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大规模交通线路的形成
早在原始社会，各地的交通道路就已经开始逐步建设了，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771年的西周时期，我国的道路已经初具规模。周武王灭了商朝，为了更好地统治疆土，在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和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这两座都城之间，修建了一条宽阔平坦的大道，号称“周道”，又以洛邑为中心，向四方修建辐射状的支线，这些道路构成了西周王朝的生命线，也是国家交通的中轴线。
到了秦代，就基本形成全国陆上交通网。秦朝统一六国，为方便国家管理、外出游观，秦始皇（图1-1）大兴土木，部署了一系列的大型交通建设项目。
图1-1 秦始皇像
首先下令修治驰道。驰道从首都咸阳通往全国各地，数量多达九条，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国道。据历史记载，秦代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如今地表上的建筑已经不见了，但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在今天的陕西淳化、旬邑、甘泉等地方，都发现了驰道的遗迹。从发掘的结果可以了解到，当时的驰道路基坚实稳固，还有金属工具夯击的痕迹，路面宽约60米，两侧有缓坡，种植有标识驰道走向的行道树，这些行道树有史书记载的青松，还有杨柳、槐树和榆树。在秦都咸阳第三号宫殿残存的壁画上（图1-2），我们也能看到驰道的模样：道路呈淡朱砂色，路两旁种植尖顶的青松，四匹枣红色的骏马，拉着一辆车，奔驰在路面上，车上有方形的车厢，还撑着黑色的伞盖。当年秦始皇也许就是乘着这样的马车，奔驰于林荫驰道，云游大好河山，完成五次国内巡游，东登泰山，过黄河，渡长江，遥望南海。
图1-2 秦都咸阳第三号宫殿壁画 陕西省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其次修建直道。直道，自首都咸阳通往边塞重镇，是为了及时防御北方匈奴的骚扰而修建的边防大道。因为采取的路线几乎都是选择最近的直线，尽量减少弯路而得名。它穿越了今天的陕西、甘肃、内蒙古自治区三个省区，全长达750多公里，宽度达50米。沿途经过山岭、河谷等不同的地形环境，修建过程中不同地段使用不同的修筑方法，过山脊时，就平整成路面；遇到山坡地段，就将坡面挖成直壁；通过沙土地，就堆土夯打使路面变得坚硬。大将蒙恬率领十余万刑徒和士兵，仅耗时两年半就完成了整条道路的修筑。秦直道贯通南北，提高了物资和人员调动的速度。在直道的沿线，我们还发现了很多宫殿和军事遗址，比如，秦直道的南部起点是林光宫，它是秦汉两代重要的离宫，每到盛夏，皇帝就会来此地纳凉避暑，处理政务。而在内蒙古的城梁古城，则发现秦汉时期的砖瓦、瓦当、排水管之类的建筑构件，并出土大量成捆的铜箭镞，说明这里曾是一处军事要塞。在秦直道经过的路段，还设有传递信号的烽燧及障城，在两山之间的地点设有关隘及兵站，有的烽燧顶部至今保存着当年用于报警的燃料狼粪及灰烬。
秦帝国灭亡后，秦直道依然是中原汉王朝控制北方地区的重要通道，西汉对匈奴几次重大的军事行动，基本都是通过秦直道来完成的，直到在清朝之前都有使用。
此外，秦朝还开辟了其他地区的陆路和水路，如通往西南地区的西南夷道、褒斜道、子午道，通往东南地区的南越道，在今天的广西境内还开通了沟通岭南地区的水路——灵渠。秦朝时期全面开发了国内的水陆通道，为日后形成更大规模的交通线路奠定了基础。
一、古代丝绸之路
古代丝绸之路是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商业贸易路线，在这条古老的商业贸易路上，以中国古代生产的丝绸制品影响最为深远，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里最早提出将这条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并得到了学界的认可，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随着时代发展，“丝绸之路”逐渐成为古代中国与西方所有政治经济文化往来通道的统称，包括西汉时期张骞开通西域的官方通道“西北丝绸之路”，有北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进入中亚的“草原丝绸之路”，这两条道也常被统称为“北方丝绸之路”；有长安到成都再到印度的山道崎岖的“西南丝绸之路”，称作“南方丝绸之路”；还有从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沿海城市出发，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的海上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
陆路、海路共同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对外交流，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开创出一个又一个盛世。
（一）陆上丝绸之路
1.北方丝绸之路
北方丝绸之路以今天的西安为起点，经过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2014年6月22日，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陆上丝绸之路的东段“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成为首例跨国合作而成功申遗的项目。
