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国卫生工作面临的挑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老龄化、工业化、全球化快速发展，我国面临多重健康问题挑战。目前，我国人群的主要健康问题包括：传染性疾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生活环境与健康问题、地方病与职业病、食源性疾病与食品安全、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问题、伤害、老年健康问题、妇幼儿童健康问题、农村卫生发展问题、医药卫生体制机制等。

1.传染性疾病仍然严重　近几年，由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等原因，传染病总体发病水平出现上升趋势，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新的传染病不断出现：近三十年来，经济贸易全球化，旅游业飞速发展，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加快了新传染病的传播。全球新发传染病有40余种，其中，大部分在我国均有病例发生或流行，如艾滋病、O139霍乱、O157∶H7大肠杆菌肠炎、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H5N1和H7N9禽流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此外，我国还存在其他新发传染病传入的可能，包括埃博拉出血热、西尼罗热、尼帕病毒病等。

（2）某些传染病死灰复燃：新时期，由于社会发展较快，人口流动加剧，卫生保健服务工作未能及时跟上等原因，部分曾被控制的传染病呈现流行扩散趋势，如肺结核、性病、血吸虫病、布鲁氏菌病等。2019年全国报告肺结核患者77.6万例，在所有甲乙类传染病中仅次于病毒性肝炎居第二位。20世纪60年代，我国基本消灭了性病，但20世纪末，性病在我国的发病率又呈上升趋势。

（3）常见多发传染病依然严峻：计划免疫的普及极大地控制或消除了常见传染病的危害，但由于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卫生服务水平与条件不均等原因，致使有些常见多发传染病仍然很突出，常见的传染病如乙肝、丙肝、甲肝、戊肝、HIV、流感、麻疹、水痘、手足口病、流行性腮腺炎等，在部分地区的流行形势还相当严重。

2.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危害加剧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老年化社会的加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成为影响我国人民健康并造成死亡的首要原因。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心脏病、糖尿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主要慢性病患者约2亿人，死亡人数占全国居民因病死亡人数的88.5%以上。另外，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在不断上升，发病趋势越来越年轻化。

3.生活环境与健康问题突出　我国经过40多年经济快速持续增长，目前已经进入城镇化中期和工业化中后期，走完了发达国家一百多年走过的历程。压缩型的快速工业化进程，导致资源和能源过度消耗，使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已经接近并即将超过临界线，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特别严重，直接或间接威胁着人民群众的健康。例如，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37%，沙化土地占18%，90%的草原不同程度退化，受污染的耕地高达上千万公顷。城市空气质量普遍超标，区域型雾霾、重污染天气频发；水污染问题严重。另外，受全球人口剧增、环境污染、气候变暖、酸雨危害、臭氧层破坏等影响，我国异常天气与地质灾难频发，危害人群生存与健康。

4.地方病与职业病世界之最　我国是世界上地方病病种最多、分布最广、危害严重的国家，受威胁人口多达4.2亿多。地方病主要发生于广大农村、山区、牧区等偏僻地区，主要有碘缺乏病、水源性高碘甲状腺肿、地方性氟中毒、地方性砷中毒、大骨节病和克山病等。职业环境方面，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广泛，从传统工业到新兴产业以及第三产业，都存在一定的职业病危害，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群数以亿计，职业病防治涉及三十多个行业，法定职业病名单达132种。接触职业危害人数、职业病患者累计数量、死亡数量及新发患者数量，都居世界首位。尘肺、职业性中毒等仍然是我国人群健康特别是劳动者健康的严重公共卫生问题。

5.食品营养与食品安全面严峻的考验　营养过剩与营养不良并存，食源性疾病屡屡发生，食品安全亟待加强与改善。2005～2014年，陆续发生孔雀石绿、苏丹红鸭蛋、三聚氰胺奶粉、地沟油、瘦肉精、毒生姜、镉大米、过期肉等食品安全大事件，食品供应链各个主要环节均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安全事件，其中60.16%的事件在食品生产与加工环节，75.50%的事件则是由人为因素所导致，不规范使用添加剂引发的事件最多，占31.24%，其他人为造假或欺诈、使用过期原料或出售过期产品、无证或无照生产经营、非法添加违禁物等。食品生产与加工企业“小、散、低”为主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观。同时由于诚信和道德的缺失，且经济处罚与法律制裁不到位，在“破窗效应”下，必然诱发人源性的食品安全事件。

6.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不容乐观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入，社会竞争不断加剧，劳动力的重新组合，人口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原有社会支持网络的削弱，导致了各种心理应激因素急剧增加，精神卫生问题日益突出。儿童的行为问题、大中学生的心理卫生问题、老年期精神障碍、酒精与麻醉药品滥用及自杀等问题逐年增加，精神疾病已经成为全球性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已迫在眉睫。

