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　战场态势认知的发展历程

战场态势认知的发展历程伴随着人类社会战争的作战指挥实践不断地演变[12]。在冷兵器战争中，由于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军队兵种又少，武器装备简单，交战双方主要通过白刃格斗决定胜负。因此，作战指挥主要是将帅亲临战场，在战阵内发号施令，直接指挥或派传令兵进行指挥。那时候的指挥机构比较简单，战场态势主要依靠少量谋士和辅助人员协助国王或将帅进行分析，作战指挥的主体是以指挥人员“个体”为主，战场态势既可以依赖于地图进行研判，也可以利用简单的沙盘或简易的兵棋进行推演。当然，指挥人员处于居高临下的地理位置亲临战场进行作战指挥也十分常见。

而在热兵器和机械化战争中，新式枪炮逐渐代替了旧式火器，蒸汽装甲舰取代了木帆船，铁路、电报等新式交通、通信工具有了很大的发展，科学技术广泛运用于军事领域，许多国家相继建立了庞大的陆军、海军，使得军队数量和兵种不断增多，战争规模日益扩大，军队作战指挥增加了运用火力、组织兵种协同等内容，战斗编组、后勤保障、战场管理等指挥内容也比以往更复杂。这就在客观上为作战指挥由“个体”向“群体”过渡创造了前提条件。18世纪至19世纪在一些国家（如法国、普鲁士和俄国等）最终出现总参谋部。正如恩格斯所言，“为了使军团司令、军长和师长能够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指挥所属部队，除了英国军队，所有国家的军队都设有由军官组成的一种专门的业务机关，叫作司令部”。[13]指挥员主要通过司令部对军队实施作战指挥，组织步、骑、炮等作战部队进行协同作战。这一时期的战场态势研判工作主要由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在参谋部门（司令部）首长的领导下完成，由于战场空间变得更加广阔，军队作战行动中陆海空诸军兵种的协同动作更加复杂，在战役，特别是规模巨大的会战中，指挥人员的战场态势研判工作主要依赖于军事地图和沙盘进行。当然，指挥员对战场的现地勘察也是十分重要的。

进入20世纪后期，在信息化战争中，现代信息化条件的高技术局部战争的作战指挥发生了质的变化[14]。由于战场空间更加广阔，战机瞬息万变，部队高度机动，作战节奏加快，精确打击实施频繁，这就要求作战指挥必须高效灵敏、迅速准确，因而也就对作战信息获取、生成和传输等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与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发展相适应，单靠指挥人员与参谋人员的大脑来对联合战场态势做定量分析、定性判断，已无法实现，必须从改善情报信息处理和指挥决策手段上寻找新途径。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基于指挥信息系统的情报处理，利用先进的信息处理技术并结合高素质的指挥人员，提高情报信息的利用率，系统替代指挥人员处理大量事务性工作，让其集中精力从事创造性的思维，提高了指挥决策的科学性；二是基于指挥信息系统的指挥决策，利用计算机仿真技术、大数据处理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不仅能综合考虑军事、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因素，实时地向指挥人员提供大量的指挥信息和多种备选决策方案，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参与指挥人员的决策过程，在特定条件下代替指挥人员进行有限的决策，大大提高了指挥效率。总之，高技术局部战争的战场态势认知，使指挥人员不再只是在纸质地图和实物沙盘上进行战场态势研判，而是在指挥信息系统中进行作战信息处理、战场态势研判、作战方案推演和协调控制等业务操作和处理。基于指挥信息系统的作战指挥已成主流。