这条通道在很早以前就已经使用，以民间商品交换为主，到了西汉时期，才正式纳入官方管辖。由于屡屡遭受北方匈奴的袭击，西汉政府决定派张骞出使西域各国，希望联合西域各国的力量共同对抗强大的匈奴。张骞出使西域的路线就是如今丝绸之路的走向。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县东南）和渠犁（今新疆库尔勒县西南）设立使者校尉，这是西汉政府在西域第一次设置的官吏，主要管理西域的屯田事务，屯田就是让士兵在边疆开垦荒地，获得军饷和税粮。
自汉代以后，各朝都非常重视丝绸之路的开发、利用和维护。魏晋南北朝时期，开通了“新北道”和“河南道”，隋朝著名外交家、战略家、地理学家裴矩编写的《西域图记》里有详细描述。书里记录了当时从敦煌通往西海的三条道路，它越过戈壁沙漠，沿水草肥美的天山北麓西行的草原道，经过玉门关后（图1-3），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边缘，翻越帕米尔高原的两条绿洲路。据魏晋时期《魏书·本纪》记载，当时有10个波斯使团先后来到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和迁都后的洛阳，还带来了玻璃制品工艺。直到南朝，依然有波斯的使者顺着丝绸之路，从西域经吐谷谷，读yù。浑境而南下益州（四川），再顺着长江到达建康（今江苏南京），进献佛牙、方物。
图1-3 玉门关遗址 甘肃敦煌境内
唐朝时期是丝绸之路交往的繁荣鼎盛时期，唐朝也是当时世界第一发达强盛的国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都居世界前列，大食（即阿拉伯帝国）、东罗马帝国等世界各国纷纷派遣外交使团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据《唐会典》载，唐王朝曾与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通使交往，每年数目皆以万计的各国客人取道丝绸之路，来到这座世界大都市——长安。在丝绸之路东段，大漠南北与西域各国间修了很多支线连通丝绸之路，并把这些道路称作“参天可汗道”（天可汗指唐太宗），从此这条横贯东西、川流不息的交通路线就变成了一张巨大的交通网覆盖在欧亚版图上。
元朝时期，朝廷发动了三次西征及南征，疆土不断扩张，国家的版图大大扩展，元朝在各个驿路上设置驿站，蒙古语为“站赤”，当时全国驿站有1500多处，设立中国古代最完善的驿站制度。之前由于战争被阻断的欧亚交通网络也逐步恢复，元大都成为当时的东方国际贸易中心。《马可·波罗游记》介绍“凡世界上最为珍奇宝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元大都）找到……这里出售的商品数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丝路上的重要商镇可失哈耳（喀什噶尔）的纺织品“由国内的商人运销世界各地”。长途贩运的国际商队再度活跃起来，各国商贾辐辏于此，百货云集。据史料记载，当时在漫长的东西方陆路商道上从事商队贩运贸易的商人，有来自欧洲、西亚、中亚地区以及中国色目的商人等。
明代中期以后，政府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而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不断发展，海上交通逐渐成为重点，从此古代北方丝绸之路的贸易走向衰落。
在北方丝绸之路上，我们还发现了很多配套的建筑遗迹，其中有管理机构，管理丝绸之路上的人员往来，也有军事设施，用来保障沿途商旅的安全。
图1-4 驿使图 甘肃省博物馆藏
在交通要道上，亭是基层单位，通常每隔十里就有一亭，长官为亭长，汉高祖刘邦就曾是亭长出身，他们主要负责当地的治安管理，提供住宿的馆舍。驿传是政府机构，负责政令、文书的传递，通常配备有驿卒、马匹和车辆等。嘉峪关魏晋墓出土的彩绘驿使图（图1-4），再现了当时西北边疆的驿使驰送文书的情景：驿使头戴进贤冠，身穿右襟宽袖衣，脚蹬长靴，左手举着木牍通关文书，右手牵着马缰，只见红鬃马四蹄腾空，信使稳稳地骑在马背上。这是我国发现最早的邮差图，如今已成为中国邮政的标志图像。
传舍配有厩、厨、车马和房间，主要为过往的官吏提供伙食、住宿、牛马的饲料，检修车辆。秦代的简牍《传食律》，是根据官员身份供给饭食的法律规定，里面严格规定了行传人员的米、酱、菜、羹、盐和草料的定量，行传人员到达传舍食宿，必须交验符传，说明自己的身份等级才能享受相应的接待。在古代的塔里木盆地，需要持有汉朝政府与魏晋驻屯军发放的“过所”，才能在西域诸国出入，这里的符传、“过所”（图1-5）、棨（qǐ）（图1-6）等都是出入关津用的通行证、身份证或凭证，类似于今天的护照，写着个人的身份信息，方便各驿站工作人员等核查身份。驿传和驿传中间的驿站称为“置”，它的功能就更齐全了。悬泉置遗址位于甘肃敦煌的戈壁荒漠中，是迄今为止发现并经科学发掘的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时代最早的汉魏时期的邮驿机构遗址。相传，汉代的李广（利）将军征伐大宛，在归来的路上，众人又渴又乏，将军拔出佩刀刺向山体，泉水竟然真地涌了出来。因为这处泉眼高出地面，而得名悬泉。悬泉置坐西朝东，占地面积2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余平方米。由坞堡与马厩两部分构成，坞堡呈四方形土堡院落，边长50米，四角有角楼，大门上有门楼，坞内四周建有平房30余间，有住宿区、办公区、房舍，坞堡外南侧建有6间马厩。悬泉置平日里传递邮件、传达中央的各项政令，接待公务人员和外国使节、宾客，承担着地方政府、邮局等多重任务。悬泉置遗址中有一间房子的墙壁上写着西汉平帝颁布的《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图1-7），两汉时期，战乱频发，自然灾害不断，导致国家生态环境脆弱，这篇诏文就是以诏书律令的形式要求全国各地强制执行，文书规定了四季的不同禁忌和须注意的事项等五十条，如春季禁止伐木、禁止猎杀幼小的动物、禁止捕射鸟类、禁止大兴土木等；夏季禁止焚烧山林等；秋季规定禁止开采金石银矿等；冬季警示的作用，它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一部“环境保护法”。
