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位九十岁的诗人当有自知之明，别去给自己几十年间的成诗写前言。但出版商一再恳求，我抗拒过却又不够执拗，所以还是回过头来，就我的诗写几句吧。

我看到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将我的诗联系起来，从二十岁时写的早期作品一直到本书收录的最新诗集《这》，该集最初的波兰语版于二〇〇〇年问世。然而，这种逻辑与推理逻辑不同。我坚信诗人是被动的，每一首诗都是他的守护神赐予的礼物，或者按你们喜欢的说法，是他的缪斯馈赠的。他应该谦卑恭谨，不要把馈赠当作自己的成就。同时，他的头脑和意志又必须警醒敏锐。我经历了二十世纪恐怖的一幕又一幕——那是现实，而且我无法逃避到某些法国象征主义者所追求的“纯诗”的境界中去。虽然有些诗歌仍保有一定价值，比如我在一九四三年四月的华沙、在犹太人居住区熊熊燃烧时写的《菲里奥广场》，但我们对暴虐的愤慨少有得当的艺术性文字来表现。

正是那种尽全力捕捉可触知的真相，在我看来，才是诗歌的意义所在。主观的艺术和客观的艺术二者若必择其一，我选择客观的艺术，即便它的意义并非由理论阐释，而是通过个人努力来领会的。我希望自己做到了言行一致。

二十世纪的历史促使许多诗人构思意象，来传达他们的精神反抗。既要认清事实举足轻重，又要拒绝诱惑、不甘只做一个报告员，这是诗人面临的最棘手的难题之一。诗人要巧妙地择取一种手段并凝练素材，与现实保持距离、不带幻想地思考这个世界的种种。换言之，诗歌一直以来都是我参与时代的一种方式，我同时代人身处的为人所控的现世。

切斯瓦夫·米沃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