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序二 乡村诗意温润人生

彭鑫

每个作家都是一棵树。他脚下的土壤，就是他汲取力量的来源。他的根扎得越深，他的花越馨香，他的果越硕大。黄德权的根，深深地扎进武陵山。生于斯，长于斯，他挚爱这片厚土如同挚爱母亲，而这片厚土也回馈他以锦绣文心。

这个世界常有悖论。比如，城市让生活便利，乡村让生活诗意。乡村里多的是古树，是青山，是绿水，是蓝天白云，是飒飒清风。它们有的是唐诗中走出来的，有的是宋词中飘出来的。乡村天生就是诗意的：“于是这个村庄田园般诗意，贵族般富有。村民没有忧伤，没有对大山之外的过分妄想。也许他们知道，所谓的城市文明不过是人类的另一种退化，于是大山便成了他们永恒的乐园，他们年年就这样在一场又一场盛大的节日里过活，快乐着，幸福着，低空的燕子盘旋着”（《天边飘过可大的云》）。

黄德权擅于书写乡村诗意。他引着读者徜徉于乡村山水之间，穿行于过往的时光，那些留不住的美好——通过文字唤了回来：“外婆的寨子有一个问题，牛栏是关不住小牛的，它们总是从硕大的木框洞跑进跑出，在榨油坊的石碾子上擦了肩膀，又到院坝废弃的石猪槽里找点水喝，满足了这一切之后，它们就会在院里引吭而鸣。那叫声朦胧而悠远，至少整个寨子都是听得见的。这时，正在煮饭炒菜的表妹会停了手中的活，拿起放在门后头的扫衣刷（打牛用的竹刷），三下两下跨出门去，追打那不听话的牛儿”（《表妹堆堆》）。这些文字像一个时空隧道，我们因此重返童年，回到故乡。

一切风景的源头皆是心境，一切诗意的源头皆是挚爱。黄德权的笔尖有浓烈的感情在涌动，发而为文自然诗意摇曳。如《表妹堆堆》就是一首纯美的乡村抒情诗。寥寥几笔写下去，就有一股浓郁的诗意：“柿子树在竹林中间，一到秋天，就隐隐约约地悬挂着一树红红的果实，竹子的叶子只会遮去一部分，总要露一点点给我看的”（《表妹堆堆》）。黄德权是把乡村的景作为建构精神家园的原材料：“春天的土坡被大人们翻耕，桐子花是要应和着开的”（《表妹堆堆》）。他有一双锐利的发现美的眼睛：“大人们则在桐子树的另一边劳作，七八个舅舅往返到寨子的粪口，用打碗舀满了粪水，就一路背到坡上的土粪池里。一排排有序走来，一排排统一在山坳上歇着，又一排排整齐地将粪水倒下，颇有些写意和剪影的样子”（《表妹堆堆》）。通过诗意文字的洗礼，岁月的沉渣被滤去，留下闪光的部分。

当心灵静下来，万物都来应和：“我在这森林的小屋里点击草草的文字，夜雨将窗外的枝叶碰得吱吱作响，好似应和了我的心绪。彭水是我的故乡，站在这摩围的山顶，望遍山下的村寨，隐隐看得见我傻乎乎的童年。望见远方屋顶淡淡的炊烟，好似就能闻到外婆炒菜的油香。在飞云口的绝壁上振臂一呼，仿佛听见有许多童年的伙伴在山下仰头应和”（《摩围小雨》）。于大美风景中，灵魂得到休憩：“打那以后，在你和蓝天之间，我们有了耕耘的舞蹈。炊烟如歌，枫叶如画，在无边的岁月里，我们的双足一步一步走向花谷的神坛”（《叠石记忆》）。于大美风景中，寄托自己的追求：“这个时节，万木萧疏，所有的林木像进入了涅槃重生的冬月，任凭叶子掉落枯萎。只有一树树裸放的花朵若隐若现地在枝条上陈列。小朵得低调，淡雅得无为。若不是执意寻赏，这场面极易被忽略。但浓郁的梅香在胸前荡漾着，你不惊呼是不行的”（《山谷有野梅》）。万物有灵。万物相通。风景是领悟哲理的路径之一：“我记着故乡满山怒放的红杜鹃，还有草原上那些百开不厌的各色花朵，也见过花店里被人工装饰得表面美丽而实际死亡的鲜花，而丽江的花给人的印象是更特别的，她既有自然的美，又有特别的生命力。人与自然做到这般和谐，彼此欣赏，互不伤害，这才是自然之大美”（《丽江三章》）。