图1-5 唐代石染典过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图1-6 张掖都尉棨信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图1-7 《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图1-8 悬泉置封检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从悬泉置出土的汉简文书有25000余枚（图1-8），还出土各种文物万余件。在遗址区发现了农具、毛笔和纸、砚台等文具，还有大麦、粟、豆、苜蓿、大蒜、核桃、杏之类的粮食果蔬，马、牛、羊、鸡、狗、兔、骆驼等家畜的骨骼。另外，在一间马厩里还残留着栓马用的木桩，还有厚厚的马粪。当地出土的汉代简牍记载，当时从长安通往西域的一切邮件和前往西域的商贾都要经过这里，简牍里详细记录了西域30多个国家同中原王朝的来往，在丝绸之路最繁荣的时候，这里曾接待过康居国王、乌孙国公主，仅接待于阗王一行，人数就多达1600人，而这一次接待，损耗的杯子就达300多个。依照汉简记载，从长安到敦煌在丝绸之路沿线设有80多个驿站，这是唯一被考古发掘的驿站，也是汉代驿置机关的首次发现，见证了汉唐丝绸之路的繁荣和衰落。
丝绸之路上还建立了烽燧（图1-9）等军事系统保障交通安全。烽燧主要作为情报传递系统，是最古老但行之有效的消息传递方式。通过燃烟、举火数目的不同来加以区别和报告敌兵来犯的多少，烽燧层层传递，军情就可以迅速传达千里之外。除了传递军情，烽燧还用来保障来往使节的安全，为他们提供食宿、供应马匹粮秣等服务。
图1-9 克孜尔尕哈烽燧遗址 新疆库车境内
在丝绸之路的沿途，旅店、食店遍地开花，在敦煌莫高窟中就能看到多处展示商旅休整的画面（图1-10），客栈里有两支商队正在歇脚，他们大多是头戴尖顶帽、深目高鼻的外国商人，他们有的在给驴喂草，有的给骆驼饮水，还有的正在给生病的骆驼灌药，为接下来的行程做好准备。
图1-10 敦煌壁画商旅图 莫高窟296窟（北周）《福田经变》局部
丝绸之路要穿越茫茫戈壁、沙漠，骆驼因为拥有坚韧不拔的耐力，能在荒漠中找到珍贵的水源，也能在漫漫黄沙中找到归路，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通运输工具，被誉为“沙漠之舟”，因而成为丝绸之路的象征符号。据十六国时期的史书记载，曾经有一支2000多头骆驼组成的庞大驼队，沿着丝路，驮来了数千件来自国外的珍宝、奇技异戏、飞禽走兽，轰动一时。到了唐代，骆驼出现的频率就更高了，它们大多被做成陶俑，生动活泼，有的作跪立状，有的昂首迈步，其中以驮着货物的骆驼形象最为生动。河南洛阳出土的一件三彩骆驼（图1-11），高达88厘米，骆驼脖颈上扬，昂首张口，两个驼峰之间垫着花毯，搭着一个兽面的驮囊，驮囊前后放着绿色的丝绢，还悬挂着干粮袋、肉块、小口瓶和鸡首壶等。另一件出土于西安西郊的载物骆驼俑，也是驮着束丝、山羊、野鸡、兔子，还有扁壶、胡瓶。这些骆驼驮着的大都是商人们日常使用的生活用品，有干粮，有肉块，成束的丝是最重要的货物，小口瓶、鸡首壶和驮囊主要用来盛水载物，作为长途跋涉的重要补给。这些骆驼俑都是真实生活的缩影，看着它们，我们仿佛也看到了当时往返于丝绸之路的驼队。
图1-11 三彩载丝骆驼俑 洛阳博物馆藏
通过这条贸易路线，中国的丝绸、金银器、漆器、铁器、果蔬、药品远销西方（图1-12）。到了唐代，瓷器、茶叶也成为重要的输出货物。天文学、医药学、文学和音乐、绘画艺术，中华民族的优秀成果也源源不断地传入西方。
图1-12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蜀地织锦护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西方的物品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在丝路沿线就发现了大量的货币，有来自萨珊、东罗马、波斯国的金、银币。还有家畜、野兽、毛皮、香料、药品、织物、颜料、矿产、珠宝等，仅珠宝类就有碧石、水晶、玻璃、光玉髓、孔雀石、青金石、犀角、象牙、鱼齿、珍珠、玳瑁、珊瑚、琥珀。在隋代一位九岁女孩的墓中，就发现了很多充满异域风情的珠宝首饰。这位小女孩名叫李静训，字小孩，是北周宣帝与皇后杨丽华的外孙女，也是隋文帝杨坚与独孤皇后的曾外孙女，是一位金枝玉叶的小公主。她自幼在宫中生活，深受长辈们的宠爱。可惜好景不长，九岁那年，小孩因为生了场重病，不幸夭折。长辈们万分悲痛，准备厚礼陪伴她左右，希望她在另一个世界也能继续享用，继续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这份厚礼有来自西方的玻璃器、金银高足杯、嵌宝石金手镯，最为令人瞩目的莫过于金项链，堪称是举世无双的艺术精品。这条金项链有28个金链珠（图1-13），镶嵌着火蛋白石、青金石、鸡血石、蓝宝石和珍珠，从项链的工艺特点、镶嵌的珠宝来源，都可以追溯到西亚，甚至希腊等地。
图1-13 嵌宝石金项链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1-14 唐太宗像