7.伤害发生率不断上升　伤害是指由运动、热量、化学、电或放射线的能量交换超过机体组织的耐受水平而造成的组织损伤和由于窒息而引起的缺氧，以及由此引起的心理损伤等。伤害是导致发达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儿童死亡的第一位死因，是世界范围内令人高度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按伤害发生意图，可将伤害分为非故意伤害和故意伤害。前者主要包括交通事故、溺水、中毒、药物反应、砸伤、穿刺伤、跌倒、爆裂伤、机械性窒息等，后者包括自杀、他伤和暴力等。伤害可造成大量的残疾和早死，消耗大量的医疗费用和资源，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的痛苦与负担。近些年来，我国出现的伤害主要包括交通事故、溺水、中毒、火灾、烧伤、意外坠落、自杀、他伤等。

8.老年健康问题日趋严重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非常迅速，而且严重缺乏应对的准备，具有“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的双重特征。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期，老年人口数量以每年3.2%的速度增加，预计到2050年，我国老龄人口将达到4亿，占总人口的23.3%。从不同的角度看，人口老龄化会带来不同的难题。例如，从经济保障看，人口老龄化会带来养老负担和财政压力；从医疗护理看，人口老龄化会带来疾病负担和医疗压力；从空巢独居看，人口老龄化会带来心理问题和人道拷问。综合来说，人口老龄化的诸多负面影响归根结底是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分不开的。预防老年性疾病，促进老年人的健康，提高其生活质量，已成为公共卫生领域乃至家庭、社会和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

9.妇幼儿童健康备受关注　妇幼儿童是一个国家卫生保健的重点，其健康水平代表着人口的总体健康状况。中国历来重视和关心妇幼儿童健康问题，中国历史上形成的高生育率、高死亡率的传统生育模式已经改变，实现了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良性循环。不过，由于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一些疾病仍然严重影响着妇幼儿童健康，孕产妇死亡率、新生儿死亡率，农村高于城市，经济欠发达地区高于发达地区。流动人口中妇幼儿童卫生保健问题尤为突出。出生缺陷影响了国民素质的不断提高。包括婚检、孕妇的产前检查，叶酸的发放、高危孕产妇的监控、生殖健康的宣传、分娩的一系列检查和产后访视的妇女保健，包括产后访视、体检、疫苗接种、体弱儿的监控、新生儿筛查（新筛）等等，离“人人全面享有”相差尚较远。“三孩放开”政策出台后，关注妇幼儿童健康需要更加全面有序有效地开展。

10.农村卫生发展仍然滞后　艾滋病、结核病、病毒性肝炎、血吸虫病和地方病患者，大部分在农村。农村公共卫生面临传染病、慢性病和意外伤害并存的局面。农村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基础条件差及人员素质有待改善。特别是农村公共卫生体系不健全，缺乏经费保障，预防保健工作存在隐患。

11.医药卫生体制机制有待健全和完善　我国“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突出。卫生资源分布不均衡，过度集中在大城市和大医院，社区卫生资源不足、人才短缺、服务能力不强。各级公立医疗机构运行机制不合理，公益性质淡化。药品市场秩序混乱，价格过高。我国医疗保险体系有待健全和完善。

12.健康管理普及率与效率均不高　健康管理是指一种对个人或人群的健康危险因素进行检测、分析、评估和干预的全面管理过程。健康管理是以控制健康危险因素为核心，体现一、二、三级预防并举，健康管理的实施环节为健康监测、健康评估、健康干预，整个服务过程为环形运转循环，通过三个实施环节不断循环运行，以减少或降低危险因素的个数和级别，保持低风险水平。目前我国健康管理工作中的居民健康档案工程普遍展开，但为居民提供的健康教育、健康评估、健康促进、健康追踪、健康督导和导医陪诊等专业化健康管理服务严重不足，公众的认知度还不高，健康管理的一些理念尚未被公众所接受。“知、信、行”程度不高，许多患者死于对疾病的“无知”，或“知”而“不信”，或“信”而“不行”。比如，吸烟有害健康，法律规定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可是吸烟者能戒掉的很少，烟民队伍还在不断壮大；WHO认为每年约有200万人因久坐而早逝，人们体力活动只有一百年前的3%，体力退化，免疫力减弱。网络时代，我国青少年与青年学生花费大量的碎片化时间网上浏览，缺乏运动，体质明显下降，健康问题堪忧。

“十四五”期间，我国仍然同时面临着世界公共卫生问题和我国卫生工作的双重挑战，因此，卫生工作的服务理念、服务模式、服务范围也必须做相应调整和改变：①必须从维护居民健康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出发，增强卫生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②必须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承受能力出发，夯实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基础；③必须从偏重治疗向健康促进转变，从注重个体服务对象向家庭和社会群体转变，服务内容由专科向更加注重全科转变，建立起涵盖每个人整个生命周期的连续性服务模式；④必须健全有利于发挥中医药作用的体制机制，坚持中西医并重，更加注重发挥中医药“简、便、验、廉”的特点，注重“治未病”的保健养生理念，强调大医精诚、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使中医药为提高人民群众健康素质发挥更大作用；⑤必须把培育高素质卫生人才放在优先位置，改革人才培养和使用的体制机制，造就一代又一代技术高超、医德高尚，能适应未来医学模式转变和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的专业技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