黄德权一往情深地书写乡村，不仅是为他自己找寻乡愁，回到童年，重返那人生中温柔的部分；更是替所有与故土渐行渐远的人寻觅：“不管什么人到葫芦湾，都能找到故乡的影子，都能从屋顶的炊烟中尝到乡愁的味道”（《打望一眼葫芦湾》）。人生有很多追求，其中之一就是获得心灵的巅峰体验。而有一种心灵的巅峰体验就是诗意。曾经的悲也好，喜也罢，当它们一一转化为诗意，就可以感受到“刹那即永恒”：“伴随黎明的离别，在场陪哭的女孩，连同女儿的母亲，同时将长帕蒙在脸上，一低头一换手，一人数哭，全屋应和，伤心成一个吉庆的场面。旁边的高脚煤油灯也有气无力地与一屋子的人同时伤感着姑娘与亲人离别前最后时光”（《女儿明天嫁》）。岁月无情，如锋利的快刀，刀刀催人老，却因为诗意而温情脉脉起来：“老秋湾这个山寨，就被表妹们这样一针针地缝扎着，任其春秋代序，任其日月轮回”（《苗家布鞋》）。在诗意中，我们将世间的美好与温情一一打捞：“龚滩的历史，是一部纤夫和背夫共同书写的长篇，女人就是这部长篇中无穷无尽的标点。只是许多年之后，滩石破碎，木屋下沉，高峡平湖淹埋这些风雨斑驳的故事。只是许多年之后，所有的涛声都成为往事，捣衣声里的爱情成为传说，于是我们开始翻阅古镇”（《老龚滩》）。

在诗意的乡村里，心灵的触角会变得极其纤细，耳朵听得到常人听不到的，眼睛看得见常人看不见的：“这几天，我仿佛听见春天的山坡上花开的声音，仿佛听见粉红的桃树下蒿草的呼吸，仿佛听见葫芦湾山坡耕作的歌响。这些声音像风一样染遍了村庄和田野”（《打望一眼葫芦湾》）。在诗意乡村里，我们可以活成一株草木，可以长成一条大河。但是，我们无法在发达的城市里立成一个站牌，活成一座雕塑。在葫芦湾，我们幻化成云，在无边的天空中自由游走，俯瞰世界，笑对人生：“雨天过后的葫芦湾，忙碌的只有空中的白云。来这边山坡堆积，又去那边岭上飞走，棉花似的”（《打望一眼葫芦湾》）。“不肯弯腰的只有竹林里破缝而出的嫩竹，白云哗啦啦地压过来，竹节上的笋壳脱落开去，离开腰身”（《苗家布鞋》）。而一山一水，常常是启悟我们的哲人：“笔架山在我们这群匆匆过客的眼里，更形似老僧坐禅。早晚云雾缭绕时，山形隐隐；夏雨空蒙后，一身翠绿；或遇朝阳洒落背面，犹如黄金浇铸一般”（《桨声里的酉水河》）。

诗意乡村，让生活有了神秘感与神圣感。因此，人获得了一种冥冥之中的力量。世间万物带有体温，心灵因此进入自由王国，获得温暖的抚慰：“总之，河岸的每一座山，河中的每一个岛，在老人心中，都变成了有灵性的东西。这些动人的故事，在高天白云之下，忍受着太阳的苦晒和江水的洗涤”（《桨声里的酉水河》）。在诗意乡村里，心灵慢了下来。世间很多东西与快有关，效率与快有关，财富与快有关……但是，幸福与快是无缘的。一双苗家布鞋，由表妹千针万线勾成。它给人的心灵感受与工厂机器制作的鞋，是完全不一样的。