宗教信仰、文化的交流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使命，波斯、东罗马的杂技百戏，印度、粟特的音乐舞蹈以及中亚的宗教艺术也源源传入我国。
唐太宗时（图1-14），高僧玄奘由丝绸之路经中亚往印度取经、讲学。同一时期，基督教的一个支派——景教（东正教），也由东罗马帝国传入了中国，西安碑林博物馆保存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图1-15）记录了景教传入中国的过程和发展。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一位来自古波斯（叙利亚）的景教主教阿罗本自西域，经过河西走廊，历经跋涉终于来到首都长安，进宫拜谒唐太宗，并得到太宗的礼遇，太宗准许他传教，还为他建寺院。于是，阿罗本就留在了长安，开始翻译经书。在以阿罗本为代表的传教士的努力下，景教在大唐日渐兴盛起来。大秦寺是基督教传入中国最早的寺院之一，而“大秦”是中国古代对罗马的称呼。
图1-15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1970年何家村窖藏中有一件唐代伎乐纹八棱金杯（图1-16），金杯杯身有八面分别各装饰有一位乐师，他们都身着短衣宽裤，神态各不相同，服饰和发式具有粟特风格，手执乐器的手中所执的乐器有竖箜篌、曲颈琵琶、排箫等，是隋唐时典型的西凉、龟兹、高丽的乐器种类，在杯的指垫上有相背的侧面胡人头像。
图1-16 唐代伎乐纹八棱金杯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在西安郊区也发现了一件著名的唐三彩载乐骆驼俑（图1-17）：驼峰之间放着平台，铺搭着斜方格纹的花毯，毯上有一组乐舞俑：七名男乐手，盘着腿坐在四周，手中分别拿着笛、箜篌、琵琶、拍板，中间站着一位引吭高歌、丰颐高髻的妙龄女子轻拂长袖。另一位载乐俑，演奏的则是琵琶和筚篥筚篥，读bìlì，古龟兹语的译音，是古代龟兹人发明创造的一种簧管乐器。，这些舞乐者都穿着汉族衣装，弹奏的却是从西域传入的乐器，这正是流行于唐代开元、天宝时期的“胡部新声”。“胡部新声”是胡汉文化融合之后产生的新舞乐，受到当朝天子李隆基的极力推崇，一时间在长安风靡，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唐代宫廷舞《霓裳羽衣曲》。相传，唐玄宗登洛阳女几山时，看到山恋起伏，烟云缭绕，宛若仙境。回宫后想起自己曾经梦里游月宫，仙乐奏响，身穿霓裳羽衣的仙女翩翩起舞，于是创作了此曲。由他宠爱的贵妃杨玉环作舞表演，只可惜这支曲舞早已失传。此曲是吸收了印度《婆罗门曲》的音调改编而成，伴奏采用了磬（唐代指铜钵）、筝、箫、笛、箜篌、筚篥、笙等金石丝竹，乐声如“跳珠撼玉”般令人陶醉，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元稹的诗句中均有记录。
图1-17 唐三彩载乐骆驼俑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2.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泛指历史上不同时期四川、云南、西藏等中国南方地区对外交流的重要通道，是中国最古老的国际通道之一。根据记载，公元前2世纪，中国的丝绸就已经沿着南方丝绸之路，经过缅甸、印度到达阿富汗，甚至远及欧洲、非洲。历史上有名的当属“蜀-身毒（今印度）道”和茶马古道。
“蜀-身毒道”穿行于横断山区，又称高山峡谷丝路。大约公元前4世纪，中原群雄割据，在蜀地（今川西平原）与身毒之间开辟的道路，尚未被中原所知，直至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归来，向汉武帝介绍西域各国的地理特征和物产，提及在大夏国（今阿姆河以南至阿富汗境内）见到了产自四川邛崃的邛竹杖和蜀郡（今四川成都）生产的布。据大夏人说，这是从身毒国（今印度）贩运过来的，张骞向汉武帝建议遣使南下，从蜀往西南行，另辟一条通道直通身毒和中亚诸国的路线，避开羌人和匈奴地区的危险。这与汉武帝的意图——同大宛、康居、月氏、身毒和安息直接交往，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彻底孤立匈奴不谋而合，于是欣然采纳了张骞的建议，决定正式开发这条从四川至印度的商贸通道，这就是“蜀-身毒道”。
图1-18 “零关”摩崖石刻 四川越西县境内
图1-19 五尺道 云南盐津县境内
“蜀-身毒道”在中国境内约有3000多公里，由灵（零）关道（图1-18）、五尺道（图1-19）和永昌道三条线路组成。零关道也称西道，从成都出发，经过今天的雅安、西昌，越过山川，到达云南大理。五尺道，也称东道，因道路仅宽五尺而得名，经过四川宜宾、云南昭通，在云南大理与西道汇合，经云南保山，由腾冲出境进入缅甸、印度、东南亚，称为“永昌道”。
茶马古道，是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国际商贸通道，它连接川、滇、藏，延伸到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境内，直到抵达西亚、西非的红海海岸。它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以茶易马或者以马换茶，茶叶、马匹是这条古道上最主要的商品，因此被后世称为茶马古道。
