贯彻到主讲的硕士学位课“自然辩证法”、博士学位课“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钱学森讲的“把系统科学、系统论的方法用于研究我们人体是唯一的，不用这个是不行的”，在我的研究和教学中得到充分验证。一些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以中医系统论的课题为题，或者用中医系统论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毕业的学生们反映，上学期间所学的各门课程多数淡忘了，只有中医系统论的那些理论和方法，越来越有生命力，越来越管用，有的还创立了“系统辨证脉学”等新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