作者笔下的乡村不仅有诗性，也有着灵性与生命。乡村有生命，会生长，也会凋零。当我们呵护她，她长得水灵精灵，并反哺我们：“清清的河水喂养田园，田园喂养村庄”（《歌声飘满南溪河》）。当我们不善待她，她的美丽容颜就将凋零，我们的灵魂之根也将无所归。人与乡村，实际上是同呼吸共命运的：“江水之岸、巨石之上，野山竹不断在生长，竹林之间，不断有茅屋延伸。茅屋与茅屋中间，向江岸垂落一条石梯，去了江水轰鸣的码头，木船在石梯尽头随波摇摆，远远望去，像古镇呼吸的心脏”（《老龚滩》）。

乡村的历史，是人的历史，更是乡村与人相互偎依的历史：“山林里若隐若现的山路，被一双双苗家千层底反复丈量了一千年、一万年。有时，一个村庄的历史就是一双布鞋的历史”（《苗家布鞋》）。乡间生活的仪式感，使生活的滋味变得浓郁起来，使历史变得妩媚起来：“迎亲的队伍，一定要选一位德高望重的押礼先生。他有一个标志性的物件——背角，青藤编的，棱角分明的边，再漆成黑黝黝的颜色，略显几分庄重。背上这个东西，是土家山寨一场婚礼上，男方接亲队伍中，王者的标志。押礼先生责任重大，既要管理好自己随行夫子，又要把三媒六证，男婚女嫁这套规矩弄得滚瓜烂熟，到女方家才会顺利迎亲。押礼先生将送给女方的梳子及其他金银首饰连同礼金，悉数送到女方管客师手上，按规矩在大门前说上谦虚的言语，甚至文雅一点，还要彼此吟诗应和，祝对方吉祥”（《女儿明天嫁》）。这里的民俗元素不是装置性的，而是与乡村诗意严丝合缝的。黄德权还在诗意乡村中勘探人性的尊严：“湿地坝的高山上出产葛根，当年湿地坝人抽空闲挖来葛根卖了钱后，二十多个小伙子到酉阳城里统一买了坎肩和黑色的呢子大衣，整齐地在回湿地坝的山坳上走着，人人肩上扛一副岩桑扁担，自豪感油然而生”（《湿地坝春秋》）。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到达的边界，常常是我们心灵到达的边界。黄德权写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诗，这无疑是他散文语言充满诗性的原因之一。书中很多篇目，就是不分行的诗歌。如“无奈的竹林被挤到了屋角，枫林被退到了岭上，只能成为村庄的风景”《打望一眼葫芦湾》。又如：“我的形状就像你思念的泪水，高一声向秋风，低一声向河谷。我下垂的果尖，准备问候泥土”（《桐》）。在诗性的文字里，我们的精神超越了现实。而语言的诗性，来自黄德权对书写对象的深情：“那白底黑边的布鞋，一双双就会从木格的窗花里面取下来，离别古色的黑瓦，离别精美的石凳，去开始续写另一个村庄的故事”（《苗家布鞋》）。他是这一双双布鞋故事的见证者，为这一双双布鞋而歌而泣而书。他把诗性文字当作对抗“必然王国”的利器：“雨滴似乎更响，窗外的山谷，传来溪流的声响，便是惊吵我的睡梦，呓语了这些文字，愿做一把黑泥，留在摩围”《摩围小雨》。诗性的文字，为读者创造了一个心灵的桃花源：“这时的我是分不清哪是自然的晨雾，哪是火烧的烟丛。整个大地乱成一团，就连刚才还清晰的乌桕树林也只有一点点树帽浮出烟海，阳光是根本照不进去的，退缩后，就在林梢的表面映射出一些软弱的黄光”（《乌桕树》）。

黄德权以诗性散文介入乡村生活，又以乡村生活来反馈散文创作。在他的生命里，文学与生活相互滋养，相互生发。他是武陵山的赤子。他捧出的文字，无愧于武陵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