唐宋时期，内地饮茶之风盛行，茶圣陆羽的《茶经》一书，详细介绍了茶叶生产的历史、源流、现状、生产技术等，将茶学、茶艺、茶道融为一体，普通茶事上升为一种文化艺术，推动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随后，饮茶习俗迅速向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文成公主下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图1-20），就带去汉地的名茶，自此茶叶传入西藏地区。因为藏区海拔普遍都在三四千米以上，人们只能通过摄入糌粑、奶类、酥油、牛羊肉之类高热量的食物来抵御高寒气候，而茶叶助消化，解油腻，还能补充水分和维生素，一经传入，就被肉食乳饮的畜牧人们普遍接受，上自贵族，下至庶民，无不饮者，甚至达到了“不可一日无茶”，但是藏区的自然环境却不适宜种茶。而在内地，军队征战、交通运输都需要大量的马匹，供不应求。内地有藏区需要的茶，而藏区特产良马，于是，两地优势互补、各取所需的茶、马的交易互换即“茶马互市”便应运而生。
图1-20 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像
茶马互市，藏区出产的骡马、毛皮、药材等，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和日用器具，在横断山区的高山深谷间南来北往，流动不息，渐渐形成了驰名中外的“茶马古道”。茶马古道在四川天全县甘溪坡，是一段布满拐子窝的石梯古道。古道在二郎山峰岭间行进，在天全河边的崖岸边攀沿，险峻无比。在这条山路上，驮马也无法通行，只有人力背夫才是唯一的运输方式。销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茶是特制的边销茶，黑毛茶、老青茶、红茶末、绿茶为主要原料，经过发酵、蒸制、加压或者压碎、炒制，做成紧压茶、方包茶（马茶），用牛皮包装缝制成一个个茶包，背夫们通常使用一副背架、一根支撑背架的丁字形拐杖，“越阡陌，跨雪山，攀危岩，涉寒江”，经过竹岗山、马鞍山，过大渡河，直到康定。背夫们驮着压弯脊梁的茶包，累了就用丁拐支撑，稍作休整，久而久之，脚下的石头就被丁拐杵出一些圆圆的小窝，这些圆窝就是“拐子窝”。
“茶马互市”是以官方主导、严格管理的茶马交易。宋代曾颁布《茶马法》，设置“检举茶监司”、买马司等专门管理茶马交易的机构。四川雅安名山区的茶马司遗址，是全国现存唯一的古代茶马交易官衙遗址，它始建于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重建于清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整个建筑用大石头垒砌而成，门口横卧着几根赭红色石柱，石柱上隐约可见“赤兔”二字，这就是当年的拴马石。这里曾经是茶马交易的重要场所。世界茶文化发源地——蒙顶山就坐落在名山县，早在西汉时期，茶祖师吴理真就在蒙顶山驯化栽种野生茶树。到了唐代，蒙顶山茶叶已成为皇家贡茶，这里盛产大量高质量的边销茶，深受边疆少数民族的喜爱。宋神宗在元丰初年还颁布了一道著名的诏书，称名山茶专门用来交换马匹，不得商卖。每驮（驮是茶的计量单位）50公斤，名山茶马司在鼎盛时期一年达到两万驮，占官方总数的一半以上，有时接待藏羌茶马贸易商队的人数一日竟达2000余人，极为壮观。宋朝熙宁年间，天全茶马比价为一匹马换茶一驮（每驮重50公斤）。崇宁年间一匹四尺四寸大马，换茶120斤。到了明代，改为上等马一匹易茶百斤，中等马一匹易茶80斤，下等马一匹易茶60斤。
直到清文宗时期，延续400余年的茶马互市交易终止。但是茶马古道作为重要的贸易通道依然在发挥作用。汉藏两地的需求越来越多，贸易范围更加广泛，进入茶马古道沿线的商品种类也越来越丰富。藏族对茶叶的需求有增无减，同时对丝绸、布料、铁器、陶瓷、食盐等商品的需求也开始增加；而内地对藏区的牛、羊、皮革、黄金以及虫草、贝母等珍贵药材也有更大需求。
成都是冶铸重镇和手工业中心，号称天府之国，此地制造的丝绸、铁器闻名全国，早在商周时期丝绸织造就已达到相当水平，是当时中国丝绸的主要原产地。北方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都能见到蜀郡产的蜀绣，西汉扬雄在《蜀都赋》中曾称颂蜀锦鲜艳华丽，品种繁多，其中以黄润细布的品质最好，一筒可达数金。印度考古学家乔希提到古梵文中的印度教大神都喜欢穿中国丝绸，其中湿婆神尤其喜欢黄色蚕茧做的丝织品。这种黄色的丝织品，应该就是扬雄所说的“黄润细布”。
铁器硬度和韧性更高，比铜器更容易冶炼，比木器耐用，春秋时期已广泛使用铁器，基本取代了木器、石器、骨器和青铜器，出现在社会生产和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铁器的出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变革，是我国古代农业文明的标志。铁锸是农业生产工具，主要用于起土、穿土、培土，蜀郡制造的“蜀郡”牌、“成都”牌铁锸（图1-21）主要销往南方，受到南方各民族的青睐。
图1-21 成都铁锸 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藏
在这条通道上，商人可以用中国丝绸等名产换到缅甸的宝石、翡翠、木棉，印度的犀角、象牙和欧洲的黄金等珍品。毡、珍珠、海贝、玉器、玛瑙、琥珀也由印度、缅甸输入中国。其中，海贝在我国相当长的时间里充当着货币的角色，海贝背部通常有打磨、穿孔的痕迹，便于穿绳携带，在云南地区就发现了很多制作精美的贮贝器（图1-22）。贮贝器出土时里面装满海贝，有的重达十余斤，这些海贝并非本地所产，而是借助于古老的商路，由印度、东南亚国家商品贸易而来。直到现在，南丝路沿线的商品贸易依然活跃，南亚的翡翠等珠宝玉石已然成为云南旅游的热门纪念品。
图1-22 叠鼓形狩猎场面贮贝器 云南省博物馆藏
南方丝绸之路作为一条纵贯东西南北的大通道，是国际贸易通道，是使节往来、朝贡、文化交流、宗教传播的文化通道，更是便于中央王朝统治的政治通道，这条通道延续2000多年，直到抗日战争期间，也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支援后方的生命线。
（二）海上丝绸（香丝）之路
