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是一项关于以赛亚·伯林政治思想的研究，也是一次思想传记写作的尝试。我致力于将伯林置于一系列更为宏观的政治、历史、哲学与文化对话之中，同时也试图从中发掘出其理论独有的闪光点。出于这一目的，我偶尔会绕开关于伯林本人的叙述，转而描写更广阔层面上的战后学界生存状况（虽然伯林本人在这一背景中时刻处于蓄势待发的状态）。这项研究意图表明一种观点，即，只有将伯林思想的灵感源泉、意义与历史价值置于其个人经历与所处的思想背景的二重语境之下进行分析，我们才可能在完整意义上对他的理论进行解读——而这也是我希望能通过本书传达的信念。

此处，我主要将关注的重点置于伯林思想的早期阶段，这大致是出于以下几点原因。首先，伯林的早年生活是其核心观念成形的时期；他此后的著作则往往是这些早期作品的延展与流变。其次，在现存关于伯林的学术著作中，著者往往较少提及或讨论本书所涉及的早期素材：因此对它们的关注或许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伯林的思想。我意图借助这些鲜为人知的材料，还原伯林思想的形成过程；同时，我也希望能以此为线索，展现伯林理论体系中被主流分析所遮蔽，从而遭到忽视与误解的内容。[1]

迄今为止有关伯林思想的阐释大都倾向于关注他的价值多元主义（value pluralism），并将他的形象刻画为一位从“积极”自由手中捍卫“消极”自由的战士。在此基础上，很多评论者则进一步将伯林的思想推导为20世纪中期的一种针对启蒙理性主义（enlightenment rationalism）[2]、完美主义（perfectionism）以及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3]的反应。纵然这些观点不乏其合理之处，但它们忽视了伯林与他早期思想之间的某种微妙的连贯性。而同样应得到修正的，是伯林思想与20世纪50年代冷战政治局面[4]的（正确）关联。尽管伯林的政治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重要的发展阶段，但他最初的观点实际上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经济危机时期的文化反叛现象，再到20世纪30年代接踵而至的政治骚乱，这些都让伯林意识到政治行为所面临的道德困境，以及政治本身对私人生活造成的扰乱与威胁。他的观点在学界的不断发展中得到了打磨：他尤其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反哲学唯心主义思潮的影响（虽然英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本身或许并非伯林政治思想在主观上意图批判的对象）。他早期的哲学著作反映出一种怀疑的、非教条的经验主义倾向，对任何系统化的野心都持不信任态度；同时，他对逻辑实证主义的保留立场也体现出他对还原论的质疑态度，这一点贯穿了他的后期学说。

伯林早年的哲学关切，以及他对共产主义与历史哲学的反思，同样始终围绕着个体之间的沟通理解问题——尤其是在个体持有相互冲突的信仰，或隶属于不同阶层、文化、国籍的条件下。伯林力图坚持，即使并不假定存在一套适用于所有人的终极价值标准，个体跨越障碍进行交流（并产生有效的道德评判）依旧是可能的。正是这种在不同主体间达成跨文化理解与沟通的信念，串联起了伯林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哲学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思想，以及后期作品中关于道德多元主义与历史理解的阐释。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与伯林政治学说中的一种隐含的道德平等主义，以及他对人类同情能力的重视联系起来：后者构成了他在道德与人文科学两方面的观念核心。

俄国的思想成果是伯林思想形成过程中的另一主要源泉。尽管伯林对俄国文化与思想的喜爱为人所熟知，但到目前为止只有少部分学者试图在细节层面上将伯林的思想与俄国学术界的辩论联系起来[5]；俄国思想家作品中那些引人深思与富于启发性的部分依旧有待研究与发掘。在本书中，我并未穷尽这方面的讨论；但我尝试着进一步理解俄国思想在伯林理论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并由此从观念史角度对他的作品提出新的见解，揭示其学说中“政治行为的道德困境”这一问题所处的中心地位。面对这类困境，伯林采取了一种不带感情的——但并非无视道德标准的——立场。尽管有人将伯林反对道德绝对主义的立场解读为他本人道德怀疑主义与相对主义的表现，但伯林的作品事实上依然显示出一种对政治伦理的关切；伯林始终试图在相对主义犬儒主义与道德绝对主义之间开辟一条温和而不失原则的行动途径。

伯林关于“自由主义已遭到围困，而共产主义正给其带来前所未有的重大政治挑战”的认知，标志着他成为一名“冷战分子”。但伯林并非仅将目光投向“极权主义”[6]，他也同样关注政治上的“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技术官僚治国制（technocracy）、家长制（paternalism）以及科学主义（scientism）——他认为这些现象不仅存在于共产主义世界，也同样扎根于西方社会之中。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作品为怀疑主义与个人主义进行辩护，倡导多样性，反对一切关于统一、高效、教条式忠诚与“管理主义”纪律的呼号。尽管伯林认为在他所处的时代，对于这些倾向的“科学的”与马克思主义的表达是最为有力的，但他也同样讨论并驳斥了其余的绝对主义“信条”。

通过将伯林对自由的叙述置于他所处时代的辩论之中，以及他本人关于政治与道德的总体展望之中，我意在表明，与当下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相反，伯林本人的立场事实上包含了“积极”自由的某些方面。而与此同时，与其他反对极权主义的自由主义者相比，在接纳“积极”自由的某些变体与衍生产物时，伯林则又显得更为踌躇不定。此外，尽管对“消极”与“积极”自由概念的运用具有其政治意图，但实际情况较之人们的一般认知要更为复杂，“积极”自由并不能被简单地划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进步主义，“消极”自由也不应等同于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laissez-faire liberalism）。

我同样需要就一些我没有讨论的问题给予说明。尽管伯林的早期哲学作品与后期成熟政治立场间的联系是本书的一个重要主题，但我并未详细考察他早期的哲学著作。[7]此外，我仅仅分析了伯林的观念史与历史哲学著作中与其政治道德思想有关的部分，而并未将其作为独立的主题单元加以讨论，这使我略过了伯林20世纪30年代思想发展的一些重要方面，例如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对他的影响。最后，我仅仅粗略地谈及了伯林的犹太人身份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即使伯林未在他的思想中明确表述出来，这一主题也依旧不可否认地是他生命的重心之一。[8]以上是我希望能够在其他场合与时机继续展开讨论的问题。其他的遗漏将是疏忽而非计划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