海洋大约占据地球面积的71%，浩瀚的海洋深深吸引着人类。先辈们凭着英勇无畏的气概，走出了一条条海上大通道。汉代的船只从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的港口出发，沿海岸航行，到达东南亚各国。随着航海和造船技术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已经走出东南亚，驶过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甚至还到达了非洲的东海岸。海上丝绸之路出口货物以陶瓷器、丝织品为主，而进口的货物则以香料、药材为大宗，因此这条海上航线也被称为“陶瓷之路”“香丝之路”。
西汉时期，南越国与印度半岛之间的海路已经开通。汉武帝灭南越国后，凭借这条海路拓宽海上贸易规模。西汉的商人常出海贸易，进一步开辟了海上交通要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
魏晋以后，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形成以广州为起点，经海南岛东面海域，直穿西沙群岛海面抵达南海诸国，再穿过马六甲海峡，直驶印度洋、红海、波斯湾，海上丝路以丝绸为主，对外贸易涉及15个国家和地区。
隋唐是丝绸之路的繁荣鼎盛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阻断，海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伴随着我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我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以及非洲大陆的航路纷纷开通并延伸。广州、泉州、刘家港（今上海吴淞口近处）成为著名的对外港口，几乎每天都有船只远涉重洋而来。史书记载当时广州就有南海舶、昆仑舶、狮子国舶、婆罗门舶、西域舶、波斯舶的船坞。
到了宋代，我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明显提高，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幅加强。海上丝路崛起，逐渐有取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迹象。元明时期，航海技术发达，同中国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已扩大到亚、非、欧、美四大洲。元朝重商，政府鼓励海外贸易，并制定了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性较强的外贸管理法则。明朝政府则开创了“大航海时代”，实现了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壮举，到达亚洲、非洲的39个国家和地区。
明清两代，由于政府实行海禁政策，广州成为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贸易大港，形成了空前的全球性贸易，直到鸦片战争，中国海权丧失，沿海口岸被迫开放，海上丝路开始走向衰落。
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有登州（今山东蓬莱）、明州（今浙江宁波）、福州、泉州、番禺（今广东广州）等地。海船从各个港口启航，根据航行的方向不同，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三大航线：东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今天的韩国、日本；南洋航线至东南亚各国家；西洋航线最长，可以到达南亚、阿拉伯和东非沿海国家。
图1-23 蓬莱一号沉船 蓬莱登州古船博物馆藏
然而海上航行常常会遇见暗礁和风浪，并不是每一艘船都能平安到达。那些沉睡在大海深处的一艘艘沉船以及沉船中满载的货物，已经成为弥足珍贵的水下文化遗产，为我们诉说一段段古老的航海故事。
登州（今山东蓬莱）位于山东半岛，主要承担着东洋航线的贸易往来，同时也是古代著名的海防基地。从蓬莱（登州）北行，沿辽东半岛海岸航行至朝鲜，越过对马海峡抵达日本，这是唐朝与朝鲜、日本遣唐使往来最多的海上航线。2005年，蓬莱水城进行港口清淤，在5米的淤泥之下发现了3艘体形巨大的古代沉船（图1-23），其中两艘仅剩船底，但是基本轮廓保存完好，船形瘦长，呈流线形，船头尖，船尾方，船底呈圆弧形，其中一只船长21.4米，宽5米，有10个以上的舱位。它们使用木栓（长槊）、木钉（皮槊）连接船壳板，船体的铁钉是从船壳外向里钉进，在舱内几乎看不到铁钉痕迹，在船上还发现了镶嵌青瓷碗、陶茧形壶、陶瓮等韩国特色文物，种种迹象表明，这两艘船都是15世纪建造的典型的韩国海船，这还是第一次在中国境内发现的外国古船。另外，在古船上还发现龙骨补强材、水密舱壁、肋骨、桅座、舱料，这些则是中国特色的造船技术。
泉州地处福建南部，这里海湾曲折，水道深邃，是船舶停泊的优良场所，在唐、元时期就是享誉世界的“东方第一大港”。考古工作者在泉州市法石附近相继发现了船桅杆、船板材、船索、船钉，证实这一带正是当年造船、修船的场地。1974年，泉州的后渚港发现一条宋代的沉船（图1-24），出水了大量精美的文物，被称为“世界考古珍闻”，是“中国近年来的重大考古收获”。
图1-24 泉州后渚沉船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藏
图1-25 泉州后渚沉船出水的香料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藏
沉船深陷在海底淤泥中，船体长34米，载重量可达200吨，是当时发现的体量最大的海船。船体为尖首、尖底，船身分为13个水密舱。舱内发现了大量的香料、瓷器、铁器、钱币和皮革制品，其中数量最多的香料药物达2300多公斤，种类有降真香、檀香、沉香等（图1-25）。香料是我国从南洋各国进口的主要货物，宋代以前，因为香料进口的种类和数量有限，仅供上层社会官僚贵族使用，进入宋代，香料大批量进口。当时进口的香料就达一百多种，其中常见的有乳香、龙涎香、龙脑香、沉香、檀香、白檀香、丁香、苏合香、麝香、木香、茴香、藿香等数十种。香料的用途很广，可以入药、食用、化妆、熏衣、敬神、制烛、卫生乃至建筑等。焚香与点茶、插花、挂画成为宋人“四大雅事”，他们习惯将沉香、檀香、龙涎香等香料捣成粉末，加入蜂蜜、果汁，调成一颗一颗如同今日药片的小香丸，风干备用。这种调制出来的香品，宋朝人称为“合香”。许多我们熟悉的宋朝名人，比如苏轼、黄庭坚、李清照、陆游，都是焚香、制香的高手。
图1-26 泉州后渚沉船出水的象棋棋子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藏
海洋学家、植物学家也加入了后渚沉船考古研究中，海洋学家通过观察船舱中数千枚贝壳和附着在船体的小船虫，可以确定这艘船的起航点和沉船。植物学家在沉船上的淤泥里发现有荔枝核、橄榄核、杨梅核等多种果核，可以判断这艘船航行的时间。船上还发现了十多枚中国象棋棋子（图1-26）和宋版小说的残页。这些发现勾画出了一幅船员们海上生活图：南宋末年的一个夏天，一艘三桅远洋货船乘着东南季风返回泉州港，船上满载着从东南亚贩来的香料药材。闲暇时，船员们在船舱里吃着干果、看小说、下象棋，靠岸的时候，船员们会在沿途买些时令水果作为补给。然而就在归期将近时，货船却不幸沉没。在东南亚各国家也发现有大量的沉船遗址，已经正式打捞出的沉船就有200多艘。这些打捞的沉船，有的来自中国，也有的来自欧洲、中东地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沉船都装载着来自中国的陶瓷器和一些金属器皿，有的还装有瓜子和茶叶，其中“黑石号”的打捞被考古学家称为20世纪末最重要、年代最久远的深海考古发现之一。
图1-27 长沙窑青釉褐彩“宝历二年”铭花草纹碗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图1-28 长沙窑青釉褐彩诗文碗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1998年，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海域，渔民们在大片黑色珊瑚礁下采集海参时，意外发现一艘沉睡了千年的商船。因为是在一块黑色礁石旁发现，因此被命名为“黑石号”。“黑石号”是触礁沉没的，但是船体保存完整，船长20米，载重约25吨，船板没有使用铁钉，而是用棕绳缝合捆扎，是典型的阿拉伯式缝合单桅帆船。德国打捞公司用了一年的时间才打捞完毕，船上满载着中国唐代制造的货品，有金、银、瓷器、铅条、各类香料67000多件文物，堪称一个巨大的宝藏，而其中56500余件瓷器是来自湖南长沙铜官窑！铜官是窑场所在的地名，紧靠湘江，北面临近洞庭湖，水路交通十分便利，这里就是世界陶瓷釉下多彩的发源地，铜官窑生产的瓷器呈现褐、绿、酱、铜红等一种或多种色彩，产品不仅畅销国内，还远销东亚、南亚、西亚地区，最远抵达非洲，被誉为第一个外销型瓷窑。当时的长沙铜官窑可以根据国外市场需求来设计、制作、包装（装饰），融入异域文化元素。“黑石号”上就有这样一件瓷碗，碗外壁刻着生产日期“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铭文（图1-27），宝历是唐敬宗李湛的年号，宝历二年就是公元826年，而碗心的图案是阿拉伯文“安拉”。有的碗中写有“茶盏子”，表明它的茶具用途，也有的瓷碗注明生产厂家。如“湖南道草市石诸孟子有名樊家记”，还有的瓷碗上写着诗句：“孤雁南天远，寒风切切惊。妾思江外客，早晚到边亭。”（图1-28）满含着思念之情。
除此之外，打捞出的瓷器还有来自浙江的越窑青瓷、北方白瓷、北方白釉绿彩陶瓷和广东青瓷，这些种类的陶瓷器是唐代销往西亚地区的陶瓷器中最为常见的品种，被称为贸易陶瓷“四组合”，经常相伴出现在唐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港口、城市遗址中。“黑石号”由大唐驶向波斯湾，船上集齐了唐代南北方最为著名的窑场产品，它也是目前海外发现的最大体量、最精美的唐代文物收藏。值得一提的是，经过沟通和协商，“黑石号”出水的长沙窑瓷器中的162件已重归故里，回到长沙铜官窑博物馆。
二、古代大运河
运河是由人工开凿、可以运输通航的河道，还可以用于灌溉、分洪、排涝、给水等。
运河的开凿最早开始于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为发展和外界的交往，利用自然水系，开凿运河。到了秦代，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重新休整、改造先秦的运河，开凿灵渠，将运河水系扩展到岭南地区。随后历代尤为重视运河的开发，并加强了运河的开凿和管理，逐渐形成了蔚为大观的运河系统，其中以京杭大运河和灵渠最为壮观。
（一）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图1-29），全长约2000公里，由永济渠、通济渠、邗邗，读作hán，本意是指边境城堡。沟、江南河四段组成，它连接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线路最长的人工大运河。大运河与长城、坎儿井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三项伟大工程，直到今天，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邗沟，因途经邗城而得名，也称里运河、淮扬运河，这段河道从江苏淮安到扬州，贯通了古淮河和长江，全长170余公里，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人工运河，至今仍在通航。公元前486年，吴国相继攻克了周边的楚国和越国，乘胜北伐齐国，吴王夫差调集民夫开挖了这条自扬州入淮河的运河，依靠邗沟，得以迅速调集人马、舟车与粮草，最终在艾陵（今山东泰安）之战中大败齐国，争霸中原。
图1-29 《运河揽胜图》扬州博物馆藏
隋唐时称运河为漕河、运渠。公元605年，隋炀帝征调数百万的民工，相继开挖了洛阳至山阳（江苏淮安）的通济渠，自洛阳北上至涿郡的永济渠，开通江南河，并对吴国所开的邗沟进行疏通、加宽，耗时六年，终于修通了以首都洛阳为中心，北至涿郡（今北京市），南达杭州的人字形的隋代大运河。修成后的运河全长4000余里，渠宽20多丈，两岸修筑宽阔的御道，道路两侧种植成排的杨柳，运河沿岸修建了40余所离宫，还有一个个储备量惊人的粮仓。运河开通后，隋炀帝杨广乘坐龙舟，率领皇后嫔妃、文武百官，从首都扬帆启程，到扬州赏玩琼花。相传，这支庞大的船队长200余里，第一艘出发后，又过了整整50天，最后一艘大船才缓缓驶出港口。从此运河上商旅往返，船乘不绝。唐代，每年从江淮地区漕运到长安的粮食约20万石，到了唐肃宗时，政府就更加依赖江南地区，依赖大运河的运输，大运河成为唐朝名副其实的生命线。
图1-30 天津北辰区明代沉船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藏
元朝先后开凿了“洛州河”“会通河”“通惠河”，将原来以洛阳为中心的隋代大运河截弯取直，改造成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直达杭州的京杭大运河。公元1293年，京杭大运河终于全线通航，运河全长3000余里，比绕道洛阳的隋大运河缩短了900多公里，成为沟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带动运河的两岸成了人口最密集、经济最繁荣、文化最昌盛的地段。每年数百万石的漕粮、东南地区的贡品赋税和数十万匹苏杭丝织品通过运河运抵京城，南方的丝绸、茶叶、糖、竹、木、漆、陶瓷源源不断运往北方，而北方的松木、皮货、煤炭也由运河南下。据记载，漕运发达时期，从天津到通州的北运河每年要承载2万艘运粮的漕船，官兵12万人次，商船3万艘，小小的直沽寨很快发展成了远近闻名的“天津卫”。天津北辰区明代沉船（图1-30），发现时覆扣在河道底部，残长12米，残存9个船舱，还发现有两段棕绳，没有桅座和船舵，舱内有青瓷碗、盘、酱釉罐之类的生活用品，这类船只在明清时期盛行，因为北运河天津段水位太浅，大型漕船不便通行，就由这类体积较小的船只分批转运至首都。在山东梁山境内的古运河道，发现一艘沉船（图1-31）。这艘船船身呈柳叶形，全长21.8米，船内设有13个船舱，两个桅座。两个桅杆扬帆，使得船的航行速度更快，船舱内备着马具、货币和一些生活用具，还有大量的铁刀、铁剑、手统等武器，这艘船就是明代维护运河安全、保障运输贸易的护卫船只。
图1-31 山东梁山明代沉船 山东省博物馆藏
（二）灵渠
图1-32 灵渠 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境内
灵渠古称秦凿渠、零渠、陡河、兴安运河、湘桂运河（图1-32、图1-33），位于广西兴安境内，东通湘江，西接漓江，连接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是我国西南部第一条人工运河，是我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水利工程之一，有着“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的美誉。
岭南地区（今广东、广西）与内地间横亘着巍峨的五岭山脉，陆路往来极为不便。秦始皇为了开拓疆土，有效地控制岭南地区，下令开凿灵渠。
灵渠工程由秦代监尉史禄主持，全长60余里，主体工程有铧嘴、大小天平、南北二渠、陡门、泄水天平，是一个功能完备、有机结合的工程体系。铧嘴，形如三角形，它的作用是缓冲、分流湘江水，大小天平是斜坡状堤坝，可以拦江堵水，调节水量，而陡门的设计最为巧妙。史禄在考察五岭山脉的地形时，发现五岭南北分别有长江、珠江两大水系，于是决定在两大水系的支流湘水和漓水之间凿山开渠，通水道。开凿时有意地将线路改为弯曲迂回，通过延长流程的方法来降低河床的落差，缓解水流的速度，便于行船。为了帮助船只爬山过岭，史禄与工匠们创造性地发明了陡门陡门相当于现在的船闸。，陡门用石块砌成，可容纳一只船进出，用箔篾封门。他们根据地势的高低起伏，每隔一定距离便设置一个陡门，形成阶梯状的成组陡门，平时用陡门分段储存灵渠的水，每当船只向上游开时，先关闭后闸，开启前闸，等水流持平后开陡门，船只就可以轻松驶向下一个陡门，如果船只从高处往低处走，就采用相反的方法。船只就是这样经过大大小小36座陡门，依次入陡、出陡，逐渐爬高或下降，顺利通过丘陵地区。灵渠上的陡门堪称现代阶梯式船闸的鼻祖，比巴拿马运河上修建的船闸还早了2000年。
图1-33 邮票上的灵渠 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藏
公元前214年，秦终于打通了南北航道。运粮船队沿长江，通过灵渠，进入珠江，满足了50万大军的物资需要，为秦国迅速统一岭南地区奠定了基础。
2000多年来，灵渠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今已经改造成以灌溉为主的水利工程，两侧修建了许多条长达100多公里的灌溉渠道和60多处山塘水库，形成一个规模巨大、四通八达的水利灌溉网，滋润着